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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

    今后中国人向上兴奋地新方向是什么?老实不客气的说:就是我们的乡村建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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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
今后中国人向上兴奋地新方向是什么?老实不客气的说:就是我们的乡村建设运动!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20世纪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改造运动者。生于北京,原籍广西桂林。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1917年入北京大学任教,七年后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抗战中为促进国共团结抗敌而奔走,参与创建民盟;胜利后又参与国共和谈,为和平建国而努力。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但心思之用更在于人生问题之研究。一生用心于两大问题: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为此两大问题而思考而行动,终其一生。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与《人心与人生》等。

目录
自.序.1
引.言.5
甲部 认识问题
一 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9
甲 起于救济乡村运动.9
乙 起于乡村自救运动.13
丙 起于积极建设之要求.15
丁 起于重建一新社会构造的要求.20
二 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及其所谓治道者.25
甲 伦理本位的社会.25
乙 职业分立的社会.28
丙 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之交相为用.31
丁 只有周期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32
戊 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的几个要点——教化、礼俗、自力.35
己 教化、礼俗、自力三者内容皆为理性.38
庚 士人即代表理性以维持社会者.42
辛 周期的乱.45
三 旧社会构造在今日崩溃的由来.48
甲 旧社会构造崩溃之由——中国文化的失败.49
乙 中国对西洋之一种比较——团体组织.50
丙 短处正从长处来 52
丁 自毁与他毁 54
戊 自身的真缺欠 57
四 崩溃中的中国社会——极严重的文化失调 61
甲 伦理本位的社会之被破坏 61
乙 职业分立的社会之被破坏 65
五 中国政治无办法——国家权力建立不起 70
甲 消极无力的政治 70
乙 思想分歧 71
丙 没有阶级 72
丁 社会事实与意识要求不符合 87
戊 中西精神之不同 95
乙部 解决问题
一 新社会组织构造之建立——乡村组织 127
第一节.组织原理.131
甲 新组织即一新礼俗 131
乙 中西具体事实之沟通调和 133
丙 从理性求组织 161
丁 从乡村入手之义 165
第二节.具体组织.171
甲 乡约之补充改造 171
乙 乡农学校 194
第三节.组织的作用.240
甲 我们的乡村组织可以解决中国眼前的几个大问题 240
乙 我们的乡村组织可以实现一个理想的社会 253
二.政治问题的解决 274
第一节.社会与政治.274
第二节.眼前与将来.278
第三节.政权属彼与政权属我.279
第四节.何谓中国政治问题的相当解决.283
第五节.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在哪里.285
第六节.解决眼前政治问题的途径.298
第七节.一个具体的设计.303
第八节.几点的解说.313
三.经济建设 324
