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自选集:士人风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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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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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自选集:士人风骨》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
——资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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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资中筠是三十多年的至交,有通家之好。她学贯古今中外,胸怀天下黎民,勤奋好学,与时俱进,笔耕不辍,思想常新,很值得我们学习。她对属于正业的国际问题研究,造诣很深,特别在美国某些专题的研究和中美关系上,有不少突破。近些年来,她进一步拓宽了视野,扩大了境界,更加忧国忧民,愤世嫉俗,写了大量针砭时弊、捍卫正义的文章,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和诸多名人激赏,在社会上和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借自选集出版首发之际,衷心祝愿资中筠健康长寿,继续言说。这将是读者之福,中国学术思想之福。
——何方
资中筠先生是总让我产生自卑的长辈之一。在她面前,我从来都有一种惶恐如影随形;有一种做错了什么和什么做得不够彻底的感觉始终笼罩着我。她的学识,她的人格,常常像镜子照出我的一些丑态来。读她的文章,我知道自己的文字有多么的华而不实;和她谈论文化、文学、历史和现实与时弊,她又常常让我哑然失语,觉得自己不仅是没有读过几本书的人,而且是一个连精神上都有腰间盘突出症的严重患者,是一代“腰痛作家”中的一个。每一次和她的文字与她本人交流之后,我都对自己说:回家多读几本书吧,把你的腰挺得再直一些吧!
——阎连科
一句“学而优则仕”,一个科举制度,把读书人赶上“做官”的单行道,一赶就是两千多年。读书人希望“致君尧舜”,君主们则得意于“入吾彀中”。结果,一旦为臣,从此失去了话语权,想说什么,都得看上头的颜色。强项者多半掉了脑袋。“臣”,其造字的本原意思,就是绳索牵着的奴才。社会进入“现代”,必须有一批独立的自由思想者,其责任不在迎合上意,而在批判现实,构想未来。资中筠先生是其中一员。当为政者开始懂得独立思想者的重要并学会从他们的思想创造中汲取理念时,中国才有可能走出“中世纪”。
——陈四益
每回我读资中筠先生的文章,听她的发言,总是十分惊讶她如何从一堆乱麻中,一堆似是而非的说法中,迅速找出事情的本质,切中要害。她举重若轻的文字,引导着我们对几乎所有重要问题的基本方向。
——崔卫平
资中筠先生是我的清华学长,也是我参与编辑《炎黄春秋》杂志的编委和主要作者。她不阿世、不迎俗,以独立的人格,自立于天地之间。她的风骨一直为我景仰。资先生学贯中西,思想深刻,文笔清新典雅。听先生的演讲,读先生的文章,或醍醐灌顶,或如沐春风。她对世界和国事的洞察,常给我以启迪。先生的著作集结出版,是对我国文化事业的一大贡献。
——杨继绳
祝贺资中筠自选集的出版!资中筠先生是我们当代中国几代学人中的异数,她的学养深厚而健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开放心态,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无形中成全了她这样一个文化意义上真正的“富家子”:虽曾失落仍能高贵,虽然峻急仍能优裕,尤其是能立足道统而能教训教化。她晚近的写作,是一种回归自我和文明常识的人生示范,是对当代汉语中暴发心态、投机心态、造论心态的校正。她对“独立”的珍爱,她的文字和人格尊严,传承了我们中国文化的立法者们称道的文明精神:自作元命。
——余世存

作者简介
资中筠,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仍继续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主要著作:《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2007年修订版改为“冷眼向洋书系”单行本,资中筠撰写部分更名为《二十世纪的美国》)、《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6年修订版更名《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等。
随笔集:《斗室中的天下》、《锦瑟无端》、《读书人的出世与人世》、《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著)等。
译著:(法)巴尔扎克《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美)薇拉·凯瑟《啊,拓荒者!》,(英)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藉》等。

目录
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
关于我的履历
一代风骨今何在?——读《民国那些人》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今天的争论
文化与制度:鸡与蛋的关系?
从“苦难美学”说开去
重建精神的家园——还是要接着“五四”精神的茬走下去
“平戎策”与“种树书”——中国读书人的入世与出世
爱国的坐标

君王杀人知多少?——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历史
孔子之用,大矣哉!——曲阜之游的遐想
兵马俑前的沉思
方孝孺和布鲁诺
五四运动与《列女传》的联想
关键在于立宪——从袁世凯的洋顾问主张君主制的公案引发的思考
老问题新视角——美国学者写义和团

