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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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
中国社会底层的“仇富”情绪,基本合理。开发商想拆你的房子就拆你的房子,还不许人仇恨吗?换你你也仇。
人类文明的两大遗产,民主和基督教,都和仇富有关。仇富就是民主的开始。基督教不是仇富吗?它说贫困给人带来美德,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对财富批评得非常厉害。亚当·斯密也可以说仇富,因为他对工商势力攻击得非常厉害。美国不仇富吗?美国当然仇富啊。爱德华兹竞选总统本来势头不错,后来因为他花了400块钱理个发,他的总统梦就此基本就终结了。
我可以做个和主流相反的、不成熟的预言:中国现在其实还处于最好的日子之中,但二十年后可能会衰落,原因绝对不是没有保护富人。
吴敬琏、江平、茅于轼等一些主流派自由知识分子已经构成了一个保卫富人联盟,并对野蛮拆迁、不按市场价值给予经济补偿的经济掠夺表示了公开的支持。当掠夺起家可以被这样正当化时,当剥夺普通百姓的所有权也成了市场规则时,针对这种掠夺而产生的“仇富”情绪就有了坚实的理由。我们必须对这样的不义之财说“不”。如果听任这些人把持话语权力,那么权钱和知识三位一体的“右翼专制主义”就可能崛起。政府就无法从社会领域退出,而是把自己的权力向社会拍卖。个人的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这也是我站出来和他们辩论的基本理由。
贫富不均,对中国不仅是个政治挑战,也是个经济挑战。主流经济学家面对这种问题,总是会出来说:要让市场解决问题,要先把饼做大,然后大家都有吃的。他们回避的问题是:-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饼不可能做大。
最低工资、对穷人的医疗救助等等,从已知的市场原则来分析都未必说得通,但也都融入了世界最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对维系这些社会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充分说明市场原则的有限性。我们同时相信,人类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是比市场规律更高的正义。这种正义,也是我们用来不断修正不完美的市场所创造的社会不公平的依据。
如果中国的老百姓能够像美国的老百姓那样,自己投票决定是否在自己的社区内建经济适用房,如果他们能够成为陪审团的一员,有权决定-个房产大亨是该无罪释放还是该进监狱,那么茅先生和他所代表的富人们,对穷人说话就会客气多了。
亚洲发展银行的报告,不仅指出了中国是亚洲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而且这-趋势还有增无已。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中国的基尼系数,很快会赶上非洲的一些穷国。而在那些国家,既无社会稳定,也无政治稳定,更无经济的繁荣。
在西方发达国家,它有制度化的方式来抑制富人的权利。比如竞选,每-个的捐款多少有-个控制,防止富人通过金钱的方式,谋得过多的政治利益。金钱多少可以不一样,但权利要平等。成熟社会有一套这样的方式。在没有这一套的时候,仇富的这种心理,包括仇富的道德,对社会很有益。

作者简介
薛涌,中国公众意见领袖。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北京晚报》、社科院政治所工作,后来获耶鲁大学历史博士,现在美国任教。已经出版有《右翼帝国的生成》《直话直说的政治》《文化的边境》《炫耀的足球》《美国是怎样教育精英的》《精英的阶梯》《草根才是主流》《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一岁就上常青藤》等书。此外,他还长期为海内外报刊撰写评论文章,被认为是中文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他的新浪博客有2000多万的访问量,吸引了大量高素质的读者,被认为是思想文化类博客的冠军。

目录
前言:我为什么要辩论?
最低工资制:右翼专制主义的表现
警惕右翼专制主义的崛起
收一收既得利益的心态
中国到了“羊吃人”的时候了吗?
我为什么写《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
中国的发展不能依靠人口红利
市场并不仅仅属于暴发户
资本的道德
张五常凭什么给中国的老百姓定工资?
布莱尔与东莞民工
中国工人的月薪应该是多少?
高薪才能维持高发展
市场经济需要文化的滋养
开私车的怎么成了弱势群体?