第一节.中国旧日经济的特殊.324
第二节.西洋自近代迄今经济上的进展变迁.325
第三节.受西洋影响后的中国.326
第四节.需要有个方针路线才行.328
第五节.方针路线在哪里.330
甲 农业所受压迫比较和缓 331
乙 农业破坏最不能忍受 334
丙 要凭藉农业谋翻身 338
丁 从农业引发工业是我们翻身之路 342
戊 总结上文 346
第六节.如何促兴农业.349
甲 中国大社会必须有一总脑筋 350
乙 积极使农业进步的三个要点 352
第七节.中国土地问题.361
第八节.苏俄给我们的参考.364
第九节.农民合作与中国经济建设.372
第十节.工业化问题.378
第十一节.末后的几句话.385
四.末后我们所可成功的社会.387
甲 新社会与旧社会之比较暨中国新社会
与西洋近代社会之比较 387
乙 人类社会建设应有的原则 398
附录一.我们的两大难处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研究院讲演 402
附录二.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 414
附录三 “朝会”上的讲话(选录八则)
....——1933年前后讲于山东邹平乡建院研究部 424
附录四 怎样阅读《乡村建设理论》 434
编后记 437

序言
自.序
当我将中国问题认识清楚,并将它的前途想通了的时候,让我不能不叹息佩服许多过去的和现在的有识之士,他们没有多少凭藉而见事那样的确,真是聪明!随举眼前遇到的来说罢。那日看《世界日报》(二十六年一月某日)有《中日关系的透视》一文,其中引用素日研究中国社会的斯密斯博士(Arther Smith)说:“中国如无外面力量而欲进行改革,正如要在大海中造船一样。”这是多么罕譬而喻呢!后一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入于盘旋不进的状态,其自身永无从发生革命,完全从这句话给点透了。往日又曾见曾刚先生(纪泽)答友人书有云:“世界日辟,其机自外国运之,其局当于中土结之,其效即不在今日,亦当见诸千百年后。”横的东西两世界,纵的千百年历史变化,一语论定无遗。距今五十年前能说这话,又是何等的远识卓见!像这一类的高明识见,我从各处遇着的还有,不过一时举不出来许多。
高明有识之士,是见到了;一般人还是见不到。像斯密斯的话,多数中国人大概都不懂得。像曾公的话,多数中国人更相信不及。天下事,明白的人自是明白,不明白的人总是不明白,这又不能不让我长叹息!在这里或者就用得着我这不算聪明也不算笨的人了吗?我没有将复杂问题一眼看透彻的聪明,但我有抓住问题不放手的研索力,就会有被我弄通了的一天。从这困勉工夫也能将高明人见到的而我也见到了。这本书,就是困勉研索的结果,正好给高明人的话作注解;给不明白的人作桥梁。
前些日又见美国名著作家丕斐(Natheniel Peffer)到沪,在太平洋联会席上演讲“远东问题之局外观”,对中国前途似示惋惜又怀疑问。他说:
欧西人士,今日已深感到陷入旋涡,无法自拔之苦;而远东方面不引为前车之戒,反思效尤,其结果岂不将同出一辙乎?日本早已从乎欧西之后,今日更无选择之自由。乃中国年来所采取之途径,概括言之,也不过锐意发展物质建设与提倡民族主义两者。此殆由某种环境之影响,中国人士或认为非采此途径不可;然循此途径以往,将来所生之结果如何,实为一极端耐人寻思之问题也!(见二十六年一月十三日《申报》)
我于此有两层感想。一是像丕斐先生所惋惜而怀疑的,大概多数中国人(尤其是所谓有知识的人)都不能了解;他们在今日除了发展物质建设和提倡民族主义外,真是没有第二个念头。他们或者要反问丕斐:你不赞成我们这样干,你叫我们怎样干呢?又一感想是可惜丕斐先生没有读到我这本书,他读到也许疑闷之情为之豁然吧!丕斐先生的心境倒不是我很关切的事;我所关切的是怎样让多数中国人能了解丕斐先生对中国前途的惋惜之意。假令这意思得到多数中国人了解的话,那么,我的主张也将不难获得同情了。
这里面的见地和主张,萌芽于民国十一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冬,而成熟于十七年;曾讲于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题为乡治十讲),自十八年春欲将全盘意思写定成书,中间屡作屡辍,至今七八年未成。今天这本书,前一小部分是自己写定稿,后边大部分只是同学听讲笔录的一种删订,所以称“讲演录”。不过在政治问题、经济建设各段中颇有自己动笔之处,所以又不像讲时口气了。希望将来能通体写过一遍。今只为外间总不明白我的意思,先杂凑出版,以求教于各方,其中自己不惬意处是很多的。 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漱溟记。
