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放一把火.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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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先放一把火》是著名经济学家何帆的随笔集,作者探究了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对经济学的反思,力图跳出经济学的窠臼,结合进化论、社会学、复杂科学等方面,以更高远的视角去审视经济学。第二个主题是向历史学习,了解现代经济体系的由来,尤其是从19世纪以来我们所经历过的经济历史。作者以敏锐的观察以小见大,给思想“先放一把火”。

编辑推荐
《先放一把火》编辑推荐:经济学家在读什么?
从历次经济危机中,我们能学到什么?
经济学研究能与进化论、社会学甚至脑神经科学联系起来吗?
著名经济学者何帆,以敏锐的观察、犀利的剖析,给你的思想“先放一把火”。

作者简介
中国金融40人论坛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其他职务包括:央行行长和宏观经济学家30人小组(Bellagio Grope)成员,纽约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银行汇率专家组成员、财政部国际司顾问、商务部WTO司顾问、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特约评论员、新华社特约观察员、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青年全球领袖、亚洲社会青年领袖、北京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已出版文集包括:《不确定的年代》、《胸中无剑》、《若有所失》等。

目录
序言
读春秋
日本人为什么要买洛克菲勒中心?
债务如野火
永远长不大的巴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
先放一把火
全球变暖论是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
怀特先生家里的苏联地毯
我为钟狂
我的团
跳来跳去的狐狸
黄金有毒
比比谁更经折腾
从奴隶到将军
75岁当上教授的学霸
癸巳读书漫记
打游戏的教育意义
文字秒杀术
人有病
LTCM之殇
轻信不疑
亲密爱人
追忆1931年英镑贬值
怎么写开头?
当华盛顿关掉了华尔街
修修补补的大脑
非我族类
假如中国的大学生听了《公正》课
容忍失败
拉斯蒂涅的艰难选择
他们的山河在哭泣
黄金镣铐
南海鼎沸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当过官和没有当过官的经济学家
给不愿意读经济学的学生开的经济学书目
幽明之间
欧元的错误和经济学家的错误
写给无比焦虑的父母们
凯恩斯在1919
异夫的世界
人们所不了解的地缘政治风险
人类是怎么学会阅读的
甘甜的资本主义
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并非全知,并非全能,也不仁慈,但不可缺
男人的游戏女人懒得玩
有没有可能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
敢不敢相信别人?
君主与真主
在凯恩斯的左边、马克思的右边
为什么民主制度遏制不了贫富分化?
如何击败“闪电战”?
《联邦党人文集》背后的统计学幽灵
迷雾漫漫增长路
哪儿来的这么多混球
智库的战略
写给2014年的一封信
乔布斯们的巢穴
金融制裁是一种信用透支
论在不按牌理出牌的牌局里如何出牌
东风破西风烈
我们都是大数据时代的海狸
血色丝绸之路
我们祖先的大脚趾
国王的人马

