中国历代战争史•第6辑.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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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6辑)(第15-18册)(套装共4册)》编辑推荐:蒋介石亲自下令编撰并题写书名,蒋纬国主持修订,军中将校担任撰稿,史家负责指导审校,历21年而成的一部战争史巨作。
•军方专家,俱久历战火、将校之选,史家当中,钱穆、王云五、姚从吾、黎东方、陶希圣、蒋复璁、陈致平等名家悉数效力。囊括全台湾史家、军事一流专家。阵容之强,盛况空前。
•18巨册,500万言,再现中国历史4600年当中500余会战全景。
•历经4个版本,见证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
•一部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通史,一次对中国冷兵器时代的盛大回眸与全面检讨。
•一部沟通历代典籍、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史鸿篇巨制。
•一部中国两岸军方都大量分发军中将校、用以提高官兵军事素养的恢宏之作。
•一部继承中国战略思想,可用以指导军界、政界、商界精英的奇书。
•一部抹平普通读者、各界精英阅读习惯差异的作品。
•一部每一页都是中国前人智慧总结的书。
•台湾陆军上将蒋纬国,三军大学校长、陆军上将徐培根,亲笔作序。
•中信出版社2013年重磅巨作。
•将星荟萃,史家云集,强大的作者阵容:
编纂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委员:徐培根 (陆军上将) 皮宗敢 (陆军中将) 罗列 (陆军上将)
刘安祺 (陆军上将) 余伯泉 (陆军上将)
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将纬国 (陆军上将)
编委会委员:许朗轩 (陆军中将) 朱嘉宾 (陆军中将)
总编纂:李震 (陆军上校)
审校委员:姚从吾 (历史教授) 蒋复璁 (历史教授) 徐道邻 (历史教授) 宋晞 (历史教授)
陈致平 (历史教授) 夏德仪 (历史教授) 刘光 (陆军中将) 张傧生 (历史教授)
方豪 (历史教授) 黄大受 (历史教授) 许朗轩 (陆军中将) 杨家骆 (历史教授)
李方晨 (历史教授) 赵铁寒 (历史教授) 黎东方 (历史教授) 萧一山 (历史教授)
修订委员会:
主任委员:蒋纬国(陆军上将)
指导委员:钱穆(历史教授) 王云五(历史教授) 陶希圣(历史教授) 蒋复璁(历史教授)
黄季陆(历史教授) 方豪(历史教授) 屈万里(历史教授)

名人推荐
研究中国全部历史,若只求其兴衰之道,则不免偏于政治与军事之细节,而忽略其政治思想之弘大;若只求其文化之弘大,则不免驰骛哲理,形成高远之政论,二者皆未能阐明民族精神之所在。……战争本为当时政治之一部份,因之从事于各代政治作深一层之研究。历时数载,涉览载籍至数百十种,浸润既久,逐渐发见中华民族所以历久永存之理。深信此理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宝典,抑且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处之药石。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徐培根
本书系综合记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存发展之战争史,为“三军大学”奉蒋公手令所编纂。……以阐扬中华民族坚强之奋斗潜力与立国精神,并融汇与启发中国之战争思想及战争艺术,用意至为深远。
——《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蒋纬国
18卷本《中国历代战争史》有许多后出著述不及的长处,其作者军事素养深厚,有的还颇富指挥战争的实践经验。他们在认真分析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战前战略态势,双方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战法,战争进程及成败原因的分析较全面,认识较深刻,颇能“言人所不言”。
该书战略分析层次清晰,注重创新性。战略分析通常可以分成对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和具体战争计划与实施方案等不同层次,上一层战略制约着下一层战略。本着这一认识,《中国历代战争史》对每一历史时代都有高屋建瓴式的总体叙述,使读者可以全面了解当时的战略格局、参战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情况,在此基础上再对参战各方战略加以分析,就如同层层剥笋,有很强的说服力。
该书能在大陆地区正式出版,并以横排方式适应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相信将会对大陆读者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近代战争史,促进军事历史研究的发展颇有助益。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 刘庆
专业军事人员与权威历史学家的联手,是本书质量的最大保障。前者保障了“战争”研究的专业性,后者保障了“史”的底蕴。
——知名历史学者、《布局天下》作者 饶胜文

作者简介
台湾三军大学,台湾三军大学前身为广东黄埔军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迁往南京市黄埔路北端为陆军军官学校。1949年后迁往台湾,1952年改名“国防大学”,1959年改名“三军联合参谋大学”,1969年合并台湾各军种的“指挥参谋大学”改名“三军大学”。2000年再次改名“国防大学”。
1955年10月1日,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以“机密甲字第八十三号”手令,指示三军大学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1956年1月,台湾三军大学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撰委员会”并开始工作,1972年5月全书编印完毕,历时16年。更于1975年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历时5年修订,力求内容臻于严谨周密。
钱穆(1895-1990),号宾四,江苏无锡人,知名史学大家、国学大师。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新亚书院。1966年移居台北,最高票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蒋介石特赠“素书楼”用以读书著作。所著归于《钱宾四先生全集》,全54册,1700万言。
王云五(1888-1979),字日祥,名鸿桢,亦称岫庐,广东中山人。国学大师、出版界巨擘。23岁出任孙中山大总统府秘书,因上书教育总长蔡元培建议教育革新,深得蔡元培激赏。次年去职后,胡适介绍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因与商务结下不解之缘,其后除一度从政外,先后主持商务凡40年。去台后,出任故宫中山博物馆联合理事会理事长、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总统府”资政,主持“总统府”临时行政改革委员会。所著百余种,有“博士之父”之称。
陶希圣(1899-1988),名彙曾,湖北黄冈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中主将,知名政论家,两岸公认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的权威。1927年参预北伐工作,从此以字“希圣”行世。1939年任职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次年揭露汪日密约后,脱离汪伪政府,任蒋介石侍从秘书,为蒋起草《中国之命运》,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去台后,屡任国民党内和政府中要职。一生色彩斑斓,与各派政治力量结缘,但学术造诣甚深,著作甚丰,所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学养深厚,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权威之作。
蒋复璁(1898-1992),字美如,号慰堂,浙江海宁人。知名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权威。北京大学哲学系、德国柏林大学图书馆学院毕业,韩国成均馆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圣若望大学荣誉人文学博士。历任清华大学讲师、北京大学讲师、北平图书馆编纂、国立编译馆编审、普鲁士邦立图书馆客座馆员。去台后,任中央大学、台湾大学、师范大学教授,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行政院顾问”,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图书馆馆长、台北故宫博物院院,主持影印出版《四库全书》。著有《图书与图书馆》、《中国图书分类论》、《图书馆管理法》、《论语集目》、《孟子集目》、《四书集目》、《易经集目》等,编著《珍帚斋文集》130余万字,主编有《徐志摩全集》《蒋百里先生全集》。
陈致平(1908-2002),湖南衡阳人,琼瑶之父,著名史家。早年任中学教师,后任教于成都光华大学、国立广西大学、同济大学。1949年赴台后,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文化大学,一度赴新加坡,任教于南洋大学。著有《秦汉史话》《三国史话》《中华通史》。以《中华通史》一书最为知名,曾荣获1981年台湾图书著作最高奖金鼎奖。
方豪(1910-1980),字杰人,浙江杭县人,知名史家、神学家、中西文化交流史权威。历任浙江、复旦、辅仁、津沽等大学教授,并任系主任、院长等职。去台后,任台大教授、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西交通史》《宋史》《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李之藻研究》《方豪文录》《方豪六十自定稿》。
