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者:施瓦辛格自传.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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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终结者:施瓦辛格自传》真实记录了施瓦辛格“美国梦”的实现历程。从移居美国到踏足健美,从进军影坛到迈入政界,施瓦辛格详实地记述了自己不可思议的传奇经历;谈及婚姻,这是一代最值得期待的自传之一,施瓦辛格刻画了自身杰出的、有争议的和不断积极生活的肖像,“没有谁的人生故事能与他相比。从一名贫苦移民起步,到世界级运动员,成为全球最知名的电影明星,再到加州州长,这是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

编辑推荐
强者与力量的化身——施瓦辛格唯一全纪实巅峰自传!
从健美冠军到好莱坞巨星,从肯尼迪家族新领袖到加州州长,现代“美国梦”的代言人亲述传奇人生!
简体独家授权,只字未删,还原最真实的施瓦辛格!
1.阿诺德•施瓦辛格作为好莱坞巨星、前加州州长,其经历具有传奇色彩。本书是施瓦辛格亲口自述、囊括其全部人生的巅峰自传,其内容不仅包含了他成功之路的众多秘辛,更谈及了他的情感婚姻生活。
2.施瓦辛格的国际知名度颇高,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美国大众文化的代表,在许多人眼中,他更是美国人的精神偶像。

作者简介
阿诺德•施瓦辛格,1947年出生于奥地利塔尔。2003年至2011年间,任职美国加州州长。此前,他是好莱坞的传奇人物,没有受过专门的表演训练,但却跻身好莱坞主流影星之列。他曾主演《终结者》系列、《真实的谎言》、《铁血战士》、《龙兄鼠弟》等电影。他的第一本书《阿诺德,一个健美运动员的成长》一经出版便跃居畅销排行榜,连同其后的《施瓦辛格健身全书》均已再版多次。

目录
第一章 挥别奥地利
第二章 走上健身路
第三章 坦克手自白
第四章 环球先生
第五章 来自洛杉矶的问候
第六章 懒家伙们
第七章 石材专家
第八章 学做美国人
第九章 史上最佳健美秀
第十章 保持饥饿
第十一章 举重
第十二章 梦中情人
第十三章 玛利亚和我
第十四章 “打不倒我们的让我们更坚强”
第十五章 成为美国人
第十六章 《终结者》
第十七章 婚姻与电影
第十八章 喜剧生涯
第十九章 终结者的真实生活
第二十章 幻影英雄
第二十一章 心脏病
第二十二章 家庭成员
第二十三章 政治主张
第二十四章 《宇宙威龙》
第二十五章 州长侠
第二十六章 王者归来
第二十七章 谁需要华盛顿?
第二十八章 州长的真实生活
第二十九章 秘 密
第三十章 阿诺德法则

文摘
我出生于饥荒年。1945年,盟军击败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占领了奥地利。在我出生前两个月,即1947年5月份,维也纳因饥荒而引发了暴动。即便在我们当时居住的施蒂利亚州,食物也同样短缺。很多年后,母亲提醒我她和父亲为了抚养我所做的牺牲时,总会说起她在乡村觅食的经历:走过一个又一个农场,一点点地搜集黄油、糖和粮食。她有时候一去就是三天。他们为此发明了一个词——“囤食”,就像仓鼠囤积坚果;要知道乞讨食物在当时很普遍。
塔尔是我们镇的名字,那是个很典型的农村。几百个家庭在这里安家落户,他们的房子和农场组成自己的小村落,被乡间小径联系在一起。没铺柏油的主路在满是田野和松树林的低山上延展。
我们很少看见当时管理此地的英国军队,只是偶尔会看到卡车载着士兵呼啸而过。但是东边被俄国人占领,他们就显眼多了。冷战已经开始了,我们都很怕俄国人会把坦克开进来吞并我们。教堂里的牧师也会用恐怖故事来吓人,说俄国人会射杀在襁褓中的婴儿。
我家在山顶上的公路边,小时候我一整天都很难看到一两辆车开过。一座从封建时期保留下来的城堡废墟就在我家正对面一百码开外。
