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人性与文化.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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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腐败:人性与文化》是全球13位人类学家历时几年,对全球6大国家包括美国、葡萄牙、俄罗斯、意大利、欧盟、玻利维亚进行实地考察、披阅资料,从人类学角度做出的对全球腐败现象的深刻解读。作者们指出,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免于腐败困扰,腐败是人类社会的全球通病,是一场人性、权力和道德的无硝烟战争。当前,腐败已经严重影响到各个国家各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作者从人类学角度而非政治角度解读腐败,是想指出:虽然腐败来自于人性,但文化与制度却可以控制腐败的程度及其危害性。总之,反腐已经是全球范围的大事,任重而道远。

编辑推荐
推荐理由1
十八大以来,中央重拳惩腐,包括习近平主席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反腐倡廉并且反腐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向中外展示了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和严惩腐败的决心,得到了国内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
推荐理由2
全球13位人类学家历时数年、实地考察、披阅资料,深度剖析全球腐败现象。从巴勒莫黑手党到俄罗斯医保体系中的腐败现象;从欧委会的裙带关系到美国企业界的贪腐闹剧;从葡萄牙阿连特茹的议会“一窝黑”到玻利维亚的政府丑闻。腐败遍布全球各地!渗入每个人的生活!没有哪个国家哪个人可以完全置身事外。
推荐理由3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腐败起源于人性,是人类社会的通病,是一场人性、权力与道德的无硝烟的战争!贪腐从来就没有什么借口!《腐败:人性与文化》的13位学者首次从人类学角度解读腐败的人性与文化基因,同时指出:文化和制度可以控制腐败!

作者简介
主编:(新西兰)克里斯•肖尔(Cris Shore) (美)迪特尔•哈勒(Dieter Haller)

(新西兰)克里斯•肖尔(Cris Shore):新西兰综合排名第一的大学——奥克兰大学人类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人类学、国家政策及政府治理方式。
(美)迪特尔•哈勒(Dieter Haller):美国最大的公立大学之一——德克萨斯州大学人类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人类学、边疆问题、性别研究以及地中海问题。

目录
引言 欺诈性交易:人类学与腐败研究
第一部分 社会“转型期”的腐败?
1. 双城毁灭记:杨斯顿与巴勒莫的有组织犯罪与政治腐败
(美)简•施耐德,(美)彼得•施奈德
2. 贿赂、礼品及红包:反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医疗保健体系中的腐败现象
(美)米歇尔•瑞弗金-菲施
3. 腐败是一个过渡现象:公民社会的呼唤
(澳)大卫•W.洛弗尔
4. 腐败,财产返还与罗马尼亚
(意)菲利波•M.泽赖里
第二部分 制度化腐败与反腐机构
5. 廉政先锋:美德运动与全球反腐浪潮
(瑞典)史蒂文•桑普森
6. 欧盟的文化与腐败:反思欧委会中的欺诈、裙带关系以及任人唯亲现象
(新西兰)克里斯•肖尔
7. 美国企业界的腐败:安然丑闻与白领犯罪
(美)卡罗尔•麦乐伦
第三部分 全球腐败故事
8. “扎在肉里的一根刺”:印度农村的腐败
(美)阿克希尔•古普塔
9. “这儿的人全都是腐败的”:葡萄牙南部阿连特茹的故事
(德)多尔勒•德拉克
10. 公民藐视国家:玻利维亚埃尔阿尔托的日常腐败及地方政策
(美)西恩•拉扎尔
后记 “紧要关头”:人类学与腐败研究现状
(美)多萝西•路易丝•津恩
参考文献

序言
欺诈性交易:人类学与腐败研究
本书的背景源自数个偶发事件。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2001年底美国能源公司安然垮台所带出的巨大的欺诈及腐败丑闻。这些丑闻撼动了整个美国企业界。本书的部分作者当时就预言,在未来几年内,安然丑闻将超越9•11恐怖袭击,成为美国社会一个更为重大的转折点。这种论断似乎有失公允,但它不由地引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通过分析已经发生的事件,我们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更深层次的教训?安然大厦的倒塌是因为其复杂的财务操作过程被公之于众。而当初设计这种操作过程的目的就是为了隐瞒公司债务,隐藏存在于安然资产负债表外的海外合伙企业。安然这么做既是为了制造公司盈利的假象,又可以帮助公司的高管们摇身变成百万富翁。