宋晞(1920-2007),字旭轩,浙江丽水人,当代著名史家,研究宋代史之著名学者。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及史地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国防研究院四期毕业,韩国建国大学校名誉文学博士。历任海疆学校、台湾省立师范大学、辅仁大学、东海大学、中国文化学院教授,国防研究院文化研究所所长兼文化组首席讲座,中国文化学院副院长、院长。美国圣若望大学访问学者,香港珠海书院讲座教授。著有《宋史研究论丛》《旅美论丛》《中国史学论集》《华学研究论集》《中国文化与世界》《清末华工对南非屈兰斯瓦尔金矿开采的贡献》等书。编有《正史论赞》《司马光史论》《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等书。
屈万里(1907-1979),字翼鹏,山东鱼台人,史学家、《诗经》《尚书》和古文字领域著名学者。幼考生员,肆业北平私立郁文学院国文系,“九一八”而辍学。任职山东省立图书馆。1940年转任职中央图书馆。旋“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任助理员,十余年间,穷治文史。在台湾时期,历任台湾大学副教授、教授,“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及院士兼所长等职。1965年后,连续任美国普林斯顿高深研究所研究员及客座教授,及新加坡南洋大学客座教授,并在台湾各大学教授等职。为《诗经》《尚书》和古文字领域著名学者。1979年病逝。

目录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5册)目录:
第十七卷 清代(上)
第一章 清代全般大势 3
第二章 萨尔浒之战 33
第三章 辽沈及广宁之战 85
第四章 宁远及锦州之战 125
第五章 皇太极征朝鲜之战 156
第六章 后金迂道袭燕京之战 177
第七章 后金五次迂道入关及松锦之战 203
第八章 南明诸帝抗清各战役 225
第九章 南明郑成功抗清复明漳厦之战 266
第十章 南明郑成功进攻南京战役 291
第十一章 南明郑成功东征台湾战役 317
索 引 349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6册)目录:
第十七卷 清代(中)
第十二章 三藩反清复明战役 3
第十三章 清平定内外蒙古之战 40
第十四章 平定准噶尔战役 75
第十五章 乾隆平定回疆之战 122
第十六章 平定西南苗瑶及大小金川战役 153
第十七章 平捻之战 187
第十八章 平定陕甘之战 213
第十九章 光绪平定新疆之战 251
第二十章 平定云南之战 291
第二十一章 平定西藏及征廓尔喀之战 304
索 引 333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7册)目录:
第十七卷 清代(下)
第二十二章 征缅甸之战 3
第二十三章 征安南之战 28
第二十四章 中英鸦片战争 48
第二十五章 英法联军入犯北京之战 75
第二十六章 中法对越南独立问题之战 112
第二十七章 中日甲午战争 142
第二十八章 八国联军攻北京之战 277
索 引 329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8册)目录:
第十八卷 太平天国
第一章 太平天国全般大势 3
第二章 金田起义至奠都金陵诸战役 47
第三章 太平军北伐与西征诸战役 97
第四章 杨韦事变前后天京解围诸战役 130
第五章 安庆争夺战及苏浙诸战役 157
第六章 太平天国覆亡诸战役 185
主要参考书(资料)目录 209
修订版跋一 226
修订版跋二 233
附录一:本书前版编后志略 236
附录二:为“战略”正名释义 238
修订委员会人员简介 256
索 引 267

《中国历代战争史》总目录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册):上古~春秋(上)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2册):春秋(下)~秦代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3册):楚汉战争~东汉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4册):三国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5册):两晋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6册):南北朝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7册):隋代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8册):唐代(上)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9册):唐代(下)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0册):五代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1册):宋辽金夏(上)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2册):宋辽金夏(下)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3册):元代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4册):明代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5册):清代(上)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6册):清代(中)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7册):清代(下)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8册):太平天国

序言
序言一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徐培根
人类在数十万年持续不断之生存斗争中,其出现于斗争舞台或消逝而退隐,乃历史上所常见不鲜之事。尼罗河畔之古代埃及人,美索波达米亚草原之古代巴比伦人,在世界早期历史中,均曾有卓然不凡之成就与贡献。但历时既久,其适应力不足以抗御时代之巨轮者,多已悄然褪色,或退出人类斗争之舞台,阒然无闻于世。独我中国之文明,兴起之早,盖与古埃及与巴比伦文明相颉顽,迄今已历五千余年。在此长期之生存斗争中,我国国势虽有时而盛,有时而衰,但至今犹能卓然自立于世界者,此其中当有其长存久持之道。吾人综读此五千余年之历史,细加研求,得二理也。其一为英国近代史学家汤因比氏(A.J.Toynbee)所发见之定则,即艰难奋斗,乃能创造新的文化和文明。汤因比之言曰:
“人类所受严酷之考验,其第一个阶段是由阴入于阳(即由静入于动),其所经过是动的行为,这是人类受到敌人大挑拨(Temptation)而做出的。人类付出其智慧与努力之代价,历尽艰难困厄,最后终于克服敌人获得胜利,遂居于进步前驱之列。”
研究古代文化之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在其所著《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一书中亦有如下之记述:
“许久许久以前,一群无衣的、无居室的、无火的野蛮人,来自热带中温暖的故居,逐步向北方前进,由春季以迄夏末。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所离开的是温暖之地,直至九月,才于夜间感到砭骨的风寒。一天一天的过去,情形又更坏了。他们不知道原因所在,到处乱窜以期避开。其跑到别处的通通死亡。他们有极少数的人,看到这样刺人的天气无法可避,乃运用人类最高之能力,以从事于有意的发明。有些掘地以蔽风雨,有些采取树枝树叶盖起茅屋,搭起暖床,又有些一取兽皮以裹身。不久,这些野蛮人便朝向文明大步迈进了。裸体的有了衣服;没有房子的有所遮盖;一无储备的则取肉类干制而收拾起来,在冬天并储有硬壳果了。他们调整自己以适应艰苦之环境,终于步步向前得到了生存。”
像这样人类与自然环境之斗争,在中国古代传说上亦有很多之记述,如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禹平水土,益焚山泽,皆为我国先民与自然环境艰难奋斗之事迹。其间软弱无能者多已归于淘汰灭亡,惟有坚强奋斗者始能继续生存。此可证明汤因比氏研究历史所发见之原则,确为不易之定论。与汤因比氏研究历史所得相同之结论,我国孟子亦有同样之言论。孟子之言曰: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综合孟子与汤因比氏之所论,即所谓“多难兴邦”与“逸豫丧邦”之意。其实世界各民族,每个民族都是经历过许多艰难与困厄,但其胜败存亡迥然异数者,盖非艰难困厄之难易,而在经历艰难困厄时能坚忍不屈,动心忍性与增益所不能之为难能可贵也。中华民族在其长期奋斗之历史中,经历内忧外患艰难之多,无异于世界古文明各民族,而卒能克服艰难卓然自立者,赖有此动心忍性坚忍不屈之民族性也。
其二惟何?则为中华民族之政治思想,竟为天下一家之世界思想也。《尚书•尧典》中首提“协和万邦”。当时所谓万邦,盖即各氏族之众多部落,而使和平辑睦以相处也。从史实上看,中华民族每当兴盛时代,文治武功赫奕,四周邻邦之依附者,完全为仰慕上国文化而贡纳其方物。故邻国之依附,乃为文化之交流,而非武力之征服。而治国者从不以征服异族为荣,反以所治之人民匹夫匹妇不得其所为耻。在统治中,必使各族平安相处,和协辑睦,文化混同,血缘交流,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为中国政治思想之极则。各民族在此恢弘容让之气氛中,如春风和雨之陶冶,自然涵容同化而不自觉,久之遂混化为一个民族,而其利害祸福无有畛畦之分矣。吾人就此五千余年之历史中,当时有所谓夏、夷、黎、苗、猃狁、獯鬻、肃慎、东胡、戎狄、荆楚、百濮、群蛮,乃至鲜卑、匈奴、氐、羌、羯、突厥、契丹、回纥、吐蕃、女真、蒙古、满洲等不胜枚举之各族,今日欲再追寻其痕迹而不可得,而各族之后裔,均浑然同处于中华民族之中而不自知,亦不以此而自外也。此岂世界其他民族之残忍相杀,或近代弱肉强食之理论所可比拟哉?原来世界人类,均属圆颅方趾,其是否同出于一源,固有待于研究与考证,但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则属心同理,行同伦也,此为中国大同思想之根源,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大而且久者,盖实赖此一哲理之存在。
再就中国之军事思想而言,所有我国古代兵学,对于用兵之战争均以仁爱为出发点。《司马法》曰:“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太公六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无取于民者,民利之,无取于国者,国利之;无取于天下者,天下利之。”《尉缭子》曰:“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又曰:“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也;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所以中国之军事思想以安民利民为目的,而用兵则在诛伐暴乱,拯救人民为事,此与西方兵学家以崇尚杀戮征服者大异其趣。