开发商是怎么赚钱的?
感恩是人的基本品德
被逼着感恩时应该怎么办?
低薪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吗?
盖茨帮助我们反省市场经济

土地制度:对江平、吴敬琏的批判
从世界史看土地使用权
从承包到宪章——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产权
城市准入与共同体精神——从大历史看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治安
我们必须拒绝一个隔离的社会
普通法传统中的私有产权
有自由才能有秩序
新伦敦案能证明拆迁合理吗?
拆迁纠纷应试行陪审制度
江平教授,请你公开道歉!
知识界需要“清理门户”
21世纪的中国应是法学家时代
橄榄球社会
重植被切断的草根
谁把社会分成了精英与草根?
“吴市场”为什么反市场?
吴敬琏先生,请公布你的收入来源
吴敬琏该不该公布收入来源?
吴敬琏:什么叫极少数人挑拨煽动?

仇富:对茅于轼的批判
中国歧视富人吗?
从民工被打看“首先保护富人的权利”
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
茅老是好人,但难道不能批评吗?——我为什么终止和《南方都市报》的合作
中国媒体的潜规则
我和新浪是什么关系?——答冯一刀先生
我和“博客中国”是什么关系?
关于冯一刀事件的澄清声明
茅于轼真不主张首先保护富人吗?
要勤劳致富,就必须保护穷人
崇拜财富并不能创造财富
学者要有些体育训练
只有保护穷人,穷人才能变富
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吗?
中国的廉租房难道还赶不上五百年前的欧洲?
茅于轼有什么资格说穷人懒?
茅于轼错在哪里?
北京提出了住房建设的好模式
我们应该从经适房丑闻中学什么?
经济适用房真是无药可治吗?
用经济适用房改造棚户区
发展经济适用房的两策

各方反响:你为谁说话?
是茅于轼被歪曲,还是我被歪曲?一一兼论自由与平等
“说话”就是“做事”——答邝海炎先生
说话的人要把话说好——再答邝海炎先生
保护茅于轼的社会病理分析——答笑蜀
“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笑蜀)
笑蜀:你已经不是孩子
忠告薛涌:你需要上做人的启蒙课(笑蜀)
告笑蜀:请学习民主自由的基础课
请容忍骂人一一回复网友的质疑
为与《南都》决裂一事答网友
就和《南方都市报》断绝合作关系再答网友
贫富共和——妥善安排穷人和富人关系的唯一出路(秋风)
按事情的本来面目进行讨论(肖雪慧)
《南方人物周刊》访谈:你为谁说话?(何三畏)
薛涌:我就自封“新右”如何?
徐友渔:“仇富”的现实危害被夸大了
一个公共话题的左右说——薛涌先生访谈(《新生代·调查》)
“反智主义”的崛起

代跋:当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失灵的时候

序言
这部集子,以我几年以来和吴敬琏、江平、茅于轼等人的“单方面辩论”为主干。之所以说是“单方面”,主要是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对我的批评正面回应过,甚至一直在回避和我辩论。是不是我的观点过于浅薄、不值得回应呢?有位朋友告诉我:在北京由众多方家出席的学术会议上,我的观点不断地被提起来批判,甚至成为会议的主题,但批判者都回避提我的名字,好像生怕沾上是非。我的言论的“恶劣影响”,也是被这些人所深恶痛绝的。但是,他们选择不直接通过辩论来清除这些“恶劣影响”。一些和他们志同道合的媒体开始拒绝刊登我的稿件。有的媒体曾千方百计地请我充当专栏撰稿人,但是,一旦我批评上述诸公的文章见诸于世,当初自己找上门来的热情编辑立即中断与我的联系,甚至连简单的回信礼貌也不讲了。总之,在“自由派”的主流知识分子和媒体中,我是个必须回避的人。
