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五百年.第3卷,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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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前夕,本套丛书的第三卷及第一、第二卷增订版的面世,对广大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学习研究中共党史,学习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和运动史,从中吸取思想智慧,反思历史经验教训,从而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坚持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发展道路,大有裨益,是一部思想深刻精辟、文笔活泼流畅、可以给人启迪、发人深思的好书。

媒体推荐
该书采取中国传统文学章回小说的形式,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原理和实践活动融合起来写,文字生动活泼,蕴含深刻思想,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主义大众化。--高放(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原副会长)
作者通俗地讲述了数十年发生在中国的历史事件,讲述了一代又一代革命志士、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与个中的酸甜苦辣,拉近了历史与读者、社会主义理念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
非常可贵的是,作者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庐山会议”反右倾等重大事件,既讲得直截了当,并不遮遮掩掩,又始终能以平常心态、以理解与拥戴社会主义事业的心态来写,道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绝非一帆风顺的道理。--王蒙(原国家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
该书是系统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演进的一部好书,思想内涵丰富,大量应用史料,文笔简洁流畅,可读性和感染力比较强。--李君如(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该书的思辨性、理论性非常强,又用很通俗的文字表述出来。作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述评,有不少新鲜的、精辟的见解;对建国以后的历史写得非常精彩,国内同类出版物很少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是同类书当中最好的。
作者确实做到了《后记》所言的写作宗旨: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自己的良知负责。--陈铁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

作者简介
于幼军,男,汉族,现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党组成员、副主任。
黎元江,男,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任广州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广州市市委常委、广州市市委宣传部部长等职。

目录
第一回十月革命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北李南陈相约中国共产党应运诞生/1

第二回纲领应有高低展宏图需从国情出发

革命须分两步共产党明晰任务目标/25

第三回多年奋斗未果永丰舰悔筹谋失策

决意联俄容共孙中山觅组党良方/40

第四回联合战线筑就国民革命风起云涌

一代巨星陨落伟人业绩山高水长/57

第五回浦江风云突变蒋介石举起屠刀

鲜血擦亮眼睛枪杆子打出政权/74

第六回农村包围城市井冈道路通天下

军队效力人民星星之火可燎原/98

第七回反对教条主义思想路线正航向

探索苏区新政人民共和见雏形/119

第八回王明决策极左中国革命误入歧途

博古指挥胡乱苏区红军濒于绝境/135

第九回遵义航向拨正力挽狂澜于既倒

红军铁流万里锻造民族之脊梁/155

第十回张杨奋起兵谏西安事变惊环宇

张毛力促和解国共携手赴国难/176

第十一回全民同仇敌忾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

中共深明大义化解危局饮誉国内海外/196

第十二回润之潜心耕耘终成新民主主义理论

陕甘起步试验探索人民共和国模式/214

第十三回顺应历史潮流共产党发出“五一口号”