序言

从2013年9月开始,我在FT中文网开始了书评专栏的写作。专栏的名字叫“一知半解”。专栏的简短介绍是:“读书是每日必做的功课,写作是终生以求的技艺,但深知努力的结果,仅仅是得到了一知半解。”一年过去了,我每周都写一篇书评,风雨无阻,算是一个比较勤奋的写作者,也是一个自律守时的撰稿人。这个专栏到底能坚持多久,我心里也没底。恰好有许洋兄的邀请,干脆就把这一年的专栏文章结集出版,如果能够坚持下去,就算是年度总结,如果没有办法继续写,也是对这一年读书写作生活的小小纪念。
我读书兴趣很广泛,这些专栏文章看似五花八门。其实大部分文章都是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对经济学的反思。主流经济学建立在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这一假设并非完美,但有助于构造出一套清晰的逻辑推理。这是科学研究所必需的,无可厚非。但是,主流经济学有其局限性。在很多方面,主流经济学和物理学中的牛顿力学很相似。它们都是建立在很简单的假设、很清晰的推理之上,都能够对常识的谬误进行犀利的批评,都能广泛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真理再往前走半步就是谬误。如果我们并不仅仅把理性人假设当作一种假设,而把它视为一个事实,一种信仰,那么,这样的经济学不仅不会开阔我们的思路,反而会束缚我们的思想。我近几年读了不少关于脑神经科学、进化论、社会学、复杂科学方面的著作,就是想跳出经济学的窠臼,希望能以更高远的视角去看,一门社会科学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个主题是向历史学习。对历史的热爱,或许存在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又或许,对历史的偏好与年龄的增长正相关。我对历史的兴趣,一则是想了解现代经济体系的由来,尤其是从19世纪以来,我们所经历过的经济历史。人真的是一种很容易忘事的物种,我们的大部分感受都来自于这一代人的亲身体会。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代人,或者说三十年的时间只是一个很短的片段。不要说回到亘古时代,就是在半个世纪、一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情,已经只剩下朦朦胧胧的记忆了。二则是想了解我们的文化和其它其他文化的来源。我对地缘政治越来越感兴趣,但我理解中的地缘政治,并非地理因素对人类历史能够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而是历史、地理这些“慢变量”对一个小小的人类共同体的逐渐塑造。我游历过的世界越广泛,接触到的其它其他社会越深入,越是能够感受到文化间的微妙差异。就像了解一个人,就必须要了解他或她的家庭背景、童年经历一样,了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要回到他们的历史、传统中去。地理不过是历史的舞台而已,人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选择自己的居住地,千百年来,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这种“印记”,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是难以抹去的。尽管我对国学素无敬意,但我知道,自己血脉中流淌的东西是数千年来沉淀下来的,我是属于这片土地的。
除了这两个主题之外,我偶尔还会谈论一下如何写作,如何教育孩子,这都是写给自己的,卑之无甚高论,聊备一格而已。
除个别注明之外,此书收录的文章都来自FT中文网,而且是按照我的写作顺序编排的。其实我想不明白,这些文章在网上都能找到,再印成一本书有什么意义。我自己是个非常传统的读者,总是喜欢能够一册在手,而且要拿一支笔,才觉得是在读书。在海外访学期间,不敢疯狂买书,怕到时候运不回来,读的多是kindle,kobo,其实觉得很不过瘾。据说纸质书已经快要绝种了,那还再出书干嘛?
在网络上写作,写得快,但常常没有时间精雕细琢。网上发表还有一个好处是能够看到读者的反馈。有很多读者指出了我文章中的错误,纸质书出版的时候,给了我一个更正、并向这些读者致谢的机会。我在每篇文章的前面补写了一小段话,算是对各位读者的一点回应,也算是纸质版对电子版的一点“价值增加”(value added)。
作者不可能让所有的读者都满意。我不是写给所有的读者看的。在我写作的时候,心目中只有三个读者。第一个读者是我的老师,一位学识渊博、严谨细心、正直高尚的学者,我写作的时候,常常会想到他威严的面庞,他让我不敢信口胡言,而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我而言,写作不是为了“铁肩担道义”,不过是为了说服自我而已,但是,文章寸心事,得失千古知。落笔成文,不可不慎。第二个读者是我的学生,对经济学和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但懵懵懂懂,不知何去何从。对我的文章,他或她会细细品读,希望能够找到一点帮助。从登堂到入室,从仰视到平视,我希望他或她在成长的某个阶段,能够受到来自我的一点积极的影响,多少年后,还会想起读过我的某一篇文章。第三个读者是一位朋友。他或她并非是学经济学的,不在我们的圈子里。他可能是个理工男,但偶尔也会看看阿西莫夫、《三体》,更多的时候看的是《生活大爆炸》,或是打打星际争霸,或许是个文艺女,最喜欢的或许是张爱玲,也许是村上春树,他或她对经济学并不感兴趣,甚至有些讨厌。但偶然的缘分,让他或她读到了我的文字,有那么一点惊讶,也有那么一点赞赏,还有那么一点不服气,但至少,我让他或她感到,这是一个真诚、有趣的作者。然后,让我们彼此会心一笑,相忘于江湖之间。
只要有这三个读者,我就会坚持写下去。

2014年9月15日于堪村

文摘
黄金镣铐

我一直在阅读关于金本位制的研究,希望能够有机会把这段历史讲述一遍。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此书似乎还没有中译本。出版社都喜欢跟风,翻译出版新书,但一些过去出版的书历久弥新,建议有心的出版家沙里披金,好好挑选。原文写到:“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规范的用法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已改正。

