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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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1962年1月11日-2月7日)(50周年纪念版)》编辑推荐:站在历史与理论的高度,统观全局,立论精确,描写生动,尤以对材料细致入微的分析见长,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执政思想的一本优秀读物。2010年,人选中央电视台读书栏目“6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600本书”;2008年,人选中国出版集团“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2007年,团中央第9届“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2007年,中国书刊发行行业协会“首届社科双优特别推荐图书”;2006年,《中华图书报》百佳图书排名之第18位;2006年,《中国青年报》评选年度最有影响的8本图书之一;2006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全国优秀营销书奖。

作者简介
张素华,河北唐山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负责《毛泽东年谱》1925年-1927年7月、1959年10月-1965年部分撰稿工作,参与编辑出版《毛泽东军事文集》(6卷本)等文献。出版《毛泽东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合著)、《毛泽东画传》(合著)、《军事统帅毛泽东》(合著)等多部著作。

目录
代序感悟七千人大会的开法(陈晋)
01.前言
02.为什么要开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会议?
03.谁在筹备和保障大刽顷利举行?
04.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大会报告的经过
05.一个接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改变着大会进程
06.毛泽东究竟对报告怎么看?
07.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
08.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
09.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解释和说明
10.最是大节见真知一一刘少奇在大会的讲话
11.林彪临时决定抛开事先准备的讲话稿
12.春节,毛泽东“放了一把火”,要开“出气会”
13.毛泽东的讲话把大会推向第二个高潮
14.从省委书记到部长的检讨
15.邓小平:厚道人的一篇务实报告
16.从三易其稿看朱德的心路历程
17.周恩来给地方官员透了实底,算了细账
18.大会留下的悬念:陈云为什么不讲话?
19.谭老板、曾胡子、李井泉等能不能过关?
20.有关大会的成果
21.大会带来了什么新气象
22.打下毛刘分歧的楔子
23.为什么还要继续坚持“三面红旗”?
附录
袁宝华:有关七千人大会前后的一些情况
杜润生:对七千人大会一些问题的感受
赵家梁:参加起草大会报告和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李瑞山:湖南与七千人大会前后的一些情况
张文奇:有关七千人大会的保卫和后勤工作
邓力群: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前后
张维兹:七千人大会上,我对总理讲真话
明朗:我在七千人大会上写了封匿名信
李保文:一位老县长回忆七千人大会
刘新起:我在县长任上参加七千人大会
李曦沐:亲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黄峥:王光美谈七千人大会的有关情况
杨尚昆:七千人大会前后日记摘选
七千人大会日志
后记
编辑说明

序言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参加,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其为“七千人大会”。
关于七千人大会的话题,我酝酿了很久,看了不少材料,也采访了一些当事人。
七千人大会距今已经四十多年。这四十多年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四十多年前人们关注的很多事情,在今天都已经不是问题了。
四十多年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最着急、最头疼的事情之一,是6亿人民吃不饱饭。那时候,北京告急,上海、天津告急,全国不少省市都极其紧张。再有几天就要断粮了!这样的报告不断地送到周恩来、李先念等的办公桌上,急得周恩来寝食难安。堂堂一个大国总理,其主要精力应是考虑制定国家大政方针政策上,但是当时的总理,每次找人谈话,几乎谈的都是粮食问题,被人送了一个苦涩的雅号:“粮食调度总指挥”。直接管粮食的李先念更是火上房一般的着急,急得他给各省市负责人抱拳作揖:“求求大家救救京、津、沪。”
如今的粮食状况早已今非昔比,人们不但已经告别了饥饿,告别了粗粮,吃上了细粮(现在的孩子已经不懂什么粗粮细粮了),而且还要讲究粗细搭配,讲究营养,讲究饮食结构。曾经长期因为粮食不足而愁苦的中国人,一下子温饱不愁了,吃不上饭的问题,已经变成了历史,渐渐地远去了。这恐怕是毛泽东未曾想到的。1965年,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粮食问题时,李先念说:据我看,粮食就是长期不大那么够。对此,毛泽东表示赞同。他说:哪一天一颗粮食也不需要进口了,我们这个共产党就算是这一方面共产主义化了。
如今,中国人民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还达到了小康水平。毛泽东如果泉下有知,也可以感到欣慰了。
变化,还远不止这些。那时候,棉花极缺,每人每年几尺布,人们穿的衣服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如今,我们不但满足了13亿人的穿衣问题,还成了纺织品最大出口国。我们的纺织品销往世界各地,并引起以美国为首的一些政府的严重关注,采取了限制措施。
那时候,中央政府一心一意要加快工业发展速度,但是缺少煤。煤就像工业的“粮食”,没有煤一切都无从谈起,发不了电,采不了矿,炼不了钢。有了煤呢,又很难运出来,因为公路、铁路跟不上,运输的车辆也跟不上。如今我们的采煤技术先进、设备齐全,大量的煤正在源源不断地开采出来。
那时候,把炼钢看作是头等大事。钢铁就是工业的基础,没有钢,我们能干什么?毛泽东说:“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中国将永远停留在农耕时代。为了告别农业社会,为了实现工业化,人们的注意力盯在了炼钢上。只有钢的产量上去了,我们的工业才能迅速发展。因此,全国上下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当时的人们为了找铁炼钢,把全国的各个角落翻了个底朝天,不少人甚至捐出了自家的锅。尽管如此,钢的产量很难超过1000万吨,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土钢,根本不能用,为此全国人民吃尽了苦头。而今的中国,钢的产量高达3亿多吨,居世界第一,早已实现了那个年代人们的梦想。