为什么他们对我的态度会这样神神秘秘?这让我想起一位编辑告诉我的“业内人士”对我的评价:“薛涌的文章,如同公牛闯进瓷器店,不分青红皂白地乱砸一气,什么都不认。”在他这位好心人看来,一切都是因为我长期生活在国外,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知道谁和谁应该是一头的,乃至动不动会掉转枪口,对这自己一方进行扫射。
在我看来,这也许恰恰说明了我这些文章的意义。

文摘
最低工资制:右翼专制主义的表现
警惕右翼专制主义的崛起
最近的中国,有一股右翼专制主义的思潮正在崛起。这种思潮的危险在于,它的倡导者常常是过去的自由派人士,对抱有自由主义价值的人有相当的迷惑性。我们如果对之丧失警惕,使之占领我们的体制,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就又添一番曲折。
这种右翼专制主义的思想,在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言论中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楚。比如他们几乎一致排斥老百姓对改革的参与,对网上民意充满了恐惧。从张维迎的“正确的观点不用投票”,到樊纲的“网民不代表民意”,他们想方设法地阻止而不是鼓励老百姓的政治参与,把老百姓的心声妖魔化为“非理性”。《经济观察报》干脆把那些“希望把争论扩大到全社会,进而影响政府决策”的人归之为“反改革势力”,暗示改革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
话说得最明白的,当属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他公开提出发展中国家民主要缓行,对法治“不能神话”。他不希望老百姓参与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讨论,要回到“不争论”的时代,甚至反对公开利益集团的冲突,构想着一个没有任何透明性的社会。他还具体地指责媒体不负责任,搬出所谓的美国模式,认为由几个大财团集中控制的媒体才是负责的,暗示对媒体要加强集中管理。他甚至耸人听闻地声称,现在网上对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些攻击在美国已经构成了诽谤罪。
真是如此吗?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还没有看到网民因攻击公共人物而被判诽谤罪的一个案例。相反,老百姓攻击公共人物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比如2004年总统大选时,一批越战快艇队老兵组织起来攻击克里。他们不仅是网上骂骂,而且拍摄电影,在全国各地的电视上放映。连保守派的评论家也指出他们的片子充满不实之词。克里在大选之中和之后都曾考虑起诉对方,后来还是不了了之。在美国,小人物“诽谤”大人物,在法律上享有非常充分的保护。美国在建国之初,政府一度曾经想管管媒体。第一,那时确实不少人在报纸上匿名造谣诽谤;第二,当时和法国就要发生战争,保持稳定非常重要。于是,亚当斯领导的联邦党人,于1798年在国会通过了“煽动法案”,严格打击对政府官员的攻击和诽谤。然而,这一法案变得如此臭名昭著,促成了亚当斯在1800年大选中的失利,联邦党也很快寿终正寝。甚至亚当斯晚年还极力试图撇清自己和这个法案的关系。不知道在美国读过书的李教授是从哪里搬来的美国规矩?中国如今竟出现写本小说也被判诽谤罪的事情。请问李教授希望把媒体管成什么样子?
