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为人.pdf

半生为人.pdf
 

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半生为人》是一本让人沉迷其中的好书,她向读者展示的是一个不同的年代,充满理想,但同时也伴随着苦难。读《半生为人》,从头到尾,怎一个“苦”字了得,几乎篇篇都与病痛、死亡以及监狱等相关,但却没有绝望,用马拉默德的话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苦难就像一块衣料,明白人将它裁成精美的衣服。
《半生为人》的文字谦逊、沧桑而沉痛。徐晓的写作,因为来自命运的私语、人心的呢喃、灵魂的召唤,而深具理想主义的光泽。她记忆中那些悲欣交集的断片人生,经她冷静而理性的处理之后,依然洋溢着痛彻心腑的感人力量,而她浩大的悲悯和同情,也不时地挣脱时代的边界扑面而来。徐晓以生命的专注领会疼痛,以往事的灿烂化解苦楚,以自己的静默成功地反抗了遗忘和失忆。
《半生为人》作为一种个人史的表达,关乎的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往事和随想。她的坦然和承担,使她面对命运的各种馈赠时,既不躲闪,也不逞强,既不夸饰,也不渲染。她所描述的那些庄严的人生,不求活得更好,只求活得更多,这样的生命绝响,在今天这个时代,不仅难以重现,甚至它的价值也只能为少数人所分享。

名人推荐
徐晓的爱和悲悯,植根于天性,本来属于个体。但同时,这样的天性,又使她的群体意识压倒了已经觉醒的个体意识。她力用理想主义的精神价值,去照亮历史无序背后的黑暗。她愿意在宇宙抹去人类文明的一切痕迹之前,把没有爬满虱子的袍,留存给后来的人们。
——《寻找家园》作者高尔泰

媒体推荐
徐晓的爱和悲悯,植根于天性,本来属于个体。但同时,这样的天性,又使她的群体意识压倒了已经觉醒的个体意识。她力求用理想主义的精神价值,去照亮历史无序背后的黑暗。她愿意在宇宙抹去人类文明的一切痕迹之前,把没有爬满虱子的袍,留存给后来的人们。
徐晓的爱和悲悯,植根于天性,本来属于个体。但同时,这样的天性,又使她的群体意识压倒了已经觉醒的个体意识。她力求用理想主义的精神价值,去照亮历史无序背后的黑暗。她愿意在宇宙抹去人类文明的一切痕迹之前,把没有爬满虱子的袍,留存给后来的人们。
——高尔泰(《寻找家园》作者)

作者简介
徐晓,当代作家,资深出版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财新传媒首席文化编辑。

目录
VII 再版序 弱者的胜利 高尔泰
XXIII 自?序
001 永远的五月
033 爱一个人能有多久
059 无题往事
085 监狱中的日常生活
115 幸存者的不幸
135 《今天》与我
169 我的朋友史铁生
185 有一个人的存在让我不安
195 穿越世界的旅行
203 精神流亡者的重访
211 路呵路,飘满了红罂粟
227 大相隐于世

序言
再版序
弱者的胜利
——我读《半生为人》
高尔泰
一近读《半生为人》,感慨万端。
这是一个当年的幸存者,讲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那些“从不怀疑中产生了怀疑”的、“早已溃不成军的反叛者们”失败的初航。不是重新结集的号角(从来没有过一支严密的队伍),不是再度出发的战鼓(所谓战鼓只属于那文字还能召唤人们的时代),只是在历史潮流的涨落之中,沉淀下来的一些个体经验。只是一个瘦小、纤弱、坐过牢的女人,在一个接一个地给亲人和朋友们送葬以后,带着一个孩子,在绝境中挣扎过来的苦难历程。
没有凄厉的绝叫,没有剧烈的抗议,没有深长的悲叹。万千心事,凝成了这么一本,如此忧伤又如此美丽的意义之书。如同天问,如同长歌当哭。
我用“忧伤”一词,作者未必认同。我所谓的忧伤,是指人对于失去了的幸福的憧憬。在那荒诞残酷的年代,还有可以失去的幸福吗?有的,那就是叛逆——意义的追寻。荒诞残酷中的意义,就是对荒诞残酷的抗争。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原本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由于共同的追寻,得以在人海中偶然相逢、相知、相加持、相濡以沫。这种人际关系,在商业时代已经不可想象。
这所谓憧憬,可以说是一种思念的情感。直接的是对那些初航时分曾与并肩的水手们的思念;间接的是对一种被理想主义照亮了的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思念。这个,实际上也就是,对于一种更高人生价值的思念。由于那种照亮生活的理想主义,以及与之相应的人际关系现在已经杳不可寻,所以这个思念,或者说憧憬,就成了我所谓的忧伤。
以忧伤为基调,也就是以情感为主导,只听从心灵的呼声。这样的书写,只能是个体书写。不服务于任何共同主题,也不受制于外来指令或需要。因此个体书写,才呈现出无限丰富的差异和多样性,各有特点。
徐晓此书,就不同于“孤岛张爱玲”那种。张爱玲面对的是无数细小虱子(“人生是一袭华丽的袍,爬满了虱子”)。徐晓面对的是一头巨大怪物——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不仅面对,她还要抗争。以致她的个体书写,只能是一种群体意识笼罩下的个体书写。意识领域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历史性碰撞,使全书整体上形成了一个矛盾冲突的张力结构。情感主导的张力结构,作为符号,更像是诗,而不是戏剧。这是本书的特点。
我读《半生为人》,像是读一首长诗。幸福或者意义都只能在追求它的过程中得之。人在无过程状态中对于过程(幸福或意义)的憧憬,具有逃避现实的成分。对于已经逝去的“意义”的思念,首先是一种对于当前强权横行无忌人们唯利是图的现实的逃避。真要回到从前,那份残酷惨烈,没人愿再次忍受。哪怕它可以有把握地换得,那种不幸中的幸福(或者说意义)也罢。
所以我说,这是一首忧伤的长诗。说来矛盾,正因为如此,我读此书,一方面是切肤之痛历久长存,一方面又得到一种审美的快乐,一种慰藉,甚至鼓舞。为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即使在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的残酷惨烈之中,也能创造出如此美丽、如此有意义的人生。难免要想一想,他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

