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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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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消亡》是俄罗斯前代总理叶·季·盖达尔先生2006年出版的一部重要著作,力图从经济学角度论述苏联解体深层原因。作者从介绍世界历史上各帝国衰落的过程开始,从呈现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状况入手,抽丝剥茧似地分析了苏联由食品短缺、物价飙升、货币危机、金融失信、石油价格下跌、政策失当而引起的经济恶化,如何一步步地演变成为危机、演变成为灾难、演变成为破产,演变成为政治失控,最后导致了苏联的消亡。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到,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在骤然间迅猛地分崩离析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和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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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末,特别是1990年末和1991年初苏联所经历的那些事件会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当时国家经济濒临崩溃,食品战略储备趋于枯竭,金融体系迅速破产,数亿万计的西方贷款必须在几个月内偿还……所有对国家这一时期所发生之事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从《帝国的消亡》——这部叶戈尔·盖达尔最具分量的学术著作中获知更多的详细情节。
——鲍里斯·叶利钦

作者简介
作者:(俄)叶·季·盖达尔(Е. Т. Гайдар)
叶·季·盖达尔,经济学博士、教授,曾任俄联邦政府代总理、俄联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俄罗斯民主选择”党主席等。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帝国的辉煌和衰落
一 现代经济增长与帝国时代
二 跨海帝国的危机和瓦解
三 领土毗连帝国解体的问题
四 南斯拉夫悲剧
第二章 专制主义制度:不稳定的缘由
一 现代经济增长早期的挑战与专制主义
二 专制主义制度的不稳定性
三 专制主义崩溃的机制
第三章 “石油冤家”
一 西班牙序曲
二 资源财富与经济发展
三 石油市场的特殊性
四 20世纪石油市场的调控
五 原材料价格波动引发的挑战:墨西哥和委内瑞拉
六 寻求出路:应对原料价格不稳定带来的威胁
第四章 基础上的裂痕——1980年代初期的苏联
一 稳定背景下的低效率
二 日益增多的问题和错误的解决方法
三 国家的粮食供应问题
四 粮食短缺——战略性的挑战
五 苏联——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六 西西伯利亚的石油——摆脱困境的幻想
七 石油价格下跌:最后的一击
八 苏联解体:合乎规律的意外
第五章 外部冲击的政治经济学
一 外贸条件的恶化:政治上的两难选择
二 苏联与石油价格下跌——选择的实质
三 一连串的错误
四 苏联经济日益加剧的问题
五 货币危机
六 货币金融问题背景下的经济政治自由化
第六章 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危机的发展
一 石油工业的问题
二 政治信贷
三 妥协的代价
四 帝国危机与民族问题
五 经济政治局势失控
六 货币危机
七 从危机到灾难
八 “紧急努力”代替改革
九 濒临崩溃的边缘
第七章 国家趋于破产
一 货币危机(1991年)
二 粮食问题
三 物价飙升
四 金钱与帝国的命运
第八章 崩溃
一 破产政变的政治经济学
二 政治上的濒死状态
三 政治的分崩离析:经济的后果
四 文明离婚
后记

序言
