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学之历史系列.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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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多桑蒙古史》
多桑精通欧洲诸国语及土耳其、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语,又得以利用巴黎所藏东方文献,全面地检查了有关蒙古史的穆斯林文献,充分利用了波斯、阿拉伯以及拉丁、亚美尼亚等各种文字史料,并利用了宋君荣、冯秉正翻译的汉文史料,用法文著成四卷本《蒙古史》。在时间上述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空间上并言中国以外诸汗国,尤详于窝阔台、贵由、蒙哥三汗经营西域事,对十三四世纪时蒙古民族向中亚、西亚的发展,以及达到东欧各地的活动史实等进行了详细记述。
他把丰富的原始资料组织到系统而完整的叙述中,并标明出处,因此,长期以来此书一直是学者们了解蒙元史全貌和有关资料(特别是波斯、阿拉伯文重要史料)的主要参考书。其第一卷初版于1824年,后又据施密特的《蒙古源流》德译本、俾丘林的《元史》前三卷俄译本作了较大补充,全书于1834至1835年在海牙—阿姆斯特丹出版。经冯承钧先生译成汉文后加以补证。全书附注丰赡,参用大量中外史籍,都为研究我国元代与蒙古民族活动史实的重要参考资料。

《俄国史》
作者从追溯俄罗斯历史着手,从元代成吉思汗西征写到1932年中苏复交,书中除了对前苏联的成立和革命经过详为撰述外,并对俄罗斯的建国、发展、勃兴以及变革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此外,作者更探本求源,溯及往史,特别是对于每一时期历史发展之重心与线索,用丰富的材料进行全面论述,是国人撰写俄国史的首批著作之一。

《美国史》
用一系列历史活动和历史事件的阐述,完整的介绍了美国从无到有,从新生到崛起的过程;用叙述加分析的方法将美国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演化和发展详细阐述,展现美国人探索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卓有成效的脉络及其深刻宏阔的生活潮流。

《通史新义》
作者借鉴西方史学的思想方法,总结并发挥了司马迁、刘知几、章学诚等古代史家的传统史学理论,对史料研究的方法以及通史编纂的原则重斩进行思考,建立其新通史理论体系,对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建设有着重大贡献。
作者分析了历史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之异同,提出了史学研究者应报有之态度和作学之方法,并通过西洋史学原理与中国传统史学之对比,阐明了通史与其他史学之关系,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史学理论认识。

《新史学》
何炳松翻译此书的目的,是认为鲁滨逊在《新史学》中反映的史学思想,“很可以做我们中国研究史学的人的针砭”。书中作者提出了要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强调历史研究的功用在于通过历史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作为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的名著,《新史学》对“五四”以来中国史学现代化建设有着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史》
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升格为“大学从书”之一,改名《中国古代史》。系第一部以近代史观分阶段地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以章节体写成,其长处,即如作者所言,即更适合“讲堂之用”,“以供社会之需”。书中有史表,使叙述清晰简洁,重点突出。

编辑推荐
《多桑蒙古史》
本书作者以东方学家著闻,这部用法文撰写的巨作,参用了大量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史料,不仅对蒙古民族在中亚西亚及欧洲的活动史实作出了详细叙述,也为《元史》等传统载籍的研究和运用,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源,因此获得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介和广泛使用,在中外学界享有盛名。此书开我国系统翻译和研究蒙元史的先河,亦与中国史籍有互补互校之功,为研究蒙元史必读之著。

《俄国史》
何汉文是我国最早研究俄国史及中俄关系的人员之一,本书对于俄国每一时期历史发展的重心与线索介绍得非常全面、详细,是了解俄国历史不可多得的好书。

《美国史》
全书内容全面,涵括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轻松易懂。目的是对美国儿童进行理想和美国历史的教育,通过捉住美国人深刻而宏阔的生活潮流,把这些潮流明白公正地描写出来。

《通史新义》
20世纪初,大批学生赴欧美留学,接触、研究并译介了大量西方学术著作,中西观念的碰撞,产生了由我国学者自己编撰的一大批学术论著,本书即是其中之一。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被列入该社“大学丛书”。作者“把中西两种关于‘通’的观念结合起来,阐发了自己关于‘通’的见解”,本书“就是撮合中西史家相关观点的著作”(洪认清《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的传播与贡献》)。

《新史学》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史学,从内容到形式、从观点到方法都力求“开新”。当时,全国各地的部分大学陆续设立历史系、史学系或史地系等。就北京大学而言,民初(1919年),校长蔡元培废文、理、法三科之名,改门为系,建立了包括史学系在内的14个系。1920年,朱希祖出任北大史学系主任,广纳学有所长的史学人才。其时,何炳松刚从美归国即被延聘,讲授“史学原理”、“历史研究法”,所倚之课本,即为《新史学》。

《中国古代史》
中国近代首部有名的新式通史,得到胡适、鲁迅等人的赞誉;中国近代首部有影响的新式通史;多次再版,绕不过的通史著作

媒体推荐
 多桑研究蒙古史,其书甚佳,述事载言,莫不旁证博引,而后论之,吾书大都以此书为根据。——霍渥尔特

 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冯承钧是完全可以同严复、林纾、马君武、伍光建齐名的第一流翻译家。而且他在史地翻译的考订精审方面,不仅马君武、伍光建不能望其项背,即使严复、林纾与之相比,就如朱杰勤先生所说:“他们好像椎轮,而冯先生好像大辂了”。——邹振环

