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常识.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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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是一本不掺水的书:那些深入浅出、无一字无出处的真材实料,那些精美清晰的线图,那些古物新知、古史新证,在近世30年的同类出版物中无出其右。数十位专家集四代学人的学术功力,用最平实通达的语言,为广大读者献上了一幅中国古代文化生活的全面、绚丽的图景画卷,这就是这本可以传世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插图修订第4版)。你知道知名的司母戊鼎有一个假耳朵么?你知道孟姜女姓姜不姓孟么?你知道汉代穿深衣的人所穿的裤子是露屁股的开裆袴么?你知道最古老的同心结是什么样子么?你知道黄帝战蚩尤的真相么?你知道最古老的酒瓶出现在6000年前么?你知道猪肉的“腥”字本来是什么意思么?你知道中国近3500年来经历过何等让人匪夷所思的三次大规模变冷么?所有这些奇趣横生的知识,尽在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最新增补的内容中。本书看点:
经典必读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是王力教授主持并召集众多专家共同编写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简明读本,出版46年来前后历经4次重要修订,到今天仍然是大众认识中国古代文化面貌最重要、最全面的基础参考书。
集体创作 书稿编写修订的时间总跨度有四十多年,倾注了三代编写者大量的心血,历经千锤百炼,是集体创作的成果。
古史新证 本次修订突破了以往的模式,特聘请在美国任教的汉学专家,以中国考古学黄金时代的成果为出发点,通过近世考古发现与传统文献相结合的“古史新证”,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增补最新文化研究成果。
改谬补漏 本次修订在增加新知的基础上,针对古代文献未能准确诠释的部分,援引大量考古发现重新做了精确的解释,纠正了大众乃至学界的错误认识,呈现给读者一幅更具趣味性、更准确的中国古代文化生活图景。
编排精心 本书论述从创世神话到古代文明社会,内容精深,语言生动简练,精选的图片和鲜为人知的图片说明相结合,使读者更贴近古代文化生活,从而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为方便读者阅读,专门为有兴趣的中学生扫清了字词和基本概念上的障碍。

作者简介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级教授。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后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著有《汉语诗律学》《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同源字典》等四十余部,主编有《古代汉语》《王力古汉语字典》等,翻译有波德菜尔的《恶之花》(诗集)等三十余部。

目录
插图目录.
《大学入门丛书》编辑旨意
第一章 天文
第二章历法
第三章乐律
第四章地理
第五章职官
中央官制
地方官制
品阶勋爵
第六章科举..
第七章姓名
第八章礼俗
阶级、阶层
冠 礼
婚姻
丧 葬
第九章宗法
族、昭、穆

序言
大学之道,今非昔比。人类的精神已经三历变迁。上古以来,以物理学为基本,研究事物的本性,追求真理,将人的宗旨,归为独一无二的善。学问通往于至善,固执于本质,直到达尔文进化论出现。今天我们了解,此说虽然不能解释生物进化,但是其所揭示的方法已经成为人类理解的普遍精神。由达尔文思路带来了社会科学的新视角,以人口学为基本,人的存在,社会构成,以及信仰与观念、习俗与行为,其中并无一定而规的理由。差异于种群中出现,变化在遭遇里发生,众生平等,因果繁复,本体难于定论。而如何算计社会现象的变更作用并加以调节,如何观测群体种族之间的差别并做出解释,人的认识又在这些差异和变更中如何发生、演变、成就和相互冲突,皆成为学问的中心。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对现代化的反思使人类对理性和语言本身的权力产生警惕和怀疑。话语可能就是暴力,天理迫灭人欲,也拆解和异化人的本身的完整。而现代性的强制和规范,正以统治全球的方式抹煞着文化的差异,忽视个人内在的柔软而脆弱的隐私。以艺术学为基本,揭示个人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存在,诗的栖居,画的变现,解读一个文本,因人而异;观看一件作品,每次不同;而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体认方法、性情秉赋又会随着他的命运和际遇不断变化。学问在作品评论中展示了对真实的独立透悟,在艺术体验时突显出人的独孤的本质和自由的本性。而经济制度、文化都是人的问题,在与个人的关系中具有一一对应、不可重复的艺术学关系。
从物理学到人口学再到艺术学的精神变迁,并不是一一兴替,而是从单一到并列,再到三种同在。精神丰富的同时,认识的方法变得复杂;选择多元之后,学问的信心受到质疑和考验。更何况知识由于互联网的便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已经多到完全可以遮蔽学习能力和覆盖理解水平的程度,知识成为人类异己的力量。所以,无论是对一位学者,还是对一位学生,在大学之道上,要想洞察宇宙,了悟人生,必须重思门径,梳理思路,概览方法,举一反三,从一个具体的学科入门。这就是大学入门丛书编辑的形势和任务。
大学入门丛书按学科分类,依照目前大学学科的通行的基本分类方法.有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四类。数学和哲学本来应该别归其类,为简便计,将数学挂在以其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一类,虽然社会科学用到的数学日益增多。哲学原本在一切分类之上,但是关于哲学历史的学问,讨论哲学观念演变的科目已将哲学学科习惯性地带入了人文学科之中,吾从众。
大学入门丛书约请的作者,一定是在本领域中的专家,并且同时又是对学科整体相当关心的学者。借重他们,把一个专业或其中的一个问题讲述给初学者和非本专业的读者,尽量少用专业性强的术语。每一部书基本上在12~18万字、12~18个章节之间,力图满足三个基本的期待,既让读者了解本专业或者本题目的基础知识框架,又让读者了解此种学术的主要思路和方法,还让读者借助启示,动用参考文献和附录,可以进一步觅得深入学习的途径。
大学之道,古今又是殊途而一致,接引在于入门。虽不敢妄称此丛书可以通达大学之道,然而不肯失责之心,天地可鉴。