附近的斜坡上坐落着镇长办公室,以及母亲让我们去做周日弥撒的天主教堂;当地的饭庄,或者说小酒馆,是镇上的社交中心。另外还有一座小学,我和长我一岁的哥哥迈因哈德就在那里上学。
我最早的记忆是母亲洗衣和父亲铲煤的样子。当时我还不到两岁,但对父亲的记忆却很鲜明。他是个健壮的大家伙,很多事都亲力亲为。每年秋天我们会弄到冬天用的煤,一整卡车的煤倒在家门口,这时他就会让我和迈因哈德帮他把煤抬到地下室。能当他的助手很让我们自豪。
我的父母原本都是来自遥远的北方的工人阶级家庭——大部分人在钢铁工厂做工。“二战”末期的一片混乱中,他们在穆尔祖拉格市相遇了。我母亲奥瑞莉亚,当时是市政厅食品配给中心的文员。她刚刚二十出头,可战争却将她变成了寡妇——她的丈夫在婚后八个月就战死沙场。有天早晨,她正在办公桌前工作,不经意间注意到我父亲正在过街——看起来比她稍年长,大概三十五六,但是又高又帅,穿着地方警员的宪兵制服。她对穿制服的男人有一种特殊的狂热,所以自此她每天都会留意他。她弄清楚他的换岗时间后,就一次不落地在办公桌前守候。他们会隔着打开的窗户聊天,她会把手头上的食品分他一些。
他叫古斯塔夫•施瓦辛格。他们在1945年下半年结婚了。那时他38岁,而她23岁。我父亲被派往塔尔,管理一个四人小队,负责镇上和附近乡村的治安。薪水勉强能维持生计,但这份工作给他们带来了一个住处——一座林务官的老屋。护林人住在一楼,巡官和他的家人住顶楼。
我童年的家是个十分简单的砖石建筑,规划良好,厚实的墙壁和小窗用来抵挡山里冬季的寒冷。我们有两间卧室,每间放一个煤炉用来取暖。还有一间厨房,我们在那里吃饭、做功课、洗漱、玩游戏。母亲做饭的炉子让屋里很暖和。
房子里没有铺设水管,没有淋浴头,也没有抽水马桶,只有一个夜壶。离家最近的水井在400米外,即使下着大雨或大雪,我们中间必须有一个人去打水。所以我们的水都是省着用的。我们把水烧热,倒进脸盆,用海绵或布擦拭自己——母亲会先用干净水自己洗,然后是父亲洗,最后轮到我和迈因哈德。水的颜色变深一点也无妨,只要我们不用去水井跑一趟。
我们有一些基本的木头家具和几盏电灯。父亲喜欢收集图片和古董,但是随着我们慢慢长大,这成了他无力维持的奢侈爱好。音乐和猫让家里充满生机。母亲经常弹着齐特琴给我们唱各种歌曲和摇篮曲,但父亲才是真正的音乐家。他会吹奏各种乐器:小号、粗管短号、萨克斯、单簧管,样样拿得出手。他会作曲,还担任地区宪兵乐队的指挥——如果州里有警官殉职,这支乐队会在葬礼上演奏。夏天的很多个周日,我们都会去公园的音乐会,他会在那儿当指挥,有时候还亲自上阵演奏。他家里的人几乎都精通音乐,但是我和迈因哈德没能继承这优良基因。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养的是猫而不是狗——也许因为我母亲喜欢猫,而且它们会自己捕食,不用我们养。但是我家一直都有很多猫,屋里屋外撒欢,随时随地地卷成一团,叼着从阁楼抓来的半死耗子炫耀自己是多了不起的猎人。家里每个人都有一只猫在床上陪伴入睡,这是我们的传统。有段时间,家里甚至有七只猫。我们爱猫,但不溺爱。由于当时不流行带宠物看兽医,所以当某只猫太老或病重,我们就等着听后院的枪声——来自我父亲的手枪。然后母亲、迈因哈德和我出去把猫埋起来,竖个小十字架。
母亲有只叫穆姬的黑猫,她总是说它很特别,我们却不以为然。我快10岁的某一天,因为不想做功课跟母亲吵起来。穆姬像往常一样蜷在客厅的沙发上。我肯定是说了特别横的话,母亲准备上来给我一巴掌。我注意到了,想挡开,却用手臂打了她一下。穆姬一下子就从沙发上跳下来——它跳到我身上,开始抓我的脸。我把它扯下来大喊:“天啊!你干吗呢?!”母亲和我面面相觑,大笑起来,虽然我的脸还在流血。终于,她证明了穆姬是只特别的猫。