 汉学家们的蒙古史著作无一能与多桑书相匹敌。——俄国东方学家巴托尔德

 读过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之后,深佩夏先生之功力见地。——胡适

 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开创了以新的章节体载撰写通史的先例,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编写史书的主要体裁。——苏双碧

 王家范: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作。——王家范

作者简介

《多桑蒙古史》
多桑(Constantin d’Ohsson),国际著名的东方学家。所著《蒙古史》,一经出版,即获得很高评价,为中西学者所广泛使用。
本书译者冯承钧,中国历史学家、中外交通史家。因其通晓多国语言文字,并精通中国史籍,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历史语言学和考古学等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毕生研究中外交通史和边疆史,遂在史地研究考证方面卓然成家,被学界称为“中西交通史”这门崭新学科门类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俄国史》
何汉文(1904—1982),别号何雪山,湖南省宁乡县人。幼年九年私塾学习,熟读四书五经。1922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积极参与各种进步学会活动,吸收新思潮。1926年,被选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1940年担任监察院战区第一巡察团委员,历经江南九省二百多个县,清理各县积案、错案。1945年抗战胜利后,查办了一些国民党政要的贪污案件,以贪污事实弹劾宋子文等人,被各界誉为“铁面御史”。1948年,任湖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湖南的和平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1950年,先后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参议室参议、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省参事室秘书。
自任参议、参事后,何潜心文史,笔耕不辍,参与《辞源》的修订工作。

《美国史》
作者俾耳德,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历史学家之一。他出版了数以百计的历史和政治学专著、教材、解释性研究著作,改变了美国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巴格力,美国教育家,著名编辑。他的书籍,主要是以教师教育、课程设置、教育理念、教育心理学为主题。
译者魏野畴,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和宣传活动家,中共陕西党组织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世史》《政治经济学原理》等。

《通史新义》
何炳松(1890—1946),字柏丞,浙江金华人。1912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获省府公费赴美国留学,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次年考入威斯康辛大学,研习历史学和政治学。1915年大学毕业后又转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读现代史和国际政治。1916年硕士毕业,归国。1917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加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1946年调任国立英士大学校长,却因病未能到任。同年7月5日,在上海逝世。
何炳松为现代著名史学家和教育家,曾被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其史学研究与梁启超并称。他著述颇丰,撰有《历史研究法》、《通史新义》、《程朱辩异》、《浙东派溯源》,译有《新史学》、《西洋史学》、《历史教学法》,并编译了《中古欧洲史》、《近世欧洲史》等,其中不少被用作大学教材。

《新史学》
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美国历史学家,20世纪初美国“新史学派”的奠基人和倡导者。五四时期,该派在中国历史教育、史学理论领域地位颇高。
译者何炳松(1890—1946),字柏丞,浙江金华人,现代著名史学家和教育家,曾被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其史学研究与梁启超并称。

《中国古代史》
夏曾佑(1863—1924) ,字遂卿,作穗卿,号别士、碎佛,笔名别士。近代诗人﹑历史学家、学者。对佛学、今文经学、乾嘉考据学有精深的研究,诗文佳。1897年在天津与严复等创办《国闻报》,宣传新学,鼓吹变法。后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编著《最新中国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者重版时更名《中国古代史》。民国时,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后调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目录
《多桑蒙古史》
前 言
译 序(一)
译 序(二)
第一卷
绪 言
第一章
中亚之游牧民族——突厥与鞑靼之古国——其与中国之关系——十三世纪初年之中亚——此时代之鞑靼种民族及其所居之地域——其风俗
第二章
蒙古人之古代传说——成吉思汗之祖先——成吉思汗少年时代之事迹——其长数部——其初诸战——其与克烈汗之关系——克烈部之略志——铁木真与王罕合攻数种游牧民族——两王之结怨——铁木真之败——其遣使告克烈汗之语——王罕之败——其死——铁木真之战胜乃蛮部——乃蛮王之死——蔑儿乞部之降附——塔塔儿部之灭——铁木真之侵入唐兀——此国之略志
第三章
大会——铁木真称帝号成吉思汗——二侵唐兀——乞儿吉思与谦谦州之降附——斡亦剌之降附——讨伐屈出律与脱脱——三侵唐兀——畏吾儿之降附及此民族事略
第四章
成吉思汗之叛金——契丹或辽国——女真或金国——成吉思汗之进兵中国——侵入山西直隶——金兵之败——辽东契丹之叛附成吉思汗——金国都城之变及金帝允济之被害——其侄吾睹补之即位——金夏之战——成吉思汗第二次侵入中国——残破山西、直隶、山东等地——议和——金帝迁都汴京——蒙古军第三次侵入中国——取中都——攻汴京
第五章
成吉思汗之还蒙古——蔑儿乞部之灭——秃马惕部之征服——讨辽东之叛——遣木忽黎总统诸军经略中国——四侵唐兀——太阳汗子之走哈剌契丹——此国之沿革——屈出律汗与花剌子模算端之结合共图哈剌契丹帝——屈出律之取哈剌契丹——蒙古军之侵入哈剌契丹国及屈出律之败亡
第六章
花剌子模帝国——历渐强大——算端摩诃末与哈里发纳昔儿之失和——进攻报达——算端诸子之封地——其军队之组合——其母之当权——成吉思汗之遣使传语——至自鞑靼地域的数商人之被杀于讹答剌——成吉思汗之备战——其使臣之被杀——花剌子模、蒙古两军之战于突厥斯单——成吉思汗之进兵花剌子模国——摩诃末之筹备防守
第七章
成吉思汗之至花剌子模边境——河中之侵略——遣军追逐摩诃末——摩诃末之走死阿必思浑岛——其母妻之被俘——其二子之死——花剌子模之侵略——巴达哈伤之降附——拖雷之侵躏呼罗珊——算端札阑丁之走哥疾宁——其胜蒙古军于八鲁弯——其诸将之离心与大部士卒之携贰——其走申河——成吉思汗进击札阑丁——申河之战——八剌、秃儿台两将之渡申河——哥疾宁之掠杀——也里、马鲁二城之毁灭——札阑丁溃卒之结局——巴里黑之毁灭——成吉思汗之归蒙古
第八章
续志哲别、速不台二将远征之役——残破伊剌克阿只迷、阿哲儿拜占、阿兰三地——败谷儿只人——谷儿只、设里汪两地之抄掠——败阿兰人及勒思吉人——侵入钦察地域——败斡罗思人——残破斡罗思南部——侵入克里米亚半岛——败不里阿耳人——此军之还蒙古——蒙古军之重复残破伊剌克阿只迷
第九章
朮赤之死——侵入唐兀——高丽之降附——木忽黎之经略中国北部——金宋之战——木忽黎之死——其子孛鲁之接统其军——成吉思汗之侵入唐兀——此国之侵略与灭亡——成吉思汗之死——其归葬蒙古
……

