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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江城》编辑推荐:2011年度畅销书《寻路中国》姐妹篇,纪实中国三部曲序曲。《江城》在美国畅销超过十年,是美国人了解中国的首选图书。带你重新认识中国。《江城》获Kiriyama环太平洋图书奖。《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纽约客》、《时代周刊》《华尔街日报》、《国家地理》、《华盛顿邮报》多家外媒联合推荐。

媒体推荐
“充满着坦率、热情、洞察力和亲历接触,《江城》雄辩地展示了鲜为人知的当代中国。读来精彩。”
——哈金(美籍华裔作家,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
“如果你只读一本关于中国的书,那就是这本了。”
——梅兆赞(英国资深记者、中国问题专家)
“何伟的笔下是真中国,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 译者:李雪顺

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他成长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在普林斯顿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海斯勒曾自助旅游欧洲三十国,毕业后更从布拉格出发,由水陆两路横越俄国、中国到泰国,跑完半个地球,也由此开启了他的旅游文学写作之路。海斯勒散见于各大杂志的旅游文学作品,数度获得美国最佳旅游写作奖。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中,《江城》一经推出即获得“Kiriyama环太平洋图书奖”,《甲骨文》则荣获《时代周刊》年度最佳亚洲图书等殊荣。海斯勒本人亦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目录
作者说明
第一部 1
第一章 顺江而下 3
城市 28
第二章 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 35
插旗山 59
第三章 跑步 65
白鹤梁 104
第四章 大坝 110
乌江 137
第五章 鸦片战争 143
白山坪 166
第六章 暴风雨 174

第二部 197
第七章 暑假 199
神甫 237
第八章 中国生活 244
老板 268
第九章 钱 274
老师 309
第十章 农历新年 316
土地 348
第十一章 又一春 353
长江 384
第十二章 溯江而上 391

致谢 433
回到涪陵 435
译后记 441

序言
对我来说,中国有两个地方给我家的感觉。一个是三岔,北京北边的一个村庄,我从2001年起一直在那里有套房子住。另一个是涪陵,长江边的小城,我曾在1996年至1998年间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生活于此。有时候,我称涪陵是我在中国的“老家”——我想,这其中固然有玩笑的成分,但更多时候我是认真的。涪陵是我开始认识中国的地方,也是让我成为一个作家的地方。在那里的两年生活经历是一种重生:它把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去涪陵之前,我曾经写过一些文章,大多是为美国报纸写的旅行随笔,但从未发表过长篇的,更没写过书。我也从未当过新闻记者。当时,我确定自己想要成为一名作家,但并不清楚我要写小说还是非虚构类题材。事实上,刚到涪陵时我仍然认为自己更有可能写小说。在那里的头几个月,我写了一个短篇,故事设定在我从小长大的密苏里州。我觉得那是我二十几岁时写得比较好的作品之一,但我发觉还是有点不尽如人意。文章写完后,我就想:既然我此刻正生活在长江边这个叫人啧啧称奇的地方,为什么还要去写有关密苏里的虚构故事?于是,我一下子就意识到,我未来写作的很大一部分应该就在中国。
当时,我计划在涪陵尽量多学一点东西,等在“和平队”的服务期结束之后,我想到美国某家报纸或者杂志找一份驻中国记者的活。我并没有想过要写书。我觉得自己太年轻,对中国又知之甚少——在一个地方生活这么点时间就想勉强用文字来描述实在显得有点自大和冒失。不过,我在涪陵生活和教书期间,做了大量翔实的笔记。这段经历相当充实,也相当具有挑战性。我常感觉应接不暇、不知所措,而写日记则大有裨益。到了晚上,我常常会一坐下来就写上好几个小时,力图把我身边发生的全部事情都追溯一遍。我从学生的作业里摘抄出一个个片段,把城里发生的种种事件记录下来。我还记下了学习汉语的整个经历。总共算起来,我做了好几百页的笔记——我无事可干,写这么多东西倒也轻松。那个时候,在涪陵这样的地方上不了互联网,因此我跟美国那边也没有多少联系。我当时的薪水是每个月一千多块,所以也很少到各地旅游。那期间,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我一处都没有去过。我也打不起越洋电话——当时贵得不得了啊。两年时间,我跟父母通电话可能不到十次。除了亚当·梅耶,我也很少看到外国人。那段时间,涪陵就是我全部生活的重心。
