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殇:晚清民国十六城记.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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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城殇》编辑推荐:安庆、马尾、天津、香港、澳门、哈尔滨、长沙、上海、北京、南通、杭州、汉口、北碚、天水、南宁、康定,现代中国的起源,理想年度的尘埃。著名汉学家舒衡哲、公共知识分子许知远作序推荐!

名人推荐
他沉醉于那些灿烂却往往短命的英雄和他们的理念。这也是他这些年的努力方向——如何重新恢复记忆?
——许知远
张泉的目的和芒福德一样大胆:当历史健忘症的瓦硕已经覆盖了朱启钤、张静江和卢作孚等城市化先锋之际,张泉也在寻找机会,试图从这些瓦硕堆中挖掘文化和社会创造力的希望。他意识到革命的飓风曾一再清扫中国的城市,于是,他用书写创造出一个空间,来安放当下对于历史和未来的回声。事实上,这已是罕见的成就。
——著名汉学家 舒衡哲

媒体推荐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将权力转换成形式,将能量转换成文化,将无趣的事转换成鲜活的艺术符号,将生物繁殖转换成社会刨造。”如今,一个年轻的中国作者已向这一高度发出挑战。
张泉的日的和芒福德一样大胆:当历史健忘症的瓦砾已经覆盖了朱启钤、张静江和卢作孚等城市化先锋之际,张泉也在寻找机会,试图从这些瓦砾堆中挖掘文化和社会刨造力的希望。他意识到,革命的飓风曾一再清扫中国的城市,于是,他用体写创造出一个空间,来安放当下对于历史与未来的同声。事实上,这已是罕见的成就。
——[美]舒衡哲(Vera Schwarcz)
《城殇》谈论了天津、上海、香港、哈尔滨、长沙、康定、南通等诸多城市。它们是现代中国演变的缩影,更与一小群杰出人物的努力相关。张泉沉醉于这些灿烂却往往短命的英雄和他们的理念。这些故事也映射出他这些年的努力方向——如何重新恢复记忆。现代中国饱受失忆之痛,每一代人似乎都在一片废墟上重新生长,它既容易令人陷入无根之痛,缺乏足够的精神与智力资源;又可能引发盲目的骄傲,以为自己的成就是独一无二的。
从清末到民国的几代知识分子——面对一个旧秩序崩溃的时代,既茫然、焦灼,义释放出巨大的刨造激情。这些被淹没与遗忘的雄心与挣扎是人类生活中最灿烂的一刻。
——许知远

作者简介
张泉,1982年生于青岛,复旦大学文学硕士。现任《生活》杂志副主编,曾为《周末画报》新闻版主笔。主持或参与的专题报道曾获得由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颁发的“2008年度卓越新闻奖”和“2010年度卓越新闻奖”。

目录
前言城市想象与现代中国
第一章将军令
安庆:昙花摧城
马尾:向海而生
天津:复兴的幻象
第二章水月·镜花
香港:劫墨重生
澳门:上帝与谁同在
哈尔滨:永夜的极光
第三章风暴之眼
长沙:岁在庚戌
上海:暗战四马路
北京:游园·惊梦
第四章专家治国
南通:千里涉江
杭州:破茧之城
汉口:民主的边缘
第五章枪炮与矩尺
北碚:“赛先生”的救赎
天水:死水微澜
南宁:梦断德邻路
康定:孔子与佛陀
结语失控的摇篮
跋那些旅行
参考文献

序言
序一
寓思于史
舒衡哲(Vera Schwarcz)
历史的真实 被面具遮蔽
如果 一个人试图打碎这些面具
他会发现什么
—卡尔•休斯克《世纪末的维也纳》(1980)
在这本书中,张泉怀着热情与洞见驾驭了一个极为宏大的题材,对于一个年轻的作者而言,就算再有天赋,也是十分难得的。诚然,他已经通过在那本拥有惊人之美的杂志《生活月刊》上所发表的一系列才华横溢的报道而产生影响,如今,他又为自己的思想和艺术化的写作找到了一幅更大的画布——从晚清到20世纪中期的中国,这段被遗忘抑或被忽略的城市化的历史。这些不仅仅是寻常的城市史,而是像欧洲著名的知识分子史研究者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在其著作《世纪末的维也纳》中所宣称的那样,这些努力意在揭开现代人类的面具,超越那些城市化进程的辩护之声,真实地为活生生的生活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新视角。这无疑更有创意,也更具意义。
