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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编辑推荐:大陆首次译介普里莫•莱维,意大利国宝级作家。《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是普里莫·莱维的最后一部著作,一共收入了八篇文章。莱维从1975年便开始写作此书,到完成共历时10年。1984 年此书出版时, 正当拒绝承认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修正主义在欧洲泛起,此书起到的驳斥作用使它格外受到各界读者的重视。莱维最初的写作动机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屠杀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就像今天中国的“反右”和“文革”一样),他必须站出来作见证。1970年代中期为止,莱维已经在大约140 所学校做过关于大屠杀的讲话。在与年轻人的接触中他发现,在他们眼里,二战和二战期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极权罪行早已成为过去,是再也不会发生的事情了。这些年轻人不但不了解奥斯维辛,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了解奥斯维辛。灾难见证因此对他们有特殊的教育意义,“青年一代必须倾听我们的述说:因为我们集体性地见证了一个至关重要、意料不到的事件,而至关重要正是因为意料不到,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这一事件的发生。它的发生违背了所有的预言……它可能发生,它可能发生在任何角落。”

名人推荐
我们时代最重要和最有天赋的作家之一。
——伊泰洛•卡尔维诺 莱维的证词超出一般体验。他的叙事是复杂、敏感、沉静的。它通常比其他人的回忆录“更冷静”——这就是为什么当它突然带着抑制愤怒的能量而迸发热情与闪光时,比所有的回忆录都有力的原因。
——托尼•朱特

媒体推荐
“莱维的最后一部宏伟巨著…是对他所有作品浓缩而优雅的总结。”
——《纽约客》 “关于犹太人、德国人、大屠杀及其它相关主题的著作。它是一场令人沉思的讨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被我们理解,但它远远超越了我们理解的极限,就像我们无法开启的古代文明的石头废墟。”
——《纽约书评》 “在人生接近尾声之时,莱维越来越坚信人们会忘记大屠杀的教训,仿佛这场大屠杀只是人类历史中司空见惯的暴行之一。《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一书是在四十年之后对纳粹种族灭绝意义的阴郁思索。”
——《纽约时报》

作者简介
作者:(意大利)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 译者:杨晨光

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1919—1987) 意大利最重要的作家、化学家以及奥斯维辛174517号囚犯——这两种身份与经历建立了他写作的基础。莱维1919年出身于意大利都灵,1944年因参与反法西斯运动被捕,后被遣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战争结束后,他回到故乡都灵生活。1987年自杀身亡。他的作品曾被选入意大利语文教材,涉及诗歌、小说、回忆录等各个领域。著有《活在奥斯维辛》(Survival in Auschwitz)、《再度觉醒》(The Reawakening)、《缓刑时刻》(Moments of Reprieve)、《元素周期表》(The Periodic Table)、《如果不是现在,那么何时?》(If Not Now, When?)、《猴子的忧伤》(The Monkey’s Wrench)等。《被淹没和被拯救的》(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是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

目录
导读 幸存者的记忆和见证 / 徐贲
序言
第一章 罪之记忆
第二章 灰色地带
第三章 羞耻
第四章 交流
第五章 无用的暴力
第六章 知识分子在奥斯维辛
第七章 成见
第八章 德国人的来信
结语

序言
导读
幸存者的记忆和见证