当然,那座城市一直都在变化——在那些日子里,全中国上下都在快速发展着。我在涪陵生活十八个月之后,终于有互联网可以使用了。这一下子就让我跟美国的朋友们恢复了联系,其中就有我大学时的写作老师约翰·麦克菲。我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我想当一名驻华记者,他随即给我回了一封长信。在信里面,他这样写道:
涪陵就是故事本身。涪陵是一本书。我觉得你应该定下心来写一本书,刻不容缓,要么从这个暑假开始,要么等你的两年服务期一结束就开始,就写你自己的故事……只需以书信形式写上六七万字,就会是一本有意思的书。
那是我第一次郑重其事地考虑写一本有关涪陵的书。我差不多同时也想到了它的题目——我觉得应该就叫做“江城”——接着便开始思考这本书可能采用的写作结构。我规划好各个章节后,觉得应该利用我在涪陵剩下的六个月时间尽可能多地做一些研究考察。我在春节期间有一次长假,我原本计划好要出去旅游的,但后来还是选择待在涪陵,为的就是调研和做笔记。假期过后,我一边教书,一边继续考虑写书的事情。在涪陵的最后那一段时间是我一生最惬意的时光之一,我将随时铭记于心。在城里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家;经过开头艰难的适应期之后,我已经学会了足够多的汉语,可以跟人们交流了;我也交上了知心朋友。我十分乐意跟我的学生、汉语辅导老师,以及姓黄的一大家人一起打发时间。黄家开了一家小面馆,我总是去他们的店里吃饭。我大体上是这样打算的:就写这个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时刻。我渐渐相信,这个时刻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我也坚信,像涪陵这样的小地方其实意味着更多。那个时候,外国人一般对中国的内陆地区视而不见,而记者对来自乡下的人们也总是视若无睹——老以为这些人头脑简单,兜里没钱。不过,我认识的所有人——我的学生、我的同事、经营餐馆的朋友,以及我的一个汉语辅导教师——几乎都有那种农村背景。这些人的生活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我因此觉得,他们长期被外界忽视,是一个错误。
我在涪陵期间做了详细的笔记,规划了书的结构,但在离开中国之前并没有动笔。我回到了密苏里我父母的家,我已经多年没在那里生活过,如今却坐在了我读高中时曾经用过的那张桌子边上。那个房间的装饰跟我小时候也一模一样。感觉有些怪怪的——我已年满二十九岁,怀揣两张大学文凭,但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工作。实际上,除了在“和平队”当过老师,我一直没有干过什么正式的工作。我的钱也不多。在美国,一个人二十多岁跟父母住在一起,尤其还没有工作,会被认为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很庆幸,我一直跟家人十分亲密,并且对自己的写作计划信心十足——尽管如此,我对于何去何从还是有些担心。好不容易抛开这些顾虑之后,我才得以坐下来开始写作。
不过,一旦开始动笔写起涪陵,哪怕刚刚才写第一页,我就已经明白,有些东西变得不一样了。文字汩汩涌出,一切都在我脑中活灵活现地冒了出来;当我回过头重读那些段落章节时,它们宛如珠玑一般叮当作响。我意识到,我的写作意欲已经完全改变,调子变得更深沉了;增添了一种新的信心,其中的描述和幽默信手拈来、十分自然。部分原因是我收集写作素材时的认真,但也反映了一种新的成熟。我方才明白,在涪陵所面对的那些挑战迫使我成长,而这种新的成熟让我的写作有了新的深度。
就这样,我的写作速度快了起来,每天都能够写上五六页。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没干过别的。我一般上午写作,中午的时候出去跑上十英里或者更远的距离。下午和晚上我会继续写作。夜里,我会梦到涪陵,有时甚至醒来后发现眼里满含泪水,因为我太想念那里了。
我在四个月内写出了《江城》的初稿。期间,我也向美国的各大报纸和杂志寄去求职信。我依旧怀揣这样的梦想——先从给美国的出版物干活儿开始,不论迟早,他们总会派我担任驻华记者。但很快我就明白,没人对我感兴趣。实际上,他们甚至都没有给我亲笔回复——《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费城问讯者报》、《芝加哥论坛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给我寄来的都是格式化的回绝函。只有《洛杉矶时报》给我寄来了亲笔回信。那位编辑说,他很喜欢我写的东西,对我的中国经历也很感兴趣;可我缺乏正式的从业经验,他们不可能聘用这样的人。他还建议我先从美国的小报干起。如果我以此为起点,通过几年的时间来证明自己,最终有望在大报找到活儿干。然后,我得通过苦干来再次证明自己,也许在几年后将担任驻华记者。那样的话,至少需要六年我才能回到中国。