《城殇》在很多方面独树一帜。近年来研究中国城市个案的历史书籍很多,相较之下,张泉更加有野心,他探讨更多的主题,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城市的秘密敏锐地提出了新的问题和见解。他有意从上海的霓虹灯中转过脸去,转而聚焦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改良者的思想和经历,其目的是帮助我们回溯和还原曾一度被遗忘的道路,它们关乎历史的回声,关乎革新的途径。有多少人还记得作为水利专家的张謇?他的改革家形象深入人心,但他也曾致力于解决困扰南通乃至中国千年已久的水利问题。现在中西方城市的天际线都是被高楼大厦分割的,而张泉通过他的研究才能和栩栩如生的写作,使当代读者能够重新思考那些业已消失的风景。有多少人还记得那些富有远见卓识又极具争议的军人?譬如孔繁锦,在甘肃天水的种种举措;譬如刘文辉,曾以富有创意的措施解决西康的宗教问题⋯⋯他们打下的基础,无人能出其右。
这些人物和历史细节,严谨地呈现在这本书中,就像重新追忆一场失落的梦境。这正是休斯克倡导的“带着历史思考”,在这种思考方式中,“过去”的素材常常有助于适应和组织“现在”与“将来”。同时,这不仅仅是利用过去为现在服务,张泉像前辈学者休斯克一样,让我们接受挑战——重新思考一切城市发展的叙事范式。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在《城市发展史》(The City in History)中探讨现代西方和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通过科学勘探,佐以诗意的语言,芒福德认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将权力转换成形式,将能量转换成文化,将无趣的事转换成鲜活的艺术符号,将生物繁殖转换成社会创造”。如今,一个年轻的中国作者已向这一高度发出挑战。
张泉的目的和芒福德一样大胆:当历史健忘症的瓦砾已经覆盖了朱启钤、张静江和卢作孚等城市化先锋之际,张泉也在寻找机会,试图从这些瓦砾堆中挖掘文化和社会创造力的希望。他意识到,革命的飓风曾一再清扫中国的城市,于是,他用书写创造出一个空间,来安放当下对于历史与未来的回声。事实上,这已是罕见的成就。
2011年3月,于耶路撒冷
序二
被淹没的雄心
许知远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大约五年前,我问张泉。他刚刚大学毕业,成为《生活》的一名记者。他安静、羞涩,头发乱蓬蓬。
他说他仰慕雨果那样的人,能影响一个时代的气质。这个回答出乎意料,这是21世纪初的上海,而不是1830年代的巴黎,英雄主义已够不合时宜,他竟还想成为一名文化英雄,靠文字来塑造时代。
在日渐熟悉的日子里,张泉向我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内心世界。他谈论《后汉书》,感慨倘若汉代使节甘英跨过了伊斯坦布尔的海峡,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就会从此不同;他说起战后一代法国知识分子的纷争,加缪如何比萨特更有道德立场;他还猜想,被掳掠到依宁的两位北宋皇帝的心境。
当然,他最喜欢提及的还是清末到民国的几代知识分子——他们面对一个旧秩序崩溃的时代,既茫然、焦灼,又释放出巨大的创造激情。
这本《城殇》是这种热情与好奇的延伸。他谈论了天津、上海、香港、哈尔滨、长沙、康定、南通等诸多城市。它们是现代中国演变的缩影,更与一小群杰出人物的努力相关。张泉沉醉于这些灿烂却往往短命的英雄和他们的理念。这些故事也映射出他这些年的努力方向——如何重新恢复记忆。现代中国饱受失忆之痛,每一代人似乎都在一片废墟上重新生长,它既容易令人陷入无根之痛,缺乏足够的精神与智力资源;又可能引发盲目的骄傲,以为自己的成就是独一无二的。
这本书当然也有缺陷。有时,他太屈从于自己浪漫化的情绪,一些词句太过悲情。有时,他放弃了自己更直觉的观察与判断,被资料牵引着,倘若他能在历史叙述中加入更多此刻的感受与思考,行文无疑会更引人遐想。
不过,这仍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这些被淹没与遗忘的雄心与挣扎是人类生活中最灿烂的一刻。
2011年6月,于北京

后记
那些旅行
同花顺
五年前,我带着五张扑克牌,在广州东站的暴雨中跳下火车。
我对这座城市饱含敬畏。
那是第一次一个人长途旅行。不像一次面试,更像一次冒险、一场旅行。并且,用不了多久,我就开始习惯这样的生活。
那时,我仍陷在长达半年的焦虑里。因为所有的迹象似乎都在表明,一年半载以后,我又将回到本科毕业时险些被设计好的那条路,进党报,做新闻。似乎别无选择。
这导致我在博客上看到令狐磊留言的时候,始终觉得这事听起来简直像一场骗局:一个来自《生活》的邀请?一个来自“令狐磊”的邀请?