邻居家的孩子总是更完美。历史上的金本位制,看起来就像邻居家的孩子一样完美。看看人家:政府无法随便印钱,自然也就不能随随便便地干预经济活动。一切都靠“看不见的手”,行云流水,指挥倜傥,完美无缺。
著名经济史学家艾肯格林说,金本位制其实是一个镣铐(gold fetter,最早是凯恩斯的话),它束缚住了政府的手脚,政府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正是这些错误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退出金本位制,才能挣脱镣铐,重获自由,实现经济复苏。或许,一个更恰当的比喻是,金本位制像是一件湿衣服,你本以为穿着衣服会保暖,但湿衣服让你更容易着凉。脱去湿衣服本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不脱呢?还是因为内心的犹豫和恐慌:你从来没有当着这么多的人光过膀子。
金本位制确实有其辉煌的时候。从1880年到1914年,列国豪强都实行金本位制,而且金本位制运转良好。但艾肯格林指出,这是由于风云际会,一系列特殊的政治经济及国际因素的巧合。在金本位制下,外部平衡的经济目标压倒了内部平衡的经济目标。为了维持金本位制,一国往往被迫承受忽冷忽热的经济波动。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19世纪的失业问题并非不严重,但没有人关心。为什么?当时根本就没有失业这个概念,人们把失业者称作“穷汉”“流浪汉”,还没有人认识到,他们之所以找不到工作,不是因为个人或懒或笨,而是因为宏观经济出现了低谷。即使有人对大批失业者感到同情,他们也不会想到,政府可以通过货币或财政政策熨平经济波动。当时所谓的民主,基本上是贵族和上流阶层的民主,穷人对政治没有影响力,而金本位制下,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当然是符合大资本家的利益的。
与此同时,不得不赞美的是,在19世纪末期,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相当成功。一方面,各国之间配合默契。当市场处于相对平稳时期的时候,各国央行唯英格兰银行马首是瞻。比如,如果英格兰银行降息,大家都跟着降息。英格兰银行的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对表”的标准时间。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国际金本位制并非完全由英国主导,而是相当的多元化。当市场出现危机的时候,英国不是最终贷款人,它反而会向法国、德国寻求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和市场之间亦是心心相印。没有和政府捣乱的投机资本。市场预期政府一定会捍卫金本位制,所以会提前守住阵地。国际资本流动和政府的政策意图相辅相成,珠联璧合。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政治经济格局都出现了巨变。民主的力量抬头了。一战期间,各国政府为了安抚工人,就已经改弦更张,支持工人建立工会。工人参加的政党势力大涨。对国内经济稳定的关注成为政治热门话题。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和一战之前大相径庭。无休止的关于战争赔款的争执,为所有的国际经济协调都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且,各国的政策主张也各执一词。法国经历了长期的高通货,仍然心有余悸。法国认为,大萧条的原因是各国没有信守金本位制,滥发货币;英国则始终感受到高利率之苦,英国认为,大萧条的原因是金本位制的束缚,央行没有及时地增发货币救市。胡佛总统的观点接近于法国,而罗斯福总统的观点则偏向英国。如果医生们连诊断结果都不一样,该怎么开药方呢?一战之后,各国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实现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但一次又一次地以失败告终:1920年布鲁塞尔会议、1922年日内瓦会议、1933年伦敦经济会议。
1928年,美联储提高了利率。这本是一个温和的政策调整,但却激起了一圈一圈更大的波浪。一战之后,美国成了最大的顺差国,其他国家都仰仗美国的资金支持。英国需要美国的资金支持重返金本位制。满目疮痍的法国和德国需要美国的资金战后重建。东欧国家需要美国的资金支持抑制恶性通货膨胀。拉美国家需要美国的资金支持渡过初级产品价格下跌之后的难关。突然,美国的资金断流了,其他国家只好收缩货币和财政,这使得它们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劣。各国相继退出金本位制。银行危机此起彼伏。世界经济陷入长久的衰退。
能不能不退出金本位制呢?当然可以,但这就需要各国齐心协力。如果一国单独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遇到最糟糕的结果:资本会外流,央行被迫提高利率,保卫金本位制。但大家同时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就会避免这一结局。遗憾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经济政策根本无法达到协调,于是,大家都陷入了“囚徒困境”。
当各国退出金本位制之后,纷纷舒了一口气。退出金本位制意味着本币贬值,而贬值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这不是著名的“以邻为壑”的“货币战”吗?其实并非如此。设想,如果所有的国家都同时退出金本位制,而且退出之后都采取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则需求会增加,而且增加的需求是国内需求,货币扩张之后,即使名义汇率贬值,但实际汇率变化不大,不会对出口有太大的影响。从实际情况来看,退出金本位制之后,没有紧跟着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出口迅猛增加,但增长和就业的复苏很慢。退出金本位制之后紧跟着采取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则增长和就业的复苏更快,出口增长并不强劲。
那为什么30年代会有“货币战”的恶名呢?这是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反应。当有些国家退出金本位制,货币贬值之后,那些没有退出金本位制的国家,会被迫地提高关税、收紧配额,保护自己。“货币战”其实说的是“贸易战”。
不同的国家之所以会采取不同的反应,又跟其国内政治密不可分。有些国家在一战之后采取的是比例选举(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政治制度,试图让每一个利益集团都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管利益集团有多小,他们也能组建自己的政党,慷慨激昂地发表自己的声音。“春山磔磔鸣春禽,此间不可无我音。”而有的国家采取的是多数选举(majority representation)制度,在一个选区,最后能够脱颖而出的只有一个票数最多的政党。乍看起来,这种民主制度是把民众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中途断流——确实也是如此——但和比例选举制度相比,这一制度更有利于政府做出统一的决策,尤其是事关征税的决策。
德国、奥地利、法国等国家实行的是比例选举制度,大大小小的政党争执不下,谁也不肯让步,政府无法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减少由于战争带来的财政赤字,于是只能偷偷地让央行开动印刷机印钱,结果是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恶性通货膨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当恶性通货膨胀出现之后,这些国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得对通货膨胀极度恐惧。事实上,当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各国受到的是通货紧缩的困扰,但央行还在害怕货币扩张会带来通货膨胀。相比之下,英国和美国一是由于政治格局的变化相对不大,多数选举制度运转平稳,二是因为并非一战战场,战争带来的物质损失相对较少,所以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英国和美国政府也担心通货膨胀,只是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神经质,所以才能更务实地调整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金本位制就是金融童话中那个永远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公主,那个会给每一个好孩子(指的是我们自己)带来礼物的圣诞老人。其实,它影射的是我们对这个平庸现实的不满。最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事实的真相却是:这个真的没有。