《江城》快要封笔的时候,我收到了最后一封回绝函。这时,我感到身心俱疲,因为我写得太快了。写最后一章的时候,我尽量不去理会那些回绝函,强迫自己聚焦于“涪陵”。写完最后一个字,一切都犹如崩溃了似的。我陷入了可怕的沮丧之中——我霎时明白,我二十九了,找不到未来,找不到回中国当记者的路子。至于《江城》,我也觉得糟糕透顶。这本书似乎一文不值——不过小孩子的写作水平而已。我完全无所适从,也想不起我在书里表达了什么样的观点。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作家在完成了高强度的写作之后,都有过类似的崩溃体验,就好似十月怀胎的妈妈们一朝分娩,接着遭受产后抑郁的折磨。 差不多有一个月,我抑郁不已,寝食难安。书稿依旧摆在那里——我无力把它们邮寄出去。还好,我终于恢复了,把书稿寄给了各大经纪人。几乎所有人都回绝了。只有年轻的经纪人威廉·克拉克告诉我,他很喜欢。他把书稿发给各大出版社之后,有些出版社给出了积极的回应,但他们心怀疑虑,担心美国读者对中国不感兴趣。其中一家出版社说:“书是好书,可我们认为没有美国人想读有关中国的书。”现在看来,这令人难以置信,但_1999年早期的图书市场就是这样——美国人还未意识到,中国发生了多么太的变化,变得多么令人目眩神迷。
不过,威廉还是找到了三家愿意出价购买书稿的出版商,我选择跟哈珀柯林斯签订了出版合同。稿酬不多,但足以让我偿清读大学时的助学贷款。这也令我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新的信心。我顿时意识到,所有的报刊编辑全都犯了大错。他们不理解我写作所具有的价值,也不明白选派具有中国阅历的人担任驻华记者的重要性。还好,他们并不代表全部,我的生活也不会被他们握在掌心。我靠自己就能回到中国。
我这么做了——1999年春,我买了飞往北京的单程票,并成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头几个月,活儿很难找,可随后就有了,很快我就忙了起来。2000年,我放了几次长假,并且开始为《纽约客》和《国家地理》供稿。没过多久,之前回绝我的那些报刊给我来信,问我是否愿意为他们工作。太晚了。我喜欢自由地安排工作,选择自己的写作计划。怎么写中国,我有我的想法。曾经重要无比的四处求职被我抛在脑后。时至今日,我会永远感谢所有在1998年回绝了我的编辑们——回头看看,那是发生在我身上最棒的事情之一。
至今,《江城》已经出版了十多年。出版商很惊讶,它一直稳居美国畅销书榜,并将继续受到大众的欢迎。回首过去,我感到自己很幸运,当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重新发现中国的时候,我的书恰好出版了。现在,很难想象还有编辑会说读者对中国话题不感兴趣。美国人一直有个问题,即对他以外的世界不感兴趣,可中国是个例外。令我一直印象深刻的是,现在有那么多美国人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我尤其高兴地看到,有很多美国青年开始学习汉语。《江城》往往是他们的阅读书目之一;我很欣慰,这本书有助于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们介绍中国。
写《江城》的时候,我一直没太大的把握,涪陵人对此会有怎样的反应。这是我编辑书稿的过程中最大的顾虑之一。书中绝大多数人物的名字我都做了改动,但我还是担心有人会感觉受到了冒犯。我知道中国人对于自己在海外的形象比较敏感。我理解他们的这种敏感——就我读到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国外媒体刊载的中国报道和故事,我大都不太喜欢。我觉得它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很肤浅,对中国人的描写也非常干瘪。在那些故事中,一切都显得灰暗而忧伤,而涪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幽默、生机和活力根本就找不到。我希望自己写的跟他们有所不同—一旦我拿不准,中国人是否也会这样认为。我想,他们可能会把它当成又一本由不了解中国、戴有色眼镜的外国人写的书,因此视而不见。
从头到尾,我在中国待了十年,写了三本书,还为各种杂志写了许多文章。但在那期间,我的作品几乎从未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过。对此,我无法释怀;专写某个地方的文章却只能让局外人读到,这似乎并不正常。反正,由于当时各种各样的原因,我的书没能在中国大陆出版,杂志上的文章也没能被翻译过去。
直至最近几年,这_切才得以改观。互联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现在,人们把各种国外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并贴到网上供大家阅读,早已成了家常便饭。同时,中国的出版商也对外国作家日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去年,我的第三本书,也就是《寻路中国》在中国大陆出版。那是我的书首次在大陆地区亮相,我完全不知道大家是否会接受它。同年春天,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答应做几场签售报告,并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我猜想,对于一个外国人写的书,他们不会有多大兴趣。
时隔两年之后再次回到中国,那一次旅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所参加的图书签售活动来者众多,我所遇到的读者敏锐而细心。总体而言,他们提出的问题比我在美国的类似场合要尖锐深刻得多。我发现,中国的读者对于书本身有共鸣,这让我颇感惊诧。他们明白我为什么对三岔和丽水这样“微不足道”的小地方产生兴趣,也明白我为什么如此关注那些普通人——农民、流动人口和小创业者。