吾人细读中国五千余年之历史,自原始之众多异族并处,逐渐进于现今之民族混同,盖无一不由前此二理之交互为用,前者出于坚忍不屈,故能历久弥远而卓然自立;后者出于仁爱一体,故能涵容混同而相助相成,二者皆为中华民族所以永存之道也。今就以史例言之,中国开国之初,即有夏黎两族黄帝与蚩尤之战争。当时蚩尤声势之优越,黄帝固以艰难百折,始能获取胜利者,但黄帝既胜之后,夏黎两族相处若一家之人,故两族同化最早。嗣后汤武战胜桀纣,既胜之后,则用夏变夷,翕然同化。后至汉唐宋明各代,亦无不皆然。由以上之史例以观,诚可证明中华民族之永存,实由于上述坚忍与仁爱之两种民族性之交互为用,而又交互相成之功。
研究中国全部历史,若只求其兴衰之道,则不免偏于政治与军事之细节,而忽略其政治思想之弘大;若只求其文化之弘大,则不免驰骛哲理,形成高远之政论,二者皆未能阐明民族精神之所在。而我国历史文化载籍浩繁,欲研求此种事理,则整理过往之史料而使成为一种有系统之记载,殆为今日史家重要之责任。况当现代,世界已进至卫星飞弹氢弹钴弹时代,人类已濒临毁灭之边缘,则中华民族之卓然长存与涵容混同之史迹,殆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存之借镜。则斯编之辑,不仅可为中华民族后人在此剧烈竞争之时代中,知所以自处之道;抑且可告知世界人类,残忍相杀,终非永存之唯一途径,而翻然有所改变,斯则世界人类共同之福祉也。
余等奉命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战争本为当时政治之一部份,因之从事于各代政治作深一层之研究。历时数载,涉览载籍至数百十种,浸润既久,逐渐发见中华民族所以历久永存之理。深信此理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宝典,抑且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处之药石。故提其要点,垂涕而道,语重心长,不觉其言之深也。全书既将完成,乃以此意为之序,良可用以勗勉国人,使知所以自励;亦所以贡献于世界,借以增进共勉之道。
中国历史典籍浩繁,史料丰富,而编者限于智识与时间,其取舍之间,常以与当时政治军事有关者为范围,因之其谬误与遗漏在所难免,深望海内贤达,时加指正,则不仅本书之幸,编者同仁亦深得裨益焉。
修订序言
“三军大学”校长兼《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蒋纬国
本书系综合记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存发展之战争史,为“三军大学”奉蒋公手令所编纂。近以公开出版,传诸于世,本校为慎重其事,特组设修订委员会,校订内容,增编索引,调整册次,统编目录。纬国忝为主任委员,深感此一巨著之传世,对其编纂与修订之缘起及经过概要,应首加说明,以供读者研究本书之参考。
1955年10月1日,蒋公以(四四)机密甲字第八十三号手令,指示“国防大学”(本校之前身)编纂中国战争史。“国防部”于同年十一月二日以孝孔字第五○号令将此手令转饬本校。
手令要旨谓:“中国古代战争史应在‘国防大学’专设研究小组,并聘文学历史学者对于战史特有研究者,参加研究与编纂,此可与张其昀‘部长’切商实施。”编纂中国古代战争史,以阐扬中华民族坚强之奋斗潜力与立国精神,并融汇与启发中国之战争思想及战争艺术,用意至为深远。
本校为执行此项研究与编纂工作,于1956年1月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遴选对兵学及战史富有素养之将校担任撰稿,并聘请名史学家指导与审校。此项编纂工作直至1972年5月,全书方告编印完竣,历时凡十六年有余,盖为力求内容臻于严谨周密。
本书印制后,大部分分发军中干部阅读,以增进其对中国战争史之认识,磨练用兵修养;一部分赠送教育文化团体、学术研究机构及学者,以扩大学术思想之交流。数年以来,颇获各方赞许,并纷纷来函索阅。本校鉴于编著书籍在供人阅览,传播思想,故特将本书公开出版,以广流传。使此宏富之中国战争思想,更能发扬光大。
我国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本书从浩繁之史料中,整理研究,融汇精练,编纂成体系一贯,系统分明之战争史。对每一朝代,首先综合论述其全般大势,包括:地理形势、政治情势、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运用、主要人物之影响等,由此以明了该一朝代之全般情势及盛衰得失。对每一朝代之重要战役或会战,则各以专章论述。在每一章中,则先论述该一战役或会战前之一般形势、形成导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运用得失、战后情况等;最后对该战役或会战加以综合申论,以检讨其成败,并引战争原理原则相印证。由此以吸取战史之教训,启发战争指导之智慧。
本校依据过去编纂及今日修订本书之体认,深感对我国古代战史之价值,应在此加以阐述;对欧美人士曾有误解我国战史者,应在此加以辨正,俾使史实之真谛易于发扬。过去我国史书上对战史之记载,常偏重于战争理论;对执行战争之方法与技术,则散见于各种记载中,零碎片断,难于寻觅。因而使人认为我国战史缺乏人、时、地、物之精确数字,疏忽作战行动之详确空间与所用之战具。此或由于史书成于儒家之手,而儒家重“王道”,轻“霸道”,避免渲染战争之杀伐行为,有以致之。更或由于古代史学家认为战争哲理可以持久,而战争之方法与技术,随力量、空间、时间之不同而变化,难以为训。至于野战战略方面,或因秘而不宣,或因写史者未能体会,故多未作有系统之分析,或仅作语焉不详之记载。后世之兵学家与史学家,亦鲜有致力于搜集此等零散之史料,未能专力研究整理而补充之。欧美人士以现代之眼光看我国古代战史,每认为我战史空泛,而轻视之。本校编纂本书时,对人、时、地、物之考证,曾力求详确;并根据当时之情势,作合理之研判,以求弥补(凡研判者均注明系研判所得)。本校依据编修本书二十年来之体会,认为我国古代战史用现代纯军事观点视之,虽有若干缺陷,但在战争理论与指导上,则极具价值,如建国大政、国防经营、建军制度、战争策划、战略与战术之运用等,皆有丰富之经验与辉煌之成就,实具有永恒之学术价值。
尤有进者我国有悠久光荣之历史,地广民众,雄居亚洲要域,以此背景缔造之战争史实有其独特之价值,简言之,概可以大战略、国家战略、军事战略、野战战略及战术等四项说明之。虽然在我国古代战史中,未曾明列此等项目,但其内容均有包涵,只不过以不同之术语与辞句表达而已。为使研究我国古代战史者,易于与现代之战略区分发生连系,故特以此四项阐述之。
第一,在大战略方面:我国过去各朝代对大战略之运用极为讲求,尤其在纷乱之时代,常有突出之表现。所谓大战略,亦即友邦间为谋求共同目标而发挥统合力量之战略。至当代各种战略之定义已另撰《为战略正名释义》,刊于本书第十八册之末。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中原诸侯与楚、秦之斗争,各邦国大战略之运用,已极具战争艺术化之能事。其中如春秋时代,晋、齐、秦联盟以破楚之城濮之战,秦、楚联盟以对抗晋、吴联盟所形成之长期争霸斗争;战国时代之苏秦合纵以抗秦、张仪连衡以破六国等,即为显著之史例。诚然,各朝代对大战略之运用,巧拙有别,因而产生不同之结果。但我国历史学家对此等历史事实之评述,则几乎抱有同一之观点,即赞誉信守国际道义,并称许长治久安之政治与军事战略;对于国际间之背义或暴虐行为,必力加谴责。
第二,在国家战略方面:我国过去各朝代虽无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心理战略及军事战略等名词,但其运用多能讲求配合。所谓国家战略所包涵之政治、经济、心理及军事四略,过去尝统称之为政战二略。惟近代国家事务日形繁杂,仅政略与战略两词,已有不够明确之虑耳。我国过去特别重视行仁政,讲信义,安民居,裕民生,以奠立政治、经济与心理战略之基础,而军事力量之运用,旨在以战止战,保障和平。虽然在我国悠久之历史中,各朝代对国家战略之运用,常因帝王及其将相之观点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历史事实指出一项规律,即凡能统合运用总体国力,且以“仁爱”为出发点运用军事力量者,必国强民安;反之,必国破民困。秦、隋二代于统一之后,均拥有强大之武力,但却为我国历史上之短命王朝,即为显著之例证,其败亡之因果关系,值得引为戒鉴。
第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我国过去甚重视建设边疆之防卫城塞,并配合以富有机动性之强大武力。以城塞防卫基地,以求国防之强固持久;以机动武力打击敌人之武装力量,以求国防之安全。如现仍存在之“万里长城”,即为过去国防建设之遗迹;汉、唐及元代之强大骑兵部队,动辄驰骋数千里而作战,即为军队机动性之例证。我国历史证明,当国家具有统一且富有机动性之强大武力时,则常形成强盛、繁荣、幸福之时代;当武力分割,或军队之机动力丧失时,则内忧外患随之而起,常形成衰弱、贫困、痛苦之时代。历史铁证,历历在目。
第四,在野战战略及战术方面:我国过去用兵,极重视先期之准备,欺敌之运用,又极重视政治与心理方面事先创建优越之情势。认为战争指导者应谋“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主张“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主要之用兵思想。因此,我国过去用兵较为重视“间接路线”,其战例之多,不胜枚举。但我国过去用兵亦有主张“直接路线”者,讲求毁灭战,谋求在会战中歼敌主力,甚至“屠城”,以求解决战争。例如: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尚书•武成篇》);周公东征,残灭奄国(古《竹书纪年》);并曾毁灭数百年之殷都成为麦田(箕子《麦秀之歌》);项羽用兵常取攻势,专寻求敌人之主力而击灭之;元代军队攻取敌人之城镇后,常借“屠城”以彻底毁灭敌人等皆是。上述用兵思想之运用,在我国古代已有极成功之表现,缔造出许多典型之战例。如:
晋文公诱楚军深入,以击败楚军之“城濮之战”;
晋军伏击,各个击灭秦军之“殽函之战”;
晋军集中优势兵力于左翼,以击败楚军之“鄢陵之战”;
吴军以欺敌及奇袭,击败优势楚军之“鸡父之战”;
越军于削弱吴军后而致胜之“笠泽之战”;
齐军以逸待劳,战胜魏军之“桂陵之战”;
齐军以减灶诱敌而战胜魏军之“马陵之战”;
齐军以欺敌与奇袭,战胜优势燕军之“田单复齐之战”;
秦将白起利用地形,歼灭优势韩、魏联军之“伊阙之战”;
秦将白起先截断赵军补给线,彻底歼灭赵军之“长平之战”;
韩信于夏阳偷渡奇袭安邑,获致全胜之“灭魏之战”;
韩信行背水阵,以欺敌与坚忍击灭优势赵军之“井陉之战”;
韩信利用和平攻势,奇袭破齐之“临淄之战”;
韩信以欺敌分散敌军,乘敌半渡而击灭优势齐楚联军之“潍水之战”;
韩信以完全包围歼灭楚军之“垓下之战”;
唐太宗先截断敌之补给线,而击破强敌刘武周之“柏壁之战”;
唐太宗运用内线作战,先击灭敌之援军,终于迫使王世充投降之“洛阳之战”;
唐代李靖以机动与奇袭击灭萧铣之战;
唐代李靖以远程追击歼灭吐谷浑之战;
宋初李继迁以面吃点获致胜利之“灵州之战”。
本书中包括我国历代重大战役及会战五百余次。上述举例仅乃一小部分而已。
举世皆知之《孙子兵法》一书,实乃我国春秋时代用兵艺术之归纳。其中每一用兵之原则与法则,均有实战之背景为其依据。此书为古今中外所尊重,欧美人士更视之为东方用兵思想之代表,由此可见中国用兵思想之宏富与完备。