《俄国史》
序一 孙科
序二 梁寒操
自序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建国前之俄罗斯
第三章 基辅王国
第四章 蒙古人统治时代之俄罗斯
第五章 俄罗斯之复兴统一
第六章 莫斯科王朝之绝灭与罗曼诺夫王朝之产生
第七章 俄罗斯之欧化
第八章 十八世纪中叶之俄罗斯帝国
第九章 十八世纪末叶之俄罗斯帝国
第十章 十九世纪初期之专制政治与革命运动
第十一章 俄罗斯与欧洲
第十二章 俄罗斯与东方
第十三章 农奴解放
第十四章 十九世纪中叶之内政与外交
第十五章 十九世纪下半期之革命运动
第十六章 十九世纪末叶之外交
第十七章 日俄战争
第十八章 二十世纪初年之解放运动
第十九章 资本主义之发展及其危机
第二十章 俄罗斯与欧洲大战
第二十一章 一九一七年之大革命
第二十二章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之苏联
第二十三章 新经济政策时期之苏联
第二十四章 五年计划时代之苏联
参考书目
后记

《美国史》
原序
第一章 美国史在欧洲的发端
第二章 探险的勇士
第三章 在美洲设立英国的殖民地
第四章 美洲殖民地上住人
第五章 欧洲列强间关于北美洲的竞争
第六章 美国独立前的生活劳动与自由
第七章 美国独立的原因
第八章 美国独立战争
第九章 美国宪法
第十章 第一次政治上的大冲突
第十一章 美国领土的扩张
第十二章 西部广大土地的归结
第十三章 困难的外交一八一二年的战争与美洲拉丁民族的关系
第十四章 三十年的国内政治(一八一五—一八四五)
第十五章 西向太平洋岸
第十六章 工业革命
第十七章 工业革命在美国人的生活上所起的大变化
第十八章 美国政治的民主主义的发展
第十九章 十九世纪前半期平民教育的发达
第二十章 南北部间政治上的大冲突
第二十一章 南北战争
第二十二章 南部的善后
第二十三章 南部的新兴
第二十四章 远西部的发达
第二十五章 工业的胜利
第二十六章 移民内徙
第二十七章 资本的组合与劳力的组合
第二十八章 政党及政治问题
第二十九章 外交——美国跻上世界强国之列了
第三十章 通俗教育的进步
第三十一章 新民主政治
第三十二章 新世纪的开幕
第三十三章 欧洲大战
后记


《通史新义》
导言 历史研究法与社会科学
上编 社会史料研究法
第一章 史料之理论
第二章 考订之原理
第三章 史料来历之考订
第四章 诠释之考订
第五章 诚伪及正确之考订
第六章 事实之利用
第七章 事实之编比
第八章 社会科学事实之编比
第九章 并时事实之编比法
第十章 连续事实之编比法

下编 社会史研究法
第十一章 历史之种类
第十二章 社会史之现状
第十三章 社会事实之编比
第十四章 社会史之特殊困难
第十五章 社会团体之决定
第十六章 演化之研究
第十七章 各类历史联合之必要
第十八章 社会史之系统
第十九章 社会史与其他历史之连锁
第二十章 单独事实及于社会事实之影响
第二十一章 集合事实及于社会生活之影响
结论
后记

《新史学》

译者导言
译者再志
一、新史学
二、历史的历史
三、历史的新同盟
四、思想史的回顾
五、普通人应读的历史
六、罗马的灭亡
七、一七八九年的原理
八、史光下的守旧精神
后记

《中国古代史》

第一篇 凡例
第二篇 凡例

第一篇 上古史
第一章 传疑时代(太古三代)
第二章 化成时代(春秋战国)