它成功实现了这两个目的。无人能出其右——至少就目前来看是这样。然而,安然公司却在2001年12月提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申请。2002年6月,负责安然审计等业务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也被提起刑事诉讼,罪名是妨碍司法公正,并且“在知晓的情况下,故意使用贿赂的手段”诱导其员工销毁与安然公司相关的文件。这些会计丑闻的严重程度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以前在美国金融体系的核心也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在安然事件过去仅仅三个月之后,一桩更大的舞弊丑闻就让轰动一时的安然事件黯然失色了——2002年1月全球电信业巨头世界通信公司被发现虚报了38亿美元的利润,后来这一数字被修正到70亿美元,着实令人惊愕。
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这些事件的重要性就在于警醒我们,欧美人对腐败的假设是错误的。上层腐败并不只发生在那些非西方文明的“异类”国家,也不是只有工作在制度存在漏洞的国家官僚机构与国营部门的官员才会腐败。当我们发现腐败(既包括大规模腐败也包括系统性腐败在内)也存在于规章严苛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时并不应该觉得惊讶。2002年8月,参加第7届欧洲社会人类学家协会会议的各国学者们齐聚哥本哈根就“腐败”问题展开讨论。安然丑闻和世界通信公司舞弊事件也为此次集会提供了极为应景的背景。值得注目的是,根据透明目标公布的清廉指数,丹麦这个单一民族国家高居“世界最清廉国家”榜单的第二位。借用莎翁的一句话,在丹麦一切似乎都是好的。不过,像“最清廉国家第二名”或是“最腐败的国家”这种指数,在这样的背景下具体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阐释这种衡量方式及其所带来的道德要求?腐败是否能够量化,并用如此抽象空洞的方式来评判?腐败的实践或体验过程是复杂的,凭人的“感知”进行的测量够不够准确?又是否能够反映它的“现实性”及复杂性?正如这些问题所指出的,编写本书的目的是质疑那种把腐败当成是一种思想范畴和组织原则的想法,并对其政治和文化影响进行审视。我们进行分析时首要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学在理解当今世界腐败现象的过程中能起到何种作用?正如文集的作者们在各自文章中所阐述的那样,从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腐败,必定会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腐败的意义与表现这些问题,而不是更常见的制度分析与理论建模。后者似乎已经成为腐败研究的陈词滥调。然而,开始着手进行这样的项目之前,必须首先解决如下问题:到底什么才是腐败?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这个术语的用途到底有多大?什么样的条件会促使腐败行径滋生蔓延?在不同环境下,这些腐败行为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如何对它们做出解释?
之所以要着手研究如此棘手的问题,一部分原因是想抵制一种在致力于反腐运动的政府及决策者间流行的趋势。近来他们打算草草结束如何将“腐败”定义成一种分析性类别这个问题。世界银行宣布,整个讨论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它自信地断言,“腐败”是“政府公职人员滥用权力来谋取私利的行为”。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许多关于透明化、自由化和“善治”的政策。但这个定义把腐败简化成了政府公共部门员工不诚实的个人行为或是“烂苹果”的问题。它也将对腐败的解释简化成了个人的贪欲及唯利是图。因此,如果沿用苹果这一比喻,重点就落在单个苹果,而不是装苹果的篮子身上。但如果腐败是制度性并且系统化的呢?天主教会腐败吗?人们曾向波士顿大主教劳举报过神职人员的娈童癖行径。他自己也承认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算腐败吗?在安然、默克、施乐以及安德鲁森这一系列丑闻事件中,腐败的当事人又是谁?是按照吩咐销毁证据及文件的底层官员?是下达指令的部门经理?抑或是那些玩弄市场于股掌间的公司执行总监们?如何衡量“政府公职人员”是否“滥用了权力”?什么算是“个人私利”?法国的检察官发现,有消息表明自戴高乐将军以来,法国历届总统均动用了国有石油公司埃尔夫-阿奎坦的资金来贿赂外国领导人。密特朗总统利用这些非法资金来资助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竞选活动。他是密特朗所在政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盟友。这些活动与世界银行对腐败的定义相符吗?显然“不符”,这又说明了什么?