总计在邹平六年间,前后讲此稿不下五次,末后在济宁也讲过一点大意;其时为余任笔录者有李澂、侯思恭、张汝钦、郝心静、王静如、李鼐、吕公器诸子。今附志于此,示不忘诸子之劳。 漱溟又记。

文摘
插图:

乡村建设理论

认识问题
甲部
西洋有一句话:“知识即威力。”又说:“要于服从他之中来控制他。”大概所谓有好办法的人,并不是有好办法,而是于问题有明彻的了解而已。因为一切办法都是以遵从他的法则来制驭他。中国问题现在摆在我们面前,迫着要解决。然而要想解决他,还须先认识他,所以认识问题为要。
更须知道的,我们要解决的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与自然界的问题不同。自然界像是静的,而我们人是动的,仿佛可以由我们来摆布他,他听我们摆布。社会则不然,他沿着过去历史向前演变,时时刻刻在变化中,而不是静的。又我们自己原也是社会之一人,不能超居社会外来对付他,如对付自然那样。“社会大过我们”,这是千万要记着的一句话。社会在变,我们也随着变而不能逃,好像大海波涛中的一沤一滴,又能将大海怎样呢?凡自以为有办法的人,好多都是妄想。不过人类历史不完全是机械的,我们于中可以有反省、有自觉、有料度,因其大势之所趋,从而为之所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要不外如是而已。这样,认识问题的工夫就更要紧,并且要本着历史的眼光去观察认识。眼前社会事实固须知道,而单看眼前事实是不能发现他的意义的;要从其来历背景而有以测其前途将要如何才行。
我们以下藉着谈“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来帮助大家作认识中国问题的工夫。

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
现在乡村建设运动已为国人所注意,有很多人都在那里争着谈乡村建设。但乡村建设由何而起呢?天下事没有凭空来的,而人们每不留意。所以常有人问我:你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不行呀!韩主席一倒,研究院不也要随着倒吗?我回答他说:我不是无端做梦,韩主席也不会陪我做梦。研究院不是偶然出现的,他在中国社会历史演变上有他的来历,虽假手于我,却非自我而来的。我固不敢保山东的研究院不被取消;但我相信取消于山东,不难再出现于山西;取消一个,不难出现两个或更多个。现在大家看见乡村建设运动已在一天天的开展,势力蓬勃,遂也无人再问我那个话了。但我们如果反省乡村运动何以会如此蓬勃起来?我们可分浅深四层言之:
甲 起于救济乡村运动
从浅的一层来说:乡村建设运动,是由于近些年来的乡村破坏而激起来的救济乡村运动。近年来农村经济日趋于崩溃,这是很显明的事实;我们如果稍一留心,就可看到许多杂志都在大出其农村经济专号,开头没有不谈农村经济破产的。如政府方面组织农村复兴委员会及上海的银行界都是在极力倡导救济农村。救济农村已成为普遍的呼声,声浪一天一天的高上去——好多乡村运动是从这里来的。
乡村所由破坏不外天灾与人祸。所谓天灾,例如长江大水灾、黄河水灾、西北连年大旱、南方江浙旱灾等;所谓人祸,例如一九三○年中原大战,以及种种兵祸、匪患、苛捐、杂税等。又从破坏乡村的力量去分,也可分为国内的与国际的两面。上所叙多偏乎国内;而国际的力量破坏所及,尤为深远。所谓国际的,例如日本强据东北,影响于内地农村者甚大;列强经济侵略尤为谈农村经济崩溃者所殚述,可无待言。有时我亦采用三分法:
一、政治属性的破坏力——兵祸匪乱、苛捐杂税等;
二、经济属性的破坏力——外国经济侵略为主,洋行买办等也为破坏乡村的助手;
三、文化属性的破坏力——从礼俗、制度、学术、思想的改变而来的种种(此处文化二字是狭义的用法)。
这种分法也不算很好,因这三种破坏力很不容易分;如教育是属于文化的,可是他也属国家行政。又三者是相连环的,互相影响的,如政治制度改变了便影响于经济,经济也影响于文化,而政治制度的改变又是由文化问题引起来的(由新思想的输入)。三者相连环的辗转影响,加紧加重了乡村破坏。
中国乡村破坏不自今日始;稍一回省,当发见其由来已久。盖自近百年来,世界大交通,西洋人东进,老的中国社会为一新环境所包围,激起一剧烈而严重的变化——此变化自始至终是一个趋势,即中国乡村一天一天破坏益加尖锐刻露的趋势。