第二篇 中古史
第一章 极盛时代(秦汉)
第二章 中衰时代(魏晋南北朝)
……
附录
后记

文摘
多桑蒙古史
前 言
多桑(C. d’Ohsson)是一位著名的东方学家,1780年生于君士坦丁堡,历任瑞典的外交官,1855年死在柏林。他精通突厥、阿剌伯、波斯及西方诸国的语文。这部《蒙古史》是用法文撰写的。著者凭借他的丰富的语文的知识,参用了大量的阿剌伯文和波斯文的史料,对蒙古民族在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活动史实作出了详细的叙述。全书出版(第一册1824年初版,全书四册,1852年出齐再版)以后,欧西各国盛行一时,获得了资产阶级历史学界很高的评价,并为中西学者所广泛使用。
关于中国蒙古王朝——元代——的历史,我国有着极其丰富的文献史籍。《黑鞑事略》《蒙鞑备录》《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等书和明代官修的《元史》,都是研究蒙古史的头等史料,其中《元史》更是记载蒙古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国历史的最详尽的巨著。这些史料早已为中西学者所重视。但是,十三、四世纪蒙古民族活动的历史有着世界性的意义,他们不仅统一了全中国,并且还远远地向西方发展,达到东欧各地,建立了察合台、钦察、伊儿三大汗国,给予这些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社会发展以极大的影响。因此,全面地了解和研究我国元代和蒙古民族活动的历史,西方文献的参考是十分必要的。多桑的这部书以及这部书中所引用的著作,如剌失德、朮外尼和瓦撒夫的书,都是值得参考的资料。
这里应该指出,多桑的《蒙古史》是有很大的缺点的,除了译者在序言内指出的史料编纂方面的错误和疏漏之外,主要的还是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所共有的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它只是比较有系统地叙述了一些历史事实,而对于这些历史事实却没有也不可能有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评判。但多桑这部书,正如冯承钧先生在序文中所说的,在剌失德的《史集》以及其他波斯、阿剌伯文的许多著作没有译出以前,还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不少有用的史料。今天我们重印这部书的原因也就在此。
多桑的书卷帙颇巨,出版百余年来,全部译成东方文字的只有冯承钧先生的汉译本。日本田中萃一郎的日译本,仅完成了前三编。冯先生翻译此书,因为上下两册分期译完,有些译名未能统一,他生前提起,每引为憾事。中华书局要求将先生的译本整理重印,为了便利读者,我就本着先生生前的愿望,除了将两册的译名尽量力求一致以外,并在后面增添了译名对照等表。在今天中亚史料未能大量译出之前,我想对于研究蒙古历史的人,这部书会有一定的帮助。
陆峻岭1958年9月于北京