从社会学角度将腐败理论化
总的来说,社会学从两大角度研究腐败:结构化与交互式。结构化研究带有道德和改良的意味,更常用于发展研究及大众媒体表现。这使“腐败”与发展滞后、贫困落后、愚昧无知、妇女压迫、原教旨主义、狂热盲信以及不合理性一道,登上了通常用来评价“异类”国家负面特征的榜单。这些“异类”国家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文明、现代并且处于西式民主管理下的国家之外。他们在本质上被“他们”自身的文化绑住了手脚。这里,腐败被视为某些社会(即“非西方”或者说欧美以外的,处于“转型期”或“发展中”的社会)的通病。它不会出现在其他社会中(或者出现概率较低)。
这种成见难免让人想起有关“蛮夷社会”“原始性”的殖民话语。但同样地,它也反映了像爱德华•班菲尔德这类学者的最新看法。他们将落后和发达滞后视作是某些特定社会“道德”基石的产物。即便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也普遍认为,腐败是因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不稳定并且缺乏“社会纪律”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病理学症状。不过,那一时期的许多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腐败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一种积极作用,因为它“填补了”因部分官僚化与政府不完全渗透而留下的“空隙”。根据这一逻辑,腐败使现代化转型变得更为容易。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它与“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有关。他们还假设,随着政府渗透程度的加深以及更“理性”的正式组织的发展,腐败会逐渐消亡。正如史蒂文•桑普森在批评讽刺贝利、斯科特以及其他此类言论的支持者时说到的:“想必腐败促进了资本形成,鼓励了创业,简化了繁文缛节,缓解了移民间的种族或阶级冲突,使贱民群体融入社会,并使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系统中。”
第二种结构化的研究方法则普遍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更常用来分析正式的规则及制度体系。其目的在于确定某些人,尤其是社会精英,如何在个人利益驱动下行事,并且为何选择这么做。国际关系学者们研究了各种因素,例如,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是如何构成的,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竞争,各自又承担何种责任。波斯塔洛将结论概括为“某些特定因素与腐败之间的一组相关性。这是治愈腐败的基础”。透明国际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它试图通过“指数”将每年各国的腐败状况量化。测量结果被用来推广有关善政、高效、问责制以及透明化的“现代”观念。这些观念是促进国际自由贸易的先决条件。尽管该方法的倡导者声称,“善治”的概念是建立在中立、客观、不受文化影响的价值观之上,但批评者们认为,正因为这一概念的定义“超越”了任何单一政治及文化领域,反而把西方的霸权价值观强制变成了一个全球通用的标准。其他学者也注意到,这是一种为人熟识的规范权力的策略,也是现代自由党政府执政艺术的一部分。
与结构化研究相比,“交互性”研究关注的是特定公职领域内行为人的行为。在这里,腐败被定义成获取私利而背离公职人员正常职责的行为。或者说,腐败行为是“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因此若是一个公务员买卖自己的职权,那就是腐败。要是有人成立“黑市”来为官员牟利或“收取租金”,那也是腐败。例如,有人在收取酬劳后帮人绕过官僚机构的繁文缛节,取得必要的许可证和执照。
虽然这些迥异的研究方法也许能提供一些有益的见解,但大多立足点都值得推敲,而且它们无一能充分理解牵涉其中的关系的复杂性。例如,“滥用公职”的提法就回避了如何定义“公共利益”、“私人利益”甚至是“滥用”这些概念的问题。当像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这样的政客们修改法律,以便使原先“不合法”的簿记方式变为合法时,会发生什么状况?此外,众所周知,法律模棱两可,并能公开讨论。正因为如此,律师这个行业才能得以生存。“公共利益”该如何定义?谁才能为公众代言?这些问题同样也是模糊且有争议的。它们恰好也是民主政治为之争论的领域。