写给无比焦虑的父母们

这篇文章也不应该出现在本书中。在微信上读到一位朋友看到孩子马上要上学,心里非常焦虑,引起了我的共鸣,所以写了此文。我承认,不能学太上之忘情,我就是一个无比焦虑的父亲。

我们这一代做父母的,个个都无比焦虑。夏天到了,更容易着急上火。孩子该上幼儿园的,找不到幼儿园。“幼升小”“小升初”的规则变来变去,越变越怪异。“中考”之后,孩子就进入了上学期间最黑暗的一段时光,他们开始准备高考,家长也要陪着提心吊胆。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中国的大学又怎么样呢?北大、清华、复旦,这算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了吧。碰巧我都去过,要问这些学校究竟怎么样?嘿嘿,这么说吧,他们的楼都盖得很壮。
我这篇文章不是要批判中国的教育制度。我是要写给和我一样的父母们。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焦虑呢?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相信了很多流行的谬误,自己把自己搞得太紧张、太累。
流行的观点认为,好孩子是教育出来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的孩子不如别人家的孩子,那肯定是你们当父母的过错,谁让你们不重视教育,不懂得正确的教育方法呢。从另一个角度去领会,这种观点还意味着,只要你用心去教,你的孩子一定能成为你想让他或她成为的那个样子。你想让孩子上哈佛?赶紧买本《哈佛女孩》,你想让你的孩子成科学家?赶紧把他们送到奥数班。快,快,要不就来不及了,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一个人的成长是由什么决定的?简单地讲,一是先天的遗传,二是后天的环境,缺一不可。但是,流行的观点似乎认为,后天的环境是唯一重要的。教育的意义因此被无限夸大。这一观点的隐含假设是,孩子出生之后,就是一张“白板”,一张白纸,“好画最美的图画”。著名心理学家平克(Steven Pinker)在《白板》(The Blank Slate)一书中谈到,因为生物学,尤其是进化论曾经被像希特勒这样的一帮狂人们滥用,如今,谈论基因的作用成了一个禁忌,似乎这样就是要鼓吹“命定论”或“种族主义”。认为后天的环境因素是唯一重要的,这明明是一种极端的观点,但却被当做中庸的主流,认为先天的遗传因素也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明明是一种中庸的观点,却被当做极端的异见。
可是,你自己是知道的。难道你没有在一旁看着孩子玩耍,心中不禁惊叹:他或她多么地像我啊,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仿佛都能让你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孩子受了委屈,或是傻傻地不知所措,你的心中一阵怜惜,因为你知道,如果换成是年少的你,你会和他或她一模一样。基因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生物学家道金斯曾经写过一本极有争议的书《自私的基因》。道金斯写了那么多的书,甚至专门写过一本跟上帝较劲的书,但到头来还是这一本影响最大,但误解也最多。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他要鼓吹“性恶论”,不,他不是说人生来是自私的,他是想告诉我们,我们的很多行为并非出于自已的意愿,而是在服从基因的指令。基因是主人,我们是仆人。
心理学家在过去数十年的大量研究表明,人与人智力或性格上的差异,至少有一半左右,是由基因决定的。如果一对双胞胎,刚出生就被分开,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他们的性格还会非常相似。即使是同在一个屋檐下,亲生孩子和养子之间的差异,几乎和大街上随便抓到的两个人之间的差异一样大。
不过,不是还有50%的环境因素吗?至少有一半的机会,我们能够把握孩子的命运。流行的教育理论告诉我们,有大量的“科学研究”表明,好家长造就好孩子。且慢,第一,这些研究确是发现了家长行为和孩子表现之间的相关性,但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我们怎么能够证明这背后的确有因果关系呢?即便是有因果性,会不会反而是好孩子造就好家长呢?嘴甜的孩子自然得到父母的更多疼爱,不听话的孩子自然会让家长更烦躁着急。孩子的性格不同,家长的反应各异。谁是因,谁是果?第二,这些研究其实仅仅证明了,家长的行为和孩子在家里的表现之间的相关性,家长真的知道孩子在外边究竟怎么样吗?难道这样的例子还少:家里的小霸王,到了学校里反而是个受气包,家里的闷葫芦,到了同学那里却神采飞扬?
