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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共同的底线》编辑推荐:在我们这里,共同的底线不是左、右派各自坚持的“公平”与“效率”的折中调和,也不是在“自由太多”与“福利太多”之间,寻找“既非自由放任,也非福利国家”的第三条道路。而是,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
主义的底线:如果权力不产生于社会契约,不来自民主授予也不对公民负责,那就会造成:国家权力极大而责任极小,从而限制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要求与扩大国家责任的社会民主要求,根本就不可能构成对立。为了实现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就需要有权责对应的民主体制——而这,就是现代左右派都必须持守的共同底线。
文化的底线:每个文化每种宗教都应当反对异端审判、异端镇压,反对原教旨主义神权专制(不是反对“原教旨”)。这就是作为文化多元共存基础的共同底线。
部门的底线:摆脱“以强制求私益”的“第四象限”,使权力只能用于公益、而私益只能通过自愿交易取得,这正是民族国家—政府组织、市场—营利企业和自治的公民—志愿者公益组织三个“部门”所共同需要以之为前提的东西,也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自治公益三者的共同底线。

作者简介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民史与经济史。主持了一系列乡村调查,主编了《农民学丛书》首批六本。主要著作有:《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合著)《天平集》《耕耘者言:农民学文集》《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学问中国》(合著)。

目录
自序:持守底线
论现代思想的共同底线
——《田园诗与狂想曲》韩文版序
当代中国的“问题”与“主义”
——再论共同底线
“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同的底线?
——读吉登斯著《第三条道路》
“群己权界”三原则与特定情境下的公域/私域之分
——关于公民权、共同底线与“低调社会民主”的讨论
“左右”的商榷
自由、乌托邦与强制
——写在《共产党宣言》150周年
不要民粹主义,也不要精英主义
自由优先于“主义”
——纪念托马斯•莫尔
不讲逻辑的“经济学”
——关于公正问题的经济学论争
“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复旧?
——再问崔之元先生
经济与政治
中国能否走出“尺蠖效应”的怪圈?
——从“郎旋风”看国企改革的困境与经济学的窘境
“郎旋风”中看东欧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
与思想变迁》自荐
权力、责任与宪政
——兼论转型期政府的“大小”问题
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与责任
——关于“大小政府”的中西传统比较问题
“文化”的底线
自由优先于“文化”
——关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网上讨论
“差异权”,还是文化选择权?
——评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
流水前波唤后波
——论王小波与当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命运
共同的底线“主义”的底线
“主义”的底线

