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亡党二十年祭.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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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苏共亡党二十年祭》紧扣近10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对苏共亡党进行更加系统精深的研究,畅销书《苏共亡党十年祭》作者黄苇町再出新著。

作者简介
黄苇町,以研究隐形经济著称的经济学家及反腐专家。1947年生,1975年毕业于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1982年调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担任编辑。后任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为《求是》杂志研究员。主要著作有《苏共亡党十年祭》《中国的隐形经济》《失落的尊严--惩腐备忘录》等。

目录
第一篇 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
一 涨价打开了潘多拉盒子/004
二 工人阶级不再留恋“工人国家”/014
三 69年—6年9个月—69个小时/019
四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025
五 “上街的是自己,上台的是别人”/031
六 百年回首话当初/039

第二篇 三十功名尘与土
一 “新经济政策”夭折和强推农业集体化/056
二 总路线、工业赶超和农业公社/068
三 大饥荒带来的党内论争/073
四 “大清洗”——不忍卒读的一页/082
五 理论扭曲与权力集中/102
六 党内自残的恶果/117
七 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29

第三篇 苏共错失的几次重要发展机遇
一 沉醉胜利,错失改革开放良机/150
二 社会振荡使改革“欲速则不达”/163
三 “布拉格之春”导致的“急刹车”/181
四 与新技术革命擦肩而过/190
五 油价暴涨助长了不思进取/194
六 代际更替沦为改朝换代/199
七 京城老翁,坐看风起云涌/213

第四篇 谁绑架了改革?
一 赫鲁晓夫“对干部不负责任”被赶下台/226
二 柯西金得罪强势集团被迫辞职/235
三 戈尔巴乔夫打开了潘多拉盒子/243
四 勃列日涅夫——传统体制的化身/249
五 执政能力和人才的枯竭/258

第五篇 心中没有人民,必被人民抛弃
一 人心被叶利钦带走了/270
二 特权的最大危险——和人民的困苦隔离/284
三 国因家破、国破家亡/292
四 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却说是人民的声音/304
五 他们是为了自己可以背叛一切的人/315
六 再看今日之俄罗斯/320

主要参考文献/325
附录一 互联网十年变 /335
附录二 我读黄苇町的《我的爷爷奶奶》/348

序言
《苏共亡党二十年祭》自序
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从以《苏共亡党二十年祭》为题在国家行政学院做首场报告到成书,已过去两年多了,准确讲,本书应该叫“二十二年祭”了。首先要向读者和约稿的江西高校出版社致歉。
22年来,人们对剧变原因的探究从未停止过,最庞大的研究群体在中国。这不奇怪。同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执政时间最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之一,研究苏共的失败,也是寻找我们党肌体上可能潜伏的“病灶”。因此也与其他历史问题的研究,表现出一个很大不同。即参与者中不仅有专家学者,还有各条战线的党员干部、各种职业的党内外人士。这正是“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的忧患意识的体现。
有种观点认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是苏联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戈尔巴乔夫背叛马克思主义,导致苏共垮台。他们说,西方反斯大林,攻击的其实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随之起舞,很容易落入陷阱。
这种政治警觉十分可贵。但如果因为一些西方人士别有用心,就把斯大林模式与科学社会主义划等号;因为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搞乱了人们思想,便认为“反其道而行之”就能长治久安,同样会误入歧途。
斯大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名字,是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始终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态度,来发展完善自己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而是将其凝固化、神圣化,视为各国共产党都要遵循的“普遍经验”。他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的“大清洗”,种下苏共亡党的祸根。最有力的证明,就是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时,苏联已经解体5年,物价上涨6000多倍,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毕生的积蓄被一卷而空。面对叶利钦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人们照理应把票投给他的对立面、俄共候选人久加诺夫。但叶利钦的竞选班子,让电视台滚动播放“大清洗”的镜头和纪录片,以此告诉大家,谁投俄共的票,就是准备回到自己和家人不知何时会失踪的年代。选举结果表明,人们更害怕回到苏联的旧体制中去,因为几乎每个苏联家庭或其亲属,都有“大清洗”的受害者,几十年后仍积怨不消。如此来攻击俄共,最能激发群众情绪。
同样,把一个执政70多年、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的崩溃,归罪于“两个叛徒”,也有些简单化。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失败教训时说:“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显然,“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①问题出在少数领导人身上,但深层原因,还是要从体制和机制、从这个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变化中去寻找。
当年的布尔什维克党,本质上是被人民群众的革命浪潮推上历史舞台的。1905年前后,沙俄爆发了争取面包与土地的农民革命。沙皇政府总理斯托雷平迷信警察统治,提出了“先安定,后改革”的口号,将行刑队和“战地法庭”派往各地,审判并立即处死参加“土地恐怖”的骨干,以至绞索在俄国被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失地农民涌入城市打工,造就了一个一贫如洗、看不到希望的产业工人阶级。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占农村男劳动力一半的1300多万农民和200多万城市居民被征召入伍,驱赶向帝国主义战争的绞肉机。恶劣的后勤条件导致全线溃败,大批“带枪的人”结伴返回内地。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罗曼诺夫王朝于1917年2月垮台。政权更迭的直接原因竟如此微不足道:首都的几家商店,因进货不足出现面包脱销。在彻骨的寒风中排队很久却未买到面包的居民,一怒之下砸、烧了商店,引发大规模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哗变,工人和士兵逮捕了朝廷大臣、将军。仅仅7天,沙皇就被迫退位了。时任彼得格勒第一届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苏汉诺夫说:“没有一个政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当时谁也没有把这一天当作革命的开始,因为这种骚动在人们面前已经出现过几十次了。”此时还流亡国外的列宁,两个多月后才赶回国内。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到达得更晚①。