环境确实很重要,可惜最重要的不是家庭环境。一位特立独行的心理学家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写过一本书《养成假说》(The Nurture Assumption)。她在这本书中指出,在决定孩子性格的外部环境中,同龄人的社会环境比父母提供的家庭环境重要得多。孩子们知道,听家长的话是没有用的,他们早晚要出来混,混得好不好,不在于家长满意不满意,而在于同龄人接受不接受。一到自己的世界中,孩子们就会自动地找到自己的角色:有人是领导者,有人是追随者,有人是社交明星,有人是宅男宅女。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孩子们仿佛是预装了两套操作系统,他们会自动地在两套操作系统之间切换。家长管得严,在家自然听父母的话,但一到了学校,那言行举止就得遵守孩子间的社会规范了。那是孩子们自己的世界:作为家长,你再上心,再有能耐,也钻不进去,帮不了孩子。你所能够做到的,无非是为孩子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让他或她能够找到和自己差不多的孩子,不会感到紧张,不会受到歧视。“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什么是适宜的环境,只有孩子自己知道。在一个人人都是“牛孩儿”的环境里,你的孩子如果不够聪明上进,他会处处遭白眼。在一个全部都是乡下孩子的环境里,如果只有你的孩子是城里来的,他同样会被人嘲笑。
哈里斯谈到,如果把如今流行的育儿理论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就能看出它们有多么荒诞。在传统社会中,家长对孩子的最大职责是把他们养大,吃饱穿暖,但怎么教育他们,那不是父母的责任。非洲部落有一句谚语:“培养孩子需要一个村庄。”孩子们和孩子们玩耍,孩子们到别人家串门,这些社交的经验,对他们的成长才是最重要的。贾杰德•戴蒙德在他的新书《昨日之前的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中也谈到,现代社会在哪些地方需要向传统社会学习。如果说在公共卫生、防范传染病等方面现代社会要更加先进,那么在教育孩子方面,现代社会可能比传统社会还要更加蒙昧。
于是,我们就成了最焦虑的父母。教育孩子本来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如今则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父母几乎要把除了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都花在孩子身上,付出了无数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结果,却看不到一点成就。美国记者塞尼尔(Jennifer Senior)在一本新书中感叹,教育孩子成了一件“有乐无趣”(All joy and no fun)的差事。
那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我们应该对孩子撒手不管吗?当然不是。孩子是你家庭中的一员,他们理当得到你的爱。但是,你爱你的丈夫或妻子的时候,你爱你的父母的时候,可曾想过要“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如果不能“教育”他们、“改造”他们,难道你就会不再爱他们?内心深处,你难道真的想按照自己的一厢情愿,而非孩子的本来性情,来“改造”自己的孩子?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都去支持“基因工程”,以后就像订午餐一样,预订出自己心目中的“完美孩子”,岂非最好?
孩子是上寄宿学校还是走读学校,母亲是专门在家带孩子还是出去工作,孩子是一岁的时候学会说话还是一岁十个月学会说话,到上小学之前会背乘法口诀表还是不会背乘法口诀表,孩子考试考了一回第一,或是考试考了一次不及格,这一切的一切,都不重要。焦虑的父母只能让孩子感到更加紧张。孩子的成长需要时间,你的生活也需要时间。
试试看,能不能把你一颗焦虑的心轻轻地放下,去体会那种只用眼光欣赏,不去动手改造,只提供鼓励和支持,不强加压迫和重负的父母之爱。你没有必要费心跟别人证明自己是一个好的父母,没有人比你更知道,你是爱他们的。血脉中绵绵不断静静流淌的就是你对他们的爱,即使别人看不到,即使孩子没感觉。孩子是在父母家里暂住的客人,总有一天,他们就会离开我们。趁着他们还在,让我们珍惜在一起的日子。你会在睡前给小宝贝讲一个童话故事,那只是因为你想要体会这种互相依偎的美妙时光,跟他或她的大脑发育,一点关系都没有。