这本书,比之于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没那么波澜壮阔。比之于齐邦媛的《巨流河》,没那么源远流长。但书中的人们,各有其心灵的而不是履历的自我,独一无二,不可重复。他们在共同的宏观背景下展现出来的微观心理,另有其多维的广阔和纵深,标志着“个体”的存在。特别是在那个,智力在暴力面前、群体在唯一个体面前双重失能的时代,要透过无数被工具化、数据化、符号化了的公共面貌,发现个体的存在更难。
在无数没有面孔的“人们”之中,作者首先找到的是自己:一个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长大的少先队员。由于绝对真诚,全部自我都与那革命的神圣同一。后来发现了神圣的虚假,同样由于绝对真诚,又不自觉地与之疏离。疏离的过程,是苦难的历程:
“久久不能平静的日子里,我好像才意识到,信仰和真理,是不能等同的。”她曾经抗拒过这种疏离的意识,为了不能坚持“为信仰而献身的理想主义”,甚至说“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甚至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有失落之感:“如今,当年轻时的伙伴聚会散场之后,不管你是从怎样豪华的酒店或怎样寒酸的饭馆走出来,走在喧嚣或者沉寂的夜色中,你为什么会陡然生出一点儿向往……而当你咔嚓一声打开房门,走进你那仍然简陋或者不再简陋的家时,又为什么会陡然地生出一丝失落,为你日复一日面临着的琐碎而烦恼?”
不论信仰的是什么,这种对信仰或意义的需要(或者说缺乏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执著也罢,怀疑也罢,没有信仰也罢,这份严肃认真,都是对信仰负责的态度。“珍重不从今日始,出山时节千徘徊。”难道不更加“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吗?
在那个强迫信仰的时代,不信仰就是犯罪,何况怀疑!她因此祸从口出,可谓性格就是命运。一九七五年,不到二十岁的她,在一个严寒冬夜被电话叫醒,下楼接电话时,突然被一只肮脏发臭的帽子罩住眼睛,连袜子都来不及穿光着脚板就被带进了阴冷潮湿的监狱。狱中无信息,甚至外面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四五”事件,甚至“四五”事件的一些被捕者关到了她所在的监狱,她都不知道。
那时的她,只不过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跟着感觉走,走出了给定的信仰,回不了正统的好奇女孩。作为政治犯被捕,在当时十分平常。在四壁大墙里孤绝,任性地乱想。两年多后出狱,又任性地乱走,结果走进了当年的《今天》编辑部。不管自不自觉,总是处在历史的前线。不管有意无意,总是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这,就很不平常了。
感觉,有时候,是比思想更深刻的思想。
她出狱时,正碰上历史的转折。满街大小字报,民刊如雨后春笋。对于非人处境的共同厌恶和对于别样生活的共同渴望,使“个人”们(工人、市民、大学生、待业知青、复员军人……)走到一起,形成许多松散的团体。自动的、志愿的、业余的、义务的。无机可投,无利可图,只有奉献,只有风险。但是都很乐意,带着冒险的兴奋。
《今天》编辑部,同样不例外。她写道:“条件虽然艰苦,做自己喜欢的事大家都觉得很神圣。”那份有所追求的快乐,那份非功利、无目的、因而是审美的人生境界,现在到哪里找去?在《半生为人》之中,那些陋室补丁粗茶淡饭、一扫琐碎凡俗宿昔晦气走向别样生活的人们,一个一个各不相同,又都审美地统一在一个意义的追寻之中。带着朝露的清气,带着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现在海外的《今天》,已不是当年的《今天》。那些当年投身于《今天》、各有才华个性而不为人知的人们,周郿英、赵一凡、史铁生、鄂复明、李南、崔德英、王捷、刘羽、田晓青这些名字在书中的出现,让我真有一种,“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觉。

赵一凡,一个残疾人,“文革”时不辞酷暑严寒,奔走于北京各个院校,选录大字报,收集小报、传单和当时难得一见的地下文学作品,还有禁书。细心地分类编号,抄写翻拍,予以保存,十年如一日。“我不知道,”作者写道,“一凡当年收集这些资料时有什么打算,但像他这样当时就懂得这些数据的价值并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收集保存的人恐怕绝无仅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凡拄双拐行走,他的脊柱靠金属支撑着,一条腿在地上拖着几乎抬不起来,可以想象……(他做这些事)多么吃力,多么辛苦,除了一凡谁能有这样的执著和细心?”
这成吨的珍贵资料在一凡被捕时没有失去是一个偶然;他死前立遗嘱要把它交给作者处理作者因为坐月子未能及时知道是一个偶然;知道时已经被一凡的保姆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无处追寻更是一个偶然。这些偶然因素的随机遇合,惊涛骇浪摄魄揪心的程度不亚于宏观历史的突发事变,更不是任何一个雨果或者狄更斯虚构得出来的。我们在痛心疾首之余,甚至已经没有力气为它偶然地得以留下些少劫火余烬,而额手庆幸。
余烬之一是,文革以后《光明日报》发表遇罗克的《出身论》,原文就是一凡提供的。我不知道血腥污泥深处,埋葬着多少遇罗克这样的人杰和《出身论》这样的好文。我感激由于一凡,我们得以见其万一。但是书中一凡,仍然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他那面对陌生人时的腼腆失措,白床单下显得有些怪异的畸形,以及虽坐牢也没有改变的、不同于官方的共产主义信仰,协同地组成一个整体——他这个人。我们的信仰可以和他不同,我们可以奇怪他为什么如此执著,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因此减少,对于他的爱和尊敬。
作者的另一位朋友史铁生,也是残疾人,也是英年早逝。我读此篇,印象最深的是他和作者的相逢:荒凉的一九七四年,在荒凉的地坛公园,各自读书的两个陌生人,偶然交谈起来,她有些反党言论。他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不怕我告发你?”她说,“这里没证人,如果你告发,我就全推到你头上”。“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作者写道,“这样的一种友谊,在那个亲友间也只能用手握得紧一点儿来表示心照不宣的年代,几乎不可想象。只有在充斥着苍凉伤感的自然气息的地坛公园才是可能的。”
在那个用假话套话交往是生存条件的时代,说真话是心灵的呼吸。心灵,只要是自己的,就是活的,就需要呼吸。对于拥有自己的心灵、即拥有个体自我的人们来说,只要有机会在某处单独相对,那个某处就有可能成为地坛公园。就在这同一年,作者遇到东海舰队的海军军人郭海、安晓峰、杨建新……才知道军人也是人,也有大于安全需要的说真话的需要。她把他们作为体面的朋友介绍给了一凡,直到被当局发现“一网打尽”。
那些年,“一网打尽”的故事遍布城乡,多到无法统计。纵能统计,也只是数据:帽子数据,劳动力数据,非正常死亡数据等等。所谓“人”的发现,竟然起因于忧伤,也令人悲哀。