由于临时政府要求人民继续忍饥挨饿、付出生命和鲜血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引起广大工农兵群众强烈不满。于是,经过暴力革命,政权再一次被转移到以“和平、土地、面包”为口号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与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列宁的努力分不开,但十月革命能在几小时内便取得决定性胜利,与其说是列宁和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指挥部的杰出领导才能,不如说是强烈的、爆炸性的社会情绪强力推动的结果。因为在那个混战的夜晚,即使斯莫尔尼宫的作战指挥部中,也没有谁能准确说出攻入冬宫的有哪些部队。
在短短8个月时间里,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的世界大国,竟先后有两个貌似强大的政权,如此戏剧性地被人民群众的革命浪潮所掀翻。“国家兴亡取决于人心所向”在这里获得最深刻的诠释。布尔什维克党的执政资格,与其说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的,不如说是因为提出了正确口号和政策,赢得了俄罗斯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获得的。十月革命作为社会主义开天辟地的事件,作为全世界共产党人的教科书,“始终和人民在一起”,是其中最需要永志不忘的一条。但遗憾的是,在苏共执政的70多年间,恰恰这一条被淡忘了,甚至丢弃了。
客观地讲,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实现全民就业和发展教育、科学、文化、社会福利事业等方面曾取得巨大成就,并被全世界劳动者所向往。1929—1933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期间,申请移居苏联的美国失业工人就在苏联使领馆前排起长队。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大危机过后,当西方资产阶级政府不断调整政策,包括为缓和阶级矛盾,将苏共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经验为己所用,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获得更大发展空间时,苏共本身却日渐脱离群众。包括一些改革先驱者利国利民的重要探索,也被那些眼中只有自己和家人、却看不到人民疾苦和社会危机的强势利益集团所扼杀。
还有,苏共①是以人民的名义取得政权的,并把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作为自己的旗帜。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但在后来的执政实践中,却逐渐演变成替人民当家做主、以人民的名义为少数人获取利益的政党。特别是长期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党内外群众不仅无法按自己的意愿选举领导者,甚至不能监督和批评他。这种对民主的惧怕,归根结底还是苏共对自己缺乏信心、对群众缺乏信任,特别是既得利益者怕失去权力的心态在作怪。
于是,一个在血与火的战争中依靠人民支持获胜的党,变成和平年代被绝对权力腐蚀的党;一个用先进理论武装、团结和引领群众前进、不断改革创新的党,变为落后于时代要求、思想僵化、鼠目寸光的党;一个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生死与共的党,变成与群众疏远、隔离甚至对立的党;一个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而牺牲奋斗、奋不顾身的党,变成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把持、以权谋私的党。而“心中没有人民,必被人民抛弃”。当这个执政党早年积累的人气和人脉、信心和信任,被逐渐耗尽,甚至透支,当人们对这个党的期待,从满怀希望变为一次次失望,最后变为绝望,它也就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而建国时在各方面远远落后于苏联的中国,却在我们党领导下,通过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社会和中华民族历史上新的辉煌。这种历史分野是如何发生的?与这两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与这两个党漫长的发展轨迹有何联系?本书就是循着这样一条历史主线展开的。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改掉过去仿照苏联建立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弊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不再把苏联特色社会主义奉为经典,而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苏共的失败,不仅是对中共成功的反证,也是对社会主义道路上可能还隐藏着发展陷阱和凶险的警示。因此,对这两种不同发展结局的比较和思考,也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历史财富。
2011年12月26日的《人民日报》,曾刊登了一篇署名国纪平的评论——《主动把握历史的未来》。评论谈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有些西方政客把持不住心头的兴奋,提出了一个醒目的命题: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当时他们就宣称:“发源于20世纪的共产主义制度,必将终结于20世纪。”也就是说,即使按最“乐观”的估计,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中国最长也“撑不过”10年。
如今,20多年过去了。不仅到2011年底我们党已拥有8260万党员,超过欧洲第一大国德国8180万的人口总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也超越德、日等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接连上演,西方社会一片焦头烂额之际,是中国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共同承担起保障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的“火车头”和“防波堤”作用,避免了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的全球化恶性扩散。即使苏东剧变时最唱衰中国的西方预言家,也不得不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承认当初可能“看走了眼”。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的咒语,已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人们的笑谈。
但作为一个成熟的执政党,成就再骄人,也要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不仅因为导致苏东剧变的隐患在中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我们党还面临一些当年苏共也未遇到过的风险和挑战。
苏东剧变前,社会主义已在占世界1/3人口的国家取得胜利,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中也出现“社会主义热”,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西方国家在政治上总体处于守势。如今,国际共运跌入低谷,西方则借助全球化及互联网优势,从经济和金融领域打压,到思想和意识形态上渗透,对他们眼中“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共产党国家”发起全面围攻。还有,苏联曾是与美国平起平坐,还略占优势的军事超级大国。核弹头超过美国50%,陆海空军已从防御体系变为世界范围内的进攻体系,在很多地区和领域与美国争霸。而中国原来的科技和工业基础比苏联薄弱得多,且长期坚持和平发展方针,相比二战后几乎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局部战争的美国,军事实力上存在明显差距。随着中国的崛起,各种遏制活动也愈演愈烈。从支持“藏独”“疆独”势力制造分裂祖国的暴力事件,到怂恿周边国家对我国一半以上海域提出主权要求。有人说,当年西方靠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今天还想用同样方法拖垮中国。这注定今后若干年内,我国周边都不会平静。因此,胡锦涛在2012年“7•23”讲话中指出:“来自外部的风险前所未有”。如何既抓住发展机遇、坚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目标不动摇,又努力强国强军、应对各种外来威胁,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大考验。