李教授看不上印度的民主,但是印度有些事情却出奇地对他的胃口。比如,他指出《印度快报》非常严肃负责,理由之一就是主编是个经济学博士。另一个理由,是人家监督政府,但“决不会对政府官员进行人身攻击,所以政府官员大都是她个人的好朋友”。这家报纸知道一位国家领导人是同性恋,而且和一个未成年人有某种关系,但在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拒绝报道。
这就是李教授心中的理想社会:政府官员和媒体人士都成为个人层面的好朋友,政府官员和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媒体帮助掩盖!这样媒体还能监督谁呢?大家还记得克林顿的性丑闻吧。那还不涉及未成年人,但媒体连篇累牍。许多美国的老百姓反对因为这种私生活而弹劾总统,但没有人说这种事情不该报道。耶鲁一位大教授,因为和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不仅被媒体追踪报道,而且现在还在联邦监狱服刑。李教授等于公开提倡媒体要保护罪犯!仿佛一个人只要是个官,犯了罪也属于私生活。
从主流经济学家的种种言论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希望通过加强对老百姓的管制,而不是增加老百姓的权利,来寻求一种经济发展的道路。他们希望建立某种垄断性的权威,来抑制老百姓的政治参与。这是~种典型的右翼专制主义的寡头模式。
哈耶克认为,从右翼专制向民主过渡,比从左翼专制向民主过渡要容易些。看看战后的世界历史,这话当然有些道理。但是,右翼的专制也是专制。民主才是我们的社会理想。在1980年代,改革刚刚开始,“两个凡是”的左倾势力是改革的主要障碍,所以那时反左是我们首要的历史使命。如今,当年那些原教旨的左派基本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已经经历了深刻的历史转型。在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右翼专制主义正在成为对自由的主要威胁。主流经济学家们利用人们对左派的恐惧,口口声声地说要“骗出一个好的制度”。我孤陋寡闻,见过“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骗”,还没有见过“此地有银三百两”式的“骗”。既然要骗,怎么能先把自己的底牌告诉人家?看来,他们要骗的并不是左派。他们是通过声称骗左派来让老百姓闭嘴,让追求民主的人们放松警惕。这样他们可以在阻力最小的情况下建立右翼专制主义的体制。这才是骗人者藏而不露的底牌。所以,我们这些梦想着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的中国的人,到了和他们分道扬镳的时候了。
收一收既得利益的心态
我在博客中写了一篇《财阀学阀,欺行霸市》的文章,批评房产大亨任志强和北师大教授董藩关于房地产业不能公布成本的理论,立即引来两人的连手反击,在网上闹得颇为热闹。可是,两人的反击,回避了我的中心问题,董教授更是诉诸歪曲谩骂的手段,颇能表现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心态。
本来,我的批评最初还不是针对任志强。他是个生意人,要说对生意有利的话。这样做合法也合情。我对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过去对穷人侮辱性的言论。这次之所以站出来说话,主要的导火索还是董藩先生发明了公布房地产成本是创造“国耻”的理论。我的观点很清楚:中国的平民百姓(包括那些富裕到能够购买商品房的人),把自己一生最大的积蓄用来购房,他们当然有权利知道用自己一生心血购来的房子的造价和成本是多少,而且这种造价和成本是可以核算的。第二,我并不因此反对市场逻辑。相反,我明确提出公布成本和房地产公司的自由定价权是两回事。经济适用房的利润率受政府的有关规定的约束,商品房的利润率则不受这个控制。你的成本越低,售出价格越高,说明你的经营越有效率。这是市场逻辑。不过,市场越透明,消费者对产品越有知情权,市场的运行才越健康。
对此,任志强出来反驳,说我不懂中国的有关法律规定,不懂中国的土地是国有,美国是私有,不懂公司经营成本与项目开发成本的区别等等。其实,我从来没有说中美土地所有权是一样的,更没有说成本不能有不同的算法。我的基本立场是,尽管有不同种类的成本,土地所有权也影响房地产公司的利润,但这些成本核算应该公开,让消费者看清楚自己的钱花在什么地方。
这样驴唇不对马嘴的反驳,说明了任志强的心态。他文章开篇就说:“对房地产问题的争论,似乎已成为任何想引起人们关注并借此成名者的阶梯。于是不管是从事此行业、研究此行业的人;还是根本就对此行业一无所知,或研究领域与此行业毫不相干的人,都自认为是‘专家’、‘学者’,也都长篇大论地参与了与房地产业发展有关的各种讨论。”他要证明的是,他是专家,我不是,所以我应该闭嘴。或者说:“见过马跑的人,并不知道骑马的滋味,也不等于会骑马。看别人骑马跑得很快,你却可能骑上马还没跑就掉下来摔个半死。别以为看过骑马就懂骑马了,仅仅看过骑马的人如果也都有资格去评论马术那才是真正的笑话呢。”顺着这样的逻辑一推就明白:在房地产上,只有像他这样的人才有说话权。一般消费者最多见过马跑,甚至有连马跑都没有见过的,根本没有资格说话。