本书此次修订之主旨,在求内容正确,阅读方便。为求慎重,特敦聘学识渊博,著作丰富之名史学家(以姓氏笔划为序)王云五先生、方豪先生、宋晞先生、屈万里先生、陶希圣先生、黄季陆先生、蒋复璁先生、钱穆先生等为指导委员。承诸位热心指教,解疑释惑,使本书之修订受益良多。
本书之修订工作为求有效执行,特聘请对历史及兵学深具素养,且有丰富著作之李震教授、陈廷元少将为修订委员,执笔修订。陈廷元将军负责设计修订出版之全般构想,主编增加之资料,协编索引。李震教授主编索引,协编增加之资料。至于内容之校订,则两位共同负责逐字逐句精校。由于两位修订委员在本书编纂时已担任重责,深悉本书之内容,故于修订工作上得收事半功倍之效。其发挥高度热诚与智慧为本书所作之贡献,将随史页而长存。
本书自编纂之始,迄今修订出版,多承前“教育部长”、今“中华学术院”院长、“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张其昀博士之指教与鼓励,敬致谢忱。
本书之出版,承黎明文化事业公司鼎力支持,此种友谊实足珍贵。
本书此次修订出版,虽力求严谨周密,然以内容如此广博,包含之时程如此长远,遗漏与谬误之处仍所难免,深望海内外先进,惠予教正。

文摘
第一章 清代全般大势
第一节 清代盛衰概况
清自其太祖努儿哈赤于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称帝,建元天命,国号后金始,历十二帝至1911年(宣统三年)亡国,共历凡二百九十六年。在此近三百年之历史中,其盛衰概况,概可分为三期,兹述之如次:
清代帝系及年历:
皇帝在位时间年号年历
太祖努儿哈赤12天命1583年萨尔浒战胜。
1615年定八旗兵制。
1616年称帝。1626年死。
太宗皇太极17天聪,崇德元年征朝鲜。二年征蒙古、察哈尔。改国号大清改元崇德(1636年)。再征朝鲜。十六年洪承畴降。
世祖福临18顺治六岁即位,十三岁亲政。元年(1644年)入关。多尔衮摄政。二年灭李自成。三年灭张献忠。
圣祖玄烨61康熙八岁即位,十三岁亲政。元年明桂王被杀。二十年三藩平。二十二年台湾平。三十六年外蒙古平。六次南巡。
世宗胤祯13雍正青海蒙古略定。西南苗疆平。
高宗弘历60乾隆十全武功(平准二、平回一、平金川二、靖台湾一、降缅甸安南各一、降廓尔喀二)。六次南巡。编《四库全书》。
仁宗颙琰25嘉庆川楚白莲教乱。清代中衰。
宣宗旻宁30道光十九年鸦片战争。三十年太平天国起事。
文宗奕詝11咸丰英法联军之役。
穆宗载淳13同治慈安慈禧听政。三年洪杨平。捻回平。
德宗载湉34光绪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八国联军之役。拳匪之乱。孙中山革命起。
宣统溥仪3革命军在广东举事一再失败。辛亥革命军武昌举事成功。清亡。
开创时期:本期自努儿哈赤创业始,至三藩、台湾之平定百年间,努儿哈赤征尼堪外兰以降(1583年),次第荡平关东诸部。又破明兵,拔辽沈,兵威所至,无不率服。天聪、崇德之间,下朝鲜,臣蒙古。迄顺治朝,遂入关定鼎,取明而代之。但明室诸王及遗臣宿将,犹相继保据东南及西南,以图恢复,且有称兵海外者,至康熙初不绝如缕。及康熙二十年(1681年),分据云南台湾之吴世璠、郑经皆死,三藩悉平,台湾在握,海内统一,于是清之国基固矣。
全盛时期:本期自康熙中世至乾隆末年百余年间为鼎盛时期。此期之武功,则西藏、青海、准噶尔、回疆,次第平定,境土增拓,超越前代。其外交,则《尼布楚条约》,使俄罗斯尽撤黑龙江畔之堡寨,而以外兴安岭以南之地,归还中国。其文治,则康、乾两朝,再举鸿博科,广刊巨籍,影响及于全国学界,文学考订,斐然称盛。此期之历史,可与汉、唐媲美。
衰亡时期:本期自嘉庆初年,至于宣统亡国百余年间,内则白莲教、苗族,相继煽乱;而太平天国竟奄有中国本部之太半,满清之不亡者几希,其间更历三朝,用兵十余年,仅乃克之。外则欧人东渐之势力,日以扩张,自鸦片战争以降,数与外人构兵,而每战必败,每败必丧权辱国,如港湾租借,矿山开采,铁道权之让,相逼而来。西力之东侵,如洪水猛兽,一发而不可制,于是内忧外患相乘,清朝遂亡。(汪荣宝《清史讲义》)
第二节 清代军政制度
一、中央之军政
自古以来,凡以一小部族发展而为大部落,复由大部落发展而成国家者,皆因战争而开疆拓土,而建邦立国,故其初必文武不分,军政合一。满清以一小部族兴起于长白山之麓,自亦不能例外。
牛录与四旗兵制:满清始祖努儿哈赤,以遗甲十三起兵复仇,其始仅是一小部落之酋长。及克图伦,收栋鄂,归附日众,兵威骤大,亦仍不过临阵冲锋,受其指挥而已,固尚无画一之兵政。其当时之编制,有所谓“牛录”者,即女真人狩猎时,不计人之多寡,各随族党屯寨而行,及至围场,乃每人出箭一枝,而于十人中择一人领之,令毋离队越次,称为“牛录额真”。牛录即大箭,额真即主之意(后至雍正初,以都统印信额真二字作主字解释,非臣下所得用,乃改为固山谙班)。至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儿哈赤始分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长一,名曰“牛录额真”,当时只四牛录,用黄、红、蓝、白四色为军旗。以分别四牛,是即四旗兵之始,后来满清八旗兵制之基础即启于此。
八旗兵制: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努儿哈赤犹只有四旗兵,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始增设四旗,而用原红、黄、蓝、白四色旗加以他色镶边以别之;黄、蓝、白旗镶以红色边缘者三旗,红旗镶以白色边缘者一旗,为新四旗,合原有四旗,遂为八旗,即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是也。其编制如次:
三百人一牛录额真(一再改为“牛录章 京”,“左领”)
五牛录为一甲喇额真(后改“甲喇章 京”、“参领”),共为一千五百人。
五甲喇额真为一固山额真(此总管大臣后改为“都统”),每固山额真设左右梅勒额真(后改“梅勒章 京”、“副都统”),共为七千五百人,是为一旗。
固山额真之上,有和硕贝勒,称为固山王,此即满清封建王国之规模,固山王即犹中国周代之诸侯也。但其封邑无疆土之胙,以在旗者为之奴属,故旗人对帝王则自称奴才。人民以所属之旗籍贯,不论居地乡里,但曰某旗某牛录,凡能被甲者,即尽属士兵,是为满清初期军政合一之制。(《清代通史》卷上页五三~五四)
行政组织:努儿哈赤已创八旗之后,军律渐整,乃复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参决机务;札尔固齐(蒙古语理事官)十人,分任庶务。此等理政大臣与札尔固齐,常以八旗固山额真(总管大臣)或梅勒额真(佐管大臣)等兼之。其体制文武不分,军政合一。若国人有诉讼,先由札尔固齐十人审问,然后言于五大臣;五大臣再加审问,然后言于诸贝勒。众议已定,犹恐有冤抑,乃令讼者跪于努儿哈赤前,再详问之。由于此种理讼之认真,是非严明,故臣下不敢欺妄,民隐上达,国内大治,奸宄不生;遗物于道,无或隐匿,必归其主,求其主不得,则悬之公署,使认取之。田野,刈获已毕,始纵牧群,无敢窃害者。行军,队伍整肃,节 制严明;克城破敌之后,审核将士功罪,当罚者虽亲不贷;当赏者虽疏不遗,是以将士一遇征伐,靡不欢欣效命,攻城则争先登,野战则奋勇力战,所向克捷,丕烈昭著。
观此,可知满清初期,由军事组织发展而为部落政体。旗,初为军队之标帜,后乃转为部落之区分,为人民之所隶属。其在政治之行政上亦惟知以军事统其部属;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之事,皆视“旗”为区分,驯至听讼理狱大政亦然,军与政为一体。
军、政制度之演进: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儿哈赤死,太宗皇太极嗣位,乃召诸贝勒定议,每旗仍各设总管大臣一,为总管旗务之大臣。凡议国政,与诸贝勒偕坐共议;出猎行师,各领本旗兵而行,一切事务,皆听稽察,一如以前之固山额真兼充议政大臣。是为总管旗务之八大臣。其每旗各二之佐管大臣,察理本旗事务,审断词讼,亦一如以前之梅勒章 京兼理事大臣,是为佐管旗务之十六大臣。
又,每旗各设调遣大臣二。此十六大臣,出兵驻防,以时调遣,所属词讼,仍令审理。至崇德六年(1641年),以议政大臣或出兵,或在家,有事谘商人员太少,若遇各处差遣则左右及王贝勒之前,竟无议事之人,乃命固山贝子尼堪、洛托、博洛等与议国政。每旗各设议政大臣三员,以巩阿岱等充之。盖其时虽已设六部,但国家大事,仍为贵族将领所操纵;故此虽较努儿哈赤时代之八旗制度为稍异,然以兵制为官制,军民之政不分,前后仍复相同。
天聪八年(1634年),始定军制之名。先是,各旗所隶兵,止就该管将领称为某将领之兵。至此,始以中国军制上之名称如护军、前锋、守兵、边兵、援兵、炮兵、骑兵、步兵各营伍,分别称之。又蒙古兵称左右翼;石廷柱、马光远所管之兵,称汉军;孔有德、耿仲明所管之兵,称天祐兵;尚可喜所管之兵,称天助兵。入关后,顺治十七年(1660年),又因明制而有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御诸名,论功加授。
蒙、汉八旗之增设:努儿哈赤于初设八旗兵时,合满、蒙、汉为一而编组之。每三百人由一佐领(牛录额真、牛录章 京);五佐领设一参领(甲喇额真、甲喇章 京),领千五百人;五参领设一都统(固山额真、固山章 京),领七千五百人;每都统设左右副都统(梅勒额真、梅勒章 京)。共八旗八都统六万人。其时满洲佐领有三百零八人,蒙古佐领七十六人,汉军佐领十六人,共佐领四百人。其后归附日众,生齿日增,至天聪九年(1635年),乃分蒙古为八旗。兵万六千八百四十人。崇德二年(1637年),又分立汉为二旗,以石廷柱为左翼管旗大臣,马光远为右翼管旗大臣。至崇德四年,汉军由二旗再扩充为四旗。崇德七年,又扩充汉军为八旗,“天祐”“天助”兵皆编入之,仍各有旗色以为别。满、蒙、汉八旗外,又设索伦锡泊等兵,察哈尔兵。顺治入关以后,军民之政乃始画分,而非旧制矣。
二、汉化之政制
部院官制之始定:太宗皇太极天聪五年(1631年),始定议从汉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一如明制,每部皆以一贝勒主之,曰“管某部事”(犹后之管部),其下有承政、参政、启心郎(似为译员)、办事、笔帖式等官。承政,满蒙汉各一人;承政之下皆设参政八人,惟工部分满八人,蒙汉各二人(犹后之尚书侍郎)。办事、笔帖式则各酌事之繁简补授。文臣赐号巴克式、榜式者,仍许旧称,其余并令改称笔帖式。
崇德元年(1636年)设都察院,司谏诤君主,奏劾诸王贝勒大臣之旷职不敬者,乃究察六部听断不公之事,其官制与六部同。明年,更定部院官制。先是,部院设满汉承政三、四人,其余参政凡二等。至是,每衙门只设满承政一员,以下酌设参政、理事、副理事、启心郎、额者库(即笔帖式,犹后来之主事)各官,凡五等。三年(1638年),更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专治蒙古诸部事,官制亦同六部。合六部两院,是为八衙门。部事以贝勒主之。军政民政始分,官制亦由此而确立。八年(1643年),又命诸王贝勒不得管理部院,是为满清制度又一演进,盖此时国事日趋繁殷,非复头脑简单之王贝勒所能胜任矣。