协商民主建国众党派订立《共同纲领》/237

第十四回医治战争创伤新民主主义蓝图铺展

推行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梦想成真/259

第十五回选择与苏结盟外交方针一边倒

实施一五计划经济社会百事新/278

第十六回过早起步过渡总路线取代《共同纲领》

过急过快推进超高速完成“三大改造”/295

第十七回痛批个人崇拜赫鲁晓夫抛出秘密报告

大兴调查研究中共八大探索建设新路/319

第十八回整风急转反右雷霆震怒出重拳

斗争失去法度千倍扩大实离谱/336

第十九回反冒进循正轨头脑清醒令步伐稳健

大跃进演闹剧主观狂热致梦想成空/356

第二十回公社化硬超前劳民伤财罹患沉疴

共产风乱神州民心离散教训深重/371

第二十一回庐山风云突变纠左急转反右竟在一夜间

反右狂飙再起无辜蒙冤受难何止百万众/387

第二十二回客观规律无情三年跃进跌入深渊

实事求是有道八字方针走出困境/410

第二十三回高调反修防修“四清运动”整肃党内走资派

强化阶级斗争新创理论隐伏“文化大革命”/429

主要参考书目/452

后记/459

文摘
十月革命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北李南陈相约中国共产党应运诞生
话说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集结一批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和热血青年,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向封建思想文化发起猛烈冲击。恰在此时,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犹如漆黑夜空一道闪电,震撼了中国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的心灵;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更是给正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行者们,送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崭新思想武器,促使他们以崭新的视野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在新的斗争实践中逐渐成长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毅然创建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
1919年6月11日下午,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人潮如涌,热闹嘈杂。在一僻静茶室的靠墙角处,三位教授学者装束的人在喝茶聊天。突然,其中一位头戴礼帽、身着白西装的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从上衣怀里拿出一沓传单向周围茶桌散发。传单标题为“北京市民宣言”,内容有收回山东主权、罢免卖国官僚、给予市民集会和言论自由等五项要求。顿时,茶房热闹起来,茶客们争相阅读传单,有人面露惊诧,有人大声叫好。
三人相视而笑,起身离开茶室。时天色已晚,三人中的北大教授李大钊和高一涵与中年男子握别,那中年男子则继续在游艺场各处游逛。晚上十时许,他来到游艺场楼顶花园,看见下一层露台正在放映电影,就拿出一卷传单从上面撒了下去。他转身离开刚走几步,就被两个警察抓住。中年男子被押到警察局,一名警官开堂审讯,拍桌喝问:“姓名?”
中年男子神情自若,冷冷答道:“陈独秀。”
警官一听心里打了个颤,这可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啊!于是便放低声调问道:“可是北京大学的陈独秀?”
陈独秀傲然道:“正是。”
警官愣了一下说:“为何在公共场所散发过激言论的传单?前一阵学生的不法行为是不是受你指使?”警官所指斥的“不法”行为,显然是指五四爱国运动。
陈独秀大义凛然:“何为过激?何为不法?难道爱国是过激?救国是不法?”
警官无言以对,他心中暗忖:这陈独秀是个名人,还是报上去由上司审理,别给自己惹麻烦。于是对手下人说:“先把此人关进监狱,听候处置。”
在狱中,陈独秀面对铁窗心潮起伏,回顾反思自己这些年走过的道路,审视当下时局与革命形势。
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失败后,陈独秀东渡日本,潜心研究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积极参加留学生革命活动。回国后,他先是在家乡安徽创办报纸,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后建立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辛亥革命时,他参加了安徽和浙江的革命斗争。安徽光复后,他出任都督府秘书长,推行激烈的改革措施,因遭到守旧派的反对而受挫,后来参加安徽地区的反袁世凯斗争又告失败。
那时的陈独秀陷入困惑和苦闷。救国救民之路究竟在何方?不学西方没有出路-洪秀全想走农业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之路,失败了;义和团凭借封建迷信和人多势众,抵抗不了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可是想学西方又学不成-洋务运动以为师夷长技可制夷,学习西方的军事、科技、工业可以强国制胜,结果失败了;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企图学习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改良封建统治制度,也失败了;辛亥革命赶跑了清朝皇帝,推翻了封建王朝,祈望建立类似西方国家的共和制度,结果革命成果被军阀篡夺,所建立的共和国名不副实;辛亥革命后至五四时期,国内一些学者、思想家,轮番传播和介绍从西方引进来的各种主义、思潮,进行名目繁多的各种社会实验,结果都一一草草收场,引不起国人注意。救国救民的根本之道在何方?他冥思苦想,终于豁然开朗:中国的出路,当务之急在于实现国民性的改造和文化的转化,有了新文化,才能有新国民、新社会,新的政治制度才能得以实行和巩固。
怀揣这一理想抱负,陈独秀全力投入思想文化战场。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期起改名为《新青年》),由此拉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倡学术兼容并蓄,延揽全国许多具有新思想的学者来校任教,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参加了编辑部并充任主要撰稿人。这样,《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就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 (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其目的是“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
想到这里,陈独秀不禁摇头苦笑。原以为从西方国家找到了救国救民的良方,却被现实击得粉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弊端突出暴露,引起国人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特别是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不但拒绝同为战胜国的中国提出的合理要求,如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取消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等,而且还竟然作出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老师”一再欺负“学生”,给国人以彻底打击。西方之梦已破灭,新的道路在哪里?陈独秀不由想起了挚友李大钊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提出走俄国人路的主张,这条路行得通吗?陈独秀陷入深深的沉思。
如同陈独秀一样,当时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都在苦苦思索中国的前途命运,孜孜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五四运动前后,他们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纷纷撰写文章、著书立说、创办刊物或建立社团,热衷于研究、介绍和传播国外形形色色的新思潮,提出各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那时的中国,呈现百家争鸣的景象,鼓吹新思潮的报刊如同雨后春笋,一下子冒出来四百多种;新成立的各种社团组织数不胜数,仅北京在1919年注册成立的社团就有281个。
在进行社会改造的方式、道路问题上,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存在较大的分歧争议,主要有三类主张:第一类主张继续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暴露出不少弊端,但仍然是比中国更为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第二类主张中西合璧,企图寻求一种由中国的精神文化与西方的物质文明互补、化合而成的新文明。但究竟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他们或者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或者又回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路上去。第三类则力主效法苏俄走社会主义道路,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第三类主张日渐成为当时中国新思潮的主流。
然而,当时被中国人当作新思潮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五光十色。其中既有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形形色色自称或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等。面对众多的“社会主义”,大多数进步青年弄不清楚哪一种才是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妙药,只是对社会主义抱着朦胧的向往摸索前行。
在此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其思想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并凭借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示范作用,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脱颖而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思想学说和社会理想变为现实的社会制度,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与资本主义国家迥然不同的新型国家,给正在黑暗中摸索徘徊的中国人民,尤其是一批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方向、道路和方法的启迪,使他们看到了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1919年7月,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发表宣言,宣布废弃沙俄过去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以及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更是使长期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大喜过望,奔走相告。
李大钊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学习的播火者之一。他早年留学日本,通过河上肇等日本学者的译作,阅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中,李大钊与陈独秀同是领军和核心人物,当时流传一首嵌名诗盛赞两人曰:“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星照古今。”(李大钊曾用笔名“孤松”。)

内容简介
《社会主义五百年.第3卷,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
本书采用中国传统文学章回演义的体裁,将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有关内容熔于一炉,既有对重大历史事件客观中肯的阐述,对重要历史人物生动形象的刻画,又有作者精辟深刻的思想评述。形式新颖生动,文笔简洁流畅。
本书时间跨度自1919年五四运动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把这段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逐步形成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以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敏锐的时代眼光作了细致的描述。尤其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思想在内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道路,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思考,冷静客观地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以求镜古自悟,资政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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