任先生大概忘了,仅看过马跑的人并非不能评论马术。赛马也好,马术也好,骑师再专业,他们也要表演给看马跑的人看。看马跑的人是骑马的人的衣食父母。你见过哪个骑师会像任先生这样对观众怒斥:“起什么哄,喝什么彩,你们这些没有骑过马的蠢货!还不给我闭嘴。我到时候告诉你们谁赢就行了。”
买房的老百姓没有专业知识就去经营房地产,就像仅看过马跑的人贸然骑马一样,多半会出事故。但是,人家花钱买房,就有权知道钱花在哪里。这就像花钱进了跑马场的人,有权亲眼看看比赛究竟是怎么分出胜负并且在看台上,品头论足一样。否则人家凭什么买票?房地产商有经营的专长,但不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垄断关于房地产的公共辩论。所以,我写文章并非像他所指的是在冒充专家、学者。相反,我坦诚交代我是个没有买过房、也不懂房地产的“白丁”。但是,我有问题要问,有观点要表达。这是所有老百姓都有的权利。不管你是什么专家,也别想挡住我。
这种垄断公共辩论的心态和图谋,被董藩表述得更清楚。他的反驳文章,题为《薛涌的无耻、无知与放肆》,竟从我对北大的批评讲起:“令我愕然的是,薛涌竟是早年北大的毕业生。虽然薛涌的批判不乏真知灼见,但他毕竟曾受业于北大,北大是他的母校,他曾是北大的学子。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传递,抑或采用相对平和的语气公开表达。”言下之意,我受了北大的恩,北大无论干什么都不应该公开批评,有话内部说,别让外人知道;或者要非常客气地说话。可是,为什么他自己可以今天说人家是“国耻”,明天说人家是“无耻”呢?按他的逻辑,只要人家过去给了你好处,你就应该把公共利益抛到一边,“通过其他途径”而不是公共辩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这难道不是公开为既得利益张目吗?
任志强和董藩,一个是生意人,一个是学者,但有着同一种心态:排斥老百姓参与公共辩论。我说他们欺行霸市,看来并没有委屈他们。
中国到了“羊吃人”的时候了吗?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最近国内经济学家纷纷出来回击《华尔街日报》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是以最穷的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质疑,称该报“断章取义”,并坚持“中国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开放受益”。
听了这样的评论我未免有些疑问。我订了《华尔街日报》多少年。众所周知,《华尔街日报》是右派的财经报纸,对华在政治上强硬,但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持相当积极的态度,并坚持弗里德曼式的市场经济理念,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削平贫富,主张对中国贸易开放,并在中海油并购美国石油公司、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乃至美国是否应该压人民币升值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基本都站在中国一面。怎么会突然拿出一副民主党的口气来教训中国不管穷人呢?
后来看到《金融时报》的相关报道,才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事情起源于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从2001年到2003年,中国最贫困的10%的人口,收入降低了2.4 %;最富的10%的人口,收入增加了16%。而在同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接近10%。报告讲得很清楚,在这段时间内,最穷的十分之一人口收入略有下降,但其他经济地位的人口的收入都有明显增长。翻译成我们经济学家听得懂或者最爱听的话,那就是90%的人口收入有明显增长。人家已经有了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济学家何必用什么“中国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开发受益”来反驳呢?谁说绝大多数人没有受益呢?