徐贲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是普里莫•莱维的最后一部著作,一共收入了八篇文章。莱维从1975年便开始写作此书,到完成共历时15年。1954年此书出版时,正当拒绝承认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修正主义在欧洲泛起,此书起到的驳斥作用使它格外受到各界读者的重视。莱维最初的写作动机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屠杀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就像今天中国的“反右”和“文革”一样),他必须站出来作见证。1975年代中期为止,莱维已经在大约145所学校做过关于大屠杀的讲话。在与年轻人的接触中他发现,在他们眼里,二战和二战期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极权罪行早已成为过去,是再也不会发生的事情了。这些年轻人不但不了解奥斯维辛,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了解奥斯维辛。灾难见证因此对他们有特殊的教育意义,“青年一代必须倾听我们的述说:因为我们集体性地见证了一个至关重要、意料不到的事件,而至关重要正是因为意料不到,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这一事件的发生。它的发生违背了所有的预言……它可能发生,它可能发生在任何角落。” (235)
莱维要提醒世人,尤其是青年人,纳粹造成的灾难是发生在不久以前的过去,他记录的不是古代史,也不是像基督教殉道者那样的传说历史,而是与今天人类息息相关的人道灾难历史,记忆和见证这样的历史是为防止在未来再发生同样的人道灾难。
一、灰色地带中的人性
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之前,莱维的许多著作已经使他赢得了大屠杀幸存者记忆代言人的声誉,但是,他对记忆和知识,对他自己作为一个见证者的正当性都抱有怀疑。他说,集中营的历史几乎没有例外是由像我这样的人书写的,我们并没有沉沦到底,那些沉沦到底的都没有能够回来。(9)这种沉痛而带有讽刺意味的感觉是莱维见证和回忆的主调,它直接包含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这个题目之中,这个题目也是莱维《活在奥斯维辛》(也以《如果这是一个人》为题,1947年)第九章的标题。原来的书题是I sommersieisalvati。“isommersi”一语来自但丁《炼狱》第25章第3节,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指的是那些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已死去,因此沉沦到地狱底部的芸芸众生。莱维用这个说法来指那些去到另一个世界,而终于没有再能回来向人世间报告的人们,这里又有《圣经•旧约•约伯书》里的意思。那些再也没有回来的人们便是莱维在集中营中的难友,他们死了,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人间来作见证, “他们是规则,而我们是例外。” (53)
不仅如此,消失于灾难的杀戮,再也回不来的人们,往往是最好的。而那些得救的、存活下来的,少数是因为幸运,而大多数则是因为他们最能适应已经非人化了的恶劣环境,因此是人类中最糟糕的,“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密探们。这并非一定之规(集中营里没有一定的规律,人类的行为同样也没有),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规律”。(52)莱维在《活在奥斯维辛》里说,15万底层囚犯存活下来的只有数百人,活下来的主要是医生、裁缝、鞋匠、乐师、厨子、年轻英俊的同性恋者、集中营主管们的朋友和随从。莱维也是一个幸存者,至于他自己,他说,“我感到无辜,没错,因为我也是‘被拯救者’中的一员,所以通过我的眼睛(还有其他人的眼睛)永远寻觅一个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最糟的人幸存下来,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 (52)