《帝国的消亡》是俄罗斯前代总理盖达尔先生2006年出版的一部重要著作,力图从经济学角度论述苏联解体深层原因。作者从介绍世界历史上各帝国衰落的过程开始,从呈现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状况入手,抽丝剥茧似地分析了苏联由食品短缺、物价飙升、货币危机、金融失信、石油价格下跌、政策失当而引起的经济恶化,如何一步步地演变成为危机、演变成为灾难、演变成为破产,演变成为政治失控,最后导致了苏联的消亡。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到,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在骤然间迅猛地分崩离析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和必然的结果。
国家经济政策对社会发展、对政局走向有着深刻而重大的影响,有时甚至会影响国家的生死存亡,这就为人们更全面理解20世纪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纬度,也为我们全面解读苏联解体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本书俄文版在俄罗斯出版后,包括叶利钦在内的许多政治家和学者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于2012年得以再版。
本书中译本由我社在2008年组织翻译出版以来,国内学者兴趣浓厚,反响强烈。此次,我社对照俄文2012年版重新进行了审校,尤其是对书中提到的数据、表格逐一核对,更正了初版的一些遗漏和错误,努力为读者奉上更加完整和准确的译著。当然,本书尚属一家之言,读者诸君还需有所鉴别,辩证看待。翻译无止境,难免会挂一漏万,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出版者
2012年12月

后记
如上所述,1980年代中期苏联遭遇了严重的收支平衡和财政体系危机,进而转变为全面经济危机,导致生产和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政治失去稳定,最终则是现存政治制度和苏维埃帝国理所当然的崩溃。
俄罗斯这个作为苏联继承者的国家,1990年代末建立了崭新的开放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包含了一整套尚显稚嫩、不够完备但却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私有制、可自由兑换货币、银行体系、有价证券和自然垄断的市场调节体制,还有管理精英的市场经济知识和技能的积累规模,善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作、富有效率的经理人员的临界质量。所有这一切都足以使之走出转变过程中的退化,启动经济增长,保障稳步提高生活水平,在经济中取得积极的结构性的进展,稳定国家财政状况和对外经济状况。
1992~1998年出现的结构性进展大致所遵循的那些方针,如果苏联领导人从遭遇危机一开始的1986~1987年便采取稳定货币财政的措施,也都应该能够实行。基本建设投资、军费开支、粮食进口大大减少了,向国外提供的原料和燃料能源增加了,其内部需求降低了。向西方国家购进的材料和配制品的减少以及在苏联和经互会框架内数十年间所形成的经济联系体系的瓦解——所有这一切都导致生产量的下降;不得不适应新的货币金融形势,适应大大下降了的居民生活水平。然而1991年末枯竭了的外汇储备已经开始恢复,可自由兑换货币收支平衡赤字业已消失。1991年末~2000年初国家已逐步恢复了可靠借债人的声誉。
假若苏联领导人早先开始实行这类措施,则生产量和生活水平的稳定大约在更短的期间内便可以达到。然而苏联当局无法做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将集中计划和管理经济的社会主义体制改变为市场化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体制。因此改革能付出的代价本可以是为时不久、转瞬即逝,可生活的安排却是这样:俄罗斯和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同时进行货币金融稳定和结构改革,在经历了一条极为艰辛的道路之后,才终于得以建立市场经济的框架。
这些年来业已构建起年轻的尚不完善的民主制度。其中也存在着民粹主义、缺乏政治责任心和贪污受贿等成分。尽管如此,国家已经有了制约和平衡的制度。这就可以使人指望,克服社会主义实验最严重的后果之后,国家便会具备在市场和民主基础上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自然,民族间的冲突,首先是在高加索,依然是对国家安全和政治制度稳定的重大挑战。但业已形成的联邦关系使人有理由认为,国家结构的应变能力足以保障这个巨大的多民族的国家中生活秩序和政治进程的稳定。
经济和政治制度结构中已经建起了机动的元素,它们是制度稳定性的保证。换言之,就是可望在一旦遭遇突如其来的挑战时,这种制度便能以相应的变化而不是灾难性的毁灭加以应付。