一些名字也没有的“经济学家”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还进一步表示,“把造成中国的低收入人群的原因归为富裕人群更富裕,在某种程度上有‘断章取义’之嫌”。但看看前面世界银行的报告,人家只是把数据摆出来,说最富的10%的收入提高了16%,最穷的10%收入降低了2.4 %,并没有“把造成中国的低收入人群的原因归为富裕人群更富裕”,反而好像是我们的经济学家自己在那里对号入座。
经济学家应该善于发现现实中的问题,而不要无条件地当现实的辩护律师。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举世公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来面对发展中的问题和外界的批评。世界银行的报告,无疑对中国社会具有良好的警示作用。第一,一般而言,当经济发展良好时,社会对穷人更好些。比如政府有财政盈余,舍得花钱;富人钱包鼓了,捐赠也痛快。第二,中国的经济技术含量不高,严重依赖低薪阶层的简单体力劳动。当一个经济的简单体力劳动的含量高,高技术的含量低时,穷人的机会应该比较多。但是,在这么有利的条件下,为什么政府和富裕阶层没有为穷人提供足够的福利?为什么急剧扩张的制造业没有给最穷的10%的人口提供基本的机会?中国的人均收入,远比美国和俄罗斯低,但根据基尼系数,贫富差距已经比这两个国家大。这些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一些专家”或经济学家无视这些问题,甚至临时换专业,以历史学家的口气狡辩说,“从大历史的进程观察,任何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都要经历一个‘受益不均’的阶段,比如英国工业革命中的‘羊吃人’现象、欧州国家早年对非洲的殖民掠夺等等,都是明显的例证。”言下之意,就是在当今的中国也可以“羊吃人”,也可以进行“掠夺”。这等于用十八、十九世纪的道德标准,来规范二十一世纪的社会。这些专家怎么不看看:日本战后的经济起飞,缩小而不是扩大了贫富差足巨。抢银行可以致富,当金融专家也可以致富。我们的经济学家,在教唆人们走哪条路?
贫富不均,对中国不仅是个政治挑战,也是个经济挑战。主流经济学家面对这种问题,总是会出来说:要让市场解决问题,要先把饼做大,然后大家都有吃的。他们回避的问题是: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饼不可能做大。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就对中国经济作出了这样的诊断。就是被当今的主流经济学家奉为市场经济的教主的弗里德曼,也提出过负进所得税的构想。按照这一构想,穷人可以合法地从国家那里领钱。亚当·斯密也好,弗里德曼也好,他们鼓吹市场秩序,就是追求充分的竞争。财富过分集中,自然形成了垄断,还怎么充分竞争?
二百多年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财富的中心。但亚当·斯密预言,中国已经富到头了,不可能再有潜力发展。理由~是缺乏自由贸易,一是穷人毫无保障,富人有太多保障。对弱者的态度,检验着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而这一道德底线,也是健康的市场经济的基础。面临历史上最佳发展机会的中国,不要在这方面再不及格。

内容简介
《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内容简介:至少我们这代人,没有创造出什么值得后辈阅读的中文。你要是听茅于轼、吴敬琏们用“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类话谈市场经济.你就永远不可能懂市场经济,而且真到了市场经济的国家也会被人家笑话。我给你出个题目,把茅、吴这两句话翻译成英文,看看能否放在任何美国的媒体上。真翻译成英文,肯定是野蛮语言。在文明社会,这样的句子谁能找到呢?那些为这两位辩护的人,许多是出过国的。让他们举个例子吧。总而言之,我们的语言本身已经变得野蛮了。乃至这种话中文里可以有,还有许多人拥护,但英文里不能有。这简直就是处于两种进化阶段的语言。
中国的穷并不是仇富所致,而是贫富分化太严重、穷人缺乏保护的结果。这也是亚当·斯密的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至今对此也无法面对。《南方都市报》的编辑枪毙我的稿件,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仇富情绪太危险。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看法。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传统有严重的仇富倾向。相反,中国自明清以来经济非常市场化,社会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力比其他社会恐怕更大。如今世界的发达地区,香港、新加坡等地贫富分化就属于最大的,社会也很稳定。这说明中国文化中并没有特别的仇富传统。同时,我们再看看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三十几个国家,哪个国家的仇富情绪不威肋、社会稳定?人都是人。中国人未必是更好的人,但也不一定是比人家更坏的人。一个社会贫富分化到了这个地步,换谁当穷人都会仇富。中国的穷人相对还算厚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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