过去几年间,我察觉到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社会产生了一种新的好奇感。我认为那反映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受教育的人数增加了很多很多。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更渴望对自己国家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一番评价。跟我记忆中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比起来,他们对本书的共鸣更多了。当然,互联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跟外国人之间的个人接触也多了很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有了一种新的信心。说起《寻路中国》的受欢迎,我觉得这才是令我感到最高兴的事情。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接受方式,跟美国、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读者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中所包含的复杂性,也理解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聚焦于几个特定具体的地方进行探究。并且他们明白,没有人能够对中国做最后的断言。外国人的视角有用,中国人的视角同样有用。同理,倾听男性和倾听女性都非常关键。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尽可能多地听到不同的声音,总归是有用的。我希望我写的几本书能够起到一点作用,让人们读懂这个令人目眩神迷的国度。
趁着那次旅行,我也回到了涪陵。跟我生活的那几年相比,这座城市扩大了一倍,在许多方面都变得难以辨认了。我在那里教书的时候,去重庆或者其他稍大一点的地方只能乘船,现在,涪陵开通了好几条高速公路和铁路。我曾经任教的学校从两千多名学生增加到了一万四千多,恰好反映了全中国高等教育的爆炸式发展。江河也变了样。我在书里写到的白鹤梁,寒冬时节露出水面,上面的题刻可以一直追溯到唐代。现在,因为三峡大坝,白鹤梁被埋到了江面下一百三十英尺的地方。不过,我还是看到了一些古老的题刻,因为该市修建了一座崭新的水下博物馆—耗资一亿三千二百万美元,这么大一笔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涪陵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城里的一些变化让我有点怀旧,甚至还有一丝伤感,因为我记忆中的那个地方一去不返了。不过,最重要的精神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更生感激之情,感谢我曾有机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那里生活过。我相信,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刻,涪陵是一个不寻常的地点——一座一切都处在变化边缘的城市。
李雪顺先生是我在涪陵期间曾经的同事,我要感谢他出色的翻译工作。我们力图让译本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本,只做了一些微小的改动。如果有读者对本书以及我的其他作品感兴趣,可以点击www.peterhessler.net访问我的个人主页。
我永远感谢我在涪陵的朋友们,我在那里生活的时候,他们是如此坦诚,如此耐心。我现在还跟将近一百个学生保持着联系,这一直是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多年来,我看着他们长大成人,现在常常收到他们的学生写给我的信。我跟几位至交一直保持着联系,去年春天的重返涪陵之旅也让人兴奋不已。我无法预测,这座城市还将经历怎样的巨变,但我知道,它会永远是我的中国“老家”。
2012年1月写于埃及开罗

后记
当你们拿到《江城》的简体中文版,翻到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时,希望你们跟我一样正在享受社会的平安与宁静,比如,春节大假里与家人的一次团聚,三四月间里晒上一会儿明媚的午后暖阳,或者是在骄阳似火的盛夏季节里享受一杯难得的清茶冷饮……可它的作者注定要暂时忘掉这一切,在纷乱不已的沙漠古都开罗开启一段迥然不同的生活之旅。