译序(一)①
一部《元史》,历来囿于“正史”成见的人皆说不好,所以陆续改编了些《续编》《类编》《新编》《译文证补》《蒙兀儿史记》《新元史》。这部历史好像是犁然大备,其实不然。修史首重在搜辑史料,而修《元史》尤须要通晓几种外国语言;不解外国语言,不但不能搜辑外国史料,而且不能解释本国史料。更有进者,外国语言不可偏重一种,《译文证补》就犯这种毛病。此书虽然引用了许多“西域书目”,好像他是全凭译人口述而“笔受”的。不仅未见波斯语、阿剌伯语种种撰述,而且多桑的书好像也是从霍渥儿特(Howorte)书转录的。洪氏证补《元史》之功固不可没,可是他有一种成见误人不浅,他说西方语言无某音,不及汉字译音之备,此说很不可解。若说用标音字母译写的名称,不及音义有变化的汉字之备,未免很奇。他在《译文证补》里面,根据译人的口述,改了许多《元史》固有的地名人名,比方《元史》译Heri作也里,《元朝秘史》作亦鲁,皆有译例可寻,可是洪氏根据晚见的Herat译作海拉脱,似乎只知其一不知有二了。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他这种创译,苦了后来续修《元史》的人。所以《新元史》的阿儿浑,在此人本传中作阿儿浑,而在《旭烈兀传》同《西域传》中又作阿儿衮,这种毛病皆是不能径读西书所致。
所以我想将多桑这部《蒙古史》翻译出来,此书出版虽已有一百多年,然而研究蒙古史的人,仍不能不拿来参考,因为《世界侵略者传》《史集》《瓦撒夫书》等书没有完全译本以前,终不能不取材于是书。案多桑书共有七卷,前三卷述成吉思汗至元亡时的事迹,后四卷专言伊儿汗国的史事,并附带言及钦察、察合台两汗国。其第一卷业经田中萃一郎译为日文,译文还忠实,可是有许多人名地名未取元代载籍的固有译名比对。第二、第三两卷记成吉思汗以后之事,然多取材于中国史书的译文,所本的汉籍,以《续通鉴纲目》《元史类编》两书为最多,偶亦采用《元史》。然而于《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等书皆未引用,当然说不上《黑鞑事略》《蒙鞑备录》同元人文集中的许多碑志、行状、家传了。所以我译此书,先从后四卷译起,将来如有余暇,再译比较西方材料较多之第二卷。
多桑书所本之书有二三十种,也有人名地名不统一的毛病,尤其使人讨厌的,就是他叠床架屋式的译写方法,然而也无可如何,不便用新式译写方法将他改正。霍渥儿特书第四册的索引译写单简,可以取来对照。
我原想用白话翻译,不用“史书文体”,可是渐渐不知不觉地受了史书文体的支配,然而我始终力避用“典”。我的目的惟在将此书原意译出,供他人作史料参考之用,所以对于译文只求忠实,不去锻炼字句。在别人看起来,我译的这部书或者比从前的译文退步,然而我觉得译文通畅的地方,容或有点削足适履;文义涩滞的地方,容或确可比对原文;所以宁愿拖泥带水,而不愿钩章棘句。
从前编纂《元史》的人,除开屠寄以外,皆有译名不一贯之病;所以我在翻译中,对于人名地名,颇为审慎。凡人名地名皆以《元史》《元秘史》两书为主,两书所有的,选用一名。两书所无的,地名一项,尽先采用唐、宋、明人的译名;人名一项,元代载籍中有同名的,如帖木儿、不花、阿里、忽都不丁、阿合马、亦思马因、阿老瓦丁、马合谋之类,虽非本人,亦用旧译。元代载籍中无可比附的,则务求合乎元人的译法,不敢以今人的读音,认作元人的读音。元人的译法在不明语学的人看起来,好像不对,比方将-l读作-n,就是一个例子。殊不知这种代替方法,从前也有,而在元代竟成一种通例,所以译sultan作算端,Djelal-ud-din作札阑丁,Iltchikadaï作宴只吉带。这皆是翻译本书所用的正例,然而有时因为下述种种理由,不能不用变例。
元代除开一个最短期间用八思巴字母外,始终用的是畏吾儿字母。畏吾儿字母中无代表g-、h的字母,所以蒙古文中多缺此种写法。唐时突厥语的莫贺咄,移植到蒙古语中,应读若bagatur,可是在蒙文《元秘史》中写作把阿秃儿,则成ba’atur;在《元史》中更简作拔都鲁,则成batur。又一方面,阿剌伯字母中不常著录韵母,所以有许多名称写法不一,姑就此把阿秃儿一字而言,本书竟有写作Behadir者,我当然不能按着字面翻译,而将他改作八哈都儿。此变例一。
伊斯兰教人的名称,无所谓姓,加之名字相同,要使许多同名的人有别,所以在名后加一别号,如用职务官称之类;再不能判别,则于名后注某人之子,如Ibn Ali,犹言阿里之子之类;或者还要加上一个地名,如报达人,朮外因(就是《译文证补》的志费尼)人之类。然而也有无从判别的,所以我将这类的译名,略为变通。如《元史》中的Argoun,是种族名,是军名,亦是人名,《元史》为判别这些名称,将他写作阿儿浑、阿鲁浑、阿里浑、阿剌浑几种写法。我也仿照这个例子,皆分别著录原文于下,可是也有不能分别的地方,本卷中有三个秃儿罕可敦(Tourkan Khatoun),究竟是二人是三人,无从知之,此种名称只好用一贯的译法。此变例二。
本卷中有些译名,看起来好像是变例,其实是正例。比方钦察汗国侵入波斯的统将名唤Nogai,《译文证补》将此名译作诺垓,其实此名也是蒙古时代的一个通常名称,与他同名的人,在《元史》中颇不少见。我们姑将《元史》的译例来解说。《元史》(我所指的当然是未遭乾隆校刊劫的《元史》)定宗后名唤斡兀立海迷失,就是西书的Ogoul Gaimisch,可见海字对gai。蒙古人的官号Noyan,在《元史》中写作那颜、那演、那衍,可见那字在元时读若no,对照起来,Nogai应该译作那海,而不应改作诺垓,这类例子很多,姑举其一,以概其余。
