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的声音.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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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纸上的声音》是作者近年来的随笔及评论的结集。知识分子问题一直为作者所关注,《纸上的声音》通过对多位西方著名知识分子的叙述,探讨知识分子与国家、社会、革命、历史诸关系,解析作为理念人和实践者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与人格建构。其中,对于中国“国民性”及现代作家“精神还乡”问题的阐发,寓褒贬于历史观照之间,视域开阔,观点鲜明,创见迭出。

编辑推荐
这是林贤治先生的最新作品集,既延续他一贯的风格,又在新时代下展现不一般的意义。
这是一部有力的人文审思之作。作者透过史料钩沉与世相显影,将历史的再现与独到的思索结合,呈现出历史的深广度,展示其多方位的思考维度。
这是一部颇具问题意识的人文随笔集。作者并不将那些重大事件孤立,而致力于追寻事物本源,为读者打开深邃的思想大门。

作者简介
林贤治
诗人,学者。广东阳江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旷代的忧伤》《孤独的异邦人》《火与废墟》,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五四之魂》《时代与文学的肖像》《一个人的爱与死》《午夜的幽光》《夜听潮集》,文学史专著《中国新诗五十年》《中国散文五十年》,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沉思与反抗》《盗火者》《文学与自由》,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漂泊者萧红》,访谈录《呼喊与耳语之间》等。主编丛书丛刊多种。

目录
题 记 / 1

卢森堡:“嗜血的‘红色罗莎’” / 1
阿伦特:沉思与反抗 / 14
自由、祖国、十字架 / 28
一个女人和一个时代 / 39
写在《希特勒万岁,猪死了!》的前面 / 51
奥威尔:从政治中来,到政治中去 / 57
《1984》的一个新译本 / 62
法国知识社会中的一场战争 / 67
索尔仁尼琴和他的阴影 / 82
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 / 95
夜读抄:《论小丑》 / 101

国民性批判问题的札记 / 116
《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史》导言 / 151
鲁迅:四城记 / 181
鲁迅:“带着枷锁的跳舞” / 198
《鲁迅语录新编》前言 / 203
萧红和她的弱势文学 / 206
怀念耿庸先生 / 224
诗人的工作 / 233
重印《中国文字狱》序 / 239
黄河遗文编后记 / 243
从低泣到嚎叫 / 249
《我是农民的儿子》序 / 253
《我是农民的儿子》再序 / 256
《满天星文丛》 序 / 260

《人文中国》前言 / 263
《烙印》序 / 268
知识分子与自由 / 272
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人生 / 277
经典的言说 / 282
关于“思想者文学” / 286
关于“底层文学” / 294
关于“介入文学” / 297

文摘
题 记
岁云暮矣。
灯下编辑几年来的短文,发现题旨颇相近,都是知识分子、文化与文学之类,跟此前出版的集子差不多。
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始于对鲁迅的阐述;稍后,为舒芜的文章所触发,乃有关于“胡风集团案”的议论。这时,历史已被推入九十年代,沉寂间勃兴了诸如“告别革命”“反思五四”“躲避崇高”“振兴国学”等猛论,或许与心境的焦烦有关,总之听起来特别聒噪,遂又断续写下若干质疑及抗辩的文字,以至于今日。这些文字,自知距神圣的“学术”太远,无非抒愤懑而已。论及鲁迅时,曾写过“中国没有知识界”这样的话,原是针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集体“入阁”的现象而来的,而今检讨起来,似乎也还算不得过激之谈。“知识”而有“界”,不问而知,