作者和她的丈夫周郿英,是在《今天》编辑部认识和相爱的。结婚不久,周重病住院,多年辗转病榻,终于痛苦死去。
她是无神论者,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想尽办法,什么手段(包括贿赂医生)都用上了:争取到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最好最昂贵的药品……无法上班,还要照顾好儿子。奔走于家和医院之间,身心俱疲,以致“一直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
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她为此深深自责:“我一直以为,我吃的苦是他的疾病的结果,我愿意承受那结果。可我却从来没有想过,他所受的苦是我的努力的结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愿意承受那结果。”事实上,他的痛苦也就是她的痛苦。如果早知道是白受的,谁都愿早些结束。首先是为对方,其次是为自己。在无穷的思念中,她给他的在天之灵写道:
……也许,只有你知道,我讲述的这些,都是事实。但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全部的真相是,我为你活着而拼尽全力,同时我也祈祷别的。那‘别的’我不能告诉你,也不能告诉任何人。不知你是否记得,就在我们等待了五个多月的手术的前一天,我突然失踪了一个上午。我回到医院时,你刚刚用剃须刀在小腹部做完备皮。你虚弱得连说话都困难,我却把你一个人丢下。我去哪里了?你问我,我说,去办点事儿。但眼睛不肯看着你……现在我告诉你,那天我去了北京城南道教寺庙白云观,我在每一尊神像前放上几炷香,放下一些钱,然后虔诚地下跪,磕头,乞求神保佑你手术成功。同时,我还乞求,如果手术不成功,保佑你尽快解脱……我发誓,你少受点儿罪是我希望你尽早解脱的唯一理由!但是,你相信吗?其他人相信吗?我自己相信吗?事实是,你病着,我有无穷无尽的麻烦。时间、金钱、儿子的成长、我自身的向往……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煎熬会延续三年五年,还是十年八年……
笔力千钧,使人灵腑为撼。
无神论者烧香磕头,慌不择路惊心动魄。她这样做的理由,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指责她。那样的指责是以理杀人。她对以理杀人的文化的恐惧,是显现在深层心理学中的深层历史学,并不是毫无根据。在以理杀人的文化中,个人的孤独无助、绝望挣扎都不在话下。一种能够把这种不在话下的残酷性充分表达出来,使人感同身受的文字,不管多么平淡,都是奇文。
奇文自然天成,文字全无藻饰。汗腥气、泪腥气、血腥气、监狱里阴冷的湿气,医院里陈旧的药水气,昏暗灯光下印刷民办刊物的油墨气,小街上烧饼的香气和粮票的浊气、老旧四合院里随着沙哑歌声唱出来的酒气……汇成一股真气,兼具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英国美学家鲍桑葵所说的“艰难的美”、“广阔的美”和“错杂的美”。我想这就是所谓,“粗服乱头,不掩国色”吧?

“有朋友曾说,”作者写道,“我的写作美化了生活。为此,我曾想给这本书命名为‘美化,直至死’。与其说是想响应这善意的批评,不如说是无可奈何的孤绝。作为人,作为女人,作为母亲,当你在任何角色中都面临困境的时候,你怎样论证活着的正当性?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作为悲剧的见证者,你怎样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然而我们终于还是活着。所以我写作——正如史铁生所说,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
这个回答中的虚无主义情绪,虽很模糊,但是渗透全书。这是我的主观感觉,很可能作者不会同意。
理想主义者也可能有虚无主义情绪吗?有的。我们在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中看到过,在章太炎的“五无”言说里看到过,在鲁迅的许多作品、特别是《野草》诸什中看到过……并不陌生。凡理想,都有个现实的前提。奴隶理想自由;屈辱者理想尊严……都是历史中的自然。无前提的“主义”,不过是一个空筐。谁都可以装进任何他所希望的、可能的和不可能(如乌托邦)的东西。什么也不装,让它空着(如佛陀老庄),也可以,不一定就不好。
变可能(或不可能)为现实,这就是意义的追寻。追寻就是意义,过程是意义的现实。过程的终结如果不能成为新的追寻的起点,那就会归于虚无。所以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两个貌似相反的东西,实际上走得最近。个体逃避虚无,往往逃入群体(宗教、国族、组织等等)。群体无路可逃,往往陷入混沌(犬儒生态、丛林法则等等)。在这里,理想主义的徐晓,也还是“出山时节千徘徊”。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常常在写作中踌躇。”
踌躇的结果,是删除了不好的东西,留下了好的东西。“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唯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那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传达给所有的朋友。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这对人多么重要。”
踌躇,是为他人着想。
为后来的人们——因为爱。
为需要被删节的人们——因为悲悯。
因为对别人重要,所以对自己重要。
别人比自己重要,这就是群体意识。
徐晓的爱和悲悯,植根于天性,本来属于个体。但同时,这样的天性,又使她的群体意识压倒了已经觉醒的个体意识。她力求用理想主义的精神价值,去照亮历史无序背后的黑暗。她愿意在宇宙抹去人类文明的一切痕迹之前,把没有爬满虱子的袍,留存给后来的人们。
这使我想起杰克•伦敦的《女人的刚毅》:在酷寒的克朗戴克,一对男女在无边无际、不见人烟的冰天雪地里艰难跋涉。干粮有限,每天平分少量,终于还是吃完。帕苏卡饿死前,把一袋干粮给了理查德。那是她每天从自己的一份中偷偷省下、偷偷藏着的。
这样的爱,当然伟大。这样的意志,当然超强。但这伟大和超强,却是以超弱——死亡来标志的。形而下的事实属于个体,形而上的价值属于群体。据说群体和个体应当统一,我也这么想过。但是我不知道,这矛盾该怎么解决?
不能解决。任何解决方案,其程序设计都必须通向可以操作的政治——社会利益的强制性分配。如所周知,政治人物的行为及其后果,常常和所持的、或者所宣称的价值原则背道而驰。所谓“政治是肮脏的”,也是历史中的自然,不可避免。一个非政治的(至多只是一个“不够资格的政治犯”)独立个体,一个但知有道不知有术的纯粹理想主义者,只在精神领域、只在价值观的层面上寻找,是找不到出路的。面对历史中的自然——这个现代丛林,难免和虚无主义相遇:
谁爱得最多,谁就注定了是个弱者。
道之不存,殉道者的价值何在。
充满着神秘与眼泪的理想主义……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或许是一抹残阳,或许是一缕阴影,但对于今后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存在。在他们身上,构成遗传的染色体已经变异了。无法理解不是他们的错。
既然如此,既然我们的精神财富到后人手里必然贬值,我们创造它的努力岂不是无效劳动?血腥暴力荒诞滑稽等等,是我们的(不是抽象的)理想主义的前提,把它留给后人作为历史判断的参照系,让他们自己去寻找温暖打造平安,比之于删除,岂不更好?还有,删除了故事,还有“从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吗?
虚无主义这个怪物,原本与徐晓无缘。我想象,还没有完全走出群体意识的她,在个体性写作中与之狭路相逢,一定有些错愕,有些失措(也不完全是想象,因为她已经说了,她在写作中踌躇)。
为逃避这个怪物,她稍稍进入了童话——我觉得。