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即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也无非是破坏乡村。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所谓中国近百年史即一部乡村破坏史,可以分成两期来看:
一、前半期——自清同光年间起,至欧洲大战;
二、后半期——自欧洲大战,直到现在。
何谓前半期?在这一期间内是一个方向,是跟着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洋而破坏了中国乡村。何谓后半期?在这一期间内是一个方向,是跟着反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洋而破坏了中国乡村。西洋近代从自由主义发达了工业资本、都市文明;日本所模仿成功,我们所景仰而未得者,便是这个。同时,有一个相反的潮流孕育而潜伏着,由俄国爆发出来。此前期、后期者,非果我所自成分段则然,特以西洋近世有此转变,其所以为我刺激者前后分殊,于是我被动的截然有二期。但无论为都市文明之景仰或都市文明之反动,总皆离开乡村说话,不从乡村起手,其结果不破坏乡村不止。举例言之:如教育、如法律,从工业社会产生出来,于都市文明中有其位置与作用。搬到中国来,既安插不上,又失其意义,乃大生其反作用。其他种种罔不如是。尤其厉害的是练海陆军;乡村出钱练海陆军,而海陆军都用在自己打仗上,完全破坏了乡村。这似乎是当初所不料的;而细思之,也何尝不是应有的结果。因为这种海陆军制度是西洋资产阶级政治的所有物,而中国是一个散漫的乡村社会,西洋资产阶级拿得住这个海陆军,中国乡村人哪有这个力量?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起反应,自动的破坏乡村,殆十倍之不止。如果将近百年来外面世界给我们的刺激,我们从而发生的反应与自身的变化,每次变化所给乡村的影响,前前后后、方方面面,辗转相为因果,写成一部中国乡村破坏史,实在是一部很好的书。(所不容易的是把他辗转变化的路线找清楚,再就是可靠的统计材料不易得。)
《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二十二号古棋先生有一篇文章题为“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之改造”,他说:“……中国乡村之破坏远在二千年以前,并不因为学西洋都市文明或反都市文明才开始破坏;而另有其他破坏乡村的大力量在:(一)地主阶级的兴起,是破坏乡村的第一种力量;(二)水利制度的失修,是破坏乡村的第二种力量;(三)官僚政治的巩固,是破坏乡村的第三种力量;(四)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破坏乡村的第四种力量。”他意在驳我,但他实在犯了严重的错误。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后来的事,水利制度的失修也比较是后来的;那末,他既说破坏不自近百年始,显然他是认地主阶级与官僚政治为破坏乡村之大的破坏力了。其实:(一)这顶多不过是一种阶级剥削,阶级剥削为各社会通有的现象,历史所必经过,即在被剥削一面也不是绝对的受害;因为任何一种社会构造都免不了内部的矛盾冲突,而同时彼此又是互相依存,断不能说谁破坏谁。(二)人类历史截止到现在,任何社会里面,乡村都是居于不利的地位;但我们不能说任何社会史都是乡村破坏史。(三)说作乡村破坏史,必须在这一段历史里面,乡村破坏成了一种趋势,日进无已;若虽有乡村破坏之事,而不成趋势,便不能算。(四)在欧洲工业都市兴起的时候,农村衰落亦成了趋势;但亦不算乡村破坏史。因为工业发达是其更重要的正面的趋势。本着这四点来看,大概没有那一处社会的历史,或那一阶段历史的社会,可以称得起乡村破坏史的;有之,那唯独一部中国近百年史。
中国近百年史里面,乡村是一直破坏下去不回头的,其关键全在要走都市文明的路而未成之一点。假令中国也像日本一样,成功了近代的工业国家,走上了一条新路,则乡村虽毁亦不成大问题。无如新路未曾走通,而所靠惟一吃饭的道儿——乡村农业——又毁;问题就大了!这时,乡村农民自是受苦,而格外着慌的更在乡村农民以上层级的那些人。因此,救济乡村,逐为各方面普遍的要求。乡村建设虽最初不是从这里发动,而在今天却全从这里扩大起来。
乙 起于乡村自救运动
第二层——是起于中国乡村无限止的破坏,迫得不能不自救;乡村建设运动,实是乡村自救运动。