文馆之设立与内三院之更定: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以历观历代帝王得失之故,且欲记注国家政事,以昭信史。乃命儒臣达海等十人分为两直,翻译典籍,记注政事,名曰文馆,及崇德元年(1636年),改文馆为内三院:一名内国史院,记注君王起居、诏令,收藏御造文字;凡用兵行政,六部所办事宜,外国所上奏章 ,编为史册,并修纂历代实录,撰拟郊天告庙祝文,功臣诰命,诸贝勒册文等均属之。一名内秘书院,撰与外国书,及上赐敕书,并谕祭文录,各衙门奏疏及词状等均属之。一名内宏文院,注释古今政事得失,进讲御前,侍讲皇子,并教诸亲王,及颁行制度等均属之。每院各设大学士一人,其下有学士、举人等。时六部衙门虽已设立,然实权则握于文馆。盖其所司事务,比较接近内廷;且当时之王贝勒等虽掌兵事大权,兼领部务,然文馆之事,则非彼等所能干预者。故至是兵民两政乃渐分焉。
内阁与军机处之设立:至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世祖裁内三院而设殿阁大学士。康熙即位,又以内三院为太宗之旧制,诏复之,而罢内阁翰林院。但至六年(1667年),复改内三院为内阁,设翰林院;内阁大学士之职,在赞理机务,表率百僚,盖沿宋明之制,其人数为满汉各二员;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员,为政令所自出;然满人大学士品级较优,实权多归之。
崇德旧制,每旗设议政大臣三员,皆以满臣充之,凡军国重务,不由阁臣票拟者,皆交议政大臣会议具奏。故清初之政令,虽号称出自内阁,而实权则仍在满大臣之手。至康熙九年,复顺治十五年满汉官员品级画一之例,于是大学士渐为文臣之极品。然康熙帝又设立南书院于乾清门右阶下,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令其各拟进谕旨;是时南书院遂最为亲切之地,有如唐翰林之掌内制,于是内阁之权,又为稍分。及雍正年间,因西方用兵而立军机处,选大学士及尚书侍郎为军机大臣,使参机密重务,而内阁遂失其实权。其不入军机处者,除照例之票拟外,几与闲散冗员等;惟大学士品益尊,与三公并列矣。按满清之大学士尚书,向例俱兼议政虚衔,自此亦有名无实。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遂谕不必兼充虚衔,而议政之名乃废。军机处本内阁之分局,清初承明旧制,机务出纳,悉开内阁,其军事付议政王大臣议奏。雍正年间,以内阁在太和门外,儤直者多,虑泄漏事机,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直缮写,后遂名军机处,初仅板屋数间,员寡事简,至乾隆始改建瓦屋。相沿日久,遂为军机章 京之专职,而员数且数倍于昔,且不必皆内阁之人,凡部院之能事者,皆得进此任事,大臣之特简者无定员,后复有大臣上行走及大臣上学习行走,章 京则满汉各十六人,分为两班,每班各以一人领班,曰“达拉密”。其额外汉章 京无定员。此制至清末未变,虽皆兼差,而有实权,犹唐之中书枢密,咸丰谕旨谓丝纶重地,殆属政权所寄之地。其与内阁同为中央政府而分司行政者,曰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设尚书,左右侍郎;其属有郎中、员外、主事等官,概属偶数,以满汉人分任之。其余号言路、司纠参者,曰都察院;储人材备顾问者,曰翰林院,以入直上书房,南书房为荣。詹事府本东宫官,至定制不立太子,徒以为翰林扬历之阶而已。司裁判者,曰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称为三法司。掌外藩者,曰理藩院,皆满员,无汉官,主教育者,曰国子监,祭酒司业为之长,均以翰、詹官升用。而通政司专司章 奏。凡此为满清中央文官之大略。其帝室私掌,不关民政者,有宗人府、内务府、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銮仪卫等官。兹再将内阁、六部之组织,简述如次:
内阁——内阁大学士以殿阁之名冠之。殿阁之名凡六:故大学士曰中和殿大学士(乾隆十三年裁,增设体仁阁,以配三殿三阁之名),曰保和殿大学士,曰文华殿大学士,曰武英殿大学士,曰文渊阁大学士,曰东阁大学士。其名虽六,而设员则满汉各二人,不必全备。初定满人一品,汉人二品。顺治间俱改正二品,雍正间又俱升为正一品,均由特简补授,并兼六部尚书衔(后不兼)。此外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以六部尚书简充;雍正始置,佐大学士厘阁务。学士满六人,汉四人,兼礼部侍郎衔:初定满人二品,汉人三品,顺治年间俱改正五品,寻改正三品;雍正年间,升为从二品,所以敷奏本章 ,传重纶也。其下复有侍读学士,满四人,蒙二人,汉二人共八人。侍读满十人,蒙古、汉军、汉人各二,共十六人。典籍满、汉、汉军各二人,共六人。中书满七十人,蒙十六人,汉军八人,汉人三十,共百二十四人。贴写中书满四十人,蒙六人,共四十六人。中书舍人满二人,汉四人。共六人。内阁承办本章 有五所:(一)满本房,司缮写。(二)汉本房,司翻译。(三)蒙古本房,司翻译外藩属国文字。(四)满票签处。(五)汉票签处,司缮写票签,记载谕旨撰文之事,俱以侍读学士、侍读司其事。中书分任之批发红本,曰红本房,以内阁翰林等官司其事。(见《清代通史》卷上第一册五○四~五○七页,下段同上)
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设尚书,满汉各一人,初定满人一品,汉人二品,顺治间改俱为二品,康熙六年复旧,九年再改俱正二品,雍正升为从一品。左右侍郎满汉各一人,品秩亦经屡改为正二品。初制,吏礼二部汉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衔,其非翰林出身者不兼;寻罢兼衔。又各部院初设有启心郎,顺治十五年始裁,各部各设清人吏司,吏部四,户部十四,礼部四,兵部四,刑部十八,工部四;又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
六部分司而外,尚有堂主事一官,以满汉军充之,其数满人三至五不等,而汉军则部各一人,掌文案及章 奏之事。又各部均有司务厅,司务满汉各一人,掌出纳文书,稽查胥吏。笔帖式满人三十四至百零五,汉军四至十六,蒙古二至八人不等,掌翻译清汉章 奏文籍等事。而各部尚有附属之局、所、库、仓等机关。
三、地方制度一——行省
地方行政区:行省之制,创始于元,当时名曰行中书省,明清因之,以为地方最高级之行政区。按中国地方制度历史,在秦曰郡,在汉曰州,在唐曰道,在宋曰路;元仿魏、晋尚书行台之意,改中国为十一行省,地方权力益重。清仿元制,官职则略依明制,分行政区为四级:最大者曰省,道次之,府又次之,厅、州、县为最下。其官级则县上有府,府上有道,道上有司,司上有督抚,凡五等,是为普通之行政区。此外如东北各省、新疆、顺天府、蒙古、西藏、青海,及土司等,则为特别行政区。兹以表示之(见下页)。
省道府县隶属关系:清制区画,除京师、盛京、吉、黑、藩部而外,为十八行省,分置各府,以领诸县。州厅则参列其间,或直隶如府,或分治如县。而道又合并数府,或以府及直隶州为区域,以成四级之制。
省道府州县之官制:省有总督、巡抚(或仅有巡抚而无总督,或仅有总督而无巡抚,但总督有管二省三省者)、布政、按察、提督学政、道员等为行政官。
道为一省第二级之行政区。府为第三级。直隶州厅则与府同。州厅县为第四级。道之官制,清初有分守道、分巡道之分。分守专掌钱谷,分巡专掌刑名。守、巡之名,起于明朝,清初因之,设参政、参议为布政使之次官,分守各道曰守道,每省无定员。粮储、屯田、清军、驿传、水利,各以其职为名,设副使。佥事为按察使之次官。分巡各道曰巡道,每省亦无定员。提学、兵备、清军、巡海、水利、屯田、驿传、盐法诸道,各以专设各省要地。后因时裁设,衔额无定。至乾隆时,始裁去参政、参议、副使、佥使之衔,定守巡知为正四品。其职务之区分,至清末而尽泯,盖钱谷刑名守巡并得掌之也。其普通职权,约言有二:一曰弹压地方。守巡道虽文臣,而有命令军队之权,盖认为必要时,则移牒各地镇营,命其出兵,而亲行总帅之。二曰监督管内事务。各道职司风宪,综核官吏,为督抚布政令,以率所属。故刑名事件,除府所理流罪以下,直达按察使外,其余案件,必申详于道。若直隶厅州之案件,则无论性质如何,皆必经道,然后达之按察使。是道对下级官厅之审判,可谓第二审之裁判所。
府置知府(从四品)一人,统辖管内一切事务。府之辅助官,因地方情形不同,多寡亦异,最要者有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同知皆有专职,如供给军粮、造船、水运、河海防御、镇抚蛮族等,种类繁多,皆冠以职名。通判分职,略同同知。此外,尚有经历、知事、照磨、司狱、宣课司大使、税课司大使、仓大使等(自正八品至从九品);未入流者,又有检校、库大使、茶引批验大使、吏目,及幕友书吏等。
直隶州有知州(正五品)一人,掌一州之政令。其规制与知府同;惟无倚郭,其所治州即以知州行知县事。此外州同(从六品)、州判(从七品),其职与府同知、通判同,以佐知州为职务,员额建置不定。又有吏目、巡检(皆从九品)驿丞、闸官、税课司大使诸官(皆未入流)。吏目掌禁戢奸宄,防护狱囚,典司符籍。巡检以下,各掌其职与县所属同。
府及直隶州,皆有儒学教授(正七品、教谕(正八品)、训导(从八品),掌生徒训迪之事。
县之官制,置知县(正七品)一人,掌一县之政令,平赋役,听狱讼,兴教化,厉风俗,凡养老、祀神,贡士、谈法,皆躬亲厥职,所谓亲民之官。僚属有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分掌粮马、征税、户籍、巡捕之事。
州有知州(从五品)一人,掌一州之政令。以县之地大事繁者升格之。所统辖一如县制。僚属有州同(从六品)、州判(从七品),分掌粮马巡捕之事。(以上见《清代通史》上卷第一册五四○~五四二页)
厅之官制,大约与州县同。
四、地方制度二——顺天府东三省及新疆
顺天府:顺天为国君辇毂之地,全国首善之区,其设置自与各省不同,府尹(正三品)为行政长官,雍正时以部院大臣兼管府事,亦犹六部尚书之外,设管理部务大臣者,其职权有与普通府同者,又有特别委任者,其下有府丞(正四品)、治中(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儒学教授(正七品)、经历(从七品)、司狱(从九品),及崇文门副使等官。治中,掌供文武乡会试之瓮饩制卷。通判,掌京城各市牙侩之籍,而榷其常税,会社则治其名簿。经历,掌出纳文书。照磨,掌乡试缮册弥封之事。司狱,掌刑部所送军流徒罪人收系而发遣之。副使,掌守崇文门库藏。儒学教授等掌八旗及京师黉序训课之政。所属有大兴、宛平二县,各置知县(正六品)一人,掌县之政令,与五城兵马司分壤而治。其下有县丞(正七品)、主簿(正九品)、巡检、典吏、闸官等。
盛京:此地为爱新氏发祥之地,故其设置亦异于各省。清初建都时已设六部承政、参政等官,顺治初迁都北京,悉撤废之,派内大臣驻防。后改为昂邦章 京,给镇守总管官印。其后历康熙之世,仿明留都之制,复设礼、户、工、刑、兵五部,使各侍郎及其官属治之。以各官俱由京师铨定,故不置吏部。雍正又设满州尚书一人,总理五部。旋罢。
盛京五部而外,又有将军、奉天府尹、知府等官,皆因行政区而设,其制甚简。将军、掌军政其权最高。府尹掌一府之政令。其上有兼管府尹事务大臣一,为五部侍郎兼充。其下有丞、治中、理事通判、经历、司狱、儒学教授等官。(以上见《清代通史》上卷第一册五四四至五四六页)
吉林、黑龙江:行政组织较盛京尤为简略,只设将军、副都统及以下八旗武官。将军驻吉林城,综理全省事务。其下行政组织及官员极为简略。(见《清代通史》上卷第一册五四七页)
新疆:此地初为准、回二部,乾隆始定天山南北,创立经制,建城置官,俨如藩疆。由于其地是新定之边疆,故官吏皆为朝廷所简派,且只有将军大臣等武官,而无直接治理之文吏。所赖以统辖部落者,惟在其固有之伯克及札萨克等自治机关。兹简述其自治机关及官吏状况如次:
(一)自治机关:(见《清代通史》上卷第一册五四八至五四九页)