结构化与交互式这两种模型的问题就在于,它们都假设这些变量是固定且毫无疑义的,而实际上这些类别根本没有明确的界限。以公/私二元论为例。大多数腐败的定义都将政府或其代理机构与社会其他部分割裂开来。因为人们期望,领着国家俸禄的公务员、政客、官僚以及法官们能够在他们的个人利益与所监管的公共资源间划出明确界限。从传统的政治科学角度来说,腐败行为的根基正是由于个人跨越了公/私的分界才得以形成,这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透明国际的方案所指一致。因此,腐败丑闻被视作是衡量一个社会对公共和私有领域区分程度的手段。然而,人类学家早就意识到这种公/私二元论通常是很武断的,它生来就是一个模糊的文化范畴。正如古普塔对印度北部公务员的分析所示,西方国家对官员合理行为的设想不能简单地套用到印度人身上。公务员既是人民公仆,又是城市公民。不论在工作场所,还是从运作方式上,两者间的界限已经模糊。古普塔说,“人们在路边的茶水摊或是他们(公务员)家里找到这些人的可能性比在办公室大得多”。一位印度当代学者解释道,“印度政治最大的弱点就是我们写进宪法的价值体系从未被印度人内化。它游离于印度民族精神之外”。
这一论述也适用于其他许多国家。例如,被韦德尔称为“灵活组织”(这种模棱两可的组织可以在公共机构与私立非政府组织间转换)的机构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大量发展,挑战了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间泾渭分明的传统分界。但同样,对安然事件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后会发现,这种官官相护、强取豪夺、看轻普通社会的文化及其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刻画了安然之流的企业行为。安然的高级执行官们与华尔街及华盛顿的官员们互施恩惠、串通共谋的行径比比皆是。施耐恩夫妇在比较了企业丑闻与有组织犯罪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这一点来说,有组织犯罪、敲诈勒索与毒品交易是否并不能算作是资本主义运行方式中的成熟因素”。
尽管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通过立法将公共和私有领域写入了法典,这两者间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灰色区域”。官员们总有自由裁量权以及自由操控的空间,否则就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但自由裁量权就使得他们能够灵活对待当事人,特事特办,从而为徇私偏袒提供了可能,并模糊了公与私之间的界限。例如,2001年德国财长汉斯•艾歇尔被指控动用财政部的飞机参加其选区内政党的一个“私人”政治集会。他为自己辩护时声称,身为24小时待命的部长,不可能完全把公职与私人生活割裂开的。同样,2000年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披露,他挪用了秘密基金,以支持处于原民主德国地区的基督教民主党,并坚称这不是“腐败”(利用了国际货币组织给出的腐败定义,因为它对科尔的策略极为有益),因为他个人并没有从中获利。这是否意味着只能从金钱上来定义“个人获利”?像权力、威望、权威以及象征资本这些因素都可以排除在外吗?

文摘
1998年夏,我在圣彼得堡进行实地调查。当时曾问过一个叫娲娅的朋友,她是如何获得合格可靠的医疗保健服务的本研究基于1994年至2000年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各妇产科医院、妇女门诊及医生和病人家中所进行的为期16个月的实地调查。我对76名俄罗斯女性及71名医生进行了正式采访以及/或非结构化的参与对话。六年里,她们中五分之一的人我至少见过两次,一般都见过很多次。为了能够接触到处于社会经济最高层的那些享受付费医疗服务的女性,我聘请了一名在那个圈子中人脉颇广的俄罗斯研究助理,另外安排了九次采访。为了保护调查对象的身份,本章所使用的均为化名。拙著《拯救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俄罗斯:俄罗斯妇女健康及相关机构的私有化进程研究》更深入探讨了本章所研究的内容。我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德鲁•C.梅隆基金会,普林斯顿大学区域研究委员会,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彼得•B.刘易斯基金会,肯塔基大学的暑期教师研究基金,以及国际研究与交流协会夏季旅行资助项目为本研究提供的资助。为了能够成功受孕,30岁的娲娅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接受了一系列妇科检查。在苏联解体后逐渐成型的俄罗斯社会结构中,她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都值得关注:娲娅生长在距列宁格勒四小时车程的一个省级城市,家庭条件一般,父母都是工程师。