那个自称“令狐磊”的人写道:“很喜欢你的文字。现在肆无忌弹地使用古文谈笑风生的入不多矣。但有才华的人无法顺意地找到合适他发展的地方,这是中国当今的最大问题——不知道你是如何看的,是继续在博客上窃窃私语抑或是来到一个优势的媒体,以激昂文字影响更多的人以及这个时代?我是生活杂志令狐磊,有时间的话请加我的MSN……”
五年之后的今天,我重新回到自己荒芜已久的博客,找出这段留言,依然能听到当日加速的心跳。
我用了一天从五角场赶到季风书园去买《生活》,又用了一天来问自己是否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第三天,我去买了火车票。
我相信没有一个年轻人能抵御这本杂志。我读到的是第3期的《生活》,第一辑“大师”专题,文字的力度,骇人的设计感,以及那一连串显赫的名字,足以满足所有年轻人的好奇心,以及虚荣心。
带一份什么样的简历去见以创意著称的令狐磊,是一件伤脑筋的事情。我曾打算继续使用本科毕业时设计的那个小开本的简历,那份简历只用过三次,它帮助我获得过全部的offer。但终于还是放弃了。
最后带到广州的是五张扑克牌,一副同花顺。前四张分门别类地罗列着我的过去,最后一张则是未来一一在硕大的《生活》的Logo上方,我既谄媚而又无比真诚地用马丁·路德·金的语势写道:“I have adream that next card in my life would be Life.”
同花顺拯救了我的沉默寡言,决定性的瞬间则是半个月后在扬州和无锡的采访。然后我到了广州,成为《生活》的一员,从此开始习惯于到各地游荡、采访,在各种交通工具上阅读、写作。我和那些对当地的人情与历史了如指掌的民间知识分子们聊天,在炕头,在战车般巨大、轰鸣的煤炉前,在草垛上,在小酒馆,在他们或狭仄或豪华的办公室。有时,会有狗趴在我脚边打着沉重的呼噜;有时,我们会步着对方的韵脚,用古体诗唱和;有时,会有卖唱姑娘坚持要为我们唱两首歌。然后我再循着他们提供的线索,去寻找更多的人,去开启更多隐匿于民间、沉埋于历史的记忆,把自己托付给茫茫人海,仿佛我就是生活在这里一百年一千年的一棵树。
这是些过于私人化的回忆,却正是这本书的由来。
十字路口
我在这本书中刻意回避了两座在中国近代史上同样影响巨大的城市:我的故乡青岛,以及寓居两年的广州。直到现在,我依然没有勇气叙述它们。总有些东西需要暂时收进抽屉,无论是出于敬畏,出于缅怀,或者其实毫无理由。我选择沉默,但从未放弃追问。
暂别上海的两年里,我才开始建立起对上海的认同感。在此之前,我用了6年去适应这座城市,却每每发现事与愿违。当年填报高考志愿时,好友刘晓光一再告诫我,不去北京你会后悔的。但命运就是如此,没有人知道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究竟会失去更多还是会收获更多。
对上海的认同感,与新的城市参照系有关。 我们很难单向地理解一座城市,往往需要通过比较_历史与现实的比较,意识形态与民间的比较,自我与他者的比较……在大学时代的旅行中,我从未深入地去体验一座城市,理解那里的人和历史,并且,我总会下意识地拿故乡与它们进行对比,而毫无疑问,故乡永远会占据情感的高点,这种比较其实尚未开始就已经高下立判。从《生活》开始,我不断地去不同的城市、小镇、乡村甚至荒岛,寻找它们的过往与当下。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上海已经变成唯一的参照系。这曾让我极为惶恐,后来只有习惯。
我们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之间被生活无声地改变着,被城市重新塑造着。我也时常试图对比青岛和上海这两座对我而言最为重要的城市,它们曾拥有相似的历史,面对过相似的机遇,却走上不同的道路。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城市间的差异?因为南北差异?因为齐鲁与江南的文明分野?因为孔孟与基督的冲突?因为德日的军国统治与英法的商业逻辑?因为意识形态的缘故?……这个命题大概很适合用来写我高考那年的那个愚蠢的作文题目——《答案是丰富多彩的》。它涉及地理、历史、风俗、信仰、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答案或许千变万化,其实又万变不离其宗。
