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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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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8的大选之年,比尔·莫耶斯对许多成功人士进行了访谈,为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制作成了一个题为“思想的世界”的系列节目。本书是其中41位的访谈录,包括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小说家、医生、科学家、诗人等等,共同探讨变化中的美国人的价值观,以及这些价值观在日趋显著的全球化趋势下对生活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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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心声
当我在全国各地为“观念世界”进行录音的后期制作时,我突然想起了一封数年前从俄亥俄州的马里奥联邦监狱寄来的信件。来信者是一位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系列节目——“六个伟大的思想”的忠实观众。他在信里想告诉所有参与这个系列节目的人——“对于你们面对媒体如此坦诚地分享你们的时间和思想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于一个局限于监狱狭小空间里的知识分子而言,你们很难理解你们的节目是一个多么令人愉悦的机遇啊。在这个除了电视机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它是一种对于心灵的救赎。”
对我自己而言,与本书里的各界名人交谈也是一个令人愉悦的机遇。拿1988年大选的那段时间来说,我们又何尝不是被困在某个狭小的空间里,局限于各自的生活圈子,坚持着我们偏狭的信仰与一成不变的观察世界的视角。在我看来,靠电视机来维持我们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只会在我们与外部之间筑起一道墙,我们的智慧也只会随之枯萎、凋零。
可是,这次的工作使我明白:聆听别人的思想是可以为我们摧毁这样一堵墙的。他们能把我们从狭小的空间里解放出来。在科学家的实验室里、历史学家的记忆中、作家的想像力和教师的热情中,资深记者艾里克·塞瓦莱德所说的那种“大脑的力量”无处不在。在此之中,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思想的王国,其中充满了对于我们时代的深刻见解。
最重要的是,我从中发掘出了一种分享中的快乐与交流时的激情。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交谈的所有人都可以被视为老师,因为传授知识的本质就在于分享。而且我逐渐认识到,这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精髓所在。分享的欲望使政治由一种纯粹的权力追逐变成了一项公共事业,它能启发艺术创作的灵感,使人类的城市文明得以发展,并让知识智慧得到传播。失去它,人类的想像力只能被看做是囿于密室中的自身的回音,结果必然会变得筋疲力尽,甚至是徒劳无功。出于以上原因,尽管充满风险,民主制度仍然应该是一件公共事业。这样,思想见解才真正是为公众发出的声音,关于民主制度的谈话才不仅仅局限于个别政治家和博学者之间,而延伸到美国生活的各个层面,使人们认真对待自已作为公民的义务和他们在精神上的自由。
在这个系列中,与我们分享他们思想的人都可被称为公众的思想家;要进入他们的象牙塔也只需要一个邮件地址,他们身处家中但与整个世界密切联系。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有一种对于这个国家的热忱,而且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来努力为她做些什么。如果我们能够把他们聚集在同一个房间里,我们会发现即使对于同一件事情我们也不会有太大分歧。贯穿于所有这些谈话之中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的社会正在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变化着,以至于我们的社会机制都无法跟上它的发展。然而,在我们的书中并没有告诉读者如何解决这样的困境。我们得到的一致结论是:通过科学界、教育界、政界以及我们普通人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
另外一个共识就是,我们的人民已经为我们的生活行动起来了。举例来说,汤姆·沃尔夫对待他在曼哈顿东区的街道主席一职就十分认真;以不参加投票的方式来表示他的抗议的约瑟夫·海勒,最终还是为他所支持的政党捐款,因为他到底还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大儒主义者。作为学者的罗伯特·贝拉对于宗教信仰的研究颇有心得,然而,他也把他自己的信仰与原则融于自身所处的环境之中。
我们发现,没有一个人不对美国抱有信心,甚至一些外国人——史努阿·阿切比、卡洛斯·富恩特斯、诺斯洛普·弗赖伊以及大卫·普特南——都对这个国家充满感情,尽管带着批判的态度。在谈到这个国家在道德层面上对人们的一种精神领袖般的影响时,他们无一不是充满了希望的。在看到我们这本书中的每个人都深信我们的精神生活是与国家的生活紧密相关的时候,我更是大吃一惊。然而,更令我倍受鼓舞的是,我意识到在这些人身上,还有更多发光的思想有待我们发掘。如此看来,美国的确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但她最丰富的资源应该算是人民的智慧与思想了。
从我坐到他们对面起,我就很清楚地意识到聆听他们思想的意义了——他们就像教师一样:伊内兹·休斯是10年级的教师;塞尔玛·布罗泽教11年级;玛丽·汤姆·奥斯本可以算是大一新生的良师;爱娃·乔·麦克古芬(Eva Joy McGuffin)足以做大二学生的文学导师;弗雷德里克·吉纳斯克(Frederick Ginascol)能胜任大三的哲学课程;德威特·莱迪克(Dewitt Reddick)教大四的新闻学;马斯顿(T.B.Maston)和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ward)分别是伦理学和修辞学的研究生导师。从他们身上,我仿佛又接受了一次成人教育,而这个系列节目是我最新的学习收获。
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我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学习本身带来的乐趣。我从他们每个人身上获得了不同的看问题的视角,我也更清楚了如何在生活中同时扮演父亲、丈夫、记者和公民等角色。我对他人的思想求之若渴,是因为想从中得到帮助:不仅为我自己人际关系的不协调做出诊断并对症下药,还能加深我对生活的理解。如果你有过漫步于落基山脉的经验,并看着你眼前的风景在一幅幅变幻的时候——曾经一度隐藏着的山峰、海岸线、云朵、色彩和植被神秘地出现在你的视野之内——你就会明白我现在努力表达的意思。我的工作就是去发现,并与读者分享这些发现。
在文章开头,我对那封来信的作者已经表示过了感谢,同样,我在此也衷心地感谢那些在我们“思想的世界”里与我们分享他们的时间与见解的人士;感谢为我们提供支持的约翰·D基金会;感谢建议把这个关于民主制度的谈话节目带到大家面前的凯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感谢从稍纵即逝的电视节目里发现其永恒意义的杰奎琳·肯尼迪和朱蒂·桑德曼;感谢为我们进行了文字编辑的得州大学的贝蒂·苏·弗洛尔斯;感谢为增加此节目的趣味性而贡献了不少精辟见解的朱迪丝·戴维森·莫耶斯;最后,我还要感谢(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各位同事,是他们,在这个充斥着稍纵即逝的声音和图像的视觉时代里,仍坚守着对于思想力量的信仰。
                      比尔·莫耶斯
                       1989年1月