混乱的战争时期结束后,我父母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两兄弟能过得安稳。母亲是个身材高大、骨架子很宽的女人,她为人可靠又机智,同样也是个能让家里一尘不染的传统家庭主妇。她会把地毯卷起来,趴在地上用刷子和肥皂刷洗地板,然后用布擦干。她为之狂热的事还有把我们的衣服整齐挂好,把床单和毛巾精致地折好,边边角角跟剃刀一样锋利。她在后院里给我们种甜菜、土豆和浆果,到了秋天她会把蜜饯和泡菜放在厚玻璃瓶里准备过冬用。父亲每天12点半从警局回来,她总是已经准备好午饭,晚饭也是在父亲晚上6点回来准时上桌。
她还是家里的会计。她做过文员,所以做事井井有条,对书写和算术很在行。每月父亲把工资带回家,她会给他500先令,剩下的用来贴补家用。她处理家中所有的信件,付每个月的账单。一年一次,通常在12月份,她会带我们去买衣服。卡斯特纳乌勒商场在格拉茨市,我们可以搭公车去。那座老楼只有两三层,但是在当时的我们眼中它跟美国大商场一样大。里面有自动扶梯和金属的带玻璃的电梯,所以上上下下的时候我们能看遍商场的一切。母亲只给我们买那些绝对的必需品,像衬衫、内裤和袜子等,这些东西会在第二天整齐地包在棕色纸包里寄到家里来。当时分期付款还是新事物,她很是中意这种每个月付一部分直到把账单付清的方式,这可以推动像我母亲一样的人去购物,真是个刺激经济的好办法。
她甚至处理家里的医疗问题,虽然我父亲才是受过急救训练的人。我和我哥把小孩子能得的病都得过了,像腮腺炎、猩红热、麻疹,她有了很多练手的机会。似乎没什么能阻止她:在我们还是蹒跚学步的幼儿时,一个冬夜,迈因哈德得了急性肺炎,当时没有医生和救护车,我母亲把我和父亲留在家,把迈因哈德绑在背上,在雪里走了两英里多的路把他送到了格拉茨的医院。
我父亲的性格阴晴不定。他慷慨而多情,特别是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深爱着对方,你可以从一些小细节看出来,像她给他端咖啡的样子,他总是给她买小礼物,总是抱她、轻拍她的背。我们也得以分享他们的爱意:我们总是跟他们睡一张床,特别是我们被打雷闪电吓到的时候。
但是每周都有一次,通常是周五晚上,我父亲会喝醉了才回家。他在外面待到凌晨两三点,跟一些熟人在小酒馆的同一张桌子上喝酒,这群人一般包括牧师、小学校长和镇长。我们会被惊醒,听到他气呼呼地冲来撞去,对着母亲吼叫。但是怒气一下就消了,第二天他会变得温柔贴心,带我们出去吃午餐或者买礼物给我们作为补偿。但是,如果我们行为不端,他还是会扇我们巴掌或者拿皮带教训我们。
对我们来说,这一切太正常了:所有当爹的都体罚孩子,都会醉酒回家。住在我们附近的一个父亲会揪住儿子的耳朵,手里拿一根细长棍子追打他,那棍子浸了水之后打得更疼。喝酒好像只是同志情谊的一部分,大多数情况下是利大于弊的。有时候妻子们和家人们会被男人们邀请到小酒馆一起聚聚,跟大人们坐在一起,让他们请客买小吃和甜点,让我们这些孩子觉得十分荣幸。或者我们可以到隔壁房间喝可乐、玩桌游、看杂志或者电视。我们常常到了午夜还待在那里,心想:“哇,这真是太棒了!”
过了很多年我才明白这种惬意背后的酸楚和恐惧。我们在一群觉得自己是窝囊废的男人们中长大。他们这一代发动了“二战”,却输了。战争期间,他离开宪兵队变成德国军队的警察。在比利时和法国服过役,在北非期间染上了疟疾。1942年,他差点在最血腥的列宁格勒战役被捕。他住的楼被俄军炸毁,被瓦砾困了三天。他的背断了,两条腿都中了流弹。他在一家波兰医院里待了好几个月才伤愈出院,回到在奥地利的家,加入了民警部队。但是谁知道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他的精神创伤何时才能恢复呢?这些都是我在他们喝醉的时候听到的,可以想象这些对他们来说有多痛苦。他们都打了败仗,同时害怕有一天俄国人会来抓他们去重建莫斯科或者斯大林格勒。他们试着压抑怒火和耻辱感,但是失望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想想吧,你被允诺能成为一个新帝国的公民,每个家庭都能得到最新的安置,可结果是,你回到满目疮痍的家乡,囊中羞涩、缺衣短食,一切都需要重建。在占领军的统治下,甚至你的国家都不再属于你。最糟糕的是,你没法消化你经历的一切。这些都是不应该被谈起的,但没有宣泄的出口你又怎么能应付得了这难以想象的心理创伤呢?