序言
自序
本人忝列“学者”圈,以笔耕为业,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前半生所写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为“内部”报告,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也多为应景文章,不值得追认。我笔归我有,迄今不过三十载。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人来说,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可以这样来用,是一大解放。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逐渐欲罢不能,大量写作始于90年代,特别是正式退休之后。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80年代初的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尽管仍然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是乐观而有信心。以后种种是那时未料及的,所以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无“倚马才”,以产量论,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现在几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议,我认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长远价值,且兴之所至,题材太杂。所以最后决定,选一些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旧文与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为自选集,按题材分卷,共得五卷,呈现于读者,取名为:《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每卷中的篇章大体上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文章,多写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顾得上这种雅兴了。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今纵观多年来的作品,不论是谈古论今,还是说中道西,其实也包括述往怀人,直接还是间接,总有挥不去的忧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产物,自然体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在这百花齐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洋”,其实至少在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树起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因是之故,我对种种全盘否定以“五四”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决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返。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此文发表后偶然为楚老(图南)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几句话,为之击节。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早已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近年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为我认为学术论文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大一致。此类文章曾单独集结出版,名《资中筠集》。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内都有表述。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圈外”竟比“圈内”更明显。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例如所谓“大国崛起”)都是如此。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如联合国成立的起源和最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我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国人”。因此,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从1996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君王杀人知多少?》、《兵马俑前的沉思》、《人格与国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2011年4月

后记
题记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
——资中筠

文摘
版权页:

资中筠自选集:士人风骨

从中外历史发展看,制度与文化是胶着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孰先孰后真很难说,所以称之为“鸡与蛋的关系”。个人的专断独裁,乃至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是建立在从精英到民众的认同基础上的。无“人”顶礼膜拜,也就不成其为“神”。中国的老百姓宗教情怀不那么强烈,但是奉现世的皇帝为神明的传统和心理却根深蒂固;中国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寄托在“明君”身上,贬到“江湖之远”还念念不忘“忧其君”;中国历来最高统治者一旦地位确立,自然认为自己“奉天承运”,掌握终极生杀予夺之权。这三方面相辅相成,不论公开宣布的、写在纸上的制度和法律如何,在实践中“一不小心”就滑向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习惯的“传统”皇朝模式。大至一国,小至县、市、乡、镇,莫不如此,于是出现各级土皇帝。这种陈年旧酒可以装在花样翻新的新瓶中,甚至逐渐使那“新瓶”变形。如晏子所说,橘过了江就变为枳。
自辛亥革命以来,经过各种新思潮和新文化的冲击,代表专制制度的旧思想、旧文化已经破了不少,革命胜利之前革命者也以反专制、要民主为口号。但是时过境迁,朝野易位,旧的东西又在新的“革命”的“专政”理论下借尸还魂。说是新瓶装旧酒,又不完全是旧酒,还加了许多新成分,因而其性更烈。新的成分最重要的是把“法统”与“道统”合而为一。古之皇帝掌握至高无上的生杀之权,但是不兼理论家。即使是定于一尊,独尊儒术(注意:是“术”不是“学”),其解释权不在皇帝,而在博学鸿儒。所以直言敢谏之士还可以引经据典进谏,指出皇帝某一项言行不合圣人之教。尽管“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但是“王”不代表绝对真理,不是思想领袖,所以还有所畏惧:畏圣人之言,畏冥冥之中的“天”。而当法统与道统合一之后,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可以“无发(法)无天”。不论宣布以何种理论为准则,对这种理论的解释权却不在最高学府,而在最高官府,而且是领袖一人。“最高指示”等同于“主义”。在这种背景下,每次集会开头唱“东方红,太阳升……他是人民大救星”,闭会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几十年中两种截然对立的观念能够这样安然共处,竟无人感觉有何不妥。事实上,对当时的中国老百姓而言,《国际歌》所宣扬的理念是虚,《东方红》是实,符合千百年来寄希望于“真命天子”、“明君”、“清官”的习惯心理。直到近年来,有人写文章指出这两首歌的矛盾。一经点破,就如俗语所云“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怎么现在才发现呢?应该说,上世纪70年代末以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标志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功不可没。那是在新的条件下,在我国发生的一次“再启蒙”(第一次“启蒙”当在20世纪10-30年代)。

内容简介
《资中筠自选集:士人风骨》一书所收文章,写于1996-2010年间。第一组文章主要讨论知识人的精神家园;第二组文章多是基于历史题材的心得。贯穿全书的核心是,作者紧紧围绕知识界的思想现状,梳理古今文化传统的递变,从振兴民族精神的角度,提出建设新文化的紧迫性。明确表达了当下重建民族精神家园,要继承五四精神,要发扬“士”的传统美德,为制度转型起催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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