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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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修订版)》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作者简介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祖籍江苏,生于1955年愚人节。少年从军,又当过工人。1978年恢复高考后,复转军人进了法学院。1984年读硕士期间赴美留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年回北大任教。《法治及其本土资源》《送法下乡》《道路通向城市》《法律与文学》等独著,《法理学问题》《超越法律》《无需法律的秩序》等译著以及论文、书评百余篇。

目录
新版序
世纪末日的交待(自序)
致谢
导论研究中国基层司法
一、为什么司法?
二、为什么基层?
三、为什么中国?
四、还有学术意义
五、本书结构与安排

第一编 司法制度
第一章 为什么送法下乡?
一、问题和材料
二、为什么送法下乡?
三、权力的运作与空问
四、下乡——局部支配性权力关系的重建
五、村干部——地方性知识的载体
六、知识的另一种可能和村干部的
另一角色
七、结语
附录感受中国法律的现代性

第二章 法院的审判与行政管理
一、问题的界定
二、法院的两套制度及其结构
三、司法过程中的行政化审判制度
四、行政化中的集体决策
五、最后的评论

第三章 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
一、问题的界定
二、进路、方法和材料
三、审判委员会的构成和运作
四、法官的看法和理由
五、法官的理由是否可信?
六、另一个视角的考察
七、审判委员会的问题
八、两个例子的简析
九、结语

第二编 司法知识与技术
第四章 初审法院与上诉法院
一、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司法知识
二、司法知识谱系的勾勒
三、作为初审法院的中国基层法院
四、作为中国的初审法院的基层法院
五、作为开头的结尾
附录初审法官的重要性

第五章 纠纷解决与规则的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二、两个“案件”
三、关注的差异
四、为什么关注纠纷解决?
五、特殊主义背后的规则
六、现代化与规则

第六章 纠缠于事实与法律之间
一、引子:韦伯与秋菊
二、耕牛的纠纷与法律的纠纷
三、中国司法中的事实争议
四、事实,还是法律
五、事件的社会格式化
六、事件的公文格式化
七、反证?
八、尾声
附录作为格式化工具和过程的司法

第七章 穿行于制定法与习惯之间
一、从司法透视习惯的意义
二、案情始末和“法律”处置
三、习惯的弥散和广泛认同
四、制定法与习惯的互动
五、余论

第八章 基层法官司法知识的开示
一、司法知识与法官的关系
二、法官知识生产的主要制约和资源
三、在事实争议上
四、在法律争议上
五、基层法官知识的实践意义
六、基层法官知识的理论意义

第三编 法官与法律人
第九章 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人
一、乡土社会法律人概述
二、法律工作者
三、法律文书送达人
四、作为律师的法官

第十章 基层法院法官的专业化问题
——现状、成因与出路
一、“复转军人进法院”
二、基层法院法官的大致状况
三、法学院学生都去哪儿啦?
四、“解放军是个革命大学校”
五、“一盆水洗脸,一桶水也洗脸”
六、“学校[学]的那点东西,我都还给老师了”
七、“化作春泥更护花”
——复转军人进法院的再反思
八、“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
附录美国的治安法官和治安法院管辖

第十一章 基层法官的司法素质
——从民事一审判决上诉率透视
一、问题
二、操作定义、假说和可测定假说
三、原始材料的说明和处理
四、研究结果和分析
五、关于司法不公或司法腐败
附录刑事/经济案件一审判决
上诉率简析

第四编 研究方法的反思
第十二章 法律社会学调查中的权力资源
——社会调查过程的一个反思
一、问题的提起
二、权力关系分析之一
三、权力关系分析之二
四、启示
参引文献
索引