莱维通过他自己和其他受害人的眼睛来观察集中营的灰色世界,见证给他带来令他困惑、痛苦、始终无法释怀的感觉,那就是,一方面,他需要从他的见证得到一些普遍的结论(以便对后人有所帮助),而另一方面,他所记忆和需要分析的现象和现实太复杂、太暧昧,一不小心就会陷入简单化的黑白两分“成见”,丢失那种本是“灰色”的真实。因此,“理解”成为见证似乎难以达到的目标,而“交流”既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却又加深了这个问题,使它变得更加困难。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的所有文章中,都有两个同时存在的莱维,一个莱维在害怕自己不能被读者充分理解,而另一个莱维则在坚持与他们交流,他在本书《交流》一章中说,“我从来不喜欢‘无法沟通’这个词”,但是他又说,“从交流的角度(事实上,无法交流的角度)上,我们幸存者有着一个特殊的经验”。(91)《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所传递的正是这样一种几乎无法交流而又必须交流的特殊经验。传递任何过去的其他人道或极权灾难的特殊经验,也都是这样。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是莱维写得最沉重的一本书,既超出又符合他的一贯风格。书中罕见地流露出他只是在诗歌里才有所表达的激情,但基调仍然是一种局外人式的冷静和怀疑。他的冷静思考使他对善与恶、正与邪、加害与受害等等的绝然区分抱有怀疑。他要告诉读者的是,用黑白二分看世界的方法是危险的。在极端的处境下,人性变得模糊,人的行为也失去了可辨的轮廓,绝大多数人都并不要么是魔鬼般的害人精,要么就是圣徒般的受害人。无论是道德或行为,人都生活在一个黑白不明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暧昧与矛盾的灰色地带。
在本书《罪之记忆》、《灰色地带》、《无用的暴力》、《德国人的来信》和《结语》中,莱维都不断让读者看到,除了少数例外,纳粹冲锋队员并不都是魔鬼,他们的恶毒不过是常人的恶毒,他们的愚蠢更是常人的愚蠢。他们由于受到纳粹教育和宣传的洗脑,心灵和思维被彻底扭曲,成为在极权组织化体制中作恶的螺丝钉。如果施害者不是妖魔鬼怪,那么受害者也不是圣人般的殉道者。受害者也是平平常常的人,除了少数例外(那些近乎殉道者的少数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和施害者一样被极权统治侵蚀和扭曲,也是丧失了灵魂的可怜虫。在人性扭曲的灰色世界里,囚犯对囚犯的侵犯甚至会超过德国人所做的,“那些集中营新来的囚犯不可避免地感到震惊。他们所突然坠入的这个世界是可怕的,没错,但同样不可理解,不符合任何简化模型。敌人在四面八方,也在内部,而‘我们’迷失了它的限度;相互对抗的派别不仅是两个;人们不能发现一条(唯一的)战线,而是许多,可能无数条混乱的战线,横亘在我们相互之间……新来的囚犯在寻求盟友的群体中往往马上遭致集中的侵犯。现实是如此残酷,以致立刻导致人们抵抗能力的崩溃。”(22)莱维让我们看到的是统治下几乎所有人的集体灵魂崩溃,集中营成为这种地狱式统治的最极端的缩影,“相信地狱般的纳粹体制可以使受害者的灵魂得以净化,这真是一个天真、荒唐的历史性错误:这个体制损害他们的道德和尊严,同化他们。”(24)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只是施刑人,受害人同样也被极权之恶所挟裹。
这样看待受害者的阴暗人性,有着犀利的剖析力量,但也可能产生负面效果,让敌人(加害者和他们的辩护者)高兴,而让朋友(受害者和同情者)痛苦。莱维不是不理解这个,但他同时知道,如果我们要认识人类,要知道如何保卫我们的灵魂,就必须面对人性阴暗和丑陋的一面。他引述19世纪小说家和诗人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的话说: “内奸,压迫者,所有那些以某种方式侵害他人的人,是有罪的,不仅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行,也因为他们扭曲了受害者的灵魂。” (29)权力腐蚀施害人,同样也腐蚀受害人,使他们变成另一些受害人的施害人。但是,加害人和受害人毕竟是有区别的。莱维反对“我们都是受害者或凶手,而我们自愿地接受这些角色”的说法。他坚持认为,“把杀人凶手同受害者相混淆,是从根本上蒙蔽我们对于公正的需要”,“我不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是否也潜藏着一个杀人凶手,但我的确知道,我是一个无罪的受害者,我不是凶手。我知道这些凶手存在过,……把他们同受害者相混淆是一种道德疾病,一种美学上的故弄玄虚,一种同谋的邪恶信号。” (35—36)
……

后记
结语 我们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永远无法忘记的那份经历,对新一代西方人来说并不相干,而且随着岁月流逝,这种断层也日趋严重。对于20世纪50、60年代的青年,这些事件联系着他们的父辈:在家中,人们会谈论这些往事;他们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地保存着。而对于80年代的年轻人,这些只是他们爷爷的事情:遥远、模糊、“历史性的”。这些年轻人被当今不同的、紧迫的社会问题所包围:核威胁、失业、资源耗竭、人口爆炸,他们必须调整自我以适应疯狂而频繁的技术革新。