序言
自序:持守底线
早在“五四”以前,中国就出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20世纪末进入改革时代以后,“文化热”中的“中西”之争再度热闹起来,80年代许多人积极推进西化,90年代弘扬传统又成了主旋律,加上国际上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论助兴,可谓高潮迭起。
也是自清末民初起,中国开始了“主义”之争,50年代以前国内的“左右”热战血流漂杵,50年代以后国际上的“资社”冷战剑拔弩张。到了世纪之交,国际上的意识形态斗争随着冷战的结束逐渐淡出。而在国内,随着改革进程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深化,“主义”之争却脱去“文化”的包装再度“浮出水面”。
最后,在现代性背景下,许多国家里民主公共权力组织——政府部门,与竞争性市场组织——企业或营利部门,都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同时也现出了明显的局限性。于是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呼声中,自治的公民社会和志愿者公益组织(所谓“第三部门”)也发展起来。它与民族国家-政府组织(“第一部门”)和市场-营利企业(“第二部门”)本是各司其职的。但许多发达社会本具有扩大“福利国家”以压缩市场领域的社会民主倾向,和扩展市场秩序以限制政府权力的古典自由倾向,以及这两者长期对峙的传统。而在苏联式社会主义已没落、“福利国家”体制也陷入困境的“左派危机”时代,面对“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扩张,反对者转向第三部门国际行动并使其具有“另类左派”色彩或“第三条道路”色彩,就成了不难理解的事。1999年西雅图事件后,这种跨国第三部门组织挑战市场全球化、同时也与事件所在国政府权力发生冲突的“三个部门之战”,在世界各地连续出现,国内一些学者随之盛称其“后现代”意义,并力图使国内进程在这个意义上“与国际接轨”。
于是在世纪之交,我们身处一个剧烈变化中的中国,面对一个全球化与多元化同时发展的世界,在“文化”之争、“主义”之争与“部门”之争中,我们应当如何定位、如何把握自己和社会的命运?
“中西文化碰撞”百多年了,然而新世纪伊始,人们面对坑亲杀熟的“诚信危机”的一片惊呼却表明,如今的“文化”中不论中西,最基本的做人道理已成为“稀缺资源”。百年来的“文化冲突”,得到的是现代公民权利未张而传统责任伦理尽失的后果。“西方的自由民主”与儒家的“传统”道义同归于尽,而在西、儒皆灭的土地上,“秦政”与痞风前后相因相继,强权逻辑与犬儒逻辑的互补反而变本加厉了。
“左右主义之争”也已80多年,过去的斯大林体制已经灰飞烟灭,现在的资本主义体系也有许多问题。但我们这里,还是既无“自由放任”,亦非“福利国家”。一些人喜欢说:美国式的个人自由有什么什么弊病,瑞典式的社会福利又如何如何不好,前者损害平等,不利穷人;后者限制自由,压抑精英,我们都不能学云云。这话若是出自布莱尔、吉登斯等人之口,倒也成一家之言,虽然“既不要自由放任,也不要福利国家”的制度创新到底是什么样子,人们还远未明白。但是在我们这里如果这样说,那就要问:美国式的个人自由太过分,那么美国的社会保障如何?瑞典式的社会福利我们搞不起,那么瑞典的个人自由呢?人家左派责怪美国的社会保障太少、右派批评瑞典的个人自由不足,而我们如果拥有这种美国式社会保障、瑞典式个人自由,那已经进步到何等程度!
至于“三个部门”之争就更不用提了。没有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哪里会有2000年的“布拉格之秋”?
出于对两极的不满,在各种争论中都产生了中庸之道:在“中西文化”对立中,历来就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结合之说。在“左右主义”对立中,各色“第三条道路”也有几十年历史了。而在刚刚兴起的跨国第三部门运动和“NGO反对WTO”潮流中,也不乏既要NGO、也要WTO的呼声。
但是中庸之道不管理论上多么面面俱到,实行起来却往往要碰壁。考其原因,人们常常抱怨两极的力量太强而中间派太弱:一些人非要2,另一些人非要10(至于谁是10谁是2姑且不论:自由主义者要10分自由,在他们眼里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只要2,而后者要10分平等,在他们眼里前者也是只要2的),而主张(2+10)÷2=6的呼声便被埋没了。无疑,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
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另一种可能:如果健康的两极本身都太弱,那中间派能强得起来吗?假如还没有1,那么谈论2与10的中位数有什么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主张2的人与主张10的人难道不该首先为争取1而奋斗吗?而“为争取1而奋斗”当然不能说是2与10之间的什么第三条道路,只能说是两者“共同的底线”。亦即:它并不是两者互相妥协、各让一步的结果,而是两者本身都需要以之为前提的、即使没有对方要求自己也必须争取的基本目标——尽管可能远不是全部目标。
例如关于“文化冲突”,人们当然可以而且应当倡导文化多元、文化宽容和文化间的取长补短,根据这些原则,基督教、儒家理念与伊斯兰教应当和平共存。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信仰自由的原则必须战胜异端审判,这两者是没有共存之说的。如果异端审判存在,不仅各种文化与信仰的多元共存成为不可能,而且正如我在纪念托马斯•莫尔的文章中所说的,每个文化自身的发展也会被窒息。因此每个文化每种宗教都应当反对异端审判、异端镇压,反对原教旨主义神权专制(不是反对“原教旨”)。这就是作为文化多元共存基础的“共同底线”。近年来一些基督教学者倡言以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基础,建设“全球基本伦理”,这当然不表示他们放弃了“基督教文化”而皈依“儒家文化”,实际上这就是希望确立这样一条共同的底线。