还有些译名,可以说是正例,也可以说是变例。旭烈兀有个儿子,在此书中(第五卷)写作Coungcouratai,《译文证补•阿八哈补传》写作空库斡台,《蒙兀儿史记•世系表》作空古斡台,《新元史•旭烈兀传》作空古斡儿,然在《台古塔儿传》又作康廓而拉台,其实皆被多桑叠床架屋的译写方法所误。案:元代的蒙古人,常用些部族名称作人名,仅在后面加上一个接尾词,大概男名加“台”,女名加“真”。这些用部族名称而自名的人,并不是本部族的人,比方南家台或囊加歹,并不是中国南方的人,马札儿台也不是匈牙利人,乃蛮台也不是乃蛮人,不过取其名而已。此处的Coungcouratai也是此例。多桑所取的材料来源不同,写法因之有异,其第一卷后附注所引《史集》诸部族名,有Councarat,就是此人名之所本,也就是《元史》所常写着的弘吉剌,此名在《辍耕录》中作瓮吉剌,在《辽史》《金史》中作王纪剌、广吉剌,用新式写法,应作Qongirat或Ongirat。头一字何以有时用声母,有时不用声母,我现在还不能答覆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拿畏吾儿字母来解释,因为辽金时代蒙古人还未用畏吾儿字母,可是第二个字的韵母在汉译皆用-i,所以我将这个人名更正为弘吉剌台,这个译名初视之好像未遵原文,其实我有我的理由。
本书有若干地名,我明知有误,然而未能确证其误以前,只好随他。比方旭烈兀进攻木剌夷时,有个地名作Khar,按照霍渥儿特《蒙古史》所引Quatremère译本《史集》,此地名是Khowar,则即是《元史•西北地附录》之胡瓦耳。然而我不敢改正,仍然译作哈儿。又如本书中之若干地名,似乎应该“名从主人”,不应用欧洲语言的名称。比方埃及不应名曰埃及,而应名曰密昔儿(Misr);美索波塔米亚(Mésopotamie)应改作Djézireh。可是我是译书,而不是在考订,所以也不便改他。然而有时也有点变例。阿剌伯语名阿母河曰Djihoun,此河元代本有阿梅、阿母、暗木等译,所以我习用旧称,不用新译。本书称阿母河以外的地方曰Transoxiane,原意犹言“乌浒水外”,译用这个名称,未免太僻;若用康居的名称,未免太古。元时在此地设阿母行省,可是这个行省所管的区域,好像在最初时西及波斯,东兼《元史•西北地附录》之途鲁吉(Turki),不能将这个名称代表两河之间的地域。考此地阿剌伯语之原名作Maveraun Nehr,此言河中,西辽时于其地置河中府(见《湛然居士集》及《西游记》)。我所以将此地译作河中,其地既在西域,决不致同蒲州发生混解。
译名一贯之重要,取下面所引的一段《新元史》观之,就可知道了。《新元史》卷256(12页)云:“西里亚,埃及属国,以他木古斯为都城,埃及与蒙古隔绝不通使命。宪宗初,西里亚酋纳昔儿商拉哀丁耶思甫取埃及之塔木司古司之地,后为埃及苏而滩哀倍克所败,纳昔儿乃割基纳斯列母克渣及纳蒲列斯海岸以请平。”案:此处的他木古斯同塔木司古司,明明是一个地方,不知为何用两个译名。此城就是我所翻译的大马司。此城古称同现在英文仍旧袭用的名称,固是Damascus,然而我只能从原书法文名称之Damas而译作大马司。《新元史》的纳昔儿商拉哀丁耶思甫,就是多桑书的Nassir Salah ud-din Youssouf,我翻译的纳昔儿撒剌丁亦速甫。《新元史》的译法,除开“商”字外,尚可勉强对付,可是后面的“基纳斯列母”,要叫元朝的人读起来,势须作kinasremou,同多桑书的Jérusalem未免相去太远了。况且这是基督教人的圣地,通常译作耶路撒冷者,不知为何发生这样的讹译,大约是翻译的人太无史地常识,而撰修的人未能校对原文所致。由这一方面看起来,可见修《元史》不仅仅要通晓与《元史》有关系的若干语言,而且还要抛弃汉字古今读音不变的成见。其实我于此道不敢自认高明,我原想等待伯希和所译写的蒙古文《元朝秘史》刊行后,考究元代的读音,再就考究的结果,来整理元代载籍的译名。那晓得等待了十四年,除开片段的发表外,全书尚未出版,所以于译此书时,不敢自认译音之必是,将所有的人名地名皆附注原文于下;然不能遍注,只以初见者为限。有时一名两三注者,或因原名有详有略,或因一名写法两歧,或因前后文相距太远,所以一再著录。
读者还要注意的,不仅多桑书所著录的名称不一致,或有误写而必须考订的地方,而且他所本的史料,也不免讹夺。现在姑举一例来说,《史集》记载从大都赴上都的道路有三,第二路经过一城名曰Djodjou,此城附近别有一城名曰Simali,后一个名称就是长城附近的洗马林堡。可是Klaproth,Yule,Blochet诸人皆说前一地是涿州,在音的方面固然可以将就,在地理方面可就难了。现在从燕京到多伦西北八十里之古开平府,何至于假道燕京西南一百几十里的涿州,足证剌失德(Raschid)书传抄有误。伯希和在《亚洲报》(1927年刊)说是抚州之误,这种考订是不错的。可见不仅读多桑书要审慎,就是读他所本诸书的原文或译文,也要审慎。本卷中所言的狮符,明明是虎符之误,新修《元史》的人过于重视西方载籍,常将虎符改作狮符,然则《元史•兵志》“佩金虎符符趺为伏虎形”的记载,竟成狗矢了。
1933年6月1日冯承钧识
本章注释
①这原是本书下册的译序。后面的一篇原是上册的译序。