1.伯克——伯克,是回民称呼其酋长之号。乾隆时改为回疆,仍其故俗,各城设置伯克,授三品以下至七品官,其任命并非世袭法,大抵由参赞大臣奏请简放。小者由参赞及各城大臣先行检补,年终汇奏。大者曰阿奇木伯克,统理城村大小事务;副曰伊什罕伯克,其首领官为都噶伯克,掌租税者有噶杂那齐伯克,及商伯克。掌理登记田园家屋者,有密特瓦尔伯克。分理回民千人者曰明伯克,分理百人者曰玉资伯克。此等官员皆在各城承将军大臣等指挥,以治其部众。
2.札萨克——在新疆哈密、吐鲁番地方,其民皆出自蒙古部落,故其组织亦如蒙古,札萨克受汗王公爵。大抵世袭不替。故其实权亦优于伯克。其组织有旗、札萨克,清廷赐以王贝勒等爵,一如蒙古。
(二)派遣官员:
1.伊犁将军——乾隆二十七年,置总管伊犁等处将军,率领满人兵丁屯田。将军所居曰惠远城,统督驻在新疆各地之参赞、领队、办事、协办诸大臣。掌天山南北路之军政,专任边防之事。下有副都统二人,赞助机务。其他总管、副总管、协领、佐领、防御、骑尉等。
2.参赞大臣——赞襄将军以理军务。属下有总管、副总管、佐领、骁骑校、卡伦侍卫、印房章 京、笔帖式等。在塔尔巴哈台、乌什等处,又有参赞大臣各一人。下有印房章 京、笔帖式、管理粮饷等属官。
3.领队大臣——初派屯田兵于新疆,有八旗索伦、锡泊、察哈尔、额鲁特五队,皆以大臣统之,故称领队大臣,各冠以族名,如索伦领队大臣等。驻伊犁各处者五人,分统游牧。
4.协理大臣——驻乌什等处者,与参赞同。均裁设无定。
5.办事大臣——为天山南路回疆职官,分驻各处。由特旨简派,其下属官、略同参赞。
6.协办大臣——亦在乌什、叶尔羌等处,助办事大臣统治回民。
7.都统副都统——在乌鲁木齐。其下有协领等官,亦掌地方之军政,统满兵及绿营者。
五、地方制度三——藩部及土司
内外蒙古:内外蒙古之区划,其部落之最小者,为旗;合旗为部;合部为盟。皆因其会盟之地称之。其行政机关,有自治、官治两种。所谓自治,即其部落酋长之统治;官治则由朝廷所派之官吏治之。
(一)自治机关:旗有旗长,盟有盟长。旗长世治其民,称曰札萨克(外蒙有称汗者)。关于其领内行政,虽受理藩院及将军都统大臣之监督,然其实际则不受牵制。各札萨克惟每年贡羊、酒、马、香、罽、刀械,及朝贺、围班(帝出猎其地时,札萨克须扈从)、行走(各札萨克每年分班在京师充当御行走,或乾清门行走,共备仪卫,并无职掌)。又有协理台吉(二或四人)为札萨克之副,助理旗务。若有员缺,则札萨克与盟长会同择闲散王以下,台吉塔布囊以上,保举正陪二人,送理藩院。理藩院奏请引见,然后补任。其余官属,有管旗章 京(一人)、副章 京(二或一人)、参领(每六佐领一人)、佐领(百丁,或二百、二百五十丁,一人)、骁骑校(每佐领下一人)等,均选补于台吉塔布囊及部众内。盟长由理藩院开列盟内各部之札萨克,奏请敕裁任之。又依同一方式,选任副盟长一人,助理事务。故盟长异于旗长,是由朝廷任命者。然惟择札萨克中最有德望者,以总理各旗大事而已,其为札萨克则一也。各旗遇有重大事件,乃两者合议而行之。
(二)派遣官吏:朝廷派遣之大员,不独管辖无札萨克之部族,且驻在各要地,以任控御之责。分述如次:
1.察哈尔都统:驻张家口,管辖察哈尔及其他游牧部属。其下有副都统(一人)、理事官(满九、蒙八)、八旗总管(八)、参领(八)、副参领(八)、佐领(百十一)、骁骑校(百十七)、护军校(同上)、捕盗六品官(三)等。惟张家口属直隶,故关于此地汉人之事,仍须与直隶总督协议。
2.热河都统:驻热河,专制游牧蒙古。关于一般民事,必与直隶总督协议。而政治则有理藩院理事理刑二司员,承都统指挥,分掌钱谷刑名。官属有总管二人,协领(五)、佐领(十五)、防御(二十),及骁骑校、前锋校等。
3.绥远城将军:驻绥远城,凡土默特部之内属者,皆归其直接指挥。以其地在直省内,故一般民政,须与山西巡抚协议,一如热河、察哈尔之都统。
4.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城。在外蒙古之西部。统制喀尔喀诸部,或称乌里雅苏台将军。其余承其指挥,分掌诸部者有:①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二人,一由朝廷选满人派充,一由喀尔喀贵族补充),②科布多参赞大臣(居科布多,统制乌梁海部,其副为帮办大臣,皆治其所管地方)。
5.库伦办事大臣:驻库伦,掌中俄交涉事件。理藩院所派遣之司官、笔帖式、帮助大臣,掌贸易裁判事务,又洽克图置办事司员一人,监理俄人贸易事务,受库伦大臣之节 制。
蒙古札萨克而外,尚有以宗教之首长而私有土地人民者,曰喇嘛。喇嘛本为黄教之首领,在西藏为最贵,其后迎入蒙古者,亦握政教之大权。且各有特别之名,如“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等,又有于喇嘛尊号上加札萨克三字者,如内蒙锡呼图伦札萨克喇嘛,盖其握政治之权,一如札萨克也。(以上见《清代通史》第一册页五五○~五五四)
青海:青海古曰西海,魏晋为诸戎所据,隋唐以来则有吐谷浑、吐番代兴,明初遣官招谕,授番酋以诸卫所指挥佥事等官,且与互市,又加番僧国师禅师等封号,各许其朝贡。西番之势力益分。清初有厄鲁特顾实汗者,自西北侵有其地,崇德年间即遣使通好,后其子留汗西藏,乃分其为左右境,部落散处,谓之青海诸台吉。康熙已平准噶尔,青海台吉咸内附,封以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爵。雍正时编设行政组织如次:
各旗如喀尔喀诸部之制,各有札萨克,惟不置盟长,而以西宁办事大臣摄之。办事大臣为朝廷所派遣,驻甘肃西宁府,专掌青海之军政,凡简稽军实,巡阅边防之事皆属之。
各旗之外,又有大喇嘛察罕诺们汗所属蒙古,分为四佐领,不统于各旗,即令喇嘛管辖,其封爵朝贡,隶于理藩院之典属、柔远二司,权力与蒙古喇嘛等。(以上见《清代通史》上卷第一册页五五四~五五五)
西藏:西藏为吐番之地,唐时始通中国,南与印度相接,其俗信奉佛教。元时,西藏领于番僧(若大宝法王帝师之号),尊礼特殊,明代因之。自宗喀巴始兴黄教,数传之后,为西番所尊信。于是有“达赖”“班禅”两喇嘛,更在番王之上。清兴东土,喇蕃遣使通好,赐以封号。康熙时为准部侵扰,经清遣兵平定后,乃永为中国藩属。其地有四(见左图):
西藏亦有自治及官治两种机关:自治即喇嘛,官治即朝廷所派遣之官吏。
(一)自治之官: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实为政教二权之长。达赖领卫、康两地;班禅领藏与阿里。
(二)官治之官:有驻藏大臣、帮办大臣各一,驻拉萨,以三年交代。驻藏大臣及帮办大臣,与达赖、班禅立于平等地位。其特殊职权有三:一曰节 制军队,二曰管理贸易事务,三曰统辖达木蒙古。(青海、西藏之境,有地曰柴达木,住此之蒙古人,称曰达木蒙古。别为八旗,归大臣直辖,以上见《清代通史》第一册页五五五~五五八)
土司:云、贵、四川、广西僻野之地。苗猺诸民,栖息其间,乃原始民族之遗裔,文化甚低,故此等地方之行政制度,至难实施。清初沿明之旧,分土司之官制为二:
(一)土官:分苗猺诸族之领地为土州县,择其族之酋长子孙世袭知府州县之职,曰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是为土官。土司之文化稍为进步者,则改为普通官厅,名曰“改土归流”。
(二)土司:土司为蛮族酋长,归降而有战功者,世袭与土官同。惟土官为文官,土司为武官。土司之职位,比土官略高,常带指挥使、宣慰使之职衔,受三品至五品之官,除征纳钱粮及贡物外,其他皆受所在府、州、县、厅之管辖。(以上采自萧一山氏之《清代通史》页五五七~五五八)
第三节 清代经济社会概况
一、经济
清代国库收入为田赋,次为丁税,再次为关税盐课。中原平定后,田亩辟耕,人口繁殖,收入激增。清康熙更整顿收入,严密查核开支。虽经进行平后三藩及征准噶尔战争,库存最高时仍达五千万两。清世宗雍正采取严峻密察之统治作风,其自奉节 俭而努力整顿财政,使国库最高存额达六千万两以上。清高宗乾隆在位六十年之久,北征西伐,用兵最多。又大修典籍,奢建苑林,政府支出最为浩繁。但经其祖及父康熙雍正两朝之经营积蓄,使高宗乾隆坐承其成果而享用之,但财势实则益富,其存额竟超出以前两朝。经过讨平新疆,用去二千余万两,讨大小金川用去七千万两。普免天下钱粮四次,南游六次,共值二万万两。库存尚有七千多万两。而每年收支,仍有赢余一千一百余万两。可见当时国家财富之丰盛,为中国史上所罕见。
清代在英法未侵入中国之前,原为一纯封建式之农业经济国家。其经济生活资本为土地耕作,饲养牲畜,及手工业为农家之副业。清承明末流寇窜扰之农业社会,收拾乱极思治之人心,自顺治入关(1644年)至乾隆中季(1774年),其间一百三十年,多为承平少有荒旱之时,故农业兴盛,家给人足,国家税收充裕,号为安宁盛世。自乾隆中叶以后,吏治腐败,贪污风行,当时之皇室宗亲,中央大员与封疆大吏,都或为富有银钱之资本家,其以银钱来兼并农村土地,一变皆成广有土地之大地主。农民以安土重迁,而沦为官僚地主之农奴佃户。所幸官僚之富户不出三世,多由子弟败坏家业,又将土地出售于佃户所有,如此循环,使农村尚可维持其经济平衡。
在当时之国家经济政策中,有所谓不尚奇技淫巧之说,以是国中无人敢于创造一部新式生产机器,不敢设立新式工厂,不敢建造一艘新式大船,更不敢修筑一条公路铁路,只是墨守旧法,自耕田、织布、养蚕缧丝织绸锦,打铁、煮盐,以至于盖房修路一切依赖手工。而同时之西洋各国,则早已使用机械动力,集中生产,而进入资本主义之成熟阶段。西洋各国由资本主义之争夺海外市场而发展成为帝国主义时,中国因受封建思想限制,仍保守封建式农业经济状态,与西洋帝国主义者一经接触,立刻变为其彼此争夺之经济市场。
当时国人上下,在经济上仍袭明人之旧观念惟知重视白银,以为白银是唯一货币,可以代替财富,又以为国疆版图广阔,物产富饶,无所需求于国外,只要白银不外流,国家便无所损失。故对于外国通商,多采取以货易货方式,竭力防止白银外流为满足。是为闭关时期之经济政策。在嘉庆、道光时期(1796年~1850年)海运畅通,世界各地关系密切,各地商人皆知中国重视白银,于是争相载运银元来中国购买货物。当时中国输出货物中以丝织品、茶叶、瓷器为主,输出地以广州为主。由于广州市是出口贸易港,故有十三行之设立。英国商人不愿用银元向中国购货,乃用尽计谋以其所产之鸦片毒品作代替银元来推销,是为国际贩毒案中之大案。后由于鸦片战争爆发,始揭穿其此一阴谋。据黄爵滋与林则徐对于因鸦片输入使中外贸易失去平衡之计算称:“道光三年至十一年(1823年~1831年)广东海口共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十一年至十四年(1831年~1835年)共漏银二千万两。十四年至十六年(1835年~1837年)共漏银三千万两。”当时为禁止英国鸦片进口,因而发见过量加速之入超与白银之漏出,故林则徐奏议中特别强调者即“鸦片不禁,数十年后,非独无可用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
清初升平日久,国库收藏原颇丰裕,及乾隆中年,国力之富达于极盛。乾隆好大喜功,到处用兵,巡游无度,铺张庆典,大兴土木。于银钱消耗上漫无限制,国库因渐空虚。嘉庆中叶大有难以为继之势,道光以后,更于财政上捉襟见肘,其后遂每况愈下,内忧外患随之而至矣。
二、社会组织
中国是以宗族积成之国,由宗族而聚为乡村,因生业而各自成部落,借宗法关系而实行“乡自治”。
乡村自治与保甲政策,在古代是同一渊源,到后来乃演变成为两种体制,而保甲时废时兴。清代重视保甲,常颁法令,督促实行,几乎与乡治联为一体。清代乡村组织名称,大要如次:
乡、里、区、社、坊、镇、铺、厢、集、团、都、保、总、村、庄、营、圩、甲、牌。
尚有其他特别情形之组织者,如寨、堡、团、卡房等,彼此大小范围,皆无定制,大概皆是家、户、人之组合体,为最下层社会之自治单位。其首领皆为一乡之耆绅,或一族之长老。其组织之原则大略如下:
(一)乡村中各家,互相联合,设村长一人,间有合数村设一长,或一村设数长者。
(二)村长等是由族长兼任者居多,因一般农村多聚族而居,其族长不特有行政权,且有处决诉讼及私事之权。
(三)村之大小,多则百余家,少则三五家;普通大概是二三十家,依自然地势,相依相集。
(四)村名随一族之姓氏,或地主之姓氏。倘一村有数姓者,以大族之姓氏为名。亦有因地而名者。
(五)村与村、乡与乡间,都可以联合编制,大约乡镇比较村庄大,堡寨比较乡镇大,其首领多为有声誉之智识分子及在乡军人。或者是取合议制。(见萧一山《中国近代史概要》)“乡治之善者,往往与官府不相闻问,肃然自行其政教。其强有力者且能自全于乱世,盗贼污吏,莫敢谁何。”(梁启超《中国文化史》)大抵此种有领导而强有力之乡村,并不多见。就一般之乡治而论,以宗祠为基础者最多,梁氏记载其乡“茶坑”之乡治情形,大概是本保会议曰“上祠堂”,联保会议曰“上庙”;祠堂有值理,保长只应官。耆老会议以春秋二季行之,子弟一切罪行,皆可处理。自卫有乡团,乡中公共工程则推派人工,祭祀娱乐有放灯、打醮、演戏;读书有蒙馆;或有类似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之设。此等清末乡村情形,大抵亦是相传之旧规;但此种较具团结性之情形,似在南方各省,较为普遍,北方因种族经几次混合,情形自然不同。
清廷实行保甲政策,遍于全国,始于顺治,初为总甲制,继为里甲制,皆十户一甲,十甲一总;城中曰坊;近城曰厢;在乡曰里。康熙四十七年申令,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户给纸牌一张,“出则明注所往,入则稽其所来”,“无事递相稽查,有事互相救应”。造册呈报,以稽户口。乾隆间因有乡村以市井无赖承充保甲长者,乃谕令“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之人充之。其一切户婚、田土、催粮、拘犯等事,另设地方一名承值,至巡更看棚等役,民间以次轮充”。同时推行“以士大夫治其乡之事为职,以民供事于官为役”(《皇朝文献通考》),及“自城市达于乡村,使相董率,遵约法,察奸宄,劝微行。善则相共,罪则相及,以保安息之政”之乡治制度(《大清会典》)清廷对乡治取放任态度,对保甲取厉行政策,其用意盖在防制汉人之反叛。
援朝鲜之战败,辽东亦因李如松战死而动摇,满洲因而兴起。从此国库日绌,内忧外患迭起,至熹宗又有魏忠贤等弄权,朝政衰败达于极点。至庄烈帝,遂竟亡于流寇,而为满洲所乘焉。
第二节 明代兴衰所关之政治、经济概况
明代政治最重大之演变,即为宰相制度之更张,及宦官弄权二事,此二事影响于明朝之兴衰存亡者至巨。
据《明史•职官一》载:当明太祖初定天下之时,承元旧制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正一品)、平章 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以统领百官。属官置左右司郎中(正五品)、员外郎(正六品)、都事检校(正七品)、照磨勾管(从七品)。参议府参议(正三品)、参军断事官(从三品)、断事经历(正七品)、知事(正八品)。都镇抚司都镇抚(正五品),考功所考功郎(正七品)。至洪武九年,汰平章 政事、参知政事。十三年正月,诛丞相胡惟庸,遂罢中书省,而析其政归于六部。九月,置四辅官(位列公侯都督之次),以元降附之左丞安然及耆儒王本等为之,以为罢相后之“佐理赞化”。安然练达政务,特蒙眷注。未几,安然卒,其余四辅官皆老儒,起田家,惇朴无他长,故四辅之设,未及二年而罢。十五年,乃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备顾问并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二十八年,勅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设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当是时以翰林春坊、详看诸司、奏启兼司平驳,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至建文帝时,改大学士为学士(翰林院学士正五品)。成祖即位,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之预机务自此始。然其时入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断诸司。诸司奏事,亦不相关白。仁宗以杨士奇、杨荣东宫旧臣,升士奇为礼部侍郎(正三品)兼华盖殿大学士,荣为太常卿(正三品)兼谨身殿大学士。由是阁职渐崇,“六部皆禀受内阁风旨而后行”(《续通志》一三五),盖因人而异也。其后士奇、荣等皆迁尚书职(六部尚书皆正二品),虽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景泰中业,王文始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入内阁。自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靡所不领,阁权因而益重。世宗时三殿成,改华盖殿为中极,谨身为建极,阁衔因之。嘉靖以后,由于严嵩、张居正先后主宰内阁,阁权大增,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震按明代此种政制之发展,首因明太祖为免权臣篡夺之患,以固皇位,乃决废除宰相而采君主极权之制。但废相后,皇帝岂能独力日理万机,于是乃命翰林院硕学之士,先宣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及诸府寺、院处理政务之案件,拟具办理之意见;又为使此等意见免于错失,乃先后设四辅官、大学士以资咨询;然后皇帝乃综合翰林院及四辅官或大学士之意见,抉择其至当者以为判决。故四辅官或大学士之设,皆仅在皇帝身边,供咨议顾问而已,由是皇帝对一切军国重事,乃达到专断极权之目的。
至成祖时,各大学士虽集中于文渊阁办事而称之曰“内阁”,及名曰“参预机务”,实仍与百官“谟划”共商,以便加强与皇帝面议政事而已。实际上至仁宗时,始将重要军国重事须计议者,皇帝方批交大学士签拟。此即所谓“条对”。“参预机务”,实由此始。至宣宗时,“帝屡幸内阁,凡中外章 奏,宰相俱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即票旨)”。“条对”,遂成惯例。至英宗时,则简直命将“应批之文字,亦拟妥进呈。”(杜乃济著《明代内阁制度》第二章 )愚庸淫乐之皇帝钞录批文而已,此即明朝极权君主大权旁落之原由。
由此观之,后世所谓明朝内阁制度,实不成其为制度,因其自始至终,并无法理上之根据与遵循,其职责权力,亦随时变更,因人而异,有明一代之中央政治,所以始终在动荡中混过,实由于此。此为一世枭雄之明太祖,当其废相亟谋君主极权之初,始料所不及者也。
至于明朝六部制度,与前代大致相同,兹不赘述。
其次,关于明代宦官关系于明朝兴衰者,约可分为二阶段。
第一阶段:此一阶段为太祖创制初期,鉴于汉以后宦官烟生患之大,乃立下内侍制度。其大致内容约如次:
洪武元年四月,太祖谓大臣曰:“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未尝不为之惋叹。《易》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宦官之罪,亦人主宠爱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其可得乎!”(《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遂定下禁宦官不得预政典兵之决策。
二年八月,又命吏部定内传诸司空官制曰:“朕观《周礼》,阉寺未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卒为大患。今虽未能复古,亦当为防微之计。古时,此辈所治,上于酒浆醯醢,司服守祧;今朕亦不过以备使令。可斟酌其宜,毋令过多。”又曰:“求善良于中涓,百无一二。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腹心,即腹心病。驭之之道,但当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畏法则检束。”(同上)
十年五月,“有内侍以久侍内庭,从容言及政事。太祖即斥遣之还乡,命终身不齿。”并谕群臣曰:“阉寺之人在左右久,其小忠小信足以固结君心。及其久也,假威窃权,势遂至于不可抑。朕立法,寺人不许预政事,今决去之,所以惩将来也。”(同上)因立一铁碑,高三尺于宫门内,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八字。及至建文帝,遵循祖训,故明初政治较为清明。
第二阶段:成祖以武力取帝位,其间因甚多宦官叛建文而奔来助己,故事成之后,以为彼等忠于己,遂背弃太祖抑宦官之训,而大加重用。如设京营提督,大权悉以委寄。又如命宦官监镇宣府、永平、贵州、广西、辽东、宁夏、云南、大同、甘肃、宁波等地边防军。其锦衣卫本是一特务之统治机关,其后亦为宦官所主持或相表里。甚至福建、浙江、广东三大对外洋贸易之市舶司,亦命宦官提督之。不仅使之为耳目,军国大柄亦悉以委之。其后终明之世二百余年,宦官之患,遂与日俱增,至于灭亡而后已。如英宗时太监王振擅权,挟英宗亲征瓦剌,竟在土木堡被俘,几陷明朝于崩溃覆没之危。宪宗时又有太监汪直专横。武宗时宠用太监刘瑾,满朝文武竟皆出其门下,武宗不被篡弑者几希。神宗时张居正为首辅,亦赖太监冯保相表里,始得展布。熹宗时因宠太监魏忠贤,遂致天下大乱,未几明朝亦因以亡。
至于明代之经济,据《明史•食货志》序云:“明初,沿元之旧,钱法不通而用钞,又禁民间以银交易,宜若不便于民。而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开屯田中盐以给边军,馈饷不仰借于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其后屯田坏于豪强之兼并,计臣变盐法,于是边兵悉仰食太仓,转输往往不给。世宗以后,耗财之道广,府库匮竭;神宗乃加赋重征,矿税四出,移正供以实左藏,中涓群小横敛侵渔。民多逐末,田卒汙莱,吏不能拊循而复侵刻之。海内困弊,而储积益以空乏。”由此以观,可知有明一代之财经与其国家盛衰之概况矣。