那时候中央开会,讨论的就是今年能生产粮食多少亿斤、棉花生产多少万担,能完成多少万吨钢的任务、多少亿吨煤的指标等等。今天的中央开会,经常讨论的则是如何找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使我们的产品卖出去,如何提高人们的购买力,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中国缺少的是产品,要啥没啥,仓库几乎是空的。而今的中国,是买方市场,要啥有啥,怕的是你不买东西!
要啥没啥,那就是中国的过去。我们的前辈就奋斗在那个年代。为了祖国的强盛,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和智慧甚至鲜血,来探索、建设着中国。这中间,有成功也有失误。成功,带来的是喜悦和辉煌;失误,带来的则是苦难与悲伤。成功和失误,他们是一对双生子,结伴而行,其中又有多少酸甜苦辣。
今天,当我们翻开40多年前的那一段历史时,有痛心疾首,也有些许的遗憾和无奈,更有许多感慨在心中回荡。今天是过去的延续,了解了过去,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谁能保证过去的错误,今天不再重复;又有谁能保证我们果真继承了过去一切好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回头看看一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
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就是在中共中央率领全国人民开展。“大跃进”运动,试图用几年时间就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就使中国成为经济强国,而发生重大失误的情况下召开的!这个大会是为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是为使人们跌倒了再爬起来的一个大会,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缩影。透过这个大会,使我们可以了解那个年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了解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从会议本身的情况来看,它有着许多的特点:
会议规模迄今为止是空前的,一下子在北京聚集了7000多人,前后持续28天;
它是中央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的大会;
它是让大家发牢骚、提意见、“出气”的大会;
它是努力面对现实,认真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开辟未来的大会;
它也是中共领袖在认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悄然产生分歧的一个大会;
它还是一个复杂的、至今仍有争议的大会。
总之,七千人大会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凡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这段历史的人,几乎都无法忽略这次大会。它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走向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深人地梳理,细致地研究,也就显得尤其重要。
当时人们对这个大会的评价是:
“这个会开得好。”(当时的毛泽东语)
“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
“这次会非常好,接触到的一些同志反映都差不多。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有人比方为‘七大’,在重要时期解决重要问题。而且解决得非常之好,其影响会极其深远。”
事隔两年7个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又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这里是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了。
30年后,邓小平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所以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当中,永远不会忘怀,而且我相信会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建国后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说: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写道:“这次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积极成果。会议对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当然,除了对大会的积极评价,也有学者指出:大会仍然在原则上肯定了“三面红旗”,没有能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大会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与刘少奇等人由思想分歧走上对立的重要关节;这次会议是后来历史悲剧的发端、是“文革”的起因等等。
我想仅从这些角度,便足够我们重视、研究和介绍七千人大会了。
总起来看,对七千人大会肯定多于批评。在肯定中有批评,在批评中有肯定。
我以为除前面谈到的七千人大会的特点和它的意义、功能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提出。
我的看法是七千人大会比较相似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后者是对10年“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七千人大会则是对13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总结。两者都是对社会主义时期发生的重大曲折经历进行总结。从大会进行的情况来看,都是思想比较活跃,气氛比较民主。会上,新的想法、新的动议不断产生,许多中央领导的讲话都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书面报告,而是即席发言。不同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思想更解放,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识更深刻、更彻底,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批判,因此这次会议对党的历史产生的积极影响也就更深远。七千人大会则是在肯定“三面红旗”指导思想的情况下进行总结的,因而思想解放的程度就很难彻底。尽管如此,七千人大会还是突破了不少框框,与会者几乎是人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出很多问题,讲了很多平时不敢讲的话,会后出现了思想解放,全方位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气象。遗憾的是,也就是因为七千人大会该否定的东西没有否定,所以半年以后中国的历史又重新转向,遭受曲折。这也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深刻教训!