2000~2003年进行了持续的整体上成效卓著的经济改革,使税收和财政体系的质量得到改善,让联邦关系的财政基础变得透明合理,巩固了土地所有权,通过了符合市场经济实际的劳动法令,实施了一系列重要而有益的扩展经济基础的其他变革。许多人都认为,俄罗斯民主制度和俄罗斯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上所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已经获得解决。应当承认,本书作者也可归人此类人士之列。
不过,正如常有的情形一样,历史再次表明,根据短期趋势的推论匆忙得出结论是危险的。自2003~2004年开始,在俄罗斯政治体制、联邦关系和经济的关键性发展方向中又开始显现出一些令人不安的倾向。
2000~2002年,俄罗斯有一个总体上忠于总统和政府但也相对独立、保留了自己发言权和对决定进程发挥实际影响力的议会。为了在杜马和联邦会议中通过法律,政府必须与议员们对这些法律进行仔细的讨论,寻求妥协和可行的决定。与这样的议会一道工作自然很不简单。这可不是使权力执行机关所通过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的橡皮图章。但正如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它的存在可以提高国家的管理质量。一个负责任和独立的议会,不允许不与社会公众商量、不与劳动纪律方面与政权机关无牵连的专家进行讨论便悄悄制定和通过决议。
当议会成为对权力执行机关的行动和意图只是在形式上加以首肯的工具之时,它所通过的决议的质量便会降低。即便是高效的官僚机关,如果不遭遇系统性专业的批评,也会犯错误,而且有时是不可宽恕的错误。
2000年代初俄罗斯有着相对独立的报刊。它们绝非总是遵循崇高道德和社会利益的支配,倒往往成为寡头集团之间新闻战的工具。但是由于集团的数目不止一个,社会公众便有机会从众多的来源获得信息,对国内所发生的事情独立地作出结论。当越来越多的报刊直接或间接处于国家政权机关的严厉监管之下时,又一种社会监督手段被封死了。
数年之前俄罗斯曾有一些诸如俄罗斯实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之类颇具影响力的企业家组织。它们的呼声在制定关键性经济决定的过程中能够被听到和考虑。这对国家大有裨益,因为企业界客观上对提高俄罗斯的投资吸引力感兴趣。这会增强公司的资本化,扩展获取信贷资金的能力。俄罗斯大企业为改善立法质量和经济政策做出了不少贡献。自2003年开始,俄罗斯实业家和企业家联盟日渐变成了徒供装点门面的机构。
许多在新旧世纪之交处于管理杠杆位置的地区政权机关领导人,说得客气一点,并不那么在行,也并非无可指责的正派(自然,这并不是针对所有的人)。与此同时,各地区的居民根据自己的经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开始领悟到,当他们选举州长的时候,一定要分清谁是常常跑莫斯科、能够将地方问题喊得比所有人都更加响亮的人,判断出自己的日常生活、儿童的教育质量、父母的医疗、城市的供暖、垃圾的清理等都取决于谁。这种领悟只能来自经验。在发达的民主制度之下,形成这种领悟花费了数十年工夫。而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事态的发展正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2004年采取的任命州长的决定,重新将当前地区问题的责任转移给了莫斯科,使得地方政权机关、地方精英们可以诿过于中央,辩解说他们对于解决地方问题什么事也做不成。
诸如取消单席位选区之类的决定,其中每一个都并非不可避免,只不过为俄罗斯民主制度发挥作用造成了风险,因为单席位选举可以为政治上杰出的人物创造一种机会,使他们成为议会中的代表,在讨论国家问题时即便不能发挥影响,也可发出呼声,而如今,他们必须跨越那道对许多能够反映千百万俄罗斯公民观点的政治力量起着限制作用的百分之七的栏杆(取消这种选举对于发达的稳定的民主制度实为一种非同寻常的举措)。这些决定同时还意味着正通向建立一种可以称之为封闭的(可控的)民主制或温和专制主义制度的道路。自然,这种权力的组织体系与苏联严酷的极权主义制度鲜有共同之点,但尽管如此,专制主义特有的不稳定的弱点和要素在其中已经开始显现出来。
这样的政治结构在尚未遭遇危机首先是经济危机之前暂时是稳定的,而当危机出现时所要求的不单是沉默的温驯,而是需要社会公众的支持。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清楚地显示出,这种结构要获得社会的支持颇为困难。这在政府当局和国家都最需要灵活的时候,却大大限制了灵活的能力。1980年代后期的苏联领导人根据自身的经验已确信了这一点。遗憾的是,并不仅仅是他们为如此惨痛的教训付出了代价。