她本人则获得了两个本科学位。1994年我们初见的时候,她和丈夫两人刚开始经营进口生意,事业很快就发展地非常成功。除了高等教育带来的文化形式的资本外,娲娅自小就没有享受过什么特权。到90年代末,她已经赚了不少钱。我向她提出的问题与她在获取医疗保健时采用的策略有关,因此,这些问题立刻开启了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即过去20年间的社会变革,尤其是市场转型,对她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以及在寻求医疗保健的过程中,她是如何理解并变通这些力量的。娲娅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是,她在老朋友尼娜的安排下在一家口碑极好的诊所接受治疗。尼娜本人刚踏入医疗行业不久,娲娅的部分手术由她操刀,而更复杂的那些则被介绍给了尼娜一个更有经验的同事——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我问娲娅是否要为此支付费用,如果要的话,如何支付。她解释说,尼娜与谢尔盖耶维奇达成的协议是,娲娅支付给他150美元,外加几瓶伏特加。这笔钱不通过医院,而是直接付给谢尔盖耶维奇。我接下来问娲娅的问题引出了一系列话题,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金钱是如何贯穿在俄罗斯意识形态的变化当中。“你怎么看待付费医疗?医生收取医疗费合理吗?”我的问题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苏联时代,向医生支付医疗费是非法的(医生收取医疗费,是最恶劣的腐败行为——因为病人若是没有给与他私人的物质回报,他就会极为自私地拒绝向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种行为不仅背叛了前苏联法律,而且与希波克拉底誓言译者注:希波克拉底誓言是每一个医学生步入医师行业时所宣的誓言。及其所代表的普遍的职业道德和人类品德相悖。然而,当我问娲娅在她看来,向医生支付医疗费是否合适时,她立刻坚定地回答:“当然合适了。前苏联宣扬人应该无偿劳动,这种无稽之谈也该结束了。我觉得我应该付钱,我也付得起,所以理应为他们的专业技能和付出的时间付钱”。
娲娅的这番评论赋予了金钱在这一行为中的重要象征意义。她把支付医疗费用定义成一种道德行为,是向专业人士给予她的关照及其专业知识的一种认可与尊重。此外,她把因接受了服务而支付费用这种个人行为与超越前苏联时代的价值观及相互关联模式联系到一起。然而,当尼娜建议娲娅向谢尔盖耶维奇支付“150美元,外加几瓶伏特加”时,娲娅通过尼娜这个中间人向医生送去了这笔私下费用。尽管如此,她们俩都认为这种私下的馈赠与早前苏联式的私下交易截然不同:它不再是非法“贿赂”,而被认作是一种“报酬”,是病人向医生提供的合乎道德的适当酬金。娲娅觉得,通过支付医疗费用,自己作为护理接受者的完整感增强了,因为支付医疗费用,既是在向医生,也是在向她自己表达尊重。在她看来,建立新的金钱及人际关系对当前的社会建设而言是一种核心发展。
不过,娲娅是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医疗服务并支付费用的。这暗示了这种医疗道德观与支付形式实际上是相当矛盾的:既然有官方渠道可走,为什么非要通过熟人来获取特殊护理服务?为什么娲娅不想在收费处正式直接地付款,这样她还能得到一张收据?最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向医生个人支付医疗费用就不存在道德上的问题?本章我将首先探讨为何像动用熟人这种为人熟知的策略现在被用到了新的方面,比如私下支付服务费用。然后审视患者和医生是如何将这种金钱交易与先前被认为是“贿赂”的非法交易区分开的。人们创造了一个新词lichnyi vrach(私人医生)来形容这种医患关系。这一概念意味着个人协议取代了国家医保制度的框架,医生与病人间形成一定程度的信任,而且病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向医生个人支付货币形式的医疗费用(除非医生是其密友)。我认为人们不应该把这种私下的关系和支付手段当成是积习难改的俄罗斯“腐败”的残留,或是俄罗斯人无力遵守私营企业纪律与民主“法制”的证据,并因此简单轻易地对其不予理会。相反,作为发生在苏联解体后制度变迁这个大背景下道德形式的交互,这种私底下的实践是合乎情理的。病人寻求类似于私人医生这样的私人关系,是为了获取良好专业的治疗,并向医生为之付出的劳动及精力表达尊重与感谢。然而,官方的付费医疗框架则被认为是俄罗斯官僚机构不公正行为的延续。其受益者不是大众或是医生,而是上层社会,这才是腐败“真正”的来源。一旦患者认为官方支付渠道不公正,并在道德上存在问题,他们就会将直接付款给医生看作是道德交易的一种重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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