作者简介
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1934年生于俄克拉何马州,毕业于北得克萨斯州立学院和得克萨斯大学,新闻学学士。美国第36届总统林登·约翰逊的新闻秘书。

目录
前言
编者的话
变化中的美国人的价值观
芭芭拉·塔奇曼(历史学家)
迈克尔·约瑟夫森(伦理学家)
约瑟夫·海勒(小说家)
诺姆·乔姆斯基(语言学家)
汤姆·沃尔夫(作家)
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社会学家)
E.L.多托洛夫(小说家)
谢尔登·沃林(政治哲学家)
福雷斯特·麦克唐纳(历史学家)
威拉德·盖林(生物伦理学家)
安妮·沃瑟姆(社会学家)
T.贝里·布拉泽尔顿(儿科医生)
萨拉·劳伦斯·赖特夫特(教育家)
奥古斯特·威尔逊(剧作家)
瓦尔塔·格里高利安(教育家)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历史学家)
约翰·瑟尔(哲学家)
阿图罗·马蒂尔德(教育家)
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历史学家)
茜茜拉·波克(伦理学家)
斯蒂芬·温伯格(物理学家)
新的全球化社会中美国人的价值观
艾萨克·阿西莫夫(作家)
罗伯特·贝拉(社会学家)
杰西卡·塔奇曼·马修斯(环境科学家)
杨振宁(物理学家)
大卫·普特南(制片人)
史努阿·阿切比(尼日利亚小说家)
玛丽·凯瑟琳·贝特森(人类学家)
里昂·R·科斯(生物学家和哲学家)
伊莱恩·帕格尔斯(宗教史学家)
玛克欣·辛格(遗传学家)
彼得·杜拉克(管理学教授)
F.福里斯特·丘奇(牧师)
德里克·沃尔卡特(诗人)
约翰·卢卡克斯(历史学家)
玛莎·努斯鲍姆(古典学者和哲学家)
路易丝·奥尔德里奇和迈克尔·多里斯(作家)
玛丽·安·格伦登(法学教授)
彼得·伯杰(社会学家)
诺思洛普·弗赖伊(加拿大文学评论家)
卡洛斯·富恩特斯(墨西哥小说家)
附:历届美国总统一览表