民主制和真正联邦制成分的缩减,影响了民族间关系的进展。要将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俄罗斯的许多民族共和国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民主制度,这种话总觉得难以启齿。尽管如此,这终归是地方精英组成的政权,足以控制共和国内的族际关系,对当地社会具有影响力。试图以莫斯科任命的傀儡取代他们,有时候会导致形式主义的共和国国家机关毫无权力。实际上采取决定的过程绕过了他们,真正有权的是那些有影响力的地方精英的代表人物,他们轻易地便能将所发生的问题的责任推诿给支持傀儡政府的莫斯科。由联邦中央任命自治共和国总统实际上是将强有力的王牌交到了民族主义者手中,使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证明莫斯科并未将自治区域的居民视作享有全权的公民,而是俯首帖耳的臣民。再也想不出能提供给分离主义者更好的礼物了。
在经济政策方面,俄罗斯政权机关已从苏联经济的遭遇吸取了教训。这在负责任的预算和货币政策上便清晰可见,这种政策是在2000~2004年石油价格高企和与此相联系的高而欠稳定的预算收入的背景上实行的。预算政策是保守的,保证了可以减少苏联遗留下外债的相当大的预算超支,压缩了债务费用的开支。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议会设立了按照明确规则建立的稳定基金,表现出政治责任感,显示了对我国历史而言非同寻常的从前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的能力。
2000~2004年,俄罗斯预算无需大笔的花费和严重的不平衡便做到了在石油的中长期价位下发挥功能,甚至在出现类似1986~1990年、1998~1999年那样空前低价位情况下也能保持稳定性,长久坚持这样的负责任的财政方针是困难的。丰富的国际经验便能证明这一点。
在石油价格空前之高的背景下,目前俄罗斯当局通过购买一些国家的有价证券来积存稳定基金,这些国家的货币均可作为准备金,关于这种政策太不明智的议论乃是经济政治活动中必然的现象。只有懒惰的俄罗斯政治家才不会参与一场竞赛,这场竞赛的实质是:在如何使用稳定基金上,看谁能推出最闻名、最独特的创意来。然而,俄罗斯的稳定基金至2006年1月1日时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7%,而挪威的国家石油基金2005年10月1日之时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70.1%,它也像俄罗斯一样,不得不解决“石油冤家”的问题。如若将这两种基金的数额进行比较,显而易见,关于我国的稳定基金的金额反常的认识多少有些夸大其词。同样广为人知的一个话题是国家的黄金外汇储备过多(2006年1月之时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4.2%)。关于只有祖国的敌人才会以这样的规模积存外国资产的议论,在当代经济政治市场上是一种畅销货。然而在最近15年来其经济政策常常被作为俄罗斯政权效法榜样的中国,2006年的外汇储备却是国内生产总值的36.3%。
2005年以来即已很清楚,政府继续执行足以在石油价格下跌时将国家可能遭遇的财政和货币危机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的政策的能力越来越有限。正如在第三章所指出的,向社会公众说明国家不可能拨款用于某种现实需求,因为没有钱,这是可以的。而在有钱的时候却宣称这办不到,解释说国家的经济可能过分取决于某种不可预测的因素,这可能转化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需要为之付出比短期利益高得多的代价——这是比较困难的。
政府所采取的依靠额外石油收入提供经费、增加预算义务的步骤,暂时相对地受到限制。按照2006年计算,预算义务的增加与2004年相比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5%。但即便是这些义务,在稳定基金数额有限的情况下也会降低国家财政制度的稳定性。俄罗斯的经济与以前的苏联一样,正在变得依赖于石油价格保持史无前例的水平。
过渡时期经济研究所所作的初步计算表明,在2009年前石油(“布伦特”级)价格不跌至25美元的情况下,联邦预算收入与2005年相比会减少约9%。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会被下降所取代。联邦预算赤字为国内生产总值的7%。稳定基金资金余额将等于零。黄金外汇储备的规模与2005年相比将减少近800亿美元。通货膨胀的速度则高达40%。