随着阅读、采访和旅行的深入,更多的谜团逐步显现。中国曾经拥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城市传统与城市评判标准,西安、洛阳、开封以及南京的传统都会格局何以一蹶不振?苏州与杭州代表的“天堂”理想又是怎样瓦解的?时至今日,中国的城市又何以如此频繁而尴尬地“撞衫”?
当我试图寻找答案时,所有的谜底都在指向晚清民国一一中国的十字路口,这个国家从未面对过如此庞杂激荡的思想冲击,如此众多而迥异的选择。那时的每一步不经意间的进退得朱,都构成了我们今日生活的起因。倘若不理解那段刚刚逝去的历史,我们如何理解今日的中国?
那段历史我们极为陌生又很是熟悉。就像一块绝美的绢绣,褪了色,失去了原本的光泽,逐渐难以辨识,甚至被虫蛀出了洞,留下难以弥合的伤痕;后来,又被缝补上一些诡异的花边,俗艳的图案。这块绢绣,就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世界。
今天我们在大多数城市或乡村的旅行,都像是故地重游,因为它们看起来实在大同小异。有一次我在北京遇到一个美国记者,他漫不经心地评说中国的城市,他说它们都是一样的,就像一个发育不良的纽约。我告诉他,你真的了解中国吗?你只去过北京、上海和广州。或许等你到过西安、洛阳或者杭州、南京,以及中国更为广大的地域之后,再下结论也不迟。
我这样说,显然不是捍卫所谓的民族自尊心。我承认自己对西安、洛阳或者杭州、南京的样貌,也很是失望。但是,城市间的千篇一律,不应全部归咎于时代。有时,观察者同样难辞其咎。总有诸多微妙的差别、变迁的隐秘,藏匿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如果一个观察者拱手让出了自己的好奇心和独立发现的权利,如果一个写作者只懂得抱怨、人云亦云而放弃思考,那么,旅行是没有意义的,旅行已经被傲慢的态度和迟钝的感官谋杀。
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去验证他的好奇心,或者他仍在酒吧里依靠那些道听途说的信息拼凑着他的中国想象。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就在他面前,他却没有兴趣去发现它们。
当然,在另外一些时刻,我们也未尝不是如此。
刻碑人
我依然记得四年前在云南和北京采访西南联大的老人们。那个夏天颠覆了我对云南的想象。我从瓢泼大雨中推开出租车门,便一眼看见黑色石柱上的白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它那么近的矗立在我面前,我却一步也迈不出去。
让我悲哀的,不是那个巨人时代的退场,而是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态度。
雨中的云南师范大学,石阶上四处积水,从每个方向都映出昆明的天空,蓝得像不瞑的眼睛。在面积并不大的校园里,我花了些时间才找到西南联大纪念馆,因为连续有5个学生都对我的问路感到困惑:“我们学校有个纪念馆?”西南联大纪念馆是云南师范大学斥重金所造,它的开放时间,藏在树阴掩映下的石碑上:每周一三五,除去午休,每次开放六小时。在绞索勒紧的纪念馆门前,工作人员解释说,学校已经放暑假,纪念馆在暑假期间不开放。然而,显然人们都知道,寒暑假会有大量游客拥人云南,尤其对外地的大中学生而言,这是一年中为数不多的机会。
