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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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编辑推荐:《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中国改革三步走》《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后续作品,敬请期待!
不同于长期以来国内读者所熟知的郑永年专栏文章和时事评论,这是郑永年作为国际知名的中国研究专家的代表作之一,它以从行为视角和实证主义的方式,解读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
《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作者郑永年教授是国际上中国问题领域的权威专家,在国际范围内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他是新加坡国家首席智库,并为中国政府高层倚重,多次为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层演讲和献策,其思想和观点是当今中国最有价值的政见之一。他注重实证研究,兼顾理论建构,以其明晰而又理性的话语,解释中国。自从早期的耶稣会士最早开始记述中国的时候开始,一个单一而重要的谜题就一直困扰着西方观察者:中国是一个拥有大陆般面积的国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说着互相不能理解的语言,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系列惊人的地区差异,一个统一的政府如何能够将它组织起来,它又如何能够被一个权力中心所统治?
虽然中国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非常弱,但他们对于国家统一的强烈认同却是不可否认的。几个世纪以来,就中央——地方关系而言,国家的“大一统”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价值的一个重要主题,这样一来,在中国国家统一背后,就有一股文化的力量。

作者简介
郑永年(1962- ),浙江省余姚人。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安全;中国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

目录
中文版序
英文版序言
致谢
译者的话
第一章 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研究方法
结构的研究方法
过程的研究方法
文化的研究方法
寻求一种新范式
第二章 “行为联邦制”:中国中央—地方关系中的组织、过程和规范
中央-地方关系的“行为联邦制”和结构环境
“行为联邦制”:组织、过程和规范
强制、谈判和互惠:“行为联邦制”如何运作
小结
第三章 “行为联邦制”中的互惠性互动
历史的影子与未来的影子
过去的影子:毛泽东时代的中央—地方关系
互惠:改革年代的中央—省关系
小结
第四章 “行为联邦制”之下的自主发展:放权之后的江苏
调整发展战略
财政改革,改变投资模式和工业结构
为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而努力
政府企业家化和乡镇企业
小结
第五章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社会:政府间放权下的浙江
商业传统及其对现代浙江的影响
政府间放权下的政策调整
财政放权和投资模式的变化
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发展
国家扶持与非国营部门的成长
温州模式: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小结
第六章 强制和政策实施:政府间再集权下的广东
广东“地方主义”的形成
后毛泽东时代广东的“地方主义”
广东的“地方主义”:超出界限
对广东“地方主义”看法的改变
反对广东“地方主义”的运动
干部任命制度的局限性
在调整中央—地方关系上先行一步
小结
第七章 集体谈判与中央—地方互惠:“行为联邦制”中的省际联盟
省际联盟形成的制度根源
中国西南六省(区市)经济协调会
作为联盟的经协会:与中央的集体谈判
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构建省的活力
小结
第八章 中国“行为联邦制”的未来
省:不确定的期望
“行为联邦制”的动力
作为半独立单位的省政府
“行为联邦制”的制度化:一种政治解决方案?
图形目录
表格目录
参考文献
索引

文摘
版权页:

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

插图:

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

按照宪法规定,德国是一个议会制国家,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功能融合在一起;同时,它也是政府内部行政、立法和司法三种既合作又交织的权力分配。宪法中所规定的固定的分税制度和德国所拥有的名副其实的多党制,有可能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陷入僵局。同时,德国权利项目的规模和范围也使得在一些问题方面出现了行政联邦制。首先,1990年的重新统一造成了财政紧张,这是因为前东德地区需要大量的资源。其次,德国的欧盟成员国地位,可能造成额外的联邦制问题,因为欧盟的一些条款实际上和德国宪法的具体规定存在冲突。
在发展中国家,联邦制的运作没有那么令人满意。例如,在巴西,许多困难源于联邦制中的若干关键要素,它们限制了总统的主动权,并且经常使政策陷入僵局,这些要素包括:巴西拥有一个对称的两院制,强大的巴西参议院迫使总统明确地考虑党派力量的区域平衡;立法机关里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宪法含有过多的条款和程序,而在其他国家它们是通过普通法律来处理的;财政资源的很大份额归于下级政府;州长有着强势的地位,并且政治领袖倾向于选择州长担任副国家级职位;巴西还有一个极其低劣的全国性政党制度。这种联邦制形式严重地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改革努力。考虑到国会里州的利益十分强盛,就政府内部关系的权力平衡来看,巴西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有所改变。
苏东剧变过后,俄罗斯正演变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历史上,俄国是一个“朝贡”国家,有着强烈的中央集权冲动。莫斯科人统治俄国的方式,和其他中央政府统治地方的方式很不同,并且执政党做出一项规定,保证莫斯科人的被当选。总统拥有非常大的权力,因此在面对中央集权的冲动时,拥有一套相互制衡的运作机制极其重要。在俄国,可能的对抗力量包括:竞争性的选举;能够分配税收的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还有一个有效的法院和法律制度,来定义和实施冲突处理的过程。作为一种转型模式,俄国正在发展出一种联邦制国家结构。然而,今天的俄罗斯并不符合现存的任何一种联邦制类型。
很明显,联邦制是一个变化中的概念,以不同的政治安排形式展现自身。如果以正式的制度来定义,不能认为中国是联邦制。这个国家在宪法上依然是一个单一制国家,所有地方政府服从于中央政府。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权力的地域分布原则一直没有改变。根据中国的宪法,所有的省人民政府都是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它们必须接受国务院的统一领导;实施国务院的行政措施、条例和决定;并且对国务院负责和汇报工作(Pu et al.,1995:223)。另一方面,国务院可以规定地方政府的特定功能和权力;宣布它们的决定无效;在地方实施戒严法;并且命令审计机关施行财务纪律审查。
类似的,尽管省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但如果它和国家的法律发生冲突,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宣告其立法无效。在各自立法权限的范围和内容上,全国人大和省人大之间也没有一条清晰的界线。

内容简介
《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是从行为方式的视角对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进行概念化的首次尝试。尽管中国并没有一种联邦形式的政府体制,但作者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日益遵循联邦制的原则在运作。联邦制作为中国的一种运行机制被置于研究之中。作者将中国现存的政治体制定义为“行为联邦制”,并在书中对它的起源和动力做出详细的分析。这一体制主要由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驱动——政府间的放权化和全球化。当1980年代实施的经济放权导致“行为联邦制”的形成时,9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加速了这一过程并越来越施加影响,使之表现出制度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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