存在着知识分子精神的整一性,所谓“团队精神”。就是说,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引导着知识者的实践,并以此维系他们。试想,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五四,我们在什么时候看到过这样一个有着道义担当的知识群体呢?
对五四——无论是作为一个时段,一次运动,一种思潮——的理想性、批判性和反抗性的否弃,实质上是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背叛。什么是知识分子?五四一代以英雄主义的群体行动,对这个拿来的概念首次作出本土性的阐释。简而言之,其一,对权势社会保持相对的精神自由及独立身份;其二就是社会实践性。伯林把俄国知识分子称为世界上最优异的军队,詹姆逊说最好的知识分子出在法国,都因为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代表社会的广大阶层,主要是底层,即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以抗议政府,而且一直处在社会运动的前沿。胡适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也正因为适时产生了一批破坏旧轨道旧偶像的人物;在人的解放这一根本意义上,与世界现代潮流相衔接。知识分子本身意味着独立性与公共性的叠合,要求置身于公共空间而立足于个人责任。对于“公共”的涉入,可以有不同的状态和方式,大呼猛进者固不必说,像加缪小说《鼠疫》中的里厄大夫做的疫情记录工作,看起来平淡得很,而工作的实质却在于对抗遗忘。为人类的灾难作证,公共性是不言自明的。知识分
子的角色选择唯是一种选择,就是听从良知的召唤,坚持在破坏中建设,在体制外建设;结果,导向革命问题的讨论,乃至直接参与革命都是势所必至的事。书中介绍的两位女性卢森堡和阿伦特,都有论革命的专著,卢森堡最后还是以身殉了革命的。她们一致肯定革命对于创造一个政治自由空间的积极作用,这种态度,与我国当代俊杰之士反对革命的论调完全相反。
文化问题过于广大,简直无所不包,像革命,就是一种政治文化。书中虽然多有涉及,不过泛泛之辞,只有关于国民性批判问题的一篇札记,思路稍为集中,但也并不深入,只是从相关的材料中拈出可供追索的若干线头罢了。讨论最多的还是文学。中国文学的问题,我以为,精神的衰微和语言的贫乏是主要的。这里有一个语境问题。其他精神文化领域,似乎也都大抵如此。
不是知识分子而谈知识分子,正如不是文化学者而谈文化,不是文学家而谈文学一样,于我确乎是不相宜的。然而没有法,世事总有不能已于言者,何况像我这样褊狭不平和的人。从前自以为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其实由来便非专一迷恋旧日的梦境,也不时环顾左右,有所憎恶,有所抗拒,于是又觉得是一个反乌托邦主义者了。
其实,世上的许多问题是无须讨论的,即便有所谓“公共论坛”,看似众声喧哗,到底是自说自话。一个人在纸上跋涉,歌哭,笑骂,全凭内心的指示;这种自我解放的感觉,在实际生活中确是不曾经验到的。虽然,声音听起来不免显得空洞、含糊、乏力,且往往羁留纸上而于社会无涉,我仍然乐意倾听,——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声音。