还有,苏联地大物博,是占世界陆地面积1/5的幅员最辽阔的国家,也是极少的能在境内满足发展所需全部资源的国家之一。中国则是世界大国中人口最多、人均资源相对最贫乏的国家。按照理论计算,中国的自然资源只能承载9.5亿人口,可现在已近13.5亿之众。高度“超载”的中国,如果继续沿用苏联的粗放式发展道路,发展越快,对外部资源依赖越大,对内部环境透支越严重。不久前曾席卷十几个省市的重度空气污染,就是一个明显的警号。能否在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的同时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已直接关系人民的健康和民族的未来。
要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一个团结统一、有强大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于我们党能否把13亿中国人集聚在自己的周围,团结奋斗、共克时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要保持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既要认真汲取苏共历史教训,又要及时消除现实生活中任何可能危及党群关系的隐患。
改革开放以来的1/3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的10年,是中国发展最快、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的10年。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总体上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和支持的。这是我国能取得全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的基本条件。但也必须看到,发展以后的问题,并不比发展以前少。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发展不平衡,体制机制障碍多,收入分配差距大,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这6个方面的问题,是最遭致群众不满、也最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特别是随着皆大欢喜的普惠式改革越来越少,有得有失的利益整合性改革越来越不可避免,阻力必然越来越大。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来自党内的阻力,很多还属于“左”和“右”,是围绕改革是与非的观念之争。现阶段改革面临的阻力,更多的已不是是非之争,而是利益之争。这种利益的分化和冲突,也反映到党的领导层中,使改革的复杂性大大增加。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需要冲破的主要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更需要冲过的是利益雷区。冲过利益雷区的困难和危险程度,远超过思想禁区。为什么改革深入到今天,有些地方和部门的改革,还一直在谨慎地绕开敏感或要害之处?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感到迫在眉睫的有些改革,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为什么打着“改革”名义“甩包袱”甚至“劫贫济富”现象仍时有所见?为什么说改革已进入机遇期、关键期和攻坚期?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改革也在日益逼近一些改革者自身的利益。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取决于我们党的意志、勇气和毅力,取决于能否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
还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冲击,保就业、稳增长、维持发展后劲的重要途径。但在现行财政体制和干部考核机制尚未根本改革的情况下,靠卖地弥补地方财政缺口,靠举债上公共工程创造GDP,也是一些地方政府无奈的选择。但有些地方先以低地价拿走农民的土地,再以高房价挖光居民的积蓄,这个差价又会在房地产商和有关部门之间层层分配。而大规模举债建设带来的流动性过剩、货币贬值,使工薪阶层的储蓄和退休老人的“保命钱”进一步缩水。这种难以遏制的建设冲动,不仅导致很多崭新的低龄建筑被拆除,很多社会财富和文化遗产被毁灭,也成为对社会分配的“重新洗牌”。尤其在公共工程大干快上,却对公权力监督不到位的情况下,很容易滋生腐败。有些城市的大拆大建,表面上为政绩,其实也隐含着制造腐败机会的强烈动机。一方面许多建设资金被层层剥离、流入某些人的私囊;另一方面为压低造价而偷工减料和无资质施工,又导致桥断、路毁、楼塌、地陷、隧道爆炸等飞来横祸,不知会在何时何处降临。曾掌握了巨额铁路建设投资的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和作为他的“提款机”“洗钱机”的女老板丁书苗,涉案金额之巨,更冲击着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这些转化为个人非法收入的巨额建设资金,是隐蔽和公开的亿万富翁迅速增多的重要原因。
因此,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既有比科技创新、比经营管理水平、比劳动者素质的公开的合法的竞争;也有比权力背景、比社会关系、比贿赂手笔的暗中的非法的竞争。而公共权力一旦变成资本,其最大的神奇处,就是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一个海外家族企业几代人才能完成的积累;商场上难免有赔有赚、有哭有笑,但他们永远只赚不赔、大小通吃。这个资本积累还会随着掌权者的升迁而加速膨胀。这也决定了能攀上中国财富金字塔尖的,除了熟谙商场与国情的“经营奇才”外,还有另外两种人:一种是依靠权力和靠近权力致富的“隐形富豪”,即吴敬琏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另一种是依靠收买权力,即对权贵者进行利益输送而暴发起来的“草根富豪”。有些“草根富豪”本来是受“潜规则”敲诈、绑架的受害者,后来也历练成害人者,用钱铺路,用钱买权,靠钱“闯关”,导致“一个富豪出了事,上百个干部倒下去”的乱象一再出现。大批市场主体在权力竞争而不是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使财富集中的速度大大加快。极少数人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更使这种收入差距被最大限度地彰显出来,刺激着人们敏感的神经。“饱则思飚”,把非法聚敛的巨额财产转移到海外避风港,也成为腐败分子和不法富人迫不及待地在做的事。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情景:一方面各地党和政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招商引资,以各种优惠条件来争取每笔几亿、十几亿美元的外来投资,并提供很多土地建厂,在国际分工体系产业链的低端挣点辛苦钱,包括为全世界生产手机,每部只挣几十元;另一方面每年有数以千亿元计的“黑钱”、“灰钱”,通过各种途径外逃,导致国民经济大量失血。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衡量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中国已远超过0.4的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接近0.5。有报告显示,中国41.4%的财富掌握在1%的家庭手中,已经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20世纪80年代的一项调查表明,在世界各国中,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公众,对收入差距过大和“以权谋私”的腐败活动的承受能力最低。这与共产党长期进行的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已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道德制高点分不开。因此,对人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忽视,是导致苏共垮台的关键原因之一。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极少数人过多地占有社会财富,损害绝大多数群众利益,也会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两年前在美国发生的反金融资本的“占领华尔街”活动,示威者喊出的最令某些人心悸的口号,就是“他们是1%,我们是99%”!