自然,这里所说的并不是预测,而是初步的计算。过渡时期经济研究所既分析研究与石油的超高价格有关的方案,也分析研究惯性方案。这些方案得出了另外的结果。但如上所述,在依赖天然资源市场行情的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时重要的是需清醒地估计石油市场难以预料的事态发展的风险。 切合实际的预测表明,在稳定基金业已积累资金的条件下,甚至在不利的事态发展情况下,俄罗斯在2006~2008年都不会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风险与经济增长速度的明显减缓有关。不过在讨论长期风险时重要的不仅仅要考虑到两三年的经济政治前景。今天采取经济决定、制定预算义务时,我们就应当确定未来10~15年内俄罗斯政权机关必须在其中工作的那些环境轮廓。1980年代初的石油高价所保障的那笔稳定储备金,使得苏联领导人能够毫无作为也依然可以保持政治上的稳定性。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所积累的种种问题后来才显现出来,但却是以难以想象的规模显现。关于如何调节这些风险的决定不得不由其他人——在毁灭了的帝国废墟上出现的各个国家的政府当局来采取。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使俄罗斯在这方面不致重蹈苏联的覆辙。
根据今天的情况,俄罗斯局势失去稳定的风险大大低于1980年代初苏联所存在的风险。我们将现有的政治制度称之为温和的专制主义。其中尚有不少自由和机动灵活的成分。这使人抱有希望。俄罗斯人在俄罗斯所占的比例比在苏联中要高得多,这使得族际关系的调整在明智的政策下成为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市场经济在俄罗斯所发挥的功能比社会主义经济更为机动灵活。它能更容易地适应世界经济行情的变化。它的逻辑是不会让经济生活变化的责任全都落到现任政府的肩上。但这终究并不意味着由于丧失适应能力以及由于国家对各种变数的依赖增长而引发国家领导人无法控制的风险已经消失。目前乃是这样一种态势,其中小心谨慎、对国家可能遭到威胁的清醒估计已成为负责任的政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文摘
依靠使用暴力夺取和维持政权的制度,就其长远前景而言(所说的时间以十年计算)通常都是不稳固的。关于武力是否足以使政权被承认合法的争论,至少从修昔底德时代起即已在进行。对马基雅弗利而言,单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政权显然是不稳定的。卢梭在其著作中也发表过同样的看法。
专制制度的领袖人物缺乏掌管国家的合法性和能够被社会理解并接受的解释,乃是这一制度不稳固的原因。政府既无世代相续的传统,又无确认权力合法性的合理而公认的程序。此类政治结构的领袖人物所遇到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此。
君主都有继承人;民主国家的总统或总理则是在合理的、社会公认的规则范围之内接管权力。对于绝大多数专制制度而言,建立继承的规则是不可能的。正式的继承人是对独裁者的威胁。这种制度在创立它的领袖人物去世或无行为能力时,就会出现动荡的危机。
时间表明,专制制度的存续期都不长。但是当新兴的民主制接替传统的君主制,随后又被专制制度取代的时候,由于旧制度已经破除而新制度又暂付阙如所造成的政治不稳定期却可能绵延数世纪之久。
如上所述,专制制度的领袖人物往往真诚地坚信他们已一劳永逸。然而临时性和不稳定性乃是这种结构性政权的一个典型特征。即便类似的政治结构是在大众已对按照民主程序执掌政权的那些政治家们的浅薄无知和贪污腐化感到失望的条件下而获得社会支持时形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也会被社会视为不合法,于是便会爆发一场关于何时及如何重建民主制度的讨论。当这样的讨论已产生相当作用时,就会发现,无论这种制度的领袖还是他的亲信所要做的不过是所谓的“出路战略”——一整套能确保他们下台后自由、安全和福利的行动。
20世纪最卓有成效的独裁者之一奥·皮诺切特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他执行明智的经济政策,奠定了智利“经济奇迹”的基础。根据他的倡议曾对智利宪法进行了相应的修改,这些修改应该能保障他退休后的安全。经验表明此举无济于事。
奥·皮诺切特并不是考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个独裁者。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现实性后,专制政权上层的亲信圈子加紧大肆贪污受贿。局势的不稳和政府的不可靠使得当权的精英们都对未来做短期打算。历史上尚无专制统治者之流尊重所有权的先例。统计数据可以表明民主制度存续的稳定性与保障合同权利的可靠性之间的相互联系。
