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法国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讲述者.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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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16世纪的法国实行皇家赦免制,戴罪之人可以通过陈情求赦而免死脱罪,赦罪书是由此产生的一种特殊文献。赦罪书的制度运作,讲述者、书写者、审阅者的种种表现,求赦故事的叙事结构和技巧,以及其中女性的声音,这些都是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精心分析的对象,16世纪法国社会一幕幕鲜活的画面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

编辑推荐
《档案中的虚构》:字字珠玑,引人入胜,再现来自16世纪法国的声音和画面,任何一位历史研究者都无法等闲视之。这也是一部范本,让读者领略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创造力的历史学家是如何从事研究和写作的。

作者简介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1928— ),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专长为欧洲近代早期历史研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荣休Henry Charles Lea历史学教授。被誉为“当今在历史写作方面最具有创造力的人之一”。

目录
赦罪书的诗学与政治(刘永华)

绪论
第一章 讲故事的时代
第二章 愤怒的男性与自我防卫
第三章 流血事件与女性的声音
结论
注释
附录
一 赦罪书抄本
二 克洛德·达特杀妻案的原始资料
三 赦罪书的驳回
名词对译表
索引

序言
《档案中的虚构》序
多年来,我一直在读有关16世纪犯罪的赦罪书,一边尽责地记下名字和法案,一边摇头发笑,仿佛手中有一本《十日谈》(Decameron)。一开始,我特意找出里昂人的案件,但我总是被朗格多克的异装癖者的骚乱或皮卡迪的家庭杀人案所吸引。后来我有幸为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Montaillou)撰写评论。通过探察这项精湛的研究背后的宗教裁判所的原始资料,我意识到我们可以在这些完整而连续的叙述中,找到14世纪早期比利牛斯山的村民讲故事技巧的某些证据。我将我的评论称作“蒙塔尤的故事叙述者”(The Storytellers of Montaillou),并期许有朝一日我会对自己所研究的那个世纪的档案做这样的分析。

当斯坦福大学邀请我作1985—1986年的哈里·坎普讲座(Harry Camp Lectures)时,我想,“我的机会来了”。到那时为止,对马丁·盖尔个案的探索,使我的目标变得扑朔迷离。在那本书中,我能够描述法官和法院职员在冒名顶替者命丧黄泉之后如何建构事件,但村民的记忆是怎样的呢?他们利用什么文化资源去界定离开和归来、身份和同谋?如何从他们的叙述方式中获得证据?

所以,我必须回到档案,搜集来自法国许多地方的赦罪书。即使不关注鲜明的地域风格,viii但我至少可以探讨在数个省份档案中发现的叙述技巧和主题的范围。同时我也必须回到16世纪的法律文献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中短篇小说(novella)。要对赦罪文本作文化分析,就必须领会它们创作的规则。我希望研究法律和犯罪的史学家能同我一道品味档案中讲故事的特征,而批评家/学者可能会在这里发现一种颇有意趣的文学创作模式。

当我开始整理资料时,暴力、讲故事和寻求赦免之间的联系突然随处可见。它们出现于16世纪,我在以前的一本著作中已注意到暴乱和礼仪之间的关联,现在看起来它们相当重要,这不仅因为事件以那种方式发生,还因为当时的人们以那种方式来讲述它们。当它们在20世纪出现时,尽管在价值观、法律和司法程序方面与旧制度时期存在巨大的差异,但类似的主题仍出现在各种犯罪报告中,而在应承担的责任及寻求正当理由方面,也爆发了相似的争论。

“听听这个”,当我的丈夫在做早饭而我在看《纽约时报》时,我可能会对他说,“有个男人因为打死母亲而被判刑,原因是她拒绝在感恩节为他做肉丸子……;‘当大家正在跳舞的时候’,有个不速之客在聚会上枪杀了另一名青年男子……;有个父亲要他儿子接受死刑,以赎谋杀之罪。”其间,有人给编辑写信,争论应该如何理解伯恩哈德·格茨地铁枪击案中的“自我防卫”,而珍·哈里斯在她坐牢期间出版的书中告诉我们,她从未打算置她所爱的男人于死地,她也不知道他是如何被杀的。

我忠实地将研究限制于16世纪的范围之内,但我希望读者能分享我对这些事件更广泛的共鸣,既包括感知历史、文学和法律之间反复出现的联系,也包括阅读当代的赦罪和犯罪故事的感受。

《档案中的虚构》最初作为哈里·坎普讲座于1986年1月在斯坦福大学发表,同年又作为惠登讲座(Whidden Lectures)在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宣讲。感谢荣幸地得到的邀请,也感谢听众踊跃的提问和建议。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提供经费支持我的研究,ix此外,法国国家档案(the Archives Nationales)、巴黎警察局档案(the Archives de la Préfecture de la Police at Paris)、罗讷省档案馆(the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u Rhne)、日内瓦(瑞士)国家档案馆(the Archives d’Etat de Genève)的工作人员曾给予极大的帮助。我要特别感谢日内瓦国家档案馆的芭芭拉·罗斯。

本书的观点曾在几个知识团体中做简短的介绍,来自这些团体的回应有助于本研究计划的成形,这些团体是:多伦多符号学研究会(Toronto Semiotic Circle);卫斯理大学人文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 of Wesleyan University);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华盛顿天主教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霍夫斯特拉大学(Hofstra University)和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的历史系;以及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史学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of the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阿尔弗雷德·索曼就如何追查巴黎最高法院和巴黎警察局档案登记簿的资料给予我极好的指导,并在我研究的初期和最后阶段,以其特有的慷慨回应我关于法国刑事审判运作的问题。贝尔纳·莱斯卡兹帮助我追踪日内瓦的赦罪线索。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琼·W.斯科特和托马斯·A.格林阅读了讲稿,他们的建议对本书最后的定稿非常宝贵。许多朋友提供意见和参考文献,他们是:约翰·M.贝蒂、菲利普·伯克、琼·德让、卡拉·赫塞、马德莱娜·杰伊、让—菲利普·拉布鲁斯、弗朗索瓦·里戈洛、彼特·萨林斯、马西娅·康托尔·斯塔布斯、斯蒂芬·D.怀特及弗罗玛·蔡特林。迪恩·达布洛夫斯基不厌其烦地查阅书籍,并给予其他文秘方面的帮助。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埃伦·史密斯精心关照本书终稿的编辑出版工作。然而,如果最后的成品存在任何缺点,这些辅助者都不应承担责任,责任只在作者。

至于我的丈夫钱德勒·戴维斯,我希望他能原谅我不计其数的打扰,要他听一个又一个血腥的故事或讨论更多的解释,而我没有借口,也不承诺改过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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