这个世界的结构已经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欧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殖民地帝国已经屈服于亚洲的人口压力和非洲国家对于独立的渴望。在新兴国家之间,这些问题的解决过程也不乏斗争和悲剧。德国,分裂成两半,虽然有着不确定的未来,但已经变得“可敬”,而事实上德国手中掌握着欧洲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催生的美苏两极政治,仍然持续。但在最后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两个大国政府所基于的意识形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们的可信度和光彩。怀疑的一代正站在步入成年的门槛上,失去的并非理想而是确定性。事实上,他们对已被揭示的重要真相心怀疑虑,却情愿接受不重要的琐碎事实。这样的事实,无论理性或狂野,都在文化时尚的悸动潮流下,日复一日地变化着。 对我来说,与青年交谈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将其视为责任,同时,也是一种危险:时代误植的危险,不被倾听的危险。而青年一代必须倾听我们的述说:因为我们集体性地见证了一个至关重要、意料不到的事件,而至关重要正是因为意料不到,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这一事件的发生。它的发生违背了所有的预言;它发生在欧洲;让人无法相信的是,整整一代文明的德国人,诞生于魏玛共和国那热烈的文明之花,却追随一个小丑(他的形象在今天只会激起嘲笑)。然而他们却遵从阿道夫•希特勒的指示,歌唱他的颂歌,直到酿成一场巨大的灾难。它发生了,所以还会发生:这正是我们要倾述的中心要旨。 它可能发生,它可能发生在任何角落。我并非有意危言耸听,也不能肯定它会发生;正如我在本书中指出的,释放纳粹疯狂的所有因素再次同时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不详的征兆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暴力,无论“有用”或“无用”的,都呈现在我们面前:它或者如毒蛇般穿行于偶发的个人场合,或者缺乏法治的政府行为中。这两种情况都发生于我们所称的为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也就是说,议会民主制或社会主义集团。在第三世界,暴力更是盛行的瘟疫。它只等待一个新的“小丑” (并不缺乏候选者)去组织它,让它合法化,宣称它是必要的,是国民的义务, 从而让整个世界再次受到污染。由偏执、对权力的贪婪、经济困难、宗教或政治狂热、种族摩擦而形成的暴力趋势,几乎没有国家可以免疫。所以,我们有必要擦亮我们的眼睛,不要相信那些预言家、蛊惑者,以及只会吹嘘夸大、阿谀奉承、指鹿为马的那些人。   有一种下流卑鄙的说法提出人类需要斗争,人类不能没有斗争。也有人说局部冲突,在街道、工厂、露天体育场所发生的暴力,等同于广义的战争,而保护我们免于真正的战争,就像癫痫患者的小发作,免于他遭受严重的发作。也有人观察到欧洲从未有过长达40年的和平,而这样长时间的欧洲和平据称是一种历史性的反常。
这些都是强词夺理而可疑的观点。魔鬼并不是必要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人类都不需要战争或暴力。只要有良好的愿望和相互的信任(甚至相互的畏惧), 没有任何问题是在谈判桌上解决不了的。现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这种永无止境的拖延态势似乎就证明了这种情况,即超级力量带着热切或威胁的面孔相互对峙,却无法约束它们在它们“所保护”的国家中发动(或允许发动)血腥战争、提供尖端武器、间谍、雇佣军和军事顾问而不是和平的仲裁者。
预防性的暴力理论也是无法接受的。暴力只能催生暴力,随着钟摆的运动,即随着时间的流逝,暴力不会熄灭,只会更加疯狂。事实上,许多迹象让我们想起当今暴力的宗谱正是植根于希特勒德国所主宰的暴力。在人类的历史中,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代史,都不曾缺乏暴力。尽管如此,即使在第一世界大战那毫无理性屠杀的血雾中,仍然残存着交战双方的相互尊敬,残存着对战俘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的一丝人性,残存着对于条约片面的尊敬:一位信徒也许会说“对于上帝的某种敬畏”。敌人既不是恶魔,也不是寄生虫。然而,在纳粹的“神与我们同在”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在戈林(Goering)的恐怖轰炸之后,盟军报之以“地毯式”轰炸。