在北京,我遇到了相似的迷惘的眼神。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办公室在北大的一座大楼里,二楼的大教室正在举办一家企业的宣讲会。一个负责接待的女生热情地迎向我,北大的校徽亮得扎眼。“什么西南联大?”她的眼神中带着些嘲讽式的傲慢,似乎我在问的是一个民办院校或者大专。“我们这里是北大。”她说。
同样在那些天里,在一个又一个昏暗逼仄的房间里,我握紧西南联大校友们的手。那些手依然在坚定地把力量传递给我,七十年的光阴,倾覆如指间的流沙。当年文化大师们的结局、尚健在的西南联大人对现实的批评,尤其是年青一代出于种种原因对那段历史的漠视,迫使我不断地追问:为什么会遗忘?谁在遗忘?遗忘如何发生?未来又会怎样?……
许多问题,只能欲言又止。
去年3月在重庆,酷热难当,我总也等不到那辆发往北碚的大巴。后来,便和几个人一起挤进一辆空气污浊的小车。半个多小时后,我被卸在北碚的街心公园里,后面的旅程,只能不断问路,并求助于手机里的Google Earth。时至今日,我们只能依靠这样的方式来理解自己正生活着的国家和它已被忘怀的历史。
当地人不知道我要找的那些地方都在哪里,似乎卢作孚从未在这地方存在过——尽管在一个世纪以前,正是他一手缔造了北碚,缔造了北碚人现在正心安理得享受着的生活。后来我见到了一个做墓碑雕刻生意的门面,师傅回老家了,门前却留着尚未雕完的几座墓碑。在《北碚:“赛先生”的救赎》里,我写道:“他习惯于把那些与自己毫不相关的逝者雕刻在石碑上使他们不朽。”其实我同样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刻碑人,在时光的残骸上,重新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
一本书的诞生
每—本书的诞生之路,都不是作者孤身——人可以走完的。
这本书符合我的期待:不是零散的文章的结集,相对的具有系统性;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写作计划,满足一个年轻作者书写的野心;一个有意义的题目,在适当的年龄,经过相对充裕的积累把它完成;由一家杰出并且富于性格的出版社将它变成书籍;由我非常尊重的学者、作家作序。
感谢美国威斯理安大学(Welsleyan University)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舒衡哲教授(Vera Schwartz),一直给予一个年轻人以亦师亦友的诚挚的关爱,她的充满诗性的学术研究,她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与论证,—直给我以灵感和启迪。
感谢许知远,总是在我写作迷惘的时候,给予慰藉与力量。他第一次见到比他更年轻的年轻人时总喜欢问:你的理想是什么?我的回答是“雨果”,我还记得他当年毫不犹豫的回复:“雨果好,他有98个女朋友。”好吧……祝他健康。
这本书的视觉呈现,要特别感谢3位好朋友的帮助。
感谢冯鹏,慷慨地分享着他的才华。这本书的封面和内文设计都由他操刀完成。曾在《生活》杂志合作4年的默契,让我们几乎无须过多交流便可彼此领会,我只需像从前那样将一组文章交给他,就可以等候超出期待的版面。尽管他已经离开《生活》,却始终是《生活》的一员。从广州到上海,希望他也能在这座城中,找到精神的归宿。
感谢马岭,封面的照片由马岭拍摄。他记录的是陕西韩城党家村的一座废弃的城堡,它曾在清代盛极一时。在2010年1月的某个下午,我们像两个游魂一样百无聊赖地在那座空旷的城堡中游荡,从倾屺的围墙边寻找旧日的痕迹,被一群野狗追赶。尽管关于党家村的故事并没有在这本书中出现,但它无疑也正是“城殇”的余烬。
感谢黄玉琼,为这本书的开篇精心绘制了地图,她像8年前我刚认识她时一样,聪慧靠谱,并且多才多艺。