深人观察七千人大会前后左右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次大会的前4年是“大跃进”的开始,它的后4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端,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其历史的必然?它是一个转折点,还是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至今还有很多的地方值得认真发掘材料,进行理性的梳理与研究。
当我千方百计想再现这次大会的历史情景时,感到还有相当的困难,非常重要的当事人已经作古,即使健在的老同志,回忆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此外,在史料方面,也有待继续挖掘;在对事情的评论上,思想还有待解放。这大概也就是多少年来,很少有人详细介绍、展现七千人大会的原故吧!
尽管如此,我力求从史的角度尽其所能对大会作出客观的介绍和评价,既不以我们现在对“大跃进”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去检验当时的领袖和人们,也不回避问题,贬损或者拔高,而是刻意将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实事求是地来考察这次大会的人和事。
当然,我所追求的只是我的主观愿望而已。凡是研究历史的人,都会在不经意间带出个人的情感,尽管他们力求客观,但还是会受这样那样的影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是有人不愿意承认罢了。
或许您并不满意我的叙述与观点,我愿意借此机会与大家相互讨论,听取批评意见,更大限度地来接近历史的真实。
张素华
2005年4月于北京

后记
2006年,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出版《变局》一书的。未曾想,这本书出版后,立刻受到社会的关注,一版再版,竟成为了当年的畅销书。这是尊敬的前辈、同仁和广大读者对我的最大理解和支持,我非常地感谢!当然,也有一些批评文章。对批评者,我也非常感谢!是他们的批评,逼着我多想问题,多从自己的书中找到不足。
2012年1月11日,是七千人大会召开50周年的日子,中国青年出版社为了纪念这次大会的召开,决定将此书推出纪念版。在推出纪念版时,本想将全书做一次全面的修订,但时间短促,又加手头上的一些工作繁忙,实在顾不上来只好留待来日。这次,为这个纪念版,我邀请陈晋写了一篇序言,增补了当年参加会议的明朗、刘新起、李曦沐的有关回忆,李保文对刘新起的采访,以及黄峥对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采访,并附录了当时中办主任杨尚昆筹备、参加七千人大会的有关日记。针对反馈给我的一些重要意见,根据新的材料,我还对本书第19章“谭老板、曾胡子、李井泉等能不能过关?”中有关李井泉部分,进行了修订。
为什么要专门对李井泉部分进行修订呢?因为最近几年,学界和网上对四川当时成为重灾省的原因,有不少讨论。尤其当我看了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1998年12月20日关于《我对原温江地区农业“大跃进”中的两个特殊问题的主要情况的交代》、传记作家周燕2009年7月15日对李井泉秘书陈振襄同志的采访记录、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廖志高的口述等,觉得原来的介绍与评论不够恰当,因而必须进行这次修订。尽管如此,我对此还是觉得不满意,因为那段历史非常复杂,要评论准确,需要看很多材料,并对亲历者进行调查。这些问题,我一时都难以做到,所以再评论起李井泉来,觉得下笔如千斤,很难言说。初步印象,我比较同意廖志高的判断,“外调粮食过头是四川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同时,廖志高通过进一步地思考,即“当时四川因过头调粮已经出现缺粮和非正常死人的情况,省委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和工作上还有哪些失误,加剧了群众困难和非正常死亡的严重程度”,以及“同其他一些省、市、区困难时期的情况进行比较”,最后他得出结论:“主要有三条是四川特有的或比其他_些省市更严重的失误。即农村公共食堂散晚了、社员自留地恢复迟了、反瞒产私分错了,极大地影响了群众抵御饥荒的自救能力,加剧了四川群众生活困难和非正常人口死亡。”如此,是否可以这样说,以往把账都算在李井泉头上是不公平的,同时和其他省市相比(不少省份也存在调粮过头的问题,当然四川更加突出),省委是有相当责任的。
那个年代已经远去了,即使是七千人大会,也召开半个世纪了。再回头细看那段历史,心情是十分沉重的。那一代人,都是为了理想,不顾个人安危投身了革命。为了建立新中国,他们作出巨大牺牲和贡献。但建国后,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上,一方面由于缺乏经验,一方面由于自身的原因,他们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做了“对不起人民的事”。我对他们是十分敬重的,同时也有些许的遗憾!