其实,当年的我们党,就是靠发动“99%”的群众为自身利益而奋斗起家的。很多有产阶级出身的老一代共产党人的牺牲精神尤为感人。我们党最早的5位农民运动领袖,除广州农讲所第二任所长毛泽东出身富农家庭外,其他都是大地主家庭出身。这不奇怪,如果当时家里没有几个钱,他们很难外出读书,也没有机会接触马克思主义。有历史记载的中共最早的农运领袖叫沈玄庐,是建党时53名党员之一。他父亲家财万贯,在浙江萧山一带拥有大量土地和房产。但沈玄庐回到家乡后,公开站到土地庙前讲演,号召农民起来斗争,并多次表示自己不向农民收租,还要把家里从农民身上得来的钱,用回到农民身上。家里人以为他疯了,农民也以为他疯了。广州农讲所第一任所长彭湃家的佃户超过1500人,他留学回来已当到县教育局长,却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荣华富贵的前途,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甚至亲自带人分自家的土地,把父亲气个半死,却被农民呼为“彭菩萨”“农民王”。广西的韦拔群,家里也是当地首富,村村都有他家的粮仓,牛群之多,到了有牛因拥挤踩踏致死、许久都没被发现的地步。但他也创办了农讲所,还变卖家产为农民自卫军购买武器,被壮族同胞亲切地称为“拔哥”。湖南的夏明翰则出身豪绅家庭,世代为官,后来却当了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那首大气磅礴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诗句,便是他就义前的绝笔。这5位当时都很年轻的共产党人,是我们党联系农民群众最早的纽带。除了沈玄庐后来加入“西山会议派”,1928年被蒋介石派人暗杀,结束了毁誉参半的一生外,其他4人都成为坚定的革命家。当时的中国农村,文盲要占90%以上,且绝大多数祖祖辈辈生活在闭塞的乡村,除逃荒要饭外,很少有人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无论是对他们讲马克思主义,还是讲劳工权利,他们都很难听懂,更别说理解和接受了。而且,中国农民整日在土里讨生活,非常务实。他们不仅要听你怎么说,更要看你怎么做,从中琢磨你这个人值不值得他信任。因此,真正吸引住农民的是这些共产党人极其“另类”的表现:他们家境优裕却无纨绔子弟作风,富家子弟却为穷人谋解放,甚至不惜散尽家财、变卖祖产,直至为贫苦农民的翻身解放献出年轻的生命。是什么使他们变成如此与众不同的人?人们才开始认真地听他们讲的道理,开始琢磨道理在哪里,琢磨他们的“主义”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如果说,在中国城市,是先有马克思主义,而后有共产党人;那么在中国乡村,更大的程度上是先有共产党人,而后有马克思主义。亿万没有文化甚至不识字的群众,正是从这些共产党人身上,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第一次认识我们党的,认识到共产党人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穷人的真理”。这也是大革命失败后,尽管到处都是一片白色恐怖,但彭湃、韦拔群振臂一呼,就有成千上万农民响应的根本原因;是广州暴动失败后,他们的家乡广东海陆丰和广西左右江能够成为共产党人的栖身地和新的出发地的重要原因。
列宁有一句名言:“共产主义者的心,至少有一半生活在未来。”他们的精神世界之丰富,远超过现实的物质世界。而他们在物质世界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精神世界的实现。领悟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他们看到人民的苦难会止不住感情外露,面对高度物质化的世界的诱惑时,却能够心如止水;而在奔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时,又会屡犯急性病错误。因为,这就是他们毕生的追求、他们的精神世界。作为一群为理想而生、为“梦”而活着的人,在对敌斗争中,他们从没有把个人的生死安危放在心上,即使在党内斗争中被暗箭所伤,也依然九死无悔、痴心不改。因为当一个人的心中充满了纯真的理想和信念时,不可能有任何私心杂念的容身之所。他们对祖国、民族和人民的挚爱,是发自肺腑、相伴终生的。记得“文化大革命”后期,祖父祖母的湖南华容同乡好友、井冈山斗争的领导人之一何长工同志,曾对我谈到大革命失败后他的全族人被“满门抄斩”的情景。当时有个只有四五岁的男孩,抱着刽子手的腿央求:“叔叔别杀我!”话音未落,孩子的头已滚出老远。尽管同时遇难的妻儿,是深埋在何老心中永远无法平复的痛,他却并未多谈及。但讲到这个远房小侄时,老人眼中仍闪现着泪光。他说,我当共产党,你们杀了我的老婆孩子也就罢了,为什么连这么一个和我几乎没有关系、仅仅是姓何的小孩也不放过?他为无辜群众因自己而遇害感到内疚。据中共六大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者达3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26000余人,90%的遇难者是靠近党的群众。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血是流在一起的。因此,始终和人民在一起,始终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是党在革命年代获得人民支持的根本原因,也是党最根本的执政资格所在。今天的中共是如此,当年的苏共也是如此。
现在,我们已建党92年了。国际上一般把25年作为一代人。算上创立党的一代,现在的中层以上领导骨干,大多数属于党的第四代。与第一代、第二代共产党人相比,在知识结构、世界眼光、开拓精神上,无疑具有很大优势,称得上“长江后浪推前浪”。但也有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有些人和群众的感情联系不如老一代。对群众感情淡薄的现象,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更有少数党员干部,在所谓“官场潜规则”浸染下,变成除了关心个人利害之外,对任何人都没有感情的人。对群众没感情,是因为群众不能决定他升迁;对同事没感情,是因为同事可能成为竞争对手;即便对自己曾经千方百计进行感情投资的主要领导,也不会有真感情,他们常说的“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就是其内心的真实独白。他们认为,“眼睛向上才能上去,眼睛向下只能下来”“领导喜欢的会进入领导层,群众喜欢的会留在群众中”。因此只怕上级批评,不怕群众反对,以作秀来代替做事,势必凉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心。还有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侵害群众利益,导致某些地方干群矛盾非常尖锐。粉碎“四人帮”时,曾奉叶剑英元帅之命率队接管新华社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耿飚,曾在回忆录中谈到“一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他退下来以后,曾重返半个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某县。