专制制度的国家政权结构简单。不过正如伯克所正确指出的:“统治的简单方式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如果不说得更坏的话。”缺少制约和平衡体系,无法对腐败分子出于一己利益而做出的决定进行公开听证,并将这些信息公之于众,就会损害社会(甚至政权本身)对这个政权管理国家合法性的本已很脆弱的信任。
应对专制制度不稳定所产生的挑战的尝试之一,是实行范围有限的或可控的民主制度。这是这样的一种政治制度:形式上保留民主的法规和程序,但由当权的精英们商定权力继承原则,控制选举过程,预先确定其结果。我在先前的著作中曾论述过这种政治组织形式。为了不再重复,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就总体而言,这种解决办法是行不通的。20世纪建立了有限民主制的国家都被迫加以放弃,转而着手建立确能发挥功能的民主制度。这种情况既发生在意大利和日本,也发生在墨西哥,它们都被视作类似制度的范例。
对于专制制度特有的不稳定所产生的挑战,也有另一种应对方法——建立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就其实质而言,这是专制制度的亚种。它同样既不是在王位继承的传统基础上形成,也不是根据有竞争的民主程序建立起来的。在其形成和运作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是国家政权机关随时准备不受限制地使用暴力。其突出的特征为:对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行比专制制度领袖人物视为合理的程度更为严密的监控以及专门用来保障该制度正当性的救世论般的意识形态。在一个专制国家里,对于当局最紧要的是让民众不要干预公共政治,不参加示威游行,不进行请愿,不向境外报刊揭露政府的罪行,人们在厨房里说些什么并没有关系。而在极权主义制度下,仅仅因为在家里讲几句对该政权领袖失敬的闲话便可能锒铛入狱。
救世论般的意识形态是极权主义制度一个独有的重要特点。专制主义制度在为其必要性辩解时使用的是讲求实际的论据:民主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够完善啦,大力发展经济至关重要啦,必须抵制过激主义啦。而极权主义制度则借助于宗教的或伪宗教的象征:千年德意志帝国、全球性共产主义、世界性哈里发制度等。
各种意识形态结构的类似问题在于,它们都是不正当地强加于当代世界的现实。基于以往的经验,令人很难相信其效果。千年德意志帝国的思想酿成了世界大战、彻底失败和屈服投降。建设世界性共产主义制度的意愿造成了缺乏效率的不稳定的经济。时间将会表明,建立世界性哈里发制度的企图又会导致什么、又要戕害多少人的性命。
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环境,必须帮助或至少不要阻碍全球化进程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变革:城市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就业结构的变化、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消除落后于先进国家的差距等,这些成为专制制度为自身存在辩解的意识形态结构的基础。经验表明,成功地达到这些目的并不能保障政治上的稳定。P47-50

内容简介
《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应从中汲取的教训)》作者叶·季·盖达尔从介绍世界历史上各个帝国衰落的情况开始,从呈现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状况入手,抽丝剥茧似的分析了苏联由国内食品短缺、物价升、货币危机、金融失信、石油价格下跌、政策失当而引起的经济恶化,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演变为危机、演变为灾难、演变为破产、演变为国家政治失控,最终导致苏联消亡的。这使人们清晰地了解到苏联的解体绝不是骤然间迅猛地分崩离析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和必然的结果。《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应从中汲取的教训)》对我们全面正确地解读苏联解体这一命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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