凯恩斯在1919

2014年我埋首故纸堆中,试图去理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动荡时期的历史。2014年恰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关于一战的新书出了不少。正如我在此文中所说的,像凯恩斯这样的学者并不是历史的主角,他们都是“旁观者”。

1919年1月,凯恩斯跟随英国代表团来到巴黎,参加和平会谈。一到巴黎,凯恩斯就忙上了。每天,他匆匆钻进汽车,从一个会场赶往另一个会场,晚上回来,还得加班加点准备材料、写报告、“搓”会议文本。
1919年,巴黎是世界的首都、历史的轴心。凯恩斯躬逢盛会,他不甘心只做一个旁观者:他希望能够改变历史。然而,身处1919年的巴黎,容易让人产出一种幻觉,觉得自己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其实,不要说是整出戏,就是在德国战后赔款这一幕中,凯恩斯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
英国财政部并非唯一参与战后赔款谈判的部门。各种游说集团聚集在白厅门外,要求德国必须偿还战争的全部损失。大英帝国的自治领,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纽芬兰和印度,和英国一起参加了战争。有意思的是,自治领比英国更加憎恶德国。要求一定要严惩德国的代表人物就是澳大利亚总理休斯(William Morris Hughes)。劳合•乔治反复权衡之后,决定让休斯、英格兰银行前任行长坎利夫(Cunliffe)和一位律师萨姆纳勋爵(Lord Sumner)代表英国参加巴黎和谈中的谈判委员会。英国财政部,以及凯恩斯,被晾在了一边。
政治家关心的是计算政治上的锱铢得失,外交官们争论的是礼节上的繁琐细节,经济学家的优势就是能跳出政治束缚和繁文缛节,着眼于全局和未来设计政策方案。凯恩斯敏锐地意识到,德国赔款问题其实是和盟国相互间的债务紧密联系的。英国和法国之所以紧盯着德国的赔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必须偿还欠美国的钱。如果美国能够将英国和法国的债务减免,那么德国的赔款问题就迎刃而解。
凯恩斯从1918年11月就开始思考这一问题。1919年3月28日,他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如果在一战期间发生的所有债务,以及战争赔款,都必须一分钱不少地严格支付,将毒化,甚至毁灭资本主义体系。
当然,把所有的战争债务都一笔勾销是不可能的。凯恩斯的建议是,协约国可以让德国发行战争赔款债券。凯恩斯建议,让德国和其他的战败国发行总额为13.45亿英镑的债券,头五年不付利息,但要确保债券的安全性。德国和其他同盟国应共同为所发行的债券提供担保,协约国也提供部分担保。所有发行的债券中,10亿英镑用于偿还战争赔款,其余则留做战败国的战后重建。这一债券应被视为贷款的最优评级的抵押品。
凯恩斯试图一石多鸟。德国和其他战败国会被巨额的战争赔款压得喘不过来气,如果通过发行债券偿还赔款,能够让它们稍微松一口气,而且能得到资金养活自己的人民。欧洲各国在战后资金奇缺,连买进口品的钱都没有,更谈不上支持出口部门发展的资金。有了战争债券做为贷款的抵押品,欧洲的银行信贷很快就能恢复,经济亦会迅速复苏。美国需要找到一个巨大的出口市场,如果欧洲能够尽快恢复元气,对美国的出口也是一个长期利好消息。
这一方案到底能否成功,要看美国的态度。劳合•乔治把凯恩斯的方案转交给美国人。美国的回复很快就回来了。托马斯•拉蒙特,J. P. 摩根的合伙人,美国代表团里的金融专家,对凯恩斯的方案不屑一顾,他说这一方案“从概念上讲是站不住脚的,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是不可行的”。威尔逊总统给财政部长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的信里,说出了他真正的担心:“我意识到这些尝试是为了把我们跟一个摇摇欲坠的欧洲捆在一起。现在就指望你来帮我挫败他们的计划了。”其实,根本不需要总统先生的提醒。美国财政部根本就没有打算和欧洲合作。欧洲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的,美国越是帮他们,他们就越依赖美国。干嘛要帮欧洲的忙。