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黑压压地来了一大群“告状”的老百姓。原来人们听说“中央来人了”,纷纷前来诉说他们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耿飚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这个县干群关系的恶化,使耿飚感到震动,也深为痛心。耿飚召集省地县的同志讲了一次话——不批评、不责备,却讲了一件往事,提了一个问题:50年前,耿飚任副旅长的129师385旅就驻扎在这里,一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而且还很严重,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老百姓知道了,也是“黑压压”来了一大群人,为这个违纪的战士求情。耿飚对父老乡亲们说,纪律是必须坚决执行的。于是老百姓都跪下了,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吧!耿飙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最后,耿飙只得流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故事说完了,耿飙激动地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耿飚一问惊人,全场鸦雀无声,很多人都面有愧色……①
是的,如果有些党员干部动辄侵害群众的利益,群众还会为我们说话吗?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党员干部眼中看到的,不是群众的疾苦和自己的责任;听到的,不是人民对社会公正的呼唤,而是一些人通过不正当或不法手段暴富后一掷千金、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是有的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利用其权力影响批地、经商、拿项目,赚取了几代人都花不完的亿万家财。那么,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攀比心态:有的国企老总可以心安理得地拿着几百万元年薪却认为与国际接轨还不够;有的地方官员只会有“有权不用,过时作废”的紧迫感,而不会有“邑有流亡愧俸钱”的羞耻感,不去想想权力到底是谁给予的。如果这个舆论场继续扩大,“中国会不会是下一个?”的咒语,并非绝对不可能变为现实。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政治局第一次学习会上说:“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这一振聋发聩的语言,说明了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严峻形势的清醒认识。当然,遏制腐败最根本的措施不是道德教化,而是法律的威慑力和制度的执行力,是“老虎”“苍蝇”一起打的严惩腐败的力度和“把权力关进笼子”,从体制、机制上预防腐败的有效举措。有人说得好,现在“改革是在和腐败赛跑”。赛跑的结果,将决定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走向,决定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事业最大的悲剧,苏联党和人民,已付出惨痛代价。如果不能从中汲取足够深刻的、真正的教训,历史悲剧就无法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甚至会重蹈覆辙。作为亲身经历过半个多世纪政治风云的一代人,与年轻同志比,我们对许多复杂的历史事件有更直观的感受;与老一辈比,则更多地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即使没有条件亲身经历的事件,在求真务实之风得到大力倡导的今天,也有机会更真实、客观、理性地认识历史问题。这是我们的历史机遇,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2013年2月16日修改定稿于三亚

文摘
叶利钦是戈尔巴乔夫一手提拔起来的。1985年3月,刚刚就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前往乌拉尔山以东的斯维尔德诺夫斯克州视察工作,对全程陪同的时年53岁的州委第一书记叶利钦的果断能干和改革魄力留下深刻印象。他视察结束一个月后,便将叶利钦调入莫斯科任苏联建设部长。5个月后,叶利钦又被火箭式地提拔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当时谁都不会想到,后者会成为苏共和苏联这个大党和大国的掘墓人。
莫斯科人很快发现了新任市委书记与他所有前任的不同。他不像他们中的一些人那样不苟言笑,语速缓慢,沉稳中透着傲气,让人敬而远之。他看起来更像个率性而为、在酒桌上无话不谈的爽快汉子。为了体察民情,他经常微服私访,一会儿乘上公共汽车、电车或者地铁,了解居民出行的情况;一会儿跑到商店或者门诊部,查看城市食品供应情况和医院服务情况,于是第二天这条新闻便把莫斯科搅得满城风雨。针对当时日用消费品紧缺的状况,叶利钦筹建起一批食品、肉类加工厂和乳品生产厂,并公开向民众许诺,将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诸如香肠和酸奶长期短缺等老大难问题。他逛商店时发现有的商店经理私藏货物到黑市卖高价,就亮明身份当场予以免职。年过半百的叶利钦,甚至还不时下车间与小伙子们一起装卸货物。有人还在购买副食品的长队中,惊讶地发现了裹着厚厚的呢大衣、围着毛围巾、在雪后的街道边默默地跟着前面的人挪动脚步的市委第一书记的妻子——按照内部供应制度,作为排在苏联领导人前几十名之一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同时又是首都最高首长的家人,她完全不必排队,甚至不必出门,就可以派服务员或司机,开车到全市最好的特供商店去,简单地在记账单上签个名,就能把各种进口的美味佳肴直接装运回家。
叶利钦特别重视和善于利用正在开放的舆论工具。莫斯科首批关于改革的报道之一,是在电视上直播了查处公车私用的报道。一个周末,在通往乡间的大道上,从城里开来的黑色的“伏尔加”牌公车受到拦路检查。查明其中大部分乘客并不是去办公事,而是去别墅。面对从车里走出的仓皇失措的体面男子,军官在电视台记者的摄像头前建议他,今后在类似的情况下乘电气列车。随后莫斯科就出台了一项政策——减少公车数量,领导人的妻子、亲戚不得将公家的汽车用于私人需要。第一书记本人也象征性地乘坐公共汽车上班,为其他人树立榜样。他还向“特供点”“专门医院”疗养院等发起进攻,他下令取消了莫斯科市的高干特供商店,建议莫斯科党的机关干部回忆“列宁的朴素生活”,像所有普通苏联人一样生活。而同在莫斯科的属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各部门管理的这种商店就有100多处。