最终,第三帝国的头衔被正式取消了。所有的公务员——地方长官、教师、警察——必须经历美国人所谓的“肃清纳粹主义”。你被审问,档案被仔细检查以判定你是否对希特勒忠心耿耿,是否参与战争罪行。一切跟纳粹时代有关的东西都被没收了:书籍、电影、海报——甚至你的私人日记和照片。你必须上交一切——战争的痕迹应当从你的头脑中被永远抹去。
我和迈因哈德只是模模糊糊意识到了这一切。我家有本很漂亮的图画书,我们用它来蒙牧师,假装它是《圣经》,因为它比一般家里的《圣经》要大得多。我们中的一个会站起来,打开它做弥撒。其实它是一本手工书,用来宣传第三帝国的伟大成就。里面的版面分成几个不同的类别,比如正在修建中的公共工程、隧道和大坝,希特勒的集会和演讲,崭新的大船,崭新的纪念碑,在波兰打的胜仗。每个类别都有标上数字的空白页,每次你去商店买东西,或者买战时公债,你会得到一张跟数字相配的图片,然后你把它贴在这本书上。当所有的图片都收齐,你就能得奖。我特别喜欢那些漂亮的火车站和火车头喷气的照片,还为一张两个人在轨道上开手摇车的图片着迷,他们按压着把手让自己前进——那对我来说代表了冒险和自由。
我和迈因哈德对自己看的这些东西的深层含义一无所知,但是有天我们想拿它蒙牧师的时候,它不见了。我们把家里都翻遍了。最后,我问母亲漂亮的图画书去哪儿了,那毕竟是我们的《圣经》呢!她只说了一句:“我们留不下它了。”之后我每次对父亲说“跟我讲讲战争吧”,或者问起他经历过什么,他的回答总是:“没什么好说的。”
生活对他来说就是遵守纪律。我们有一个雷打不动的规矩:早上六点起床,我或是迈因哈德必须去隔壁农场买牛奶。当我们稍长大一些能做些运动时,除了家务他还让我们做一些训练,做俯卧撑才准吃早餐。下午,我们做完作业干完家务活,不管天气如何他都会让我们去踢足球。如果没踢好,我们知道肯定少不了一顿骂。
除了体魄,父亲同样注重训练我们的大脑。每周日做完弥撒,他会带我们出门:去别的镇子走走,也许,或者看个话剧,或者看他和警察乐队演出。到了晚上我们必须为这一天写份报告,至少十页。他会用红笔批改,然后把满是红色的纸还给我们。如果我们拼错了一个词,我们得抄它50次。
我爱我的父亲,也很想被他喜爱。我记得有次我还小,把他的制服穿在身上,站在椅子上照镜子。外套像睡袍一样垂到我的脚踝,帽子架在了鼻子上。但是他对我们的要求却没什么耐心。如果我们想要一辆自行车,他会让我们自己赚钱买。我从来都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强壮,不够聪明。他总是告诉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换作别的孩子,早就在他的要求下灰心丧气了,但这些纪律影响了我。我把它化为了动力。
我和迈因哈德很亲密。我18岁参军之前我们一直住在同一间卧室,我别无所求。直到今天,跟人闲聊着睡去还会让我感到舒服些。
我们跟一般兄弟一样,十分争强好胜——经常想要战胜对方,或者先赢得父亲的青睐,当然,我父亲本身就是一个好竞争的运动员。他会为我们组织比赛,然后说:“现在我们来看看谁最棒。”我们比大多数的男孩子健壮,但是因为小一岁,迈因哈德总是在正面交手中胜利。
但是我总是寻找发挥优势的机会。迈因哈德的弱点是怕黑。他十岁的时候从我们镇的小学升到初中,学校在山那边的格拉茨。去那里要坐公车,从家走到车站要20分钟左右。迈因哈德这下碰到难题了,因为在日短夜长的冬天,学校活动总是在日落之后才结束,所以他必须一个人在黑暗中走回家。他太害怕一个人走夜路了,所以我就只好去车站接他。