对于整个民族和文明的毁灭,其本身,以及作为统治的工具,已被证明是可能的、可取的手段。希特勒在斯大林的学校里学会了大规模压榨奴工的劳动力,可是在二战接近尾声时,德国战俘在苏联也遭到了同样并加倍的压榨。德国和意大利社会精英的流失,同时怕被纳粹科学家超越的恐惧, 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在欧洲这艘巨舟日渐沉没之时,绝望出逃的犹太人,在阿拉伯世界的怀抱中建造了西方文明的孤岛,犹太教不详的轮回,更生仇恨的借口。在战败之后,秘密流亡到各国的纳粹分子已经让几十个国家的军事领袖或政客学会了迫害和折磨的艺术,在地中海、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众多专制者在他们的抽屉里都会有一本《我的奋斗》,也许会有一些小改变,只要替换几个姓名,它总会派上用场。
希特勒主义的例子证明了在工业时代,即使没有原子弹,一场战争也能对人类造成多么巨大的毁灭。在最近20年中,命运坎坷的越南战争,福克兰群岛(Falkland)冲突,两伊战争,柬埔寨和阿富汗的种族屠杀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它也证明了(不幸的是,并非在数学家般严格的范畴中),至少有时,至少部分,历史的罪恶会受到惩罚:第三帝国当权者们的下场不是自杀就是被送上绞架;德国人民也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正如《圣经》中所说的“所有长子都被杀掉”,整整一代德国人被大大削弱,整个国家被分裂,德国人延续百年之久的自豪也走到了尽头。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在开始时,如果纳粹主义本身没有表现得如此冷酷无情,那么它的对手之间不会形成结盟,或者在战争结束前这一结盟就会被打破、消灭。纳粹和日本人发动的世界大战是一场自杀性的战争: 所有这样的战争都应该叫人畏惧。 对于本书第七章“成见”,我最终要补充一点。随着时间流逝,青年们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坚持地问我们:我们的“折磨者”,他们到底是什么样?“折磨者”这个词指我们的看守、党卫军,而在我看来,这个字眼并不合适,它让人们想起扭曲的人性、畸形人、施虐狂,有着先天的缺陷。恰恰相反,他们与我们一样,他们也是普通人,有着普通的智商,普通的邪恶,除了个别例外者,他们并不是恶魔,他们的面孔同我们一样,只是他们在成长过程接受了错误的教育和引导。他们,在很大一部分,是勤勉的追随者和小职员,有些人狂热地坚信纳粹的教条,许多人无动于衷,或害怕惩罚,或追求良好的职业前途,或过于服从命令。在根据希特勒以及同谋者意愿所建立起来的学校中,他们每个人都在强加给他们的可怕而错误的教育中长大成人。然后,在党卫军的“军事操练”中彻底转变。许多人加入党卫军是因为它所赋予的威望,因为它的无所不能,或者仅仅是为了逃避家庭问题。一些人,事实上人数很少,随着内心的改变,要求调上前线,或小心翼翼地帮助战俘和囚犯,或选择自杀。我们必须明确一点:每个德国人,在或大或小的程度都应为纳粹的罪行负责,但同样必须明确的是,在他们的责任背后,是在开始时接受了纳粹罪行的绝大多数德国人,是他们灵魂的懒惰,鼠目寸光的盘算和愚蠢; 是举国上下为希特勒上士的“溢美之辞”而自豪,追随他的脚步,只要运气和肆无忌惮仍然眷顾他;是随着他的灭亡而被一扫而光,遭受死亡、悲惨和悔恨的折磨;是历经多年才得以恢复的德国;而这一切,都是一场毫无原则的政治游戏的结果。

内容简介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是普里莫•莱维的最后一部著作,一共收入了八篇文章。莱维从1975年便开始写作此书,到完成共历时10年。1984 年此书出版时, 正当拒绝承认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修正主义在欧洲泛起,此书起到的驳斥作用使它格外受到各界读者的重视。莱维最初的写作动机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屠杀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就像今天中国的“反右”和“文革”一样),他必须站出来作见证。 在莱维的作品中有一种产生于奥斯维辛却适用于后奥斯维辛,产生于极权却适用于后极权的伦理价值。在这个伦理价值中,平凡的美德不能使人成为英雄,也无法使人充分高尚,它只是帮助人活在人性道德的灰色地带,而不致完全绝望或彻底堕落。但这不是美德的错,弱势的美德本身就是极端环境的产物,它之所以还有价值,是因为今天还有许多人仍然生活在令人屈辱的极端环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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