凯恩斯的“伟大方案”无疾而终。他这才感到自己根本无法改变历史的洪流:要么随波逐流,要么急流勇退。
1919年5月份,凯恩斯终于看到了巴黎和约的草稿。他大吃一惊。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凯恩斯说,和约草稿中关于战争赔款的条款是“不可行的”,“在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极其不明智”。凯恩斯搬出了代表团下榻的酒店,在巴黎郊区找了处公寓躲了进去。他患上了神经衰弱,整夜整夜难以入眠。凯恩斯告诉朋友,自己去意已定,他已经向财政部递交了辞呈。
1919年6月8日,凯恩斯回到伦敦。从8月起,凯恩斯躲在他的好友格兰特在东萨塞克斯郡查尔斯顿的一间农舍里。每天早上吃完早饭,凯恩斯就伏在书桌前写作,一直写到中午。下午,他会读读报纸,拿着铲子和园艺剪,在花园里精心地除草。下午茶后,他又坐下来,给亲朋好友们写信。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凯恩斯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和平的经济后果》。
凯恩斯在布鲁姆斯伯利圈子里的朋友斯特雷奇写过一本《维多利亚名人传》。斯特雷奇在序言中写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是没有办法写的,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多了。无知是历史学家的第一个必要的条件,无知使事实变得简单明了。聪明的作家,会在选择叙述角度的时候采用一种迂回的策略,突袭包抄,或是忽然间向幽暗的地方射去一线微光。凯恩斯受到斯特雷奇的影响,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有一段关于威尔逊、克里蒙梭和劳合•乔治这三个巴黎和谈主角的生动描写。
凯恩斯写克里蒙梭:“一位年迈的老人,平时总是把精力留给最重要的场合……常常闭着眼睛,面无表情地靠在椅背上,戴着灰色的手套,双手搭在前面。”克里蒙梭的最大心愿就是“毁灭整整一代德国人”。
凯恩斯写威尔逊总统:“一个又聋又哑的唐吉珂德。”威尔逊仅仅有理想,一点也不是狡猾的欧洲政客的对手。他反应速度太慢,理解能力奇差,而且冥顽不化。凯恩斯说,威尔逊在和克里蒙梭、劳合•乔治的较量中最终占了下风:“他被拖进了他们的谈判氛围,按照他们的计划谈判,讨论他们的数据,被牵到了他们的道路上。”
凯恩斯在初稿里尖刻地评价劳合•乔治:“这塞壬女妖,这山羊脚的诗人,这半人的访客,从凯尔特女巫横行的古老魔法森林穿越到我们的时代。”在他母亲的劝说下,他很不情愿地把这段辞藻华丽的抨击删掉了。但他还是毫不留情地批评劳合•乔治,说他油滑多变,成了议会政治和公众舆论的人质。
凯恩斯无比心痛地说,“欧洲的未来生活不是他们所关心的,怎么样才能让欧洲人有谋生之道不是他们所焦虑的,他们关注的问题,不管是出于好意还是歹意,是国界线的划分、各个民族的自利、大国间的平衡、帝国的继续扩张、如何在未来削弱强大而危险的敌人,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报仇、如何把无法肩负的金融负担从战胜国那里转嫁给战败国。”当他们需要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时候,却忙着在地图上画国界线。当他们需要把沉重的债务一笔勾销的时候,却讨论各自欠的钱怎么还。当他们需要一起战后重建的时候,却在讨论如何惩罚德国。