我们上面曾说救济乡村为中国社会各层级、各方面一共同的要求;但严格的讲,中国尚不能有所谓“救济乡村”这回事。因说个“救济乡村”当然是要乡村以外的一大力量来救济乡村;但此一大力量在今日中国是寻不出的,譬如日本倒是可以说得上救济乡村。日本现在农村问题甚是严重,而以其工业发达、都市兴起,总还有余力来救济乡村;又其政治有办法,有统一有力的政府可以负责,讲求他们的农村问题对策,而主持进行。像这两点,中国那里有呢?这两点实是一点。日本之工业发达、都市兴起,实由其政治有办法而来。而中国经济上所以无办法,亦实为政治上的无办法。归根是一个政治问题。
中国由其政治上之无办法,将只有乡村自救运动。此理待细剖才得明白。我前曾指出中国近百年来的乡村破坏,是一种绝对破坏,为世所仅见。此破坏之所以成为绝对的,都为中国近二三十年间政治上之无办法。虽然破坏乡村的,有天灾,有人祸,有国际的因素,有国内的因素等分别。细按起来,天灾不能怪天,皆由人事未尽;其责实在政府。所以人祸固属政治问题,天灾也是政治问题;国际的侵略压迫也亦不能怪人家,而实由自己不能应付环境。其最大原因在自身陷于分裂冲突,不能凝合为一个力量以对外。所以国内的因素固属政治问题,国际的也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总起来说,中国乡村之破坏完全在政治。
所谓问题全在政治者,不是政治不良、政府当局不好那些意思,而是特指没有惟一最高的国权,陷于分裂的局面那一点——这实在是不成政治,或“政治的没有”。在此分裂局面下,南一政府、北一政府、东一政府、西一政府,不但无法应付国际环境,无法防救天灾,更且造成特有的人祸——乡村成了绝对牺牲品。乡村虽在任何一社会总是居于不利地位,但绝不会落于牺牲的地位。任何一社会,都要在一种社会秩序下,进行他的社会生活;而且一个国家,必有其秩序——国家与秩序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是秩序就有保全(尽管他是一个不平等的秩序),所以无论如何的不利(尽管他怎样严重的榨取剥削或妨碍),都不致作牺牲。其故即在一个政治力下,统治的一面、被统治的一面,总不过是两面。此两面有时对立、有时相依,成为一个结构,此一面也少不得那一面,如何能不留余地毁灭他呢?但中国此刻不然,他不是两面,而仿佛分成三面了,此一政府与彼一政府为对立形势,乡村社会落于第三者地位。从国际的、国内的许多关系上,都表现有统一的要求,而政府间也有不容第二者存在的互相排斥性。但又到底不能浑一全宇,建立惟一的统治力。(其所以然,另有详细分析见后。)于是内战连绵不断。假令索性分裂成几个国家,倒也没有许多战争。苦在分又分不开,合也合不拢,就纠缠不清了。在杌陧不安的对立中,彼此各以应付对方为急,便顾不得第三者,而乡村乃落于纯被牺牲地位。对于乡村常是说:“今天可讲不起了(挖地壕、炮火烧杀、或征夫派款),明天必不如是”;但到明天依然是一今天。战争是常;不战是暂,或说是战争的休息、再战的预备。如中国养这么多的兵,完全不是为的国防,而是内部问题。四川一省养兵最多,甲于各省,即为其内部分裂,又仿佛中国的小缩影。民国二三十年的日子,就这样常常处于一种临时状态中。在此时谁来顾惜乡村?自然反逼出乡村自救。乡村自救正为寻不出一个超于乡村而能救顾他的力量。
乡村自救运动,其工作第一步就要防止直接的破坏,对于土匪和杂牌军队的骚扰,必须武装自卫。地方武装自卫,在此刻中国很明白地成了一种必要。此种必要即政府亦承认的。(二十年三月国民政府督令各省办保卫团,有“以兵卫民,不如使民自卫”之语。)本来武力是只许国家有的。国家最低限度的作用就在维持秩序,而不许国内人于法律外各自拿武力来解决问题。乃现在中国却要乡村与土匪以武力赌其命运;这就证明中国国家在一特殊状态中。乡村之自卫、自救,在任何国家可以没有,也不应有,独于今日中国乃必然发生,不能不有。

内容简介
《乡村建设理论》是梁漱溟先生社会政治思想的代表作。从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入手,系统地阐述了梁漱溟对中国社会改造与乡村教育关系的思想。他以乡村为中国文化之本的思想,以及通过教育手段来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组织结构,培养新伦理,建设新礼俗的思想,都是对中国社会根本问题思考的积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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