国民性批判问题的札记
外国人看中国人
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从16世纪开始,西方航海家、旅行家、传教士陆续来华,通过他们,欧洲唤起了对这个东方古国的热情,至18世纪中期尤为炽烈。这时,中国赢得欧洲人普遍的钦敬和颂扬;但是,19世纪以后,原先较为一致的看法被打破了。
对中国的介绍,最初偏重于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后来转向政治文化制度,于是批判代替了赞美。这里包含着对制度优劣的价值判断在内,未始完全出于武力征服者的骄蛮与愚妄。
在塑造中国的文明形象方面,耶稣会传教士起到“领唱者”的作用。由于这些传教士都是经由严格挑选的著名学者,因此影响特别广泛。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最为人知,他出版的《基督教远征中国》便是权威著作之一。其中,他这样说到中国人:“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颂。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成就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便越自卑。”
法国传教士多说中国的好话,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大受影响,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认为比西方更理性、更人道,虽然中国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是精神文明是值得效法的。提出“三权分立”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强烈反对伏尔泰的看法,他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他说,中国人生殖过快,子孙绳绳,但都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又说,中国施行“人治”,一种道德至上的政体,其特质是有规则而无精神。他还特别指出:中国开国之初尚讲道德,其后则整个制度屈从单一的个人意志,戕害人性,腐败成风,由是兴替得以不断循环下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1694-1774)赞同伏尔泰而反驳孟德斯鸠,他出版《中国的专制主义》一书,认为中国的政治是合法的专制政治,为中国统治者的专制主义和绝对权力做了辩护。《社会契约论》的作者、被称为一代民主政体之父的卢梭,在中国文化问题上,则
不可能不持批判的态度。“远看成岭侧成峰”,其实都是同一个中国。著名的人道主义者、
法国诗人雨果(1802-1885)在圆明园被焚次年,致信英法联军巴特勒上尉,痛斥西方侵略者,信中直呼英法两国为“强盗”,最后呼吁说:“我渴望有朝一日法国能摆脱重负,清洗罪恶,把这些财物归还被劫的中国。”
英国思想家罗素(1872-1970)也曾表示说,准备起草一份控诉书,控诉每一个列强。
西方人有种种,不可一概而论。
对于中国,英国人先扬后抑,同欧洲的整体态度基本保持一致。而罗素始终是友善的。
同《鲁滨逊飘流记》的作者笛福称中国为“可悲的民族”相反,罗素称之为“迄今遇到的最好的国家之一”,盛赞中国的国民性:善良、安顺、礼貌、耐心,“爱面子”及“和平感”,如此等等。
中国喜作“枭鸣”的鲁迅对罗素的赞辞并无好感,他曾针对罗素赞美中国轿夫的言论,
作出尖锐的嘲讽。
对于中国及其国民性,德国人同样有褒有贬。
其中推崇中国文化最力的,要数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他在《中国
新论》中,对中国的道德和哲学赞扬有加。魏玛枢密顾问官歌德(1749-1832)称赞的也是中国的道德和礼仪,中庸、保守和节制。本来,在德国这样崇尚古典和理性的国度,多少可以容忍中国的专制和保守,然而,在知识阶级中,从赫尔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批评者还是占压倒性多数。
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思想》中,对中国有所论述。他说:“无论是战斗精神
还是思维精神,都是与这个终日守着炉火睡觉,从早到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
他说:“他们的天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如同千百年前一年,仍旧是他
们的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幼稚可笑的政体的孩子。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着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用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所以,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湎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这是地球上一个很闭塞的民族。”
他说:“对我来说,孔子是一个伟大的名字,尽管我得立即承认它是一副枷锁,它不仅
套在孔子自己的头上,而且永远强加给了那些愚昧迷信的下层民众和中国的整个国家机构。在这副枷锁的束缚之下,中国人以及世界上受孔子思想教育的其他民族一起停留在儿童期,因为这种道德学说刻板机械,永远禁锢人们的思想,使其不能自由地发展……”
黑格尔对中国哲学、宗教、道德、律法、科学,以及社会政治制度是从根本上否定的。
他从“绝对精神”出发,认为中国的民族性缺乏属于“精神”的一切,缺乏个人性、主观性,缺乏内心的自由。他认为,中国人崇拜权力,自视卑贱,只有一种顺从听命的意识。
他指出,中国这个国家是以家族关系为基础的——一个父权制的政府。这个政府用了谨
慎、劝谕、报应的,或者简直可以称为纪律的刑罚,来维持它的机构。从家庭到社会,培养并贯彻“家长政治”的原则,其实几乎等于一种奴隶制度。

在美国,讨论中国国民性的最早、最完整、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当是史密斯的《中国人
的气质》。这位中文名为明恩溥的传教士,在华生活近五十年,他在书中详细记述了他所观察到的中国人的二十六种“特性”。
其中首要是“面子”问题,其余为“蒙昧”“轻视外人”“公共心之缺乏”“保守主义”
“同情之欠乏”“缺乏人格与良心”,以及后经删除的“裙带关系”、“缺乏利他主义”等等。在整体上,全书的色调是偏于灰暗的。

欧洲人和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批判,多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稳定性或称
不变性。所谓坚忍性,无非给保守性给换了一种好听的说法罢了。二、自大,即史密斯所说的“面子”,把国家称为“天朝”、“中国”,其实由此而来。“文革”时,大力宣传北京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输出革命,这种“中国中心论”可谓民族自大的登峰造极之作。三、视等级为天经地义。四、国族、家庭、群体大于个人,颂扬个人的顺从和义务而忽略权利。对等级的遵从与对个人的卑视,结合为奴性,自然这同专制政治密切相关。五、漠视社会和他人的存在,对何为正义和真理这些带有终极性的理念,由来缺乏追求的热情。
应当把帝国主义及殖民势力的政治行为与西方的基本价值观分开。虽然两者不无联系,
但是也应看到相互间的悖离、矛盾与冲突。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是一个不断延续、发展的过程。殖民主义的产生,无疑是对这一传统
的挑战,但是在西方历史上,它只是一个短时段,存在之链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不能据此否定人文主义传统本身。事实上,西方人正是依靠这一传统而战胜了殖民主义。对于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斗争,西方宗主国有不同的人群予以积极的回应,或直接加入其中,所以未尝不可以把斗争看作是西方文明的一种自我救赎和自我战胜,体现了人文主义自身的力量。
西方人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因身份、视角、观念的不同而不同,并非一律出于“侵略
者惯用的文化毁灭、精神奴役的文化侵略”,不完全构成“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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