何伟(本书作者彼得·海斯勒的中文名)就是这样一个人,总会有异于常人的思维和行动。1996年8月底,我在成都看到他的资料,得知他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读书,并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却要来到当时仍显闭塞的涪陵与我们一起从事教学工作,当即觉得有些意外。因为当时四川省的很多高校都成为了接受“美中友好志愿者”志愿人员的项目院校,除了成都市内布有数量不等的项目院校,离成都比较近便的绵阳市、乐山市等地都有项目院校可以接纳他们的志愿人员,而当时的涪陵师范专科学校是这些项目院校中离成都最远的一个。正如何伟所说,涪陵不光地势偏僻,就连路过此地的外国人也都十分罕见。那么,作为一个外国人还愿意来此工作的话,他的脑子不是进了水,也一定是被门框给夹扁了;这样的疑问不仅困惑过我,更是让很多涪陵人一度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还好,随着国内各大媒体对何伟的高度关注,大家终于知道了他选择来此的初衷和想法,这里不只地处偏僻,上级领导难得下来检查工作,而且远离中心城市,依然很好地保留了淳朴的民风,是他观察中国、描写中国的极佳位置。
涪陵的很多人都认识何伟,因为他跟很多来中国生活的老外不一样。正如我曾经在台湾地区出版的繁体中文版《消失中的江城》的序言《难忘的江城过客》中写到的那样,“也许由于这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也可能因为其喜好交际且为人豪爽的性格,他在涪陵期间深入社会各阶层,广交朋友,对中国尤其是西南地区长江沿线的社会文化和风土人情,做了深入的观察和了解,为以后的创作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素材。”如果说读者已经通过《寻路中国》知道了魏子淇这个名字,那么《江城》将要带给大家的则是何伟在涪陵期间结识的朋友黄小强。前两天,当我在电梯门口偶尔碰到黄小强的时候,我首先想起的依然是他曾经开过的名叫“学生食家”的小面馆。这个只有几张桌子的小面馆是何伟和他的搭档梅尔康解决伙食的地方,门口是来来往往的车辆扬起的粉尘,店内的地板上也许就是哪位食客扔下的餐巾纸,但这一点儿也没有妨碍何伟把黄小强和他的一家人当成至交来看待。黄小强知道自己被何伟写进了一本书里,但他“看不懂”那本厚厚的英文小说,台湾的译本大概也还没有读过,所以他并不完全明白自己到底被写成了什么样,也就只好依然带着笑容听别人的描述和揣测。
何伟的父亲曾经在1997年底来过涪陵。他来何伟上课的教学楼、’教室和办公室参观的时候,我正好课间休息,便跟他坐着寒暄了一阵。十几年过去了,我们聊了些别的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这些年令我一直印象深刻的,是他说他对自己的儿子很有信心。他很肯定地对我说,他的儿子有朝一日会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作家。我一直记得他说的这句话,但也一直有些将信将疑,以为不过是美国人的自负而已。《江城》的英文版出来之后,我试着把何伟父亲曾经说过的话告诉过很多读者,但国内读者对他真正的认可也许是在《寻路中国》出版之后。不过,何伟很早就用《江城》的英文版向国外的读者印证了他父亲早年的判断。还是在2006年的时候,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大学就指定《江城》作为学生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必读书目,该大学至今仍有读了《江城》之后对涪陵充满向往、对何伟充满崇拜的双重粉丝。
台湾久周出版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跟代理人洽谈版权引进事宜期间,何伟曾经推荐我做该书的翻译工作。久周出版在经过综合考量之后,觉得大陆译者翻译的文本未必能够让台湾读者看得真切明白,最终选择由对台湾读者的阅读习惯能把握得更妥帖的吴美真女士进行翻译。不过,吴女士对何伟在《江城》里提到的人和事完全一头雾水,而其中的地点、人物和事件多数都是我非常熟悉的,有些甚至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上海译文出版社购得《寻路中国》的版权之后,旋即又取得了《江城》的简体中文版权,并直接交由我来担任翻译工作。
实际上,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跟《江城》的翻译事宜有瓜葛了。《江城》英文版出版之后,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涪陵人自然被激起了强烈的阅读欲望,谁都想一探究竟,何伟这么一个美国人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地方的。地方上的领导们把这事儿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层层转交到了我的手上,要我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中文译稿。时间紧张,任务繁重,我和我一帮同事一个月就翻出了大概。不过,那个时候是我们一帮人的译本,又没有现在的计算机这样方便地进行校对和检查,可能连前后的人名都有些张冠李戴。好在我们一群译者谁也没有拿到过最后的译本,上面是否署了名也不清不楚,甚至有限的印数现在流落到了民间的哪个角落也完全没有人说得明白。后来,我跟何伟很正儿八经地提过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江城》,他可能是智慧比我多,也可能是还有别的什么考虑,总是显得那么不紧不慢。实在推不掉了,他就对我说,你去找出版社吧,我可以很便宜地卖给他们。所以,我也曾经向好几家出版社的领导们寄去过《江城》头几章的译文样稿,只是最后都石沉大海。