内容简介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6辑(第15-18册)(套装共4册)》内容简介:《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5册)讲述起自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终于郑成功收复台湾,即明末清初一段时期的战争。重点战役有:萨尔浒之战、后金五次迂道入关之战、南明帝抗清各战役、郑成功进攻南京及收复台湾各战役。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6册)讲述清平定三藩至同治十二年平定甘肃回乱一段时期之战事。具体战役包括:清平定三藩、内外蒙古、准葛尔、回疆、捻党之战,及后来平定新疆、西藏各战役。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7册)讲述清朝后期外征及被列强侵略之诸战役。具体包括:清征缅甸、安南之战,中英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北京之战、中法之战、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战。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8册)讲述太平天国从兴起到失败全般时期之战争。具体包括:金田起义、奠都金陵诸战役,内乱及天京解围诸战役,安庆争夺战,及太平天国最终覆亡诸战役。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蒋介石亲自下令台湾三军大学编撰的一部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通史。1955年,台湾三军大学奉蒋介石手令,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开始着手编纂工作。16年间,一批实战经验和学养兼具的将校军官捉刀执笔,多位各学科造诣一流的教授亲预审校,《中国历代战争史》于1972年面市。后来,台湾各研究机构和多所大学,还包括美国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胡佛研究所等,纷纷致函索求。为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该书于1975年开始修订,析为18分册,于1979再版。整个修订工作,由钱穆、王云五、陶希圣、蒋复璁、黄季陆、方豪、屈万里、宋晞等学术名家担任指导委员,成就了这部中国战争史的扛鼎之作。
《中国历代战争史》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分为上古至西周、春秋、战国、秦、楚汉战争、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太平天国十八个时代,上起黄帝败蚩尤之涿鹿之战,下终八国联军入北京,前后共四千六百多年,分立十八卷。
对每一朝代,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式,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是综合评论。
《中国历代战争史》叙述史实与战事评说相结合,态度严谨,文字典雅,是一部优秀的中国古代战争史的总结之作、一部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史鸿篇巨制。至今在汉语文化圈中,还没有出现能出其右的战史著作。
自《中国历代战争史》问世以来,海内外评议纷然,大陆军方得悉后,即令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成书,即大陆1983年版。印成后,只分发军中师级以上将领及军方研究机构。学人偶有得之,或传观,或口述,一时风糜。军事译文翻印之时,将前后附文及蒋介石题签,尽数去除,大陆读者至今未知此书前缘今世。本次引进出版,除将黎明版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外,其余尽复旧观,读者将无复疑惑。
《中国历代战争史》亮点:
一、专业视野,评论精彩
军方专家的全面届入,使战争检讨有了全新的视野对战争的检讨,讲述每场战争时,最后部分即“申论”,是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比如牧野之战的申论:编纂者经周密论证,认为姜尚助周王训练使用新武器——战车,阵法上亦有中央突破与两翼策应配合。战车速度快极,虽是堂堂之阵,而致有突袭的效果,做战之时,周军以寡敌众,当然志在杀伤,终致敌方前军崩溃。这种解读,既避免了“至仁”与“至不仁”这种无法穷究的论争,也给“流血漂橹”以崭新的解释。这种精彩解读俯拾皆是。
二、重视地理,手绘地图:
军方专家的参预,使此书对军事地理有一空前的重视:一是讲论战前形势时,必将双方地理地形做相当论述;二是绘制了近800幅完密的战争地图。历史是活动的流体,皆依附于凝固的山川大地,前人讲究“左图右史”,即意在不割裂这一体两面。离开地理地形讨论统帅和战将的高下智愚,既失公允,亦失凭据。此书地图,全系手绘,脱胎于军事地图,精确详密,自不待言,亦使此书成为一部让历史真正落到地上的大著。
《中国历代战争史》看点
一、对于普通读者而言:
这是一个史迹斑斓、意气纵横的史学天地;一部承载得动中国绵长历史、完美展现先人“故智”的煌煌巨作。
蒋介石手令编纂此书时,初衷是分发军中校官,以提高他们的军事素养。军中校官,学识当然有限,故此书除开学术上的求真求善外,在结构上力求层层展开,语言则务求明晰如话。因史事浩繁,非精炼典雅之文字,难控篇幅,事实上,这种文白相杂的典雅之作,极为精彩,文风略与《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品相当,绝无难读之虞。
此书号为“历代战争史”,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历代有作为的君臣良将,皆在战场和政治上扬名立万,此书自始至终,皆以这两把手术刀解剖他们,而不以这六十年来大家所熟知的,以阶级论来划分政治正确或不正确,或以忠奸智愚来将他们分门别类。编纂者抛弃意识形态和标签,务求将他们的政治智慧、军事天才和决然勇气,展示于读者目前。这种极务实的态度,延续了中国历代史家的真正传统。拨开云雾,朗月分外清洁;抛开浮荡,先人的智慧和勇气才显出分外的光芒。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篡者皆民族战争、国内战争的亲历者,亲见本民族濒于绝境,深知立国成事之艰难,对民族感情尤深,对战争的思考尤为痛切,形与笔底,则处处可见这种情怀。此书开卷即指明我先民之苦境,赞赏其战斗精神、手创之灿烂文化。全书之中,对先人均有极大尊敬,排列形势,让读者明了,他们智或有所不及,力或有所不逮,或深陷形势之绝境,失败者当中,不乏真英雄。读者藉此获得对先人的温情、对本民族的认同,获得人生的信心,懂得时时处处宽容他人。
中国历史绵长,史事浩繁,非有大作,无以展现。此书作者名家云集,正是撰写宏大历史的最佳人选。要求得“故智”,却又拒绝大历史著作者,终难以如愿。这种悖论,表现于人生的时时处处——没有人能轻易获得知识,或是成功。
二、对于军迷和军方人士:
这是一部独一无二的旷世巨作,一堂饕餮盛宴。
这套书,填补了《剑桥战争史》当中中国部分的空白,是一部沟通中国历代史作的大通史,因久历实战的将校的参预而精彩无伦。中国历代史家,绝少知兵者,对于战争,常怀有悲悯,不愿对战争做详密介绍,导致有关战争史迹,流散于各种典籍当中,而无专门史著。此书编纂者,将这些史迹,从典籍当中,细细搜选,一丝一缕,详加校订以期至当。21年艰苦卓绝,终沟通前史,成就这一绝无仅有之战争通史。是军迷和军界人士的不二之选。
三、对于政界:
此书堪称政治智慧的源泉。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军事,是一股力量,力量使用与否,在何处使用,却是政治家面临的问题。军事与政治,犹如双手和神经中枢。
全书当中,对政治的重视,一在国际,一在国内。这是此书当中极为赞赏的“蓄虎在山”之政略——以实力压制敌方,而不轻试锋锐,正是求得国际和平、谋取国家利益的无上方略。今日国际,谙于此者屡得大利,眛于此者,屡见催败。
国内政治始终是此书重视的一点。优秀统帅,始终能与豪杰同休戚,政令简而不繁,以公心推于万姓。文景因之大治,元代因之速朽,历代典籍皆屡见不鲜,只不如此书这样明确提出政治战略,而又解读得如此透彻。
书中政治人物,或参预国际纷争,或以上御下,或以下侍上,或平级相处,成功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而此书当中对政治人物的品评,极重视政治理想。政界人士细细揣摩历代政治人物的临事机变和政治理想,即可获得相当的政治智慧,和前行的勇气,从而成就自己,为国家谋得福祉。
四、对于商界:
这是一座充满财富的绵延群山。
商场如战场,实非虚言。一公司和一国家,面临同样的问题:同行之间的竞争,人才的获取,人才的驾驭。
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为中国国际竞争较为透彻之时。春秋时齐桓公在管仲的指引下,透过纷繁芜杂的国际纷争,看到了华夏集团的命运,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从而联合诸夏,外抗夷狄,内息本集团内纷争,开启了春秋五霸的局面,本国所取得的利益,远超其他霸主。管仲堪比行业内极成功的先行者。他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的国家道德:不临驾与诸夏之上,不取诸夏之财富。透视时势和追求道德,是集团取得财富的最捷径。
求得人才,礼遇和金钱不是唯一的利器。马援到公孙述那里,公孙述极尽礼遇,许以高官,马援断然离去;见到刘秀,刘秀便装接待,马援却决意追随。刘秀的长处,一在于自身的见事明彻,一在于屡申国家大义,极有担当。商界并非单纯的利场,以造福众人之心,以公道之心,贯彻于公司经营,或有意外的收获。
人才的使用,是经营管理的大事。三国时钟会是一代名将,司马昭明知他野心炽烈,仍然用他伐蜀。他认为钟会不但才气过人,且在伐蜀的议论当中,态度最为坚决,有必胜之心。至于平蜀之后,如有反心,则归意甚坚的本国士兵必不为所用,蜀国沮丧之师必不堪用,料无成功可能。管理者在使用人才,不必执着于德才兼备。另外除本身才能外,其信心、决心也应考量。
在商学兴起之前,世上本无商学,大家从事商学,无外对时事的观察分析,或是用前人“故智”。对时世的明彻可称“当下之智”,是横向的广度;后者则是纵向的深度。大敌当前之时,前沿广大、纵深厚实者,腾挪的余地越大。同理,同时拥有“当下之智”和“故智”,当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多的角度用以观察问题。此书叙论的战场和政治场,正是我们先人最为精彩的表演场,商业者行走其中,悉心留意,商业“故智”随处皆是。
五、对于专家学者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极可靠的资料库,有专业的著史方法和史学观点。
《中国历代战争史》材料的采取,取法于《资治通鉴》。编纂者搜罗540余种典籍,然后漫行其中,将有关战史者尽行采撷,经军事专家和史家的共同认证后,才用于撰写之资。故此书不但资料丰宏,且史料均经仔细认证。
《中国历代战争史》当中,极重视时代形势和战前形势的叙论,战争的触发、决胜皆以此为依凭。每一论点的展开,皆以论据的铺开为前提。每一史学观点的得出,皆以强大论据为基础,并以战争原理相照映。论据、论点、史观层层相因,丝毫不爽,让读者感觉清晰如绘。
《中国历代战争史》史观,未受纤毫意识形态和标签化的影响,尽显军事家的专业性和一流史家的底韵,专家学者可将这些史观与自身的观点对照、碰撞,对史识史才当有良好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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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战争史•第6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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