血腥和荒诞是那个时代的基调,书中提到的部分,已经残酷到让我们有切肤之痛,已经残酷到哪怕只删除掉一个小小的细节,都会减轻我们的沉重。这些都没有删除,不知删除了什么?荒诞感是一种至为难得的天赋,它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也造就了海子和残雪。有感于荒诞而又删除,不知是怎样的荒诞?我不敢要求别人把自己不忍看不敢看的东西摊出来晾,那种要求本身就是残酷。但是那杯苦酒,一个人咽得下去吗?
咽不下去,所以删除。从这删除,我看到了一种人性中的神性——爱和悲悯;也看到了一种人性的软弱——无力感和恐惧。
这样的所谓的美化,带有逃避现实的性质。逃避,是弱者的天赋本能。正如狼有尖牙鹰有利爪,羚羊和兔子有跑得飞快的腿。托尔斯泰说他读安徒生,读了几遍才发现安徒生的孤独和软弱。安徒生以为大人都没有同情心,所以他只向小孩子说话。小孩子更没有,但他假定有,这是弱者的任性。我读到那些话时,也是个小孩子,坐着想了想,没想出个什么来。今读徐晓书,想起那段话,忽然懂了。对于一个陷于“无可奈何的孤绝”的弱女子来说,还有比童话更好的避难所吗?
遗憾的是,她终于没能逃脱。出狱二十年后,她从北京到太原探望曾经同案的朋友,企图重温当年的旧梦。舞台换了布景,角色各已转型。“没有期待中的彻夜长谈,没有想象中的无边畅想,”她写道,“不知道是我们老了还是社会变了,我常怀疑以后是否还存在当年那样的人际关系?”已经不再存在,还要怀疑一阵,这种精神领域的克朗戴克,是另一种形式的“幸存者的不幸”。安徒生纯粹的个体写作,让他逃跑得像飞。徐晓带着群体意识的个体写作,只能一如当初,“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逃不脱铁铸的现实。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她的幸运。在那个无数人没有任何交流空间,只能默默地忍受窒息的时代,她已经享受过了真正的人际关系。那种地下的和半地下的人际关系是有条件的:没有了奥威尔式老大哥无处不在的眼睛和耳朵,就不会有从那样的关系得到的快乐。她受到老大哥的关注是她为她的快乐所付的代价。冥冥中似乎还是有一种公平,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这么一本,忧伤而美丽的、震撼人心的意义之书。
这里所说的意义,是个体存在的意义。在意义这东西已经被极权主义、拜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解构得片瓦无存的今天,更有其特殊的价值。这里所说的价值,是个体精神的价值。作为这个意义与价值的自我赋予者,徐晓已经无愧于她苦难的“半生为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只怕配不上他所受的苦难。徐晓可以免于这种恐惧了,因为她已经有了这么一本,永远的《半生为人》。
“永远”二字,我不是随便说的。特别是,在前面提了那么多问题之后。在文学中,一种信念,一种情绪,一种自我赋予的意义,只要是真诚的、美的,就是绝对的、永远的。不要问正不正确,那是科学的问题。科学在证伪中进步,“正确”也不会永远。牛顿、托勒密早已过时,但是古神话和安徒生们还生气勃勃,并且不存在被现在和将来的天才超越的危险。
鲁迅无碍于韩愈,海子无碍于李白。文学的领域是孤峰的森林,里面没有巨人的肩膀,只有或大或小永远并存的孤峰。哪怕只是一首诗,一则寓言,一篇散文,作者佚名。只要真好,且与众不同,都可不朽,成为永远的孤峰。
《半生为人》也是,这是弱者的胜利。

文摘
版权页:

半生为人

年轻时不知天高地厚地做作家梦,写过几篇不成气候的小说,以后结婚生子,淡泊了功名,也淡泊了作家梦。认为当作家和当贤妻良母没有什么两样,并且为自己能够有这样的认识而自我感动。因此,有很多年,除了职业需要,我不写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又生出写作的愿望,却没了自信,深知自己的才气不足,勤奋不够,对于写作心存恐惧。我想,恐怕大多数职业都是可以选择的,唯有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就像圣徒是被上帝选中的一样,写与不写,写什么和怎样写,都是被规定好了的。
一九九四年,丈夫重病多年后去世。我用了四个月时间完成了散文《永远的五月》。向我约稿的朱伟看后打来电话说:“感谢你为读者写了一篇好文章!”朱伟是苛刻的评论家,他的话让我觉得分量沉重。
我原本是专为自己、儿子和个别人写的,是为了能够平静地面对逝去的远去的和身旁的朋友们而写的,但却意外地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回应与认同,这成为我继续写下去的动力。这里所说的“回应与认同”,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好评”。事实上,当带有强烈怀旧色彩和极为个人化的写作出乎意料地被读者接受时,使我意识到这种写作的意义。精神和情感是在交往中形成的,如果说我的体验还不算肤浅,那是因为我与其中的人物和事件的关系足够深刻;人原本的感觉能力总是强大和正确的,如果说我的文字还不算苍白,那是因为生活本身已经足够丰富和厚重。我的坎坷,我的磨难,我的喜悦与忧伤、悟性与迷惘、底蕴与限度,都由此而生发,所以,它们是超乎文学的。
不记得是谁说过,一个诚实的人,才有可能是可爱的同时也是幸福的人。同样,一篇真实的文章,才有可能是有价值的同时也是优美的文章。我认为,与其说文章有好与不好之分,不如说有真与不真之别。即使是虚构,其情感的真实与否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更愿意把对作品的接受,理解为对一段历史的接受;把对作者的接受,理解为对一份情感的接受。为此,我对所有对历史持有尊重之意、对人生葆有热爱之心、对生命怀有敬畏之情的朋友心存感激。我认为,这首先来源于他们的自爱之心,而爱人之心一定是由此生长出来的。
这本散文集是以写人为主的。我把书中所写到的人物—赵一凡、周郿英,以及“今天派诗歌”群体中的北岛、芒克等人,看成是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涌现出的一批“新人”。
“新人”这一概念始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的代表作《怎么办》一书的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这本书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中国知识青年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它与另一本对中国知识青年产生过更大影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理念上相当不同。两本书描写的都是革命和革命者,但后者是我们所熟悉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很少为个人的生活和成长留有空间。而前者却让我们看到,在革命的大背景下,不仅有爱情与婚姻的位置,而且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作者主张“合理的利己主义”,但并没有滑向道德相对主义;作者为普通人的自私辩护,但并没有以此作为真理的栖息地而放弃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这正好成为具有怀疑精神的一代青年的思想资源。与同时代人遇罗克这类英雄相比,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新人”的特征是—以张扬个性的方式而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表达了对主流话语的反抗;以反传统的作品和生活方式挑战了革命的神话。不管是不是自觉自愿,他们“站在社会的边缘,与现实的喧嚣、浮躁、委顿形成反差,这本身已构成了意义,并给社会提供了意义。”(《永远的五月》)
在那个年代,这一群体所代表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以及敢于怀疑的理性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并使许多人着迷。我试图以我个人的经历为线索,记录下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我想说明: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如何转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
然而,这些具有“新人”特征的反叛者,还没有足够成熟的人格,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保持一个反抗者的姿态,并承担起“新人”的使命。那段离我们并不久远的历史,如今在一些人的记忆中已经褪色,而在另一些人中则被当成历史的神话加以彻底否定。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反思!那曾经的信仰,是因为原本就是错误的,所以根本就不值得去信吗?是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触到实质,因而不可能彻底吗?还是我们否定它,只因为不能为自己的沉沦寻找到自圆其说的理由?这是对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如今已经“溃不成军”每一个曾经的反叛者的提问。
有朋友曾说,我的写作美化了生活。为此,我曾想给这本书命名为“美化,直至死”。与其说是想回应这善意的批评,不如说是无可奈何的孤绝。作为人,作为女人,作为母亲,当你在任何一种角色中都面临困境的时候,你怎样论证“活着的正当性”?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作为悲剧的见证者,你怎样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
然而,我们终于还是活着。所以我写作—正如史铁生所说,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所以我在写作时踌躇—“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唯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那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传达给所有我的朋友。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这对人有多么重要。”(《无题往事》)
这些篇章并不能够完整地表达我的心理探索,它们是片断的、零星的,甚至是片面的,它们只是构成了我写作的参照。生活的脚步每天都不停歇,新的困惑每天都在生长,而结论却总是姗姗来迟。历史的纠葛和精神的困境,如同情感之于女人,总是纠缠不清。这是写作的过程,也是生活的过程。
永远的五月
深秋,我终于为丈夫选定了一块墓地。陵园位于北京的西山,背面是满山黄栌,四周是苍松和翠柏。绛紫和墨绿色把气氛点染得凝重而清远。同去的朋友都认为这地方不错,我说:“那就定了吧。”
我知道这不符合他的心愿。生前,他曾表示希望安葬在一棵树下。那应该是一棵国槐,朴素而安详,低垂着树冠,春天开着一串串形不卓味不香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色小花。如果我的居室在一座四合院,我一定会种上一棵国槐,把他安葬在树下,浇水、剪枝,一年年地看着它长得高大粗壮起来,直到我老,直到我死……
然而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在如今已成为死者的奢华。那么,就把遗憾再一次留给自己吧。我在心里说:“郿英,对不起……”
人活在世上到底需要承受多少遗憾才算了结呢?活着,就一定会有明天有下次,有弥补的机会和方式,死了,给活着的人留下的只有遗憾—切肤的遗憾。
然而,我必须跨越生与死、男人与女人、过去与现在的界限,重新翻阅他人生的全文,咀嚼它,品味它,不管那会使我怎样地痛苦和心酸,除了面对,我别无选择—这是一个男人能够留给一个女人的全部财富,这是一个父亲能够留给一个儿子的真正遗产。
和周郿英第一次见面是在北岛家。那是一九七八年冬天,他在西单墙看到第一期《今天》,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还四处游说约来了许多他的朋友。那天,除了北岛,我谁也不认识,印象最深的是程玉和老周。我和程玉同在半步桥的北京看守所坐过牢,虽不是同案,但也算是难友,自然有一种同命相怜的缘分。老周使我印象深刻是因为他的胡子,两腮光光的,唯独下巴底下留着的胡子。开始我以为那是现代派的标新立异,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他人太瘦,不好刮。有一次住院,护士们因此给他起外号叫“老山羊”。
以后,我们经常在七十六号《今天》编辑部见面,他几乎每天下了班都去。他话少,使人感到深不可测。