序言
一本10年前的著作重版,是好事,也是坏事。
对作者也许是好事,意味着北大出版社认为该书还有些商业或其他价值;而如果这个判断不错,那就意味着这本书对今天的中国读者也还有点价值。但这个价值是什么?是书写得好吗?而所谓“写得好”,又是什么意思?
校订之后,我发现,也许重版的主要价值在于,本书各章(有关方法的第十二章除外)集中关注和讨论的中国司法制度的所有问题,在不同程度上或以改变了的方式仍然存在;有的有所改善,有的则更尖锐了;并且不限于基层法院,甚至不限于中国的中西部或农村地区;当年研究问题的基本思路,以中国问题和经验为基础的分析和理论追求,至今或许仍然前沿,特别是面对概念法学和教义法学的泛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本书中展现的对中国问题和中国学术的关注甚至变得更为急迫了。这本曾引发很多讨论和争议的书,因为不合时宜,才没过时,甚或更有针对性了。
对于一般所谓以学术安身立命的人,这好像是一个成功,一种安慰;但由于任何文本——包括文学文本——的意义从来是社会需求构成的,对一个希望以学术研究来参与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人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失败,一个悲剧。我渴望速朽。毕竞10年了,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包括10年来的司法改革,中国基层的司法还是有了不少变化。10年间我也曾写过其他一些文字,触及了这些变化和问题。①概括说来,大致有:
1.中国基层司法,特别是在农村,变得更为重要了。由于包括立法和司法自身在内的多种社会原因,目前中国处于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和凸显期,人们诉诸司法解决纠纷更多了;人们对司法的期待高了,但失落感也更多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令纠纷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人们交往的对象更多变化和更为多样,纠纷增加了;由于人际关系的变化,即使在农村,调解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也明显下降;即使农村的案件类型也变得不再那么简单了,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纠纷中有了更多城市生活的因素;即使在偏远的农村,离婚案也更多由女性提出;因车辆、机器、电器引发的各种人身伤害已经完全改变了侵权纠纷的类型;涉诉上访的问题变得很突出。

文摘
首先,必须明确,当代中国的问题本身具有毫无疑问的正当性。我曾在其他地方提到这一观点,在此我要重复这一点。近年来,我们在司法制度上总是盯住了外国,似乎忘记了,法律是实践的,是要解决问题的,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是要解决我们眼下的问题的。不论中国法治的未来将如何,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当代的中国问题。即使要移植法律,我们也必须了解我们需要什么;拿来主义也要有眼光。作为一个事实问题,我们不可能什么都移植,移植是要成本的,因此我们必须选择。而且各国情况也并不一样,我们同样不可能只要是外国的全都移植进来,也还是要有个选择。选什么,不选什么,就涉及选择标准问题。标准,在我看来,不是法律在其他国家曾经如何如何,而只能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老百姓的需要。假如我是个胖子,我就一定不能选择林黛玉的服装;但前提是知道自己胖。东施效颦的错误不在于东施追求美、模仿了西施,她的错误在于她不了解自己,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美。
这并不是放弃追求,放弃理想,放弃制度的理性设计,放弃法学家的理想追求。我们当然可以理想,可以设计,但是,第一,每代人都应首先关注他/她们面临的问题,必须知道自己理性的限度,“儿孙自有儿孙的福”,那种“为万世修太平”的理想隐含了一种权力意志⑩,追求的至少是知识的霸权,隐含了对他人、对后代选择权的剥夺;第二,怎么可以想象后代甚或我们的同辈都会按照我的意志去做?怎么可以设想此后的社会生活中不会出现新的“事变”,打乱我们设计的前提呢?除非假定历史已经终结!
研究中国问题,会不会使我们获得的知识失去普遍意义呢?我认为不会。知识是否有普遍意义,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知识生产者的主观意图或追求,而在于它有没有效用,能否为不同的人有效借鉴和使用。知识的产地或知识资源的产地本身并不决定知识的市场(尽管我不否认其他因素会影响知识的市场),而在于产品的质量和效能。在这一点上,知识产品和其他产品是一样的。日本生产的电视照样在世界销售。

内容简介
《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修订版)》各章(有关方法的第十二章除外)集中关注和讨论的中国司法制度的所有问题,在不同程度上或以改变了的方式仍然存在;有的有所改善,有的则更尖锐了;并且不限于基层法院,甚至不限于中国的中西部或农村地区;当年研究问题的基本思路,以中国问题和经验为基础的分析和理论追求,至今或许仍然前沿,特别是面对概念法学和教义法学的泛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修订版)》中展现的对中国问题和中国学术的关注甚至变得更为急迫了。这本曾引发很多讨论和争议的书,因为不合时宜,才没过时,甚或更有针对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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