《寻路中国》出版之后,读者们对何伟深邃的观察能力和高超的叙事技巧给予了充分肯定,也有读者把这本书的畅销和火爆部分地归功于译者的认真,以及恰如其分的再加工水平。对此,我一方面觉得这是我沾了一点点跟何伟是朋友的光,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是广大读者朋友对我的抬爱,同时也是对我在《寻路中国》这本书上投入的巨大精力的一种认可。翻译《寻路中国》的过程中,我查证过很多资料,跟魏子淇通过电话,跟郭眯眯电邮沟通过,访问过“格雷电气”的网站,等等。有读者说,《寻路中国》的人物之一魏子淇应该吃的是“榆钱面”,因而怪我把它译成了“榆树面”,显得不够严谨。实际上,魏子淇告诉我,他们吃的就是榆树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榆皮面”,因为那实际上是把榆树的树皮剥下来捣碎,再掺合着玉米面做成粉条,是艰苦年代里难得吃到的美味呢。在《江城》的“白鹤梁”那一章,何伟记述了数段题刻的具体内容。但因为年代久远,涪陵本地编辑出版的好几种资料中,那些题刻都显得模糊难辨。我把电话打到了涪陵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黄馆长的手机上,他一听我要求证白鹤梁上的题刻,当即问我是哪一段。我说是公元971年,也就是北宋开宝四年那一段,他立马脱口而出。同时跟我详细地解释了“左都押衙”、“守郡”等是些什么性质的官衔,其中的专业和敬业不言自明。正是何伟描述到的人物角色们这种耐心、细致而又极为严谨的解释带给我一种基本的驱动力,我没有理由把何伟精细的观察和雅致的叙述、以及那些故事主角们郑重其事的解疑释惑、还有读者们的满心期待加以任何形式的懈怠和轻慢。说到《江城》的写作过程时,何伟说他本没有必要写得那么快,但他对涪陵的记忆催促着他加快动作,因为他担心他“对涪陵记忆的即时感很快就要消失殆尽”。何伟这个“江城过客”尚有如此“觉悟”,我这个“江城常住民”自当出于其右。
《江城》的英文版出版以来,总有许多人慕名而来涪陵,特意到何伟曾经任教的“涪陵师专”(这总会让我想起他用涪陵人耳熟能详的椒盐普通话在“师专”这个名称后面加上很重的儿化音)来寻访一番。这么多年过去了,境外的大小书报摊上依然能够买到《江城》不同时期的英文版,总也有来华留学、商务、旅游的洋面孔拐弯抹角地向我打听何伟当初在涪陵工作时的点点滴滴。而国内的读者更是一直在期盼《江城》有一天能够被译成简体中文,以满足好大一部分人的好奇心和阅读需求,上海译文出版社及时引进版权,终于了却许多人多年来的一大心愿。
何伟在2001年重返涪陵的时候,敏锐地注意到他送给我的《江城》英文版初版被很多人传阅过,以致上面布满了茶渍、手印,连封皮也都起毛了。十余年间,他没有看到当初那本书在涪陵被更多的人借阅过,谈论过。但是当他下次再回到涪陵的时候(也许是在未来的五年间,也可能是在五年后他携着夫人——美籍华裔作家张彤禾,以及一对双胞胎女儿回到涪陵长住的时候),希望他会在涪陵的大街小巷穿行之中,看到席地而聊的棒棒军们、当街补牙的郎中们、眯着眼睛替人算命的大师们,还有正在等着顾客停下脚步的擦鞋匠们都正在捧读《江城》里写有自己故事的那些章节。也许,何伟会停下脚步,就他们提出的诸如“你啷个把我写成那个样子了哦?”之类的问题进行一番“外交使命式”的交流和探讨。这期间,他的脸上依然会带着那样的笑容,而涪陵人也一定能够读懂。
李雪顺
2011年12月写于长江师范学院李渡校区

文摘
第一部
第一章顺江而下我是从重庆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的。那是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长江上空星斗闪烁,漆黑的水面却映不出微弱的点点星光。学校派来的小车载着我们,以码头为起点,蜿蜒行进在窄小的街道上。星光下,这座城市不断向后掠去,显得陌生而又迷离。
我们有两个人,被派到这里教书,都十分年轻: 我二十七岁,亚当•梅耶二十二岁。我们对涪陵几乎闻所未闻。我只知道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将因新修建的三峡大坝而淹没,还知道涪陵多年来都不对外国人开放。除此,我知之甚微。
半个世纪来,没有美国人在这里居住过。后来,我在城里遇到一些长者,他们记得在20世纪40年代,亦即1949年解放前,这里有美国人生活过,但这样的记忆又总是模糊不清。我们抵达时,这里还住着另一个外国人,一个德国人,在当地的一所中学教了一个学期。但我们只见过他一次,等我们安顿下来没多久,他就离开了涪陵。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这座小城中仅有的两个外国人。涪陵约有二十万人口,根据中国的标准,这是一座小城市。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我们到校一周后的某天,学校所有的人都在大门口参加了集会。那个暑假,一个由学生和老师组成的小分队从涪陵步行到了延安,那是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前革命根据地。现在他们即将返回学校。