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曾刊登在《生活》上。感谢《生活》的出版人邵忠先生,让我们的时代依然留存着理想主义的光亮。
感谢令狐磊,当然我们更习惯于叫他“令狐”,就像是“二战”时的某个神秘的行动代号。感谢5年前在我博客上的留言,更要感谢从我进入《生活》之后一直留给我的极大的空间、宽容、激励与帮助。简单纯粹的工作环境、矢志不移的美学理想与人文关怀、不时进发出的灵感刺激,都是这份工作的迷人之处,而这也大多来自令狐磊的影响。
感谢所有正在《生活》、曾在《生活》的同事们与我分享的所有发现、思考、灵感与喜悦。
这本书中还有一部分文章曾刊登在《锦绣:国家商业地理》杂志上,感谢仲伟志先生、孟雷先生、陈海先生;感谢刘君,我们对人生的困惑,以及对写作的热忱,使我们总是能在交流中获得意外的灵感与启发。
这本书的诞生,还要感谢许多师长学者。
感谢我的导师陈引驰教授,我的硕士毕业论文《魏晋文学中心的迁移》,与城市史存在一定的关联。陈老师总是循循善诱,给予我许多思路上的引导和研究方法上的帮助。我在这本书中的点滴进步,都应归功于陈老师当初的教导。如果这本书存在一些瑕疵,那也一定是因为我不够勤奋。
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The 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主任白杰明教授(Geremie R. Barme),他总是与我们慷慨地分享着他的思想,分享着他对中国长达30多年的关爱与忧虑。
感谢日本京都大学的夫马进教授(Susumu Fuma),他对中国早期慈善制度尤其是士绅阶层的研究,给予我极大的启示。他的谦和与严谨,同样令人难以忘怀,我依然记得他在谈起学术新发现时那些发自肺腑的孩子般的朗朗笑声。
感谢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欧立德教授(Mark C. Elliott),在满族军事、城市制度方面,他给予我许多有益的提示与帮助。
感谢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马利楚教授(Maurizio Marinelli),他多年以来对天津的研究成果对我启发很大,他的专注与谦逊,都让我深感敬佩。
在我为《生活》操作这些选题的过程中,还曾分别向张隆溪教授、许纪霖教授、李天纲教授、胡晓明教授、沈弘教授、周秋光教授、黄德海教授、钱念孙先生、张人凤先生、李述笑先生、许水兰女士、林冠珍女士等前辈请教过相关问题,或者获得过重要的帮助,同样受益匪浅,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还要感谢我的朋友们,贺林、戴振华、张利、吴比,他们都曾不厌其烦地为我提出过许多宝贵的建议,或是为我的书的出版煞费苦心。
去年夏天,我在西湖音乐节上第一次遇到张向东,我们坐在草地上喝啤酒,听“重塑”那鬼魅般摄人魂魄的歌声。张向东创办的3G门户网早已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他却依然是个阿里巴巴式的“快乐的青年”,怀着骑车环游世界的梦想。如果没有他对新星出版社的那些“芝麻开门”般的慷慨推荐,我很难想象这本书最终会以何种形式诞生。
当然,非常感谢新星出版社副社长刘刚,他以同样的慷慨给予我认可与鼓励。
感谢雨川,针对这些书稿,她总是能一语中的,命中要害,以至于每次与她聊天,我几乎都会误了返回上海的飞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感谢父母和亲人。特别要感谢孙敏,我的爱人。她是这本书所有文章的第一位读者。它们总是会遭到她不遗余力的批评,我的独特的语感或者过于跳跃的思维方式,是我们争吵的焦点。为了这些文章,我们争执不休又言归于好,重归于好又争执不休。这本书正是这样打磨成型。于我而言,这些往事始终拥有更为恒久的温度。