那时大家都穷,没有钱下饭馆。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次,我骑车去七十六号,路过胡同口的一家小饭馆,饭馆的灯光昏暗,昏暗的灯光下,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儿把粮票凑到眼前,用大拇指一张一张捻着数。我觉得眼熟,捏了闸仔细看,原来是“老木头”,正用大家一两二两凑起来的粮票买烧饼。“老木头”是赵振开的外号,北岛是赵振开的笔名。老周去了常常买些切面,当时挂面是每斤二毛六,切面是每斤一毛五,省下一毛一再加一分钱,可以买三个一两一个的芝麻烧饼,或买两个二两一个的大火烧。这笔账振开、芒克都不会算,但老周天生是个好当家,只要有葱花、香菜、香油,他做的热汤面总会让大家吃得笑逐颜开。男人们经常一起喝酒,经常有人喝醉,免不了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洋相。他的酒量与北岛、芒克、黄锐、黑大春这伙人相比并不逊色,但他从不喝醉。和许多号称酒鬼、酒圣、酒仙的在一起,他从来没有醉过,总是像个老大哥扮演收拾残局的角色,然后把喝醉的人送回家,或是坐在马路边上听酒后真言酒后胡语,直到深夜。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那些日子,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到七十六号去印刷装订我们的杂志,条件虽然艰苦,做自己喜欢的事大家都觉得很神圣。傍晚,我们再转移到赵南家去聚会。来人不管是否相互认识,都可以在那里朗读自己创作的小说、诗歌、剧本,有时候也读名著。在那里,我读到了叶甫图申科、帕斯的诗,知道了法国女作家玛格莉特?杜拉的名字,并因她的短篇小说《琴声如诉》而对她崇拜备至。
那个星期天的午后,阳光淡淡的,懒懒的,被七十六号凌乱、破败的院子分割得支离破碎。他站在午后的阳光下,细长的腿由于内八字脚而略微有点儿弯曲,脚下是一双旧得没有一点儿光泽的皮鞋,茶色裤子的裤角磨出了毛边,下巴的胡子长长的,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
当时他在和谁说话,说什么我已不记得,但我记得他的姿势和表情。两臂抱在胸前,冷峻、若有所思—这是他的常态。在他死后这些漫长的日日夜夜中,我曾竭力回忆我们相识以来共同度过的日子,有许多细枝末节都淡忘了,唯有他的形象、姿势、动作、表情会从记忆中凸现出来,挥之不去。有时候不经意时,他会突然向我走来—推着那辆叮当乱响的破车,慢悠悠地向我走来;挎着那个破旧的黄书包,一肩高一肩低地向我走来;穿着那件草绿派克式大衣,步履沉重地向我走来……冷峻而若有所思。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他的呼吸,甚至他的气味,那种感觉是无法形容的。每当这时,我会反省以往把“绝望”这个词使用得太轻率……
就是那个星期天,他站在午后的阳光下。就在午后的那一瞬间,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如果我愿意,他一定会爱上我,我一定能让他爱上我!
这个念头使我得意,更使我吃惊,因为当时我正另有所爱,他也正被大家说服着,成全另外一个女孩儿的恋情,更何况大家私下里还在议论关于他曾经因为恋爱而自杀过的传奇故事。几年以后我们才真正恋爱,又过了几年我们才结婚生子,经历了爱的幸福和与之俱来的恐惧,经历了生的期待和与此相伴的死的绝望,而这一切都始于那个周日的午后,始于偶然回首的一瞬间他那冷峻而若有所思的样子对一个女孩儿的触动。
一个人的吸引力是很微妙的。一次,我和画家栗宪庭从外地出差返京,他去火车站接我,握手寒暄之后很快便分手了。后来我和栗宪庭成了朋友,他对我说:“你的男朋友真棒,是个了不起的男人。”我当时吃惊地说:“你们只有一面之交啊。”以后十几年,他们几乎没有交往,听说他去世,栗宪庭说:“老周可是个好人,葬礼我一定得参加。”我想,这只是一种印象,一个艺术家夸大了的直觉。但是,一个男人,他之所以引人注目必有原因,肯定不是衣着,不是相貌。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他的分量,他的独特,肯定别有原因。
一年多以后,《今天》被迫停刊,但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那时我重病在家,又刚刚经历了一次感情挫折,他常去看我,帮我挂号陪我看病。有一段时间我住在清华大学,怕我孤单,下班以后他赶到西郊再坐末班车回城。一次,他打来电话让我别买饭,他来了才知道,那天是腊八。让我吃惊的是,他居然给我送来了腊八粥和包子,赶二十里路用饭盒带粥,这样的事恐怕只有他才做得出来。
他住在单位,家虽然离得很近,为了自在宁肯住在库房,晚上把一块木板搭在写字台上就是他的床。库房原是一座大庙,阴冷而潮湿,常有各种小动物出没。他津津乐道地给我讲过一只每晚必到、把两只前爪搭在门槛上陪他看书、听音乐的黄鼠狼,并开玩笑地说:“它能和我交流,早晚会成精变仙。”
他的单位在市中心,朋友们路过时坐一会儿便不想再走,于是办公室成了客厅,下班以后常有规模不等的聚会。不管是谁来,都是面条一碗,一碗面条,有时外加六分钱一个的大火烧。即使喝酒,也只有二锅头、花生米,拌白菜心、水萝卜就算是奢侈之物了。鄂复明、王捷、万之、田晓青是那时候的常客。他们有时候海阔天空,国事家事天下事无所不谈;有时候话又很少,可贵在于“一切尽在不言中”的默契,总之彼此都觉得很满足。田晓青这样描述当年的感受:“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隔多长时间,只要见到他,喝一杯酒聊几句就觉得心里踏实,觉得世界没变。”苇岸在一篇写黑大春的散文中称他为“诗人的摇篮”。我不喜欢这种形容,这是夸大了的赞誉之词,虽然出于好意,却不符合事实。但我相信一个充满了幻想与躁动的十八岁男孩儿的心灵,在那种娓娓的彻夜交谈中,会变得平和而安静。
这种神交成为他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男人与男人之间既了解并珍爱各自的优点,又了解并包容各自的弱点的友谊,成为他生活的支点、人生的事业,一直持续到生命的终结。我想,很多朋友怀念他,是因为想起他便想起那个年代,想起那个年代自己的幼稚与单纯、真诚与梦想。现在我们上哪里去寻找当年的圆明园、丁家滩、十渡,又怎样才能促成当年那种背着瓶啤酒,带着干面包,在野外玩童年时的游戏的郊游呢?
这些人中大多原本就是我的朋友,但说实在话,我时常会产生深深的自卑,和他们相比我似乎永远走不进他的内心深处。我羡慕他与万之、田晓青之间那种不用把话说透就能相互理解的默契;我嫉妒他与鄂复明、王捷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境界;我渴求他对待大春、桂桂那种兄长似的呵护。可我俩之间却不自觉地把宽容藏起来,把完美强加给对方,从一开始就总是相互折磨。我们都很痛苦但又执迷不悟,尤其我更是执著。不但他的散淡他的超脱他的深沉使我着迷,就连他的怪癖他的病体也不在话下全盘接受。很多人对于我在结婚之前就清楚他的病情表示不可思议,认为一定是他隐瞒了自己的病情。这不是事实,事实是结婚之前我不但知道,而且已经承担了护理他的义务。直到今天,我从未认为他的身体是我们之间的障碍。不,障碍不在于身体,婚后他年年住院直至一九九一年一病不起,我从没为此而后悔过自己的选择。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能走到一起结婚生子,肯定有必然的理由,不管那理由在别人看来是多么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但是对于他和她肯定是第一的、唯一的理由。
在那几年,我作为他的常客之一对他的经历和为人有了更多的了解。一九五六年,他才十岁,因急腹症住进医院,手术后病理检验诊断为淋巴肉瘤。这是一种非常险恶的肿瘤,因此手术后还得施行放射治疗。五十年代,我国的放疗设备和技术都很落后,一个疗程下来,把一个十岁男孩儿的前腹后腰都烧伤成板结状。几十年来,他受尽了放疗性肠炎和粘连性肠梗阻的折磨,为此小学和中学他分别休学一年,“文革”开始时,他是北京六十五中高三的学生。
因为身体不好,他没去农村,他的家成为下乡返城知青的集散地。同学和同学的同学、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亲戚和亲戚的亲戚,从山西、陕西、内蒙、东北,从兵团和村子里带来大量当地的新闻。他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亲眼看到那些惊心动魄的事件和场面,没有在广阔天地里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也不必为自己的现实处境而焦虑,但是他认识的、不认识的知青们挨整、被斗、自杀、坐牢的遭遇使他感同身受。那些年,他忙于看望同学和朋友的父母,忙于为那些急于回家探亲和不想马上离京的打假电报、开假假条,忙于接站、送站。与此同时,他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有时候,他一连几天钻到图书馆里。高尔斯华绥、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雨果、狄更斯对灵与肉、善与恶的提示和剖析与当时知青们的苦闷、彷徨、失望、抗争绞缠在一起,使他如同受到了深刻的精神洗礼。他给一个在内蒙插队的同学的信中写道:“上午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我为他高兴,可是晚上回到家里又得知另外一个朋友被判处死刑,我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又能怎样,这就是生活。”可以想象,他是以怎样的心情迎来送往,而后,又是以怎样的心情在北京独处。
一九七五年,他的高中同学在内蒙为知青打抱不平,涉嫌一件命案,再加上一些反林彪、“四人帮”的言论,好几个人身陷囹圄。他积极参与了此案的上访。一个当年参与此事的同学回忆说,所有的上访材料一经他的手修改,马上变得条理清楚,而且分量加重。上访很快有了结果,北京军区马上派专人调查,案情有了重大转折,一些同学很快被释放,另一些得到了从轻处理。虽然他身处北京,但他四处奔走出谋策划,对案件的解决起了重要的作用。经常听他讲一些离奇的事情,三角恋爱、情杀、起诉、私了、公了,似乎有一个场,有一个无形的道德法庭,他是法官,无偿地、没完没了地解决一桩桩公案。他不顾风险地帮朋友躲避过追查,不堪其苦地为朋友打过官司,不厌其烦地给朋友调解过恋爱、婚姻中的矛盾和纠纷,不无同情地听朋友诉衷肠倒苦水,同时,也不止一次地受到牵连,不公平地被误解、遭抱怨。现在的人对此可能不理解,不以为然,可是当年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相处的。只要是朋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生死相交患难与共的友谊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不知是我们老了还是社会变了,我常怀疑以后是否还存在当年那样的人际关系。