后来叶利钦在《我的自白》中是这样揭露苏共上层的严重特权现象的:“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他认为,要改革首先要消除这些特权现象,叶利钦公开号召首都新闻界将其曝光。一时间,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共青团报》、莫斯科电视台的社会专栏里汹涌澎湃,形成一股内幕报道热潮,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叶利钦认为,老百姓最不满意的是他们能直接看得到的高级干部的食品特供、公车私用、保健医疗、专门服装加工部和剧院为领导干部预留座位等做法。这些尽管都是小事,但在他之前,还从未有人敢于触动这些党和国家的“内部待遇”。可他这样做了。当时的考虑是,“成千上万的人都是这场斗争的见证人”①。从这些问题入手,可以使他迅速获得那些没有特权,并经常感受到特权妨害的普通人的政治支持。
叶利钦首先选择苏共领导干部的“特权”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是他的提携者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的。应该说,戈尔巴乔夫主政后,也曾批评过特权现象。他在1986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应该从自身做起。宴会、礼品、招待会——我们曾鼓励所有这一切,而且自己也参加过,各级领导有自己的食品供应基地,他们的妻子连商店都不用跑了。在每个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基地和内部供应商店,在那里分配着进口商品。我们自己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有错。感谢上帝,我们自己没有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一切应该好好地反省一下了。”也就是说,戈尔巴乔夫并非没有看到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对苏共干群关系和领导干部形象造成的严重损害,如果他上台后能够积极、稳妥地采取措施,动手逐步消除这些特权,是可以在群众中为他的改革政策赢得很多加分的。但戈尔巴乔夫讲归讲,并没打算真的马上动手去做。他能够当上苏共第一把手,就与担任“疗养院书记”期间,能够精心地为领导人提供特权享受而获得青睐分不开,他知道触动这个问题的利害关系。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叶利钦一上台就在莫斯科把“反特权”搞到如此大张旗鼓,甚至凤声鹤唳的地步,打乱了他的改革全盘计划。这样做尽管使改革派的形象迅速得到绝大多数普通人和知识分子的认可,但在党的领导层中却引起轩然大波:这个从斯维尔德诺夫斯克来的乡下人到底要干什么?他怎么可以为了沽名钓誉而打破几代人传下来的老规矩,威胁所有人的利益呢?是谁在背后支持他?因为这不仅会影响到每个领导干部正常的家庭生活,还会直接损害他们的地位和尊严——如果要求每个领导干部也都加入大街上冻得前胸贴后背的普通人的长队的话。对叶利钦这些“出格的”政治秀,首先感到恼火的是戈尔巴乔夫。当自己的改革急需排除种种阻力、争取各级领导干部支持时,他不希望叶利钦一下子把领导层所有人都得罪完。而且,这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组合拳”,使叶利钦在风头上甚至盖过了戈尔巴乔夫本人,成为媒体聚光灯和摄像镜头无可争议的聚焦点,也使总书记从内心感到不快。因此,当莫斯科的地方媒体对叶利钦的这些举动报道得热火朝天时,苏共中央的媒体却悄悄地减少甚至停止了这类报道。因为真理报总编辑接到戈尔巴乔夫的电话:对叶利钦的报道要“淡化处理”,《真理报》不要鼓动叶利钦去进行他的“煽情行为”。令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的是,中央媒体对叶利钦明显的视若无睹甚至抵制,反而在“逆反心理”很强的社会氛围中,帮助他树立了与“官僚集团”斗争的“反特权”旗手形象。有关叶利钦的事迹在民众中口口相传,使他很快成了莫斯科乃至全苏联的传奇式人物,并被赋予英雄般的品德。
叶利钦所触动的的确是苏联领导干部的核心利益之一——从斯大林时期就开始的各种公开和隐蔽的特权。不过,当时享有特权的人数较少,对群众心理的冲击还不是很大。斯大林对各级干部的不断清洗,使得缺乏安全感的领导干部也不敢肆意妄为。而赫鲁晓夫上台后对干部特权制度的“十次打击”,特别是关于干部轮换的硬性规定,领导干部像走马灯一样不断更换,也难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特权阶层。但等级特权既然已成为合法制度,就潜藏着蔓延的危险。罗·亚·麦德维杰夫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说:“党的机构的某些工作人员开始远不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去使用自己的影响,党内机构的个别环节也出现了腐化因素,完全没有什么理由使一些党的干部享有特权,这些特权后来又变成了目的本身,成为一种拜物教。”而苏联现实的体制机制系统中“缺乏任何比较有效地防止滥用权力的措施”。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尤其在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僵化和干部队伍高度稳定;另一方面由于腐朽思想对干部队伍的侵蚀及党内外长期缺乏民主监督,“特权阶层”终于形成。“特权阶层”有以下主要特征: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事业单位、集体农庄的绝对领导权,是自己权力所及范围内的“老大”。第二,他们基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他们不以享有高级干部的特殊待遇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第四,他们还盘根错节、拉帮结派,联合起来反对任何有损自己利益的实质性改革。第五,他们已经拥有现行体制下能够得到的一切,因此主观上并不想搞垮苏共和苏联,但正因为存在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才为后来的改革夭折和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
如果说,腐败的本质是以权谋私。在苏联的政治机体中,实际上存在两种形式的腐败。一种是明显非法的腐败,包括利用手里掌握的公共权力贪污受贿、走私、侵占国有资产等要受到苏维埃法律追究的行为。另一种是貌似合法的腐败,就是利用手里掌握的公共权力为自己制定各种超过履行公职需要的特权。什么是履行公职需要的合理的特殊待遇,什么是超过需要的特权?很难细分。但有两种做法明显属于不合理的特权,人们是有共识的。一种是把特殊待遇“泛化”,为了使自己和一般群众隔绝开来,而把这种“身份性消费”延伸到所有的消费领域,出现领导干部和老百姓完全“双轨制”的消费。另一种就是把领导干部的特殊待遇不合情理地全面延伸到他们的亲属子女身上,进而发展到后者可以借此谋取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地位和长远利益,甚至进行资本积累。