2011年8月20日

文摘
版权页:

城殇:晚清民国十六城记

飓风过境
军械所搬离安庆之后,人们才发现,这座已经创办4年的军工厂居然没能与这座城市产生多少实际的关联。关于军械所的一切人与事都是舶来的——引进的是西方科技和新式舰船;经费主要来自湘军军费;雇用的近百名工人,基本都是湘军士兵或者从湖南招募来的工匠:而安庆军械所的技术人员,徐寿、徐建寅父子、华蘅芳都是无锡人,吴嘉廉是江西南丰人,主持小火轮制造的负责人蔡国祥则是湘军的水军统领。他们都与安庆无关,随着军械所的迁移,他们也很快离开这里。他们没来得及为安庆留下些什么,没有将它变成一座呈现出现代风貌和规模的城市,也没有来得及为它培养一批本地的人才。现代化之梦像龙卷风一般席卷过安庆苍凉的土地,甩在身后的,仍是一片寂寥的荒芜。
事实上,安庆的过客们并非没有长远的计划,只是在安庆时他们并没有这样的机会。到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以后,徐寿才来得及施展他的全部才华:“一为译书,二为采煤炼铁,三为自造枪炮,四为操练轮船水师。”他的这些周详的计划在安庆根本无暇实施,造船已经消耗了他的全部精力。何况,安庆也存在先天的问题:这里毕竟地处内陆,信息不畅,专业人才稀少。在安庆,徐寿连一些基本的文字资料都找不齐,能从朋友们那里得到的帮助更是极为有限。毕竟,安庆只是一座百废待兴的内陆城市,刚刚从硝烟中醒转,依然气喘吁吁,自顾不暇,哪里容纳得下他的那些恢弘的理想。对于这一点,冯桂芬看得更清楚,曾国藩也曾力邀冯桂芬到安庆,却被他明智地以路途遥远为由婉拒了。后来,直到军队搬到上海,冯桂芬才终于接受了曾国藩的邀请。
主持制造火轮的总负责人蔡国祥面对过同样的疑惑。在攻克安庆的战役中,湘军修筑大坝,引内湖将安庆东门变成泽国,蔡国祥率领水军攻城,立下过赫赫战功。奕诉执意购买“阿斯本舰队”时,蔡国祥还被曾国藩提名为统帅。但是,在安庆,蔡国祥看不到多少希望。世界战争早已进入海洋时代,他和他的舰船还是只能在江面上颠簸。他的理想要搁置到十年之后,福建马尾造船厂造出中国第一艘巡洋舰“扬武”,那时,沈葆桢将以它为旗舰,训练海军编队作战,业已老去的湘军名将蔡国祥才会被再度想起,直到那时,他才真正获得舞台,才有机会直面海洋。而这个舞台,是安庆永远都无法提供的。

内容简介
《城殇》内容简介:晚清民国,神州陆沉。国人意识中的“天下”,已经从九州、五湖、四海,变成张之洞的“亚欧”、袁世凯的“东西两洋,欧亚两洲”、梁启超的“环球”乃至胡适的“绕太阳的地球”。按照传统逻辑,当人们在现世找不到出路,往往会从上古的案例中寻求启迪。晚清以降,这一逻辑却被无情颠覆——从向过去寻找答案,到向外界寻找答案;从反求诸己,到问道于人——从中心滑向边缘的过程,最终摧毁了帝国,却造就了城市。
变局来临之际,城市首当其冲。由长安、洛阳、汴梁、杭州、金陵、北京历经千年构架起来的城市参照系统,终究土崩瓦解;由班固、张衡、左思和张择瑞、仇英、徐扬们用歌赋与笔画为中国的传奇都会编织起来的绵密意象,同样不堪一击。与此同时,国人以城市想象为支点,从市政、民主、金融、失业、军事、文化、宗教等角度所做的诸多探索,却撬动了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
在关于晚清民国的历史叙事中,城市的意义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城殇》富于独创性地从城市群视野出发,全面寻找它们在历史中的基因突变,藉此考察现代中国的历程。安庆、马尾、天津、香港、澳门、哈尔滨、长沙、上海、北京、南通、杭州、汉口、北碚、天水、南宁、康定……它们曾是现代中国的起源,终究化为理想年代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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