在本书纪念版面世之际,我首先要感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同志对我原书的顺利出版及纪念版的出版,所给予的积极支持;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杨胜群同志对我写作此书给予的支持;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原主任熊华源同志在审阅此书时对我的支持。还特别要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同志为纪念版作序,和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在考虑纪念版的增添篇目时,在山西长治县发展改革局工作的李保文同志为我提供了七千人大会的出席证、华北局与会者同中央领导人的合影。这个合影长达1.8米,他扫描就整整花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发来给我。我十分感动,为此深表谢意!
还要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为此书出版所做的工作。也感谢那么多的读者一直关注这本书,期望这个纪念版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那段历史,思考其经验、教训及意义所在。纪念,是为了不忘却,更为了建设未来。
纪念版付梓之前,心中忐忑,不尽之言,尚待来日……
张素华
2012年1月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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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插图: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1961年9月,根据中央文件精神,长治县、潞城县从长治市分出,一分三治。长治县政府返回到市区大南街,县委回到市区天晚集。我被调任长治县县长职位上。由于刚从长治市分出来,又处于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各方面工作曾经有一段时间难以就绪,每天安排各局干部办公和住地,还得理顺各方面工作关系,组织县级干部下乡帮助社队工作,完成统购统销任务。
1962年1月11日党中央决定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要求每县出席2人,地委3人,省委4人,大型厂矿1人。晋东南地区共计36人出席,由地委书记赵军带队到省委集中,由省委书记陶鲁笳带队乘火车北京报到,当时住进西直门外国务院招待所,一人一床两人一间房。自带笔记本和钢笔和水杯、卫生用品等,大会办公室发了一张出席证和会议日程表。
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代表,来回都乘大轿车。参会人员共计7118人,包括中央、省、地、县、国家机关单位、重大厂矿及人民解放军主要领导。当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时,全场掌声如雷,经久不息。会议由毛主席主持。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
毛主席宣布大会开始,并说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1958年以来的工作经验教训,要求大家以整风精神开好这次会议,还将这次大会的生活安排也告诉了大家。接着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工作总结报告。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等都在大会上作了总结发言。都从各方面谈了经验,讲教训,作自我批评,然后按地区分组讨论。

内容简介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1962年1月11日-2月7日)(50周年纪念版)》主要内容简介: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集了七千多名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与会人数如此之多,可谓空前绝后。更令人发生兴趣的,还在它本身蕴涵的丰富信息,以及对之后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大会的起因,在于党想通过反对分散主义一举改变1959-1961年的极端困难局面;大会开始后,一个接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却改变了会议的日程和主题,“白天出气、晚上看戏”,轻松的民主氛围,曾使人们一时触及到了应该由谁来承担“大跃进”的后果和责任,如何评价“三面红旗”等敏感话题;大会过后,出现了1962年春夏的新局面,但半年之后,局势再变,1962年秋天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有人认为,由“七千人大会”产生的分歧,也是后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远因。《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1962年1月11日-2月7日)(50周年纪念版)》作者集多年采访、材料收集和研究心得,第一次全面、深入、详细披露了“七千人大会”的缘由、经过以及波折的全过程,上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等人的变化,下至各省委、县委负责人的心态,都有详细分析。不仅有非常丰富的史料价值,也填补了党史研究上的这段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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