叶利钦选择“反特权”作为他实现政治抱负的突破口,是经过精心考量的。“公开性”日益深入人心,在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物质匮乏、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对官僚阶层的各种特权越来越反感,而叶利钦的每个不同凡响的举动,都可以通过媒体得到充分放大,把他推向镜头的中心,进而发展到他的“政治秀”也不断升级。在中央全会讨论戈尔巴乔夫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讲话稿时,叶利钦为展示直言作风,也对讲稿挑了一通毛病,提了20多条修改意见,其中包括对苏联过去70年历史的基本评价和党的现行改革政策的措施等原则性问题。他特别提出尤其强调要警惕正在兴起的吹捧总书记的坏风气。于是,一个充满斗争性的“热血中年”的形象在叶利钦身上跃然而出。对叶利钦来说,这么做并不奇怪,但没想到戈尔巴乔夫的反应是失态的:从没人敢这样批评他!中央委员们对这个破坏“规矩”的莽撞家伙也群情激愤,争先恐后发言抨击叶利钦。最激烈的是有名的民主“改革家”雅科夫列夫,称“叶利钦是从背后给了党一刀”。全会当场决定解除叶利钦各项职务。后来叶利钦写信要求保留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遭到戈尔巴乔夫拒绝。经受不了刺激的叶利钦用剪刀自杀未遂,次年1月被降职为部长级的国家建委副主席。戈尔巴乔夫口口声声讲“民主”,但当“民主”指向他时,却受不了。大家亲眼看到戈尔巴乔夫度量太小,此后身边的人再没有敢讲话的了。
叶利钦因为直言而被撤职的消息,在全苏引起巨大震动。莫斯科市民乃至整个苏联人民都同情他,使他无形中戴上了殉难者的悲壮的光环。整肃和抛弃叶利钦,标志着戈尔巴乔夫将反腐败、反特权的大旗拱手让出。叶利钦虽然下台了,却在民间舆论中,由戈尔巴乔夫麾下的反腐先锋,上升为独立的反腐主将。许多人都记得,在解除叶利钦职务的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讲过一句话:“我再也不让你从政了……”如果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前,党的一把手的这句话,就等于宣判一个人的政治死刑。但在大力提倡“民主化”“公开性”的新的形势下,从最初的精神崩溃中冷静下来的叶利钦,很快地从失败中嗅出了翻身的机会。他被降职后,仍继续自己的“政治秀”。他生了病不去专门给领导干部看病的医院,而是跑到社区的门诊部去,却在病历上写了自己的职务是部长,让老护士惊诧不已,逢人便说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见过部长会到社区医院看病。他休假也不去苏共领导干部的别墅,而是到乡下租农民屋,在村里和人们热情地打招呼。有人说,叶利钦并不需要进行通常意义上的竞选,随着苏共对他的敌意越来越公开化,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也如日东升。戈尔巴乔夫放弃了叶利钦,实际上让他把反腐败、反特权的大旗也扛走了。先从台上带到台下,又从党内带到党外,民意也渐渐被他带走了。结果,苏共中央后来掀起的反叶利钦运动不仅无效,还成了他最强大的政治资产。叶利钦发现,每当他受到苏共中央排斥时,就会感受到莫斯科人对他的支持不断增加。以致后来排斥愈激烈,他愈需要这种支持,“并更加积极地刺激这一过程”①。
结果,1989年3月26日苏联人民代表选举进行第一轮投票时,在有600万选民的莫斯科,叶利钦获得了89.4%的选票,而莫斯科党组织推荐的候选人勃拉科夫只获得了6.9%的选票。1991年3月,民意调查机构在莫斯科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莫斯科市民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度只有12%,对内阁和总理的信任度已经低于10%,对叶利钦的支持率超过50%。1990年5月,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再过一年,1991年6月,在俄罗斯联邦首次大选中,已退出苏共的叶利钦又以57.3%的选票,成功地当选为俄罗斯总统。而他的竞争对手、刚刚卸任的前总理雷日科夫得票率不到17%,戈尔巴乔夫提名的候选人巴卡京得票率仅有3%,与叶利钦获得民众巨大的支持相反的,是苏共失去了民心。
叶利钦成为苏共的掘墓人是多方面复杂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无可否认的是,“反特权”的确成为了他重要的起家资本。
客观地讲,叶利钦大张旗鼓地“反特权”,并非他从心底厌恶“特权”,他担任俄罗斯总统后所享有的特权,一点不比历任苏联领导人少。而在放纵她的女儿与寡头们相勾结、利用自己的特权攫取巨额财产并转移到海外这一点上,则达到了历届苏联领导人都无法企及的地步。1998年,本书作者到美国一家国际反洗钱研究机构访问时,主人曾给我展示了一幅涉及叶利钦家人的“洗钱图”,洗钱网络几乎覆盖了欧洲、美洲的大多数地区和离岸金融中心。以致他选定的接班人普京一上台就要宣布,作为“俄罗斯首任总统”的叶利钦及其家人,享受“不受法律追究”这一最大的特权。因此,叶利钦的“反特权”表演达到了极致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政治野心家赢得人心、颠覆苏共的一种政治手段而存在的。他反苏共的特权,却不反自己的特权,反掉苏共的特权,也是为了自己取而代之。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客观地讲,在任何社会制度中,完全消灭特权都是一种不现实的平均主义的理想。戈尔巴乔夫称叶利钦的反特权活动从一开始就具有“平民党的性质”,并非全无道理。在一些物质生活丰裕、各种消费服务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领导人和高级公职人员的“特权”很少,绝大部分没有公家提供的住房和别墅,没有带司机的公车,也没有特殊的医疗待遇。但他们按照职务高低领取的高于普通人十几倍的薪酬,足以保证自己过上与身份相称的体面生活。这种“货币性消费”的差别与排他性的“身份性消费”相比,显然是一种进步。但在生产力发展比较落后、消费资料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人需要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证公共权力的行使者能够履行其远超过一般人的重大职责,在各种物质需求、医疗、生活条件上予以一定的保证,解除其后顾之忧,使他们不必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解决一些生活琐事上,是可以理解的。其实这在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就已形成了。作为领导者本人来说,当时最重要的也不是直接拒绝所有的特殊待遇,而是要记住这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使自己能集中精力为人民做事,即使不讲“公仆”意识、“宗旨”意识,用老百姓的话讲,自己也是“欠”了党和人民的一份很大的“情”的,应该用更加努力地、能够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多利益的工作来偿还的。