大家说他是个好人,他为自己创造了—或者说大家共同为他创造了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形象:在你遇到麻烦时,你第一个想到他。他有一种聚精会神地把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的习惯,他顺着你的思路听你把话说完,但并不急于下结论,也不总说你爱听的。他总是试图引导你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换一个角度重新把事情审度一遍。即使是你错了,他也绝不会让你感到孤立无援;在你需要帮助时,他会把同情、理解、时间、金钱给予你,让你没有拒绝的余地;在你一帆风顺的时候,他绝不再锦上添花。许多出国的朋友每年都寄来贺卡,让人带来礼物,但他从不回复,一次也不,固执得令人不可思议。
不了解他的人可能认为他是个爱管闲事的“无事忙”,在对他了解不深的人看来,他不过是个热心的老好人,知道他所参与的活动的人会以为他很洒脱,只有熟知他的人才知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始终困扰着他,使他实际上很沉重,很孤独,很多时候他都感到力不从心,疲惫不堪。
他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他们厂里的一个工人,有三个孩子,夫妇两人每月只挣五十多块钱,冬天一家人吃白菜和咸菜,夏天买撮堆儿的黄瓜,他平时经常接济他们。一次过年,他给了那个人二十块钱,过年之后,他看到那个工人穿了一件新衣服,心里很不是滋味,忍不住对他说:“钱是给孩子改善生活的,如果你买二十块钱肉,一顿都吃了我也没意见,需要我还可以想办法,可不是给你买衣服的。”没过几天,那人死活把钱还给了他。他告诉我时,这件事已过了很多年,但他的情绪仍然非常激动。他说:“你不知道当时我多恨自己,我恨不得打自己几个耳光。他也是个人,别人能穿新衣服为什么他就不能?就因为他穷;他也是个男人,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为什么没权利决定自己能不能穿一件新衣服?就因为钱是别人的,钱是我的;就因为我还拿得出二十块钱,我就有资格教训他,伤他的自尊,我成了什么人了!可你不知道他的三个孩子多惨……”他讲这一切时丝毫没有一点儿委屈,一点儿抱怨。不知为什么我当时觉得这有点儿像蒙太尼里似的忏悔。
我流泪了。我为他难过,但我无话可说。他确实错了,我找不出安慰他的理由。我懂得他看到孩子时的感受,但我仍然无法为他辩护。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心办坏事或好心没好报,他陷入了一种善良与另一种善良不能兼顾的悖论之中,为此我更加为他难过。我相信,如果他有很多钱,不,不用很多,只要他还能拿得出,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但是他不能,他真的不能。一九七九年,他为自己的亲弟弟办理回京的手续,对方一再索要好处,最后一次,他去车站为其送行,对方又提出要求,大有满足不了就会前功尽弃的架势。他从手腕上摘下手表递上去,为自己拿得出一件还算值钱的东西而庆幸。
最能说明他这个人的是一次没有结果的恋爱。她离了婚,本人在外地的一个工厂工作,北京只有一个年迈的母亲帮她抚养着幼小的女儿。“文革”中一个黑五类兼有海外关系的家庭,面临这样的境遇,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在她没有调回北京之前,他几年如一日地每周去给老人提水、搬煤,以后又为她的调动四处奔走。我不能确切地说他们之间是同情还是爱情,是由同情导致爱情还是由爱情而产生同情,但是在七十年代,这种选择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他曾经把这比喻成是背十字架。最终他们没能结合不是因为他对那样一个十字架不堪承受,而是因为他的母亲出于传统观念不同意他娶一个结过婚而且有了孩子的女人。他太爱他的母亲,不愿意伤害母亲,其结果是自己背负双重的十字架却谁也没有被成全。母亲为他大龄不娶操碎了心,他与她苦恋多年最终分手至死未见,三刃刀刺伤了三个人的心窝,以后又一度成为我们关系中的阴影。一个爱情故事的开始是浪漫的,结局却又免不了平庸,希望把当矛盾的双方都是朋友,他又必须做出是非判断的时候;当明明是社会的不公,他不得不违心地劝说别人委曲求全的时候;当他所钟爱的人,由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走向极端的时候;当一个人因为境遇的悲惨而沉沦而堕落的时候—在是非与善恶的天平上寻求到的平衡,顷刻又在本能和现实的天平中倾斜了。在劝说别人的时候,被压抑的首先是他自己;在安慰别人的时候,受伤害的也首先是他自己。这种强烈的内心冲突,形成了极大的性格反差—坚强与软弱,情感与理性,苛刻与宽容,自闭与开放,悲观与乐观,现代与传统。
也许是他深感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所能做的太少太少,渐渐地他把类似于救世主的信条修正为:做我该做的,做我能做的。而他自己不论怎样累、怎样难、怎样苦都从不抱怨从不诉苦。我不止一次听他对我对别人说:“如果你受了伤,没有别的办法,一个人舔干净伤口,然后若无其事地站起来。”他这样要求自己,我成为他的妻子以后,他也这样要求我。我哭他从不哄从不劝。他说,只知道孩子需要哄老人需要劝,不承认女人也需要哄,有理智的人也需要劝。同时,他却一如既往地成为女孩儿、男孩儿和女人、男人们信赖的兄长和朋友。我呢,则理直气壮地指责他:一个只爱妻子和孩子、不爱别人的男人是自私的;一个爱别人唯独不爱妻子和孩子的男人是虚伪的。我承认虚伪不属于他,也知道不管是爱也好恨也罢,他的方式总是独特的。其实我欣赏的正是这种独特,可趣味是趣味,一旦真正面对又无法超脱。
他是这样一个人!我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吗?我能够承受这样一个人吗?如果当年能够这样问自己,也许我们会成为世上最令人羡慕的朋友,不管我们是否恋爱是否结婚。然而,我不能。我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希望所爱的男人既强悍深沉又温柔顺从。
一九八五年春节前夕,我们终于结婚了。没有房子,没有仪式,没有钱,甚至没通知各自的家庭。我们置办的唯一家当是两块五毛钱一把的特小号铝壶。在一个临时外出的朋友家里,我们用这把小水壶和一个五百瓦的电炉烧水做饭,度过了新婚后最初的日子。二十天后,他急性肠梗阻发作住进医院,但这并没妨碍我忘乎所以地认为,只要拥有他我便拥有一切。
两个月后他出院,我们住进了一间借来的小平房。虽然房子只有十平方米多一点儿,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家,我们觉得很知足。
冬天,炉子上的水壶和窗纸的响声呼应着,水蒸气把玻璃画得斑斑点点。那时北京的冬天似乎比现在冷得多,最冷时用湿手拉门上的铁把手会有被粘上的感觉。他回到家总是先摘下满是哈气的眼镜,一边擦一边念叨着,“还是家暖和!还是家好!”我们吃着炉台上烤的馒头片或烧饼,讲各自单位里发生的事情,谈论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追忆老北京的掌故。如果赶上下雪天,又正巧有朋友来访,他就像个孩子,一边顺口把“风雨故人来”的诗句改成“风雪故人来”,一边张罗着喝二锅头吃涮羊肉。他喜欢这种情调到了痴迷的程度,把我这个对北京风俗一无所知的南方人也感染得兴趣十足。夏天,他喜欢喝生啤酒。那时,北京的生啤酒不好买,我常常拿着大小不等的塑料桶去排队。我知道他下班回家,特别是朋友来了,喝不上生啤他会难受得坐立不安。
我们的小屋从不冷清,常有人不约而至,深夜十二点也有人来敲门。来得最多的是鄂复明,家里的力气活儿、技术活儿全由他一个人包了。最方便的是不用请,只要等着,不出三天他准会来。史铁生也是那时候的常客。房子小,没有沙发也没有扶手椅,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张折叠椅,铁生摇着车到门口一喊,他就跑出去背他进来。一个体重不足一百一十斤的人背一个体重近一百五十斤重的人,况且他放疗烧伤后没有腰肌和腹肌,背起来一定非常吃力,但每次他都坚持亲自背才放心。后来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为让他能休息好,铁生写了一张条贴在我家的柜子上:因主人身体不好需要休息,来访不得超过十五分钟!客人看着表,坐到十五分钟便开始不安,但只要他能坚持,总是说:“那张条不是为你写的,踏实坐着。”于是客人便心安理得地待下去。
本来我是个反对喝酒的人。父亲在世时常喝酒,从我懂事起就听母亲叨唠和抱怨,所以我对喝酒的人抱有很深的成见。我曾经暗想,将来绝不找一个会喝酒的男人当丈夫。他进入我们的家庭时,父亲已经病重,他多次为没有陪老人喝过酒而遗憾。他对我说:“不会喝酒的人无法体会‘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境界。不管什么事,只要是能使人向善而不是使人变恶,就没有理由反对。”我差不多被他说服了,再也不一味地讨厌
喝酒。
有一段时间,他每天下班到东四八条口的小酒馆去喝啤酒,问他为什么,他说为一个老头儿。那个老头儿看起来没文化,但气质特别让人喜欢,“我们每天总是前后脚到,我要一升啤酒不要菜,他要二两白酒,一盘花生米。我们谁都知道对方注意自己,可谁都没打招呼,如果我们认识准能成为忘年交。”我问他为什么不主动点儿,他说:“这你就不懂了,对我来说,猜想着、琢磨着是一种享受,我相信对他来说也一样。”这不是为了搜集素材,他和很多写诗的写小说的来往,自己却从不搞创作,尽管所有了解他的人都认为凭他的文笔和阅历,他是可以写点儿什么的。他与那些爱扎堆闲聊神侃的人也毫无共同之处,他和那种“话不投机半句多”的人从不一起喝酒。谈资和谈话的对象一样,是他最好的下酒菜,只要对胃口就行。所以与其说他是喜欢喝酒,不如说他是喜欢以酒会友;与其说他是在品酒,不如说他是在品人、品生活。