文摘
插图1
美国心灵

插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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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芭拉·培奇曼访谈
芭芭拉·培奇曼(历史学家)

芭芭拉·塔奇曼是美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作为“人类应了解自己身处何处”这一信条的坚决支持者,她研究了从华盛顿、亚当斯和杰弗逊时代以来美国社会的变迁。她认为,我们现在所遇到的种种困境的根源,在于缺少一种荣誉感。塔奇曼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她的最后一本书——《第一次敬礼》(The First Salute),再次探讨了有关美国大革命的问题。

莫耶斯:为什么你最近的一本书又回到了美国大革命的主题呢?
塔奇曼:那实际上很大部分是个巧合。我当时正在参加一个纪念荷兰脱离纳粹魔爪的仪式,而且我正试图找一些新的话题。突然我想到了一件有意思的小事,那是有关一个外国政府官员第一次向美国国旗敬礼的事。从那时起,我开始对美国大革命的进程感兴趣,尤其是在我了解了华盛顿曾带领部队从纽约行军至弗吉尼亚,从而包围康沃利斯这一壮举的时候。那真是一次不可思议的冒险,他带着他的部队全力以赴、马不停蹄地奔向弗吉尼亚,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但是对于那次行军的细节,我一无所知,而且看来几乎没有人对此有所了解。
莫耶斯:您对这段历史中的哪些因素最感兴趣呢?
塔奇曼:也许是对立国之间持续不断升级的冲突吧。每个人除了战斗还是战斗。他们绝妙地将之称为国家间的交流,当然,我们都知道,事实恰恰相反,所谓的交流其实就是对抗。
另外一个吸引我的是,美国大革命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外国的帮助。当时英国与其他国家在海上贸易的冲突以及她试图统治全欧的野心使得她树敌很多,而正是由于与英国的冲突,那些国家都选择了站在美国一边。法国就是其中之一。事实上,如果没有法国的帮助,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成功。
莫耶斯:我知道你很善于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那么我们是否能从那个时代中学到一些有助于我们应付今天美国所遇到的挑战的东西呢?
塔奇曼:我想可以。不知为什么,现在的人们开始丧失主观能动性,同时也丧失了通过实践来实现目标的动力。而一旦人们失去目标,为之付出的努力也将减少,那就会使得我们的生活缺少许多色彩。
莫耶斯:但是在大革命时期,人们当然是有他们的最高目标的,那就是为自由而战,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
塔奇曼:我认为,在革命初期,他们并没有建立新政府的想法,但是不久他们发现自己正在向那个方向迈进。一想到获得了一个脱离暴虐统治,消灭独裁,并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体系的机会,他们便振奋不已。“从暴虐的统治下脱离出来”这一理想确实使人力量倍增,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缺乏的。我们没有什么令人振奋的东西,没有什么能激励我们前进的东西,我们只有一些消极的目标,诸如遏制俄国人之类的,而这些目标都无法使我们非常兴奋。
莫耶斯:但是,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保持民主与争取民主同样令人振奋,同样让人感到任重道远。
塔奇曼:是的,但是对我们所居住的这块美丽大陆的探索,以及对所有分布在东西海岸之间的资源的开发,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
莫耶斯:你怎么看待当时的领袖?那个时期我们卓越的政治领袖不胜枚举。
塔奇曼:当时的确是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人才:杰弗逊、华盛顿、富兰克林、杰依、麦迪逊、汉密尔顿。他们几乎都出现在同一时代。今天,对于真正的人才,最有吸引力的领域是商业;但是在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要靠做买卖谋生,更不用说要在商场上出人头地。显然,在当时,商业并不是什么有着巨大利润的行业。
莫耶斯:但是他们却愿意为革命事业付出时间和精力。
塔奇曼:而且那次机会能为他们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对他们来说尽管颇具冒险性,但确实意义非凡,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莫耶斯:但是也存在着一个矛盾——就算那些令人敬畏的、具有非凡领导才能的领袖们也无法解决——那就是他们那个时代首要的道德矛盾——奴隶制度,而且作为一个女性,你是不受当时的宪法保护的。假如你生活在那个年代,你还会做出同样的评价吗?