还有,像有些西方学者那样,把苏共领导干部统统归入特权阶层,也并不科学。例如长期作为苏共意识形态掌门人的苏斯洛夫,思想的僵化保守是出名的,但他的个人生活一直保持着苦行僧式的洁身自好。他生活俭朴,也从不为家人谋取好处。他不爱露面,不尚虚荣,不追求勋章,不出个人著作,不贪图财物。据说,他每次出差,都主动交伙食费。每年年底都要把会计叫到办公室,把自己工资剩余的一部分作为党费上缴。这种品质和作风,在苏联当时腐败成风的环境中,也确实让人赞赏、敬佩。还有柯西金,也是从不追求物质享受和个人荣誉,比苏斯洛夫更高一筹的是他一直致力于改革,始终把自己的全副精力扑在工作上。
但必须看到的是,在一个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中,特权本身也会按照不断膨胀的规律来发展。从苏共中央到各级党政机关,都存在这样一类以“为领导服务”为工作重心的行政主管。他们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的全部工作,就是如何揣测领导的喜好,想方设法取得领导的欢心。因为在主要领导人个人决定干部升迁的干部体制下,为领导服务的质量如何,是他们邀宠和获得晋升的主要手段之一。结果,即使领导者本人没有提出过任何特殊要求,经过这些行政部门的努力,也必然是让领导者更加特殊化,更加脱离群众。事实也证明,这的确是一条获得提升的捷径,以致很多专业科技人员,宁可放弃专业,也要努力挤进这种“伺候人”的岗位。勃列日涅夫的大总管契尔年科还因此当上了苏共总书记,更是一个非常坏的示范。利加乔夫曾回忆道,他刚从中央组织部长升任中央书记时,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就提出,要为他更换更高级的轿车。利加乔夫说,现在的车已经很不错,不必换了。想不到作为戈尔巴乔夫心腹的中办主任,竟然板起脸来教训他说:“大家都这样,难道您要搞特殊化?”这让他啼笑皆非,只好顺从了后者的要求。应该说,在苏共领导人和领导干部的特权化和脱离群众问题上,这样一批人的存在,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他们对于推动苏共的等级化、进一步强化官本位观念,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可是,在一个宣称“人民当家做主”“真正做到了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还保留着很多排他性的“身份消费”,就会在普通人中,尤其是在视界较宽,公民意识和民主平等的要求也比较强烈的知识阶层中引发很大反感:“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苏联知识阶层在苏共垮台中的作用。列宁时期,为了吸收专家参加生产,规定给工程师和技术员以高额工资。斯大林虽然宣布苏联知识分子“是同工人阶级和农民骨肉相连的完全新的知识分子”,“是苏联社会中享有平等权利的成员”。但是,“在工人和农民一变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以后,他们就有被列入第二等人的危险”。苏共领导人经常在文化科学领域中对新思想和新流派采取主观武断的粗暴态度,在各个科学和文化领域中对具有新思想和新见解的专家、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等不断进行批判和清洗。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进一步激化了党和知识分子的矛盾,产生了持续十几年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苏联知识分子不仅在政治上常常受到歧视,经济待遇也不高。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医疗、教育和文化部门的工资都低于工人的工资,也使他们时常不能维持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因此,他们对苏共领导干部的各种特权更敏感也更反感,很容易和叶利钦一拍即合。而随着苏联科学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他们的人数又迅速增多,到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知识分子所占人口比例超过农民,成为仅次于工人的一个阶层。到了80年代中期,苏联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员已占到总人数的1/3,且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由于受苏共压制加上受西方影响,很多知识分子首先变成了反叛力量。80年代末举行人民代表选举时,苏共首先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中失去阵地,绝非偶然。
反过来讲,如果当时的苏共没有把那些知识分子视为异己的力量,而是真诚地听取他们作为人民一分子的批评意见和呼声,并努力推进社会公平,历史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内容简介
《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内容简介:2001年,一本《苏共亡党十年祭》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十多年来畅销不衰。十二年过去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人们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关注和思考却从未停止过。著名反腐专家黄苇町继《苏共亡党十年祭》后推出的《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将极大地满足社会各界读者的需求。
较之“十年祭”,《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对苏共败亡教训作了更加系统精深的思考:权力过分集中、民主缺失,是苏共垮台的总病根。只有科学、深刻地反思,以史为鉴,历史悲剧才能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作者以深刻的分析和思辨能力,对照前苏联和中国当前及世界形势,全方位解读和研究苏共的失败,同时也是寻找我们党肌体上可能潜伏的“病灶”,具有很高的理论指导意义和执政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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