内容简介
《半生为人》以个人史的表达呈现生命的乐响。《半生为人》作者徐晓是一个坐过牢的单身女人,纤小、柔弱,在送走了自己的爱人和一个又一个生死之交的朋友之后,写下篇篇带着血泪的纪念文章。《半生为人》所记述到的人,都是那个年代如雷贯耳的名字,周郿英、赵一凡、史铁生、北岛、芒克……但在作者的充满理性但深刻入骨的文字里,他们又是那样鲜活而真实。作为一种个人史的表达,《半生为人》关乎的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往事和随想。她的坦然和承担,使她面对命运的各种馈赠时,既不躲闪,也不逞强,既不夸饰,也不渲染。她所描述的那些庄严的人生,不求活得更好,只求活得更多,这样的生命绝响,在今天这个时代,不仅难以重现,甚至它的价值也只能为少数人所分享。
徐晓在《半生为人》中如此坦承:如果说我的体验还不算肤浅,那是因为我与其中的人物和事件的关系足够深刻;如果说我的文字还不算苍白,那是因为生活本身已经足够丰富和厚重。我的坎坷,我的磨难,我的喜悦与忧伤,悟性与迷惘,底蕴与限度,都由此而生发,所以,它们是超乎文学的。

点击链接进入:
乡关何处:故乡•故人•故事
问道者
旧山河
价值的理由



海报:

半生为人

购买书籍

当当网购书 京东购书 卓越购书

PDF电子书下载地址

相关书籍

搜索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