如果把巴黎和会比作一场战争,那么打得最英勇的是法国,输得最惨的是威尔逊总统,而英国占到的便宜最多。法国人坚持要求德国赔偿所有的战争费用,而且还要把德国四分五裂、切成碎片。威尔逊总统刚到法国的时候,被人们视为欧洲乃至全人类的救星,他提出的“十四点原则”被英国和法国当做一个笑话。克里蒙梭抱怨,上帝也不过只有“十诫”,威尔逊居然搞出来“十四点”。 劳合•乔治说,威尔逊以为自己是个传教士,到欧洲来解救异教徒了。克里蒙梭和劳合•乔治之间也有矛盾,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联手愚弄威尔逊总统。他们明白,只要威胁不加入威尔逊心爱的“国联”,美国就会让步。威尔逊一步步地后退,但却仍然梦想着,只要国联成立,就能扳回一局。
威尔逊怎么也没有想到,当他回到美国,试图说服国会签署国际联盟条约时,遇到了极为激烈的反抗。威尔逊并没有坐下来和反对者谈判,而是马上到全国各地发表巡回演讲,谴责反对者,呼吁大家支持他。他明知道巴黎和约漏洞百出,但仍然要把它称为“蒙了神恩的伟业”。但是,他的努力适得其反。正如美国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说的,威尔逊“不编造些侮辱性的短语来描绘他的反对者,就解释不了什么是国联”。
威尔逊忍着病痛,乘坐总统专列离开华盛顿,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地演讲、跟成千上万名群众握手。他在科罗拉多州就已经晕倒。到达堪萨斯州之后,他大脑血管破裂,患上了严重的脑溢血。他左边身体完全瘫痪,左眼失明,也听不清别人的讲话。等回到华盛顿的时候,威尔逊已经不能动弹了。参议院轻而易举地否决了国际联盟条约。威尔逊辛辛苦苦建立了国际联盟,美国根本就没有参加。
劳合•乔治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善于把各种政治力量玩弄于股掌之间。1919年4月,他在巴黎接到一封电报,370名议员联名上书,要求他回国报告巴黎和约的内容。劳合•乔治立刻赶回伦敦,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说,你们不能相信那些邪恶的疯子,要相信全世界的政治家。议会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等他回到巴黎,劳合•乔治得意地对下属说,我完全征服了议会,尽管巴黎和谈的内容我什么也没有跟他们讲。
如果只赔偿战争带来的物质损失,那么法国肯定在赔款分配中所占的比例更高,英国主张,要把对平民带来的损失也算进去,比如对战争寡妇和孤儿的赔偿,这样一来,在德国赔偿的分配中,英国所占的比例就从20%提高到了28%。劳合•乔治提议,暂时不要在和约中规定德国赔款的具体金额。他知道,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再高的金额一样会受到公众的声讨。但公共舆论毫无定形,转瞬即逝,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把德国赔款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劳合•乔治是对的,英国人没过多久就不再关注巴黎和约了,他们转而去追捧一本9岁女孩写的错别字百出的幽默小说《年轻客人》(The Young Visiter)。
遗憾的是,德国人没有忘记,于是,恰如凯恩斯所预言的,不到30年,欧洲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巴尔干地区的人民至今还没有忘记,1991年和1999年的巴尔干战争、伊拉克战争、库尔德人要求自治、希腊和土耳其的矛盾、阿拉伯和以色列的矛盾,全部都是从巴黎和约的瓶子中释放出来的魔鬼。
克里蒙梭曾说,“我不敢说会持续多少年,或许会持续几个世纪,刚刚开始的危机还会继续。是的,和约将会带给我们重负、烦恼、不幸和困难,而且将持续多年。”很不幸,被他说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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