当时正值纪念长征六十周年。所谓长征,是指在其国内战争中,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几乎要被国民党消灭的关键时刻,所进行的长达六千英里的长途跋涉。共产党人克服重重困难,越过中国西部的群山和戈壁,行军至一个安全地点。之后,他们从延安开始,稳步地积蓄力量,直到最后让革命席卷整个中国大陆,将国民党赶到了台湾。
整个学期,学校开展了很多特别的活动来纪念长征。学生们要上关于长征的历史课,要写关于长征的文章,在12月份还组织了一次长征歌咏比赛。为了参加长征歌咏比赛,所有的系都花了数周时间排练歌曲,然后在大礼堂演出。因为长征题材的曲目有限,所以许多参赛歌曲都是一样的,这就使得评委打分有点为难。同样让我搞不懂的是,由于演出服装数量不足,也只能像曲目一样由大家共享。历史系表演的时候,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打着红领带,光彩照人。然后他们走下台,迅速地把衬衫和领带换下交给政治系的学生。政治系的学生穿戴完毕,冲上舞台,把别人刚刚唱过的歌曲再唱一遍。到晚会结束时,衬衫已变得汗渍斑斑,每一位观众都听熟了所有的曲目。音乐系获胜了,像以往一样,英语系排名倒数。在学校举办的各种比赛中,英语系从未获胜过。没有以长征为题材的英语歌曲。
暑期的延安徒步行并不是比赛,但涪陵小分队的返回却是整个长征纪念活动中最重大的一件事。队员们在炎炎烈日下行走了一千多英里,到最后只有十六个人坚持了下来。其中有十三个学生,两名教师: 中文系的党支部书记和数学系的政治辅导员。另有一位职位不高的管理人员,步行到中途就哭了鼻子,但最后还是因为有恒心和毅力在当地博得了好评。所有的队员均为男性。有些女生也想一同参加徒步活动,但学校认为,长征不适合女生。
在集会的前一周,学校的李校长去西安见了参加徒步活动的学生,因为在那艰难跋涉的最后阶段,他们遇到了麻烦。
“学生们出了点问题,”当我问及怎么回事时,英语系的系主任傅木友说,“我估计,可能是他们随身带的钱用光了。”事实确实如此——尽管有涪陵一家生产宏声牌香烟的卷烟厂资助,他们还是用光了所有的现金。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远行一千英里,来到延安,却以破产告终,这种特别的纪念方式让我惊讶万分。
不过李校长早就把他们解救出来了。所以,现在所有的学生都汇集到校门口的广场上。这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师范专科学校,成立于1977年,学生只有两千人左右。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教育体系破坏很大,这所学校是在那以后成立的院校之一。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种师专学校差不多位属末流。花三年修完课程,学历低于大学本科,几乎所有学生都来自四川的农民家庭。毕业之后,他们要回到家乡,在偏远的中学里当老师。
对许多学生——尤其是新生——而言,这所学校叫人兴奋不已。校园与涪陵主城区隔乌江相望,很少有学生曾在如此大的城市附近居住过。每到周末,学校就有电影、竞赛、舞会。时常也有像欢迎长征徒步队员的那种政治集会,学生们总是在广场附近地区集合,闹哄哄地翘首以待。
八位女生穿着白色短衫和黑色裙子,斜挂着印有校名的红色绶带,在大门口以立正势站着。她们被称作迎宾小姐,是从学生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几位迎宾小姐全都个子高挑,长得十分漂亮,但脸上看不到一丝笑容。在正式场合,她们代表着学校,站姿标准,步态优雅大方,为大人物们端茶倒水。
关于涪陵,我还听说过一件事: 这里的女子因貌美而声名远扬。至少在成都的汉语课上,他们是这样给我讲的。其中一位老师是东北人,她是一位纤弱的女性,颧骨很高,说起话来轻言细语。哪怕是在炎炎夏日,她也会用双手捧着一只茶杯,仿佛藉以取暖。我们叫她尚老师,尽管从未去过涪陵,但她十分肯定地说那里的女子长得很美。
“因为那儿的山和水,”她说,“有山有水的地方都出美女。”
在成都我碰到过一位涪陵人,她也给我讲了同样的事情。“但那儿的人有时候脾气不好,”她提醒我说,“因为那儿天气太热,而且山很多。”我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这表明中国人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与外国人截然不同。当我看到那些呈梯状的小山包,注意的是人如何改变土地,把它变成了缀满令人炫目的石阶的水稻梯田;而中国人看到的是人,关注的是土地怎样改变了人。刚到学校的那几天,我总在想这个问题,尤其是因为我所有学生的成长都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我很想知道,四川这种地势崎岖不平的自然环境怎样影响了他们。同时,我也不知道未来的两年里,这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到达的是涪陵市的市长。他乘坐一辆黑色奥迪来到学校大门口,一踏出车门就对热烈鼓掌的学生频频挥手致意。当地的电视台也来人了,正对着这位在9月的炎热中嘘嘘喘气的身材矮胖的人录制新闻。他快步穿过广场,来招呼亚当和我,同我们握手,欢迎我们来到这座城市。