译序(二)
多桑书共有七卷。我前以为西域三大汗国的史事,在旧籍中颇欠缺,在新编中亦多疏误,故先将后四卷迻译。后来看见田中萃一郎所译的前三卷,我又觉得全书仍有翻译之必要(田中的译文我在《大公报》图书副刊第十四期中已有评),遂又将前三卷转为汉文。翻译时间既有先后,前三卷同后四卷的译名不免有若干不能一致的地方。比方Mohammed先译作谟罕默德,后在前三卷中概从唐译作摩诃末,就是一个例子。全书译竣,我想将后四卷取回整理,不意原稿清样统已制成纸型,势须大加挖改,末后只好听他。前三卷有新式标点,后四卷无,也是因为这种关系。①
我从前在第四卷序中说过,多桑书同《元史》一样,也有译名不一贯的毛病。因为他所本的伊斯兰教撰述,文字不著韵母,而声母音点有时脱落,常易相混,所以不特相近的韵母有时误用,甚至难于互用的韵母,也能混淆不分。声母之误如果无他书可以对勘,竟至无法考订。比方主儿勤之误作Bourkines,错了一个声母,那牙勤误作Boucakines,竟错了两个声母,一个韵母。他最使我感困难的,就是对于c,k,g,kh,gh等声母毫无分别,例如他译写的gan,对音可作干(gan),又可作坚(gn),且可作罕(ghan,khan)。这种困难有时还可以用前后文去补救,例如Togan,不难认识是脱欢。可是他有时又将o同ou两个韵母互用,写作Tougan,则未免使人犹豫不决,因为蒙古人也有名唤秃坚的。像这一类的困难不计其数,我自信尚未能完全将他解决。
此外有些译名,好像与对音未合,其实不然。我在第四卷序中曾引证过若干变例,比方将-l读作-n,畏吾儿字母中无代表g,gh等声的字母,就是两个大变例。此外尚有若干为前序所未及的,条列如下:
突厥语发音之y,在蒙古语中常变作j。比方突厥语驿站作yam,蒙古语改作jam。突厥语法令作yasaq,蒙古语则改作札撒黑(jasaq)。讹答剌城的守将,杀成吉思汗使者的那个人,剌失德书名亦纳勒出黑(Yinalčuq),号哈亦儿汗(Qayir-khan),而在《元史》则作哈只儿只兰秃(Qajir-Jinaltuq)。除以蒙古语语尾之-tuq替代突厥语语尾之-čuq外,两个y皆变作j,一个l变作n。这种例子举不胜举。
蒙古语同西域语常将b变作m,若乞卜察黑(Qibčaq)之变作钦察(Qimcaq),哈卜哈纳思(Qabqanas)之变作憨哈纳思(Qamqanas),是两个很显明的例子。
蒙古语对于发音之r-,常叠用其后之韵母,比方Ros之作斡罗思(Oros),Riazan之作也烈赞(Ärãzan),也是两个很显明的例子。这种译法同古译相反,比方《宋高僧传》卷三有阿真那(Ratnacina),竟将发音的R-简单删了,大约是汉语同蒙古语无此发音,所以读音或增或减。
发音之A-有时省略,比方Abu Saïd之作不赛因,Abu Bãkr之作不别,是见于《元史》的变例。可是也有帖木儿的后人Abu Saïd在《明史》中写作卜撒因的。看这个例子,足见收声之-d偶亦变作-n。但是这种变例的收声不常见。
蒙古语尾之-n增删无常。若阿勒赤(Alči)亦作按陈(Ačlin),河西转为合失(Qaši),也可变作合申(Qašin),月忽难(Yohunan)又可作月合乃(Yohuna-i),这个月合乃在《元史》卷134误作月乃合,诸本《元史》皆然,可是此人的神道碑实作月合乃,这个名称大概也是从突厥语转贩而来的,在蒙古语中则变作朮忽难(Juqunan)。
蒙古语常读t作d,比方将tarqan读作答剌罕,将taïr读作答亦儿,就是两个很明显的例子。这种读法好像不是蒙古语所独有的,从前汉译tarqan曾作达干,Trküt曾作突厥。
上面所说这些变例,不但是译多桑书所应知道的,就是读《元史》也是应该知道的。至若我所用以译写的汉字,我很想适合当时的读音。因为翻译非汉语的人名,固然要求一贯,可也要注意当时的读法。我曾说过,如要整理《元史》译名,必须备具几种条件:(一)要名从主人;(二)要了解西方北方几种语言;(三)要明白汉字的古读,尤要知道元人的读法。从前整理《元史》的人,好像多未备具这三个条件,所以愈改修愈使人迷离不明。比较以前的整部成绩,只有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实录》微合第二第三条件,可是他常将《元朝秘史》的译音译写近代西方地名:将契丹改作乞坛(Qitan),还可以说是乞塔惕(Qitat)的单数;将波斯作珀儿昔阿(Persia),也可勉强对付;可是将埃及作额只魄惕(Egypte),而不用名从主人之例,作密昔儿(Misr)等类的译法,未免过于刻舟求剑了。但是比较其他改修的《元史》,总算强多了。在学界种毒最深的,要首数《元史译文证补》的译名。洪氏丝毫不问上述的三个条件,同元代译名的那些变例,对于《元史》名称妄加改窜:比方译Catchoun作哈准,而不用元译的合赤温或哈赤温;译Noqai作诺垓,而不用《元史》屡见不鲜的那海或那怀,自以为新,其实错了。古人翻译,很明了汉字的读音,比方《圣武亲征录》中由西夏攻至汴梁的蒙古将,译名作三木合拔都,后又作三合拔都,此人的原名是Samuqa Ba’atur,翻译的人用“三”(古读sam,今粤人尚作此古读),照顾到第二个字的发声。这种译法就是从前佛经的译法,也就是《元朝秘史》的译法,不像今人随便用本人乡土的方言,同似识非识的汉字,译写外国语言名词之乱。所以《元史》中的译名虽不统一,除开过于省译之名称外,皆不难复其原名。至若《元史译文证补》一直到《新元史》的译名,能够还原的恐怕很少。