又如在“左右之争”中,发达国家的传统话题是“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他们的左派主张扩大国家承担的责任,而右派强调要限制国家的权力。这两者形成对立显然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先有了一个社会契约意义上的“国家”,在这种契约下,国家的权力与责任严格对应:权力来自公民的授予并对公民负责,公民需要国家承担多大责任,就授予它多大权力——显然,这个意义上的“国家”只能是民主国家。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扩大国家责任(因而必须增加对其授权)的左派主张与削减国家权力(因而不能要求其扩大责任)的右派主张才可能形成对立,乃至达成关于“中间道路”的第三种选择。如果没有这一前提,如果权力不产生于社会契约,不来自民主授予也不对公民负责,那就会造成:国家权力极大而责任极小,从而限制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要求与扩大国家责任的社会民主要求,根本就不可能构成对立。西方那种“左右之争”乃至“左右之间的”折中立场,在这种条件下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的体制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还远不及美国,又有什么资格怪其个人自由太多?如果我们连瑞典水平的个人自由也远未达到,又有什么资格指责其社会保障过分?如果连美国式的“低调社会保障”和瑞典式的“低调个人自由”也得不到,谈论“美国与瑞典之间的”中间水平保障和中间水平自由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为了实现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就需要有权责对应的民主体制——而这,就是现代左右派都必须持守的共同底线。
至于“三个部门之争”,则正如我在本书中论证的:没有“权力只能用于公益”的现代民主国家和“私益只能出自自愿交易”的现代市场经济,现代的第一、第二部门就都还说不上形成,也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以志愿求公益”的第三部门。而摆脱那种“以强制求私益”的“第四象限”,使权力只能用于公益、而私益只能通过自愿交易取得,这正是三个“部门”所共同需要以之为前提的东西,也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自治公益三者的共同底线。在这一底线的基础上,才可能存在“三个部门之争”,“西雅图问题”才可以成为有意义的问题。
在发达国家,这种“共同底线”早已成为现实,而不再是追求的目标,底线之上的“文化”、“主义”、“部门”之争(以及对这类争论的调和折中)也因而凸显。只是在一些特定情境下人们才会提及与强调这一底线。最近在法国的一次讨论会上,当我谈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时,一位法国学者说:主张自由放任的人与主张福利国家的人,怎么可能有共同立场?我回答道:“怎么不可能有?最近你们这次大选中,反对勒庞上台不就是这两者的共同立场吗?”的确,在这次大选的第二轮投票中,为了阻止以勒庞为代表的新纳粹倾向得势,法国的现代右派(法国人称之为“传统右派”)——自由保守主义的保卫共和联盟总统候选人希拉克,不仅得到了本党的、也得到了左派社会主义者——社会党乃至法国共产党的赞成票。这是“共同的底线”,而不是“第三条道路”,因为法国左派反对勒庞是他们的固有立场,并不是为了与右派折中而作出的妥协或中间路线。在法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左右派联合执政,那时是要讲第三条道路的,否则两派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怎么联合执政?而这次不同,左右派并未联合执政,他们都反对勒庞只是体现了两派立场的“重合”部分,而不是两派中双方或任何一方让步所导致的“趋同”。社会党如果不反对勒庞就不成其为社会党,保卫共和联盟如果不反对勒庞也不成其为保卫共和联盟。这与什么第三条道路毫无关系。
但是在法国,这样突出“共同的底线”毕竟罕见。为什么要反对勒庞?因为勒庞上台会威胁到法国已有的许多东西、即左右派都认同的自由民主人权等基本原则。但正因为这些都是已有的,除非特殊情况(如这次勒庞“出人意料”地崛起)人们并不担心失去,所以一般不必表现出这种共同性,通常看到的只是左右派的斗争或妥协。
然而如果那些东西尚待争取,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法国大选后不久,美国思想家德沃金访华,在与笔者的交谈中德沃金提到“诺齐克与罗斯福搞的那一套水火不相容”。笔者表示完全理解这个说法,但从我们的角度看则未必,当时我也举了法国大选的例子。事后想来,美国其实有更确切的例子:当年为了争取在南方实现北方式的自由(在后来的左派眼里那当然是“资产阶级自由”),社会主义者魏德迈在马克思的赞许下加入林肯政府的联邦军当了军区司令。魏德迈与林肯的“主义”差异无疑绝不比诺齐克与罗斯福小,但在自由尚待争取时,魏、林面临的问题大不同于诺、罗。如果说当今法国左右派(他们已不需要共同“争取”自由)联合执政需要的是妥协而不仅仅是共同底线,那么魏德迈加入林肯军队只要基于共同的底线就够了——魏德迈这样做既不意味着他放弃了社会主义,也不意味着他走向了“第三条道路”。相反,如果魏德迈在南北战争中保持中立,甚或与南方奴隶主一起反对“资产阶级的”北方,那他当然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者,但他还成其为“社会主义者”吗?
不幸的是,如今在我们这里,亲“南方奴隶主”的“伪社会主义”者与“伪自由主义”者都不少。因此我对某些“左派”与某些“右派”都有批评。如上所述,“共同的底线”并不是调和折中。虽然我并不反对调和折中,正如我既不反对自由主义也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一样。也许将来在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争成为真问题时,我会持某种有原则合逻辑的折中态度,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持守底线。
本书的宗旨就是从“主义”、“文化”与“部门”的分析中,结合我们特定的“问题”来论证持守底线的意义。我于1999年出版过《问题与主义》一书,本书可以视为该书的续编。其中的作品绝大多数写成于《问题与主义》出版后,少数则写于该书出版前,但并未结集过。本书其实2002年已经编好,自那时起曾经几度要出版,有一次甚至已经三校,但却因种种原因又放弃了。因此,2003年以后的文字书中也就没有收入,容俟后日吧。
如今都说全球化,但全球化不始于今日。自从英舰轰开虎门、马克思号召全球无产者联合,就开始了两种对立的全球化:capitalist和communist的全球化。冷战结束后这个对立告一段落。但世界既未“大同”,也不可能重建“铁幕”隔绝彼此。我们注定生活在一个有矛盾的因而是多元的地球村中,依然面临多种而不是一种全球化。然而世界毕竟还是在进步:这些矛盾、多元与多种已经越来越多地以上述底线为基础,而突破底线的堕落则受到越来越多的反对。也许,这就是我们唯一必须要“接”的国际之“轨”吧!