我们在涪陵参加的大大小小活动中,第一件事总是这样——欢迎新来的美国人。在长征集会那天,我们原本要去郊游散步,因此极随意地穿着短裤和T恤,只是出于好奇才停下了脚步。穿戴不得体地出现在那种场合,真是十分愚蠢的错误,我们早该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想成为被注目的焦点而只是旁观,很难。
长征徒步行的队员们到达时,学校的大喇叭里响起了爱国歌曲。他们穿着白色的T恤衫和迷彩服,显得疲惫不堪,脸上胡子拉碴,肩上挂着用旧的军用帆布包。领头的队员手举一面褪色的红旗,走在迎宾小姐身后,红旗上印有校名和宏声卷烟字样。迎宾小姐分成了两列,每列四人,齐步行进,头不摇晃,目视前方,手臂大幅摆动。其他队员带着自豪和骄傲的笑容向人群挥手,成单列跟随行进。大家鼓着掌,跟在他们身后进入了大礼堂。那儿挂着一幅标语,上面写着: 热烈欢迎涪陵师专该校2001年更名为涪陵师范学院,2006年更名为长江师范学院。——译者宏声卷烟万里长征徒步考察队胜利归来!亚当和我弯腰低头坐进了礼堂后面的位置,以期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坐在我们周围的学生低头耳语,并转过头来盯着我们看。这种注意一下子就扩散开去,不一会儿,礼堂里的每一个人都伸长了脖子看我们两个——我们则在座位上压低身体,把休闲帽使劲拉下来遮住脸部——很快,窦副校长走上前来,领我们坐上主席台。他实在是无可奈何,不然观众的注意力就要全部分散到我们这边了。这也是我们经常被要求去参加当地一些活动的原因之一: 这种方法能够确保引起人们的注意,简便易行。
我们被安排和市长、党委书记以及其他干部坐在一起。我们坐下的时候,人群中发出高声的欢呼,长征徒步行队员们也鼓起掌来。迎宾小姐给我们端上了茶水。我低着头,努力想把两条光腿藏到桌子底下。干部们作了讲话,表扬了长征徒步考察队的队员们,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正在纪念的那段历史。所有的讲话都十分震撼有力,就像在那些描写政治强人的老电影里看到的情景一样,而窦副校长的讲话更是无人匹敌。他是个五十多岁的小个子,体重五十多公斤,身体瘦削,臂膀单薄。但他用起麦克风来却得心应手——起初的声音极为柔和平缓,就像一个老师在对一群孩子说话;继而提高音量,慢慢加快了手势,纤细的双手对着人群挥舞,似在责备他们;最后则是声若洪钟,双臂凸鼓,两眼放光,喇叭轰响,讲的人和听的人此刻平等了,结成了同志、爱国志士、人民的公仆。人们起立喝彩,雷鸣般的掌声响成一片。
我听他提到了亚当和我的中文名字——梅尔康与何伟,并宣布我们受“美中友好志愿者”组织的派遣来到涪陵。人们又一次欢呼起来——我们现在是同志了,一起为人民服务,建设祖国——长征徒步行的队员们自豪地站起身来,每个人的胸前都由干部们戴上一朵缀着红丝带的塑料花。有人递给我一朵这样的塑料花,又有人向我指着一位正在台前等待的长征队员。他微笑着弯下腰来,热情地同我握了握手。我向他表示歉意,并很快地为他戴上了塑料花,以期减少我穿着短裤的曝光时间。人们又一次欢呼雀跃起来,我向他们挥手致意,人群中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坐了下来,感到脸在发烫。
仪式结束后,人们一起合影纪念这次集会。从照片上看,长征徒步行的队员和干部们显得极为自豪,分三行站立,排列整齐,褪色的红旗飘展着,颇有久经沙场的革命队伍的风范。队员们穿着干净的白T恤,胸前佩着塑料花,飘着红丝带。他们的脸上没有笑容。最重要的几位干部在前排与我和亚当站在一起,窦副校长和韦书记的脸上几乎看不到一丝笑容,我们也笑得极为勉强。亚当穿着凉鞋,我则穿了一件灰色的旧T恤,我们赤裸的大腿与一排整洁的裤子相比极不相称。其他干部脸上也没有笑容。照片中没有女性。
两年后,我回到美国,把那张照片拿给朋友们看,想给他们讲讲这件事情。但从哪儿讲起呢?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文革”后的大学要纪念长征,难度不亚于给他们讲解山坡如何被改造成梯田。最后,我只好这么说,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政治集会,我们能参加是个意外,因为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共产党的集会大多不欢迎和平队员。我只能讲到这里——那就是我这张照片的故事。
当然,整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是和平队的志愿者,但又不全是;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但也不全是。一切都不全是看上去的那样,就像我在涪陵开头的那些日子,什么都不确定,仿佛总有半步之遥。

内容简介
《江城》内容简介: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2001年,也就是《江城》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2003年,三峡大坝一期完工后,不断上涨的江水将陆续淹没那些江畔之城,这多少令我有些伤感。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在1996年至1998年间,我学会了热爱涪陵。能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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