实际上我才9岁,也很怕一个人走夜路。当时没有街灯,塔尔在晚上是一片漆黑。这里的路两旁都是松树,像《格林童话》里写的那种,把头顶遮得密不透风,甚至白天在这里走也觉得很阴暗。我们都是听恐怖故事长大的,我永远不会给自己的孩子念这种故事,虽然它们是此地文化的一部分。故事里总有些女巫啦、狼啦、怪兽啦等着吃小孩子。而且有一个当警察的爸爸,更让我们的恐惧经历加倍。有时候他会带我们去夜间巡逻,说他在找某个罪犯或者杀人犯。我们会去某个田野上的孤零零的谷仓,他让我们在外面等着,然后拔出手枪自己进去检查。或者有时候人们在议论他和警队的人抓到了某个小偷,我们就会跑到警局去看那个被铐在椅子上的家伙。
要走到车站,不是“沿着一条路走”这么简单。那条小路穿过了城堡的废墟,然后沿着树林的边缘向下。有天晚上,我在那条路上走着,小心翼翼地注意着树林里的动静,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人站在我前方不远处。月光刚够让我看清他的轮廓和两只闪闪发亮的眼睛。我尖叫着,定定地站在那里——结果他只是个当地的农民,要去我来的那个方向,但如果他真是故事里的小妖精,他就吃定我了。
我想战胜心中的恐惧主要是为了证明我才是更强的那个。让我父母知道这点特别特别重要——“我很勇敢,他不勇敢,虽然他比我大一年十四天。”
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为了接迈因哈德的事,父亲每周给我5先令。母亲则利用我的无畏,每周让我去菜市场买些蔬菜,因为途中要经过另一片黑乎乎的树林。这份活计也让我每周收入5先令,我开心地用它们来买冰淇淋或者集邮。
但我的勇敢也带来了反面效果,我父母开始处处护着迈因哈德,对我关心得少了些。那年暑假,他们让我去我教母的农场工作,却把哥哥留在了家里。我喜欢做体力活,但是回到家中我却觉得被忽略了,我发现他们单独带着迈因哈德去了维也纳度假。
渐渐地,我和哥哥走的路子不一样了。我会读报纸的体育版并记住运动员们的名字,迈因哈德则热心地读起《明镜》周刊,相当于德国的《时代》杂志——在我们家,这是被优先阅读的。他开始自学记住世界上每个国家的首都的名称和人口总数,以及世界上每条重要河流的名称和长度。他能背诵元素周期表和很多化学公式。他是狂热的事实爱好者,总是不停地向父亲挑战来测试自己知道多少。
同时,迈因哈德开始讨厌做体力活。他不喜欢把手弄脏。他开始每天穿白衬衫上学。母亲表面上没事,背地里却来向我抱怨:“我以为你爸的白衬衫就够我洗了。他现在也穿起了他的白衬衫。”不久,家里人都预测迈因哈德可能会成为一名白领,可能是工程师,而我则会成为蓝领,因为我一点都不介意把手弄脏。“你想成为机械师吗?”我父母会说,“做家具怎么样?”或者他们觉得我会像父亲一样当警察。
我心里在打别的主意。不知不觉的,我脑子里有了一个想法,我是属于美国的。没什么比那更坚定。就是……美国。我不确定是什么激发了我这个想法。也许是想逃离塔尔捉襟见肘的生活和父亲的铁律,也许是每天去格拉茨上学的兴奋感,我当时刚开始读五年级。跟塔尔比起来,格拉茨是个巨型大都市,车辆、商店和人行道样样齐全。那里没有美国人,但是美国正在渗入我们的文化。所有的孩子都知道怎么扮演牛仔和印第安人。我们在教科书上,在投影仪吱吱放映的颗粒感很重的黑白纪录片上看到美国的城市、郊区、地标建筑和高速公路。
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美国来保证安全。在奥地利,冷战近在眉睫。一有危机,父亲就整理行装去东边55英里外的匈牙利边境,去帮忙做防御工作。前一年是1956年,苏联击垮了匈牙利的革命,他负责应付了好几百人向我国境内逃难的情况。他将难民营的帐篷迁移到新址,帮助难民们去他们想去的地方。有的人想去加拿大,有的人想留在奥地利,当然很多人也想去美国。他和他的手下照顾一些家庭,还让我们这些小孩去帮忙喂他们喝汤,对此我印象十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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