文摘
版权页:

共同的底线

“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同的底线?
——读吉登斯著《第三条道路》
一“粉红色欧洲”引起的思考
冷战后时代,由于受苏东式社会主义名声扫地的连累,也由于影响更为深远的后工业时代发达国家社会结构与文化氛围的变迁、蓝领阶层的萎缩、传统工人运动的退潮、左派原有社会基础的缩小等原因,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一度出现严重危机。各国社会党(社民党、工党)、工会和左翼思想界在反思中进行了思想与价值取向、纲领及策略上的全面调整。社会党国际中“社会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德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之争和“红绿联盟”、英国的“新工党理念”、所谓“既非自由放任又非福利国家”的“荷兰模式”的出现、波兰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是人道的资本主义”之争和社民党解散重建为民主左联党、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社会—自由执政联盟”,等等,都反映了这种新潮流。经过几年调整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或曰左派政党又在全欧洲范围内崛起,无论西欧还是转轨过程中的中东欧,“左派”或“中左”政府又纷纷出现。
“粉红色”欧洲给全球思想界、包括中国思想界造成巨大影响,人们要问:它意味着资本主义最后胜利的“历史终结论”宣告破产、新的“左派复兴”已经到来,还是意味着“左派”已经继失去它的社会基础之后又失去了它的价值基础,沦为一场竞选技巧的展示或“专业化竞选运动”,“这场运动利用了美国人开发的传媒技术,成为一种传媒导向型政治”,这种“设计师社会主义”更看重“个人形象、象征舞台、声音感染力和视觉效果”,而不在乎“争论中的问题、论证方式、施政纲领及竞选承诺”?在我们这里,一些不求甚解的趋时者已经面临尴尬:他们刚刚欢呼自由派的幻灭和“社会主义的复兴”,很快却在科索沃事件之类的示例中看到,“粉红色欧洲”远比“白色欧洲”更热心于普遍人权原则、“新左派”远比“老右派”更坚持人道主义国际干预,偏爱价值外交的社会党人也往往比偏爱利益外交的保守党人更喜欢捍卫“世界性民主”,倒是更带有商人气味的后者只要能赚钱,往往不在乎同“极权主义”者做交易……看来,我们这里的“左派”与他们那里的“左派”的距离,有时比这里的“左派”与那里的极右派(如法国的新纳粹勒庞,米洛舍维奇罕有的西欧支持者之一)的距离都大。
那么那里的“新左派”到底什么样?有“新工党理念”的教父、英国现任工党政府首相布莱尔精神导师之称的当代欧洲著名“新左派”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去年的新著《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0年。可以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轮廓。吉登斯现任著名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在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领域写过和编过30多本书,是现今欧洲知识界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积极参与了90年代的社会民主主义大论战,著有《超越左右派》、《现代性的后果》等书,而这本《第三条道路》堪称这场论战的总结性著作,代表了论战中的主流声音。
应当说,“第三条道路”已经是个被用滥了的名词。早在20世纪初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它就成为一些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满的人、常常是比这两者都更“右”的势力的口号,20年代的法西斯运动就曾打过这面旗子,希特勒当年曾宣称要搞一种超越于“盎格鲁撒克逊式民主”和“苏维埃民主”的“日耳曼民主”,这就是那种既不自由也无平等的“第三条道路”之例。而在40—5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本身曾被看做是介于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亦即美国式自由市场经济和苏式计划经济之间的“社会市场经济”,或自由放任的“守夜人国家”与高度集权的“全能国家”之间的民主福利国家。50年代的社会党国际曾高举这面旗帜,而自6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哥德斯堡纲领》基础上进一步自由化以后,“第三条道路”便成了在福利国家道路上走得更远的一些社会党(如瑞典社会民主党)和欧洲共产党人中的改革派(如捷克“布拉格之春”的理论家奥塔•锡克等“市场社会主义者”,和西班牙、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共产党为代表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潮)所争夺的旗帜。一般说来,这两者的立场都比社会党国际的主流更“左”,而比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更自由化。因此,这个意义上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指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第三种社会主义”。

内容简介
《共同的底线》的宗旨是从“主义”、“文化”与“部门”的分析中,结合我们特定的“问题”来论证持守底线的意义。“共同的底线”并不是调和折中。虽然我并不反对调和折中,正如我既不反对自由主义也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一样。也许将来在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争成为真问题时,我会持某种有原则合逻辑的折中态度,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持守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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