我所用的标准译字,多从《元朝秘史》,然而并不认定《元朝秘史》是一部完全不误的译文,其中也有些传写的错误。比方将你沙不儿(Nisabur)写作亦薛不儿(Isãbur),将亦剌合(Ilqa,Ilaqa)写作你勒合(Nilqa),可以说是音点不明,致有此误。可是杀乃蛮王子古出鲁克(屈出律)的地方作撒里黑昆(Sariq-qun),证以近来发现的蒙文《秘史》残本,实是撒里黑豁勒(Sariq-gol)之误。如此改正方与蒲犁县之土名相合。这类版本的错误,《秘史》中尚有不少,所以我虽采用此书,可不绝对盲从。
旧译名除开过于省译的名称,像忽亦勒答儿(Quïldar)《元史》作畏答儿的例子外,我皆尽量采用,决不自出心裁,妄易新翻。元代载籍所无之人名地名,而有旧译者,则用元代前后之古翻,如隋唐之范延,《明史》之帖必力思之类,亦不别用新名,不用今读之字译古名,也不用古读之字译今名。凡原名初见者,皆附西文原名于下。可是对于多桑书所采乾隆时妄改的名称,根本既有错误,西文译写之名除不误者外,概从删弃。好在多桑书的精华全在伊斯兰教著作,他所转贩的那些汉籍副料(以《续通鉴纲目》为最多),应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整理。
多桑书所引剌失德书很多,而剌失德书同《圣武亲征录》并出一源。在剌失德书未直接转为汉语以前,我觉得多桑书是一部很好的参考史料。比方《亲征录》所载木华黎率王孤、火朱勒、忙兀、弘吉剌、亦乞剌五部,以及契丹、女真之兵南侵中国一文,其中的火朱勒部,久之未详其对音为何,今观多桑书,知为Qošiqol。然则《亲征录》原译或是火失火勒矣。剌失德书(Berezin本数见此名)说是每十人队中挑选二人组织成的军队,此说颇类真相,因为此字的字根是qos,突厥语犹言双也。此姑就以多桑书校正中国史录而言。反一方面说,也可取中国史料校正多桑书。兹举一例为证:多桑书第一卷第二章有个部落,名称曰亦勒秃儿斤(Ilturkine),后在附录中亚部族表中,又作亦勒都儿斤(Ildurkine),检《元朝秘史》卷六相对之文(叶本31页),王罕有个使臣名亦都儿坚(Idurgän),后(49页)同一人又作亦秃儿坚(Iturgän),也是一名两种写法,姑不问究竟是人名抑是部名,要可以《元朝秘史》的名称改正多桑书之误。
我译多桑书时,很想作一种互证的工作,所以在第一卷第二章中用力很勤,可是费时也很久。如此做下去,恐怕几年也译不完,后来只好译而少证。
我在本序中所用的译写方法,除引用多桑原文外,皆用新法。因为多桑书之叠床架屋的译写方法太累赘,并可发生误会。比方谷儿只王Lascha,《蒙兀儿史记•西域传》误读作辣思伽,其实应作剌沙(承袭此人王位的鲁速丹,就是剌沙之妹,然而新修的《元史》迄未认清是何人,《蒙兀儿史记》误作剌沙之甥女,《新元史》误作剌沙之弟妇,大约是习于中国观念,以为只有弟媳妇摄政,那有姑奶奶当权,是不特不明西史,而且并Howorth《蒙古史》的世系表亦未寓目)。若是用新法写作Laa,就不致于发生这类的误读了。我译多桑书常想将他的译名修改。可是他的写法无一定标准,有许多名称很难判别,末了只好听他,仅在汉译名中略为变通。所以dji常译作“赤”,而不作“只”。再者多桑的译名皆作“法语化”,比方蔑儿乞惕已经是蒙古语表示多数的名称了,应该写作Merkit,可是他写作Merkites,另外又添了一个法语多数,弄成画蛇添足。要是遇见一个翻译匠,一字一音地当作英文读去,恐怕最博识的考据家也无从考见真相了。这也是读多桑书应该注意的一点。蒙古语表示多数的语尾固然是-t,《元秘史》写作“惕”,可是因为采用别的语言,或因他种原因,有时多数作s,r,l,《元秘史》写作“思”、“儿”、“勒”。比方南家思(Nankiyas)、速勒都思(Suldus)、巴鲁剌思(Barulas),用“思”而不用“惕”,札剌亦儿(Jalaïr),塔塔儿(Tatar),用“儿”而不加“惕”,撒儿塔兀勒(Sarta’ul就是回回),用“勒”而不改“惕”,皆可为证。我还疑心有用-n字作多数的。晃豁坛(Qongotan)的多数固作晃豁塔惕(Qongotat),乞颜(Qiyan)的多数固作乞牙惕(Qiyat),为甚么乃蛮(Naiman)不作乃马惕(Naimat)呢?元代固有乃马台(Naimatai)、乃马真(Naimajin)的人名,这不过是蒙古语变化的属格,不足证明他是多数。检遍《无秘史》,竟未发现乃马惕的写法,不论单数多数,皆作乃蛮。要说乃蛮是数目字(此言八),为甚么朵儿边(Dorbän,此言四,亦是部族名)有朵儿伯惕(Dorbät)的变化呢?若要解决这个问题,非比较阿勒台(Altaiques)系语言不能得到答解。我所举的这些例子,无非使人知道蒙古语多数不仅用惕,切莫仿效《蒙兀儿史记》,不但将蒙古语的多数一概变作惕,而且将非蒙古语的多数,甚至将梵语的多数,一概变作惕。
我这些批评,并不是在摘人之短而见己长,不过是因为有几部书已经具有“威权”。我译本书撰者C.d’Ohsson的名称,不敢规规矩矩译作朵松,而仍用旧译的多桑者,也是受了这种威权的影响。这些具有威权的撰述,不能说全书皆好,当然有些缺陷,我无非指明这点缺陷,使参考的人不致沿袭其误而已。除开此点以外,我以为别烈津本的剌失德书未重译以前,《元史译文证补》一书是可以参考的,《成吉思汗实录》《蒙兀儿史记》二书,也是治元史的人离不开的佳作。
我译此书也不敢说好。从前在评田中所译多桑书一文中,曾经说过:“多桑书中错误散见,欲改之则与原文异,不改则与事实违,无论何人译是书,终不免吃力不讨好。”所以多桑书出版逾百年,尚无一人敢有翻译全部的勇气或傻气。我今竟敢将此书全部转为汉语,只望读者谅我胆量之大,不敢望读者誉我译笔之工。
1934年4月10日冯承钧识
本章注释
①此次重印,已将前三卷与后四卷译名加以统一,后四卷也改用了新式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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