塔奇曼:有一点是肯定的,妇女们在男人们谈论国事的时候的确是被排除在外的。妇女们从来不会被允许参与讨论,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妇女的见地既没有价值,也没有可能会影响到最终的决策。但是我不知道当时是否有人认为那些男人们是愚蠢的,或者是鼠目寸光。
莫耶斯:我这儿有一篇你在1976年(也就是建国200周年)写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你把美国视做一种理念。那么你是怎样看清美国的这种独到的理念呢?
塔奇曼:我们从独裁统治中解放出来已经几个世纪了。在这几个世纪中,政府曾经掌握在那些除了改朝换代以外没有任何特权的统治者,以及那些除了为巩固自己财富的统治制度做辩护外什么都没有的贵族手中,也曾经掌握在只靠遗传基因来为自己的统治做辩护的君王手中。有趣的是,我发现荷兰人在他们宣布脱离西班牙的统治时也曾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在比我们美国的《独立宣言》几乎早两百年的《独立宣言》中,差不多包含了与美国的《独立宣言》同样的内容。
莫耶斯:这种情况近似于抄袭,在今天可能会导致一个员工被老板解雇,但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可以很自由地借鉴别人的理念,并且将之应用到新的实践中去。你曾在1976年说过,“我们是否有能力协调民主中社会秩序与个体个性之间的关系,还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那么今天的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塔奇曼:总的说来,统治阶层的执政并没有真正地为底层社会的利益考虑。比如说,在今天,很多人无家可归,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地被政府记录在案。这个问题其实比艾滋病问题更严重,因为艾滋病是后天的,是通过毒品或其他途径传播的。然而,国计民生是作为一个政府必须关注的,否则,我们就将遭到报应,像法国在大革命时,由于忽视下层人民的痛苦以及对财政问题的不负责所遭受的一样。其实法国大革命的真正起因是财政赤字,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法国给予我们的另一个帮助,是他们让我们有所借鉴,这极具讽刺意义。
莫耶斯:你曾经提过那样一个问题,华盛顿、亚当斯和杰弗逊为美国带来了什么?那么在创作《第一次敬礼》的过程中,你是否找到了答案呢?
塔奇曼:我们的积极目标消失了。政府不去关心穷人,不去关心无家可归的人。而作为政府,本就应该关心这些,因为这些问题最终会给每个人的正常生活带来危险。然而,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我们道德感的丧失,我们变得好坏不分。对于这一点,我们随时能得到印证。打开任何一张早报,我们都能发现某个政府官员因为贪污腐败被起诉;常常有人射杀他们的同事,甚至滥杀无辜。为什么现在杀人会变得如此的猖撅?人们认为催眠术并不能驱使一个人去做他平时不想做的事。于是,我问自己,毒品能吗?也不能。然而杀人一定是存在着动机的。人们经常对我说:“在过去的年代里会有那么多的暴力吗?”答案是‘当然有”。但是,当时的暴力并不与今天的一样无意义,而且每当有动机出现,由于一直受到宗教的影响而产生了对地狱的恐惧,于是,动机一旦出现,也立刻被这种恐惧压制下去了。我问自己,是否有过一个国家的衰落是因其道德感的丧失,而不是由于物质原因或蛮族的压力这样的先例呢?我想是有的。德国就是这样一个由于道德感的沦丧而衰落的例子,这在纳粹政权的统治下显而易见,纳粹的领导绝对不算是一种文明,尽管他们在1914年时自认为是。德国在道德上的沦丧以及他们所实行的政体对他们来说极具毁灭性,甚至比我们今天所公认的还要严重。道德感与道德准则的丧失导致了野蛮的镇压与残酷的屠杀,最后,像当时的德国一样,会导致权力的衰落。
……

内容简介
本书为美国著名电视人比尔·莫耶斯对41位美国知名人士的访谈,这些人包括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小说家、医生、科学家、诗人等等,从美国内政、外交、种族、历史、环境、移民、道德、宗教、科学等多种角度,共同探讨了美国人的生活、内心世界以及构筑了美国现在及未来社会的诸多观念,为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美国提供了多角度的参照。
本书编者贝蒂·苏·弗洛尔斯,得克蒴斯大学“自由艺术荣誉项目”(Liberal Arts Honors Program)负责人,同时教授诗歌和神话。弗洛尔斯曾有多部著作问世,包括《权力的四种保护》(Four Shields of Power),《女儿和父亲》(Daughters and Fathers),并主编了本书作者比尔·莫耶斯的另一本书《神话的力量》(The Powers of My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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