后记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是1961年北京大学王力教授受教育部委托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中的一部分(第八、九单元的通论部分)。《古代汉语》书稿的原始基础是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讲义》。讲义分为文选、常用词和通论三个部分,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林焘、唐作藩、郭锡良、曹先擢(zhu6)、吉常宏、赵克勤、陈绍鹏等先生编写。《古代汉语》在这部讲义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增删改写,凡四易其稿,但是讲义的涔例和基础内容都被继承下来。根据教育部当时的委托,对讲义进行修订的编写组同样分为文选、常用词和通论三个部分。通论部分的执笔人是马汉麟(南开大学)、郭锡良(北京大学)和祝敏彻兰州大学)诸先生。当时每一篇稿子都经过集体编写组内讨论,组外(即北京师苑大学的萧璋、许嘉璐,人民大学的刘益之,北京大学的赵克勤、吉常宏诸先生)专观并签注意见,最后由主编王力教授统稿。这个定稿比起《古代汉语》最初的可稿已经是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定稿”后,吕叔湘、丁声树、朱文叔、叶圣陶、姜亮夫、洪诚、殷孟伦、陆宗达、张清常、冯至、魏建功等诸先生都曾审阅并提出书面修改意见,其中尤以叶圣陶和姜亮夫先生修正的内容为多。1980年和2004年,这部书稿分别在王力教授和郭锡良教授主持下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大的修订。这部书稿编写修订的时间总跨度有四十多年,千锤百炼,是集体创作的成果,版权属于以王力教授为代表的集体编写组。
从《古代汉语》教材中抽出的这部分书稿曾在香港、台湾、日本、韩国出版。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部书稿的写作情况细节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澄清,以至于大多数读者只知道主编者是王力教授,但对于具体的编写者和编写过程不甚了了。这次修订,我们希望可以为所有的执笔人、审稿人正名,尤其是马汉麟教授。四十多年来,三代编写者对这部书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对此,我们再次表达由衷的敬意。
我们这一次的修订,算来已经是这部书稿的第四次修订了。修订王力教爱主编的这部名著对我们而言是很光荣的事,同时也是压力很大的事。原书行文简洁,在修订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难度。1949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和史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相应原书中有些内容也需要修改或增补。但考虑原书的体例,我们也不适合在原书中增加过多的琐碎解释。最终我们决定,抛开简单文字惨订的老路,以一种新的模式来对原书内容进行增补。对于正文我们尽可能少故改动,有错误的地方我们简单注明(改动、增加的文字用阴影标出),而图注部分我们则在篇幅允许的条件下做尽可能清晰详细的说明。有些问题细说起来非常长(比如曾侯乙编钟乐律问题),有些问题从来就没有过硬的解释(比如伏羲女娲像中的数学仪器),我们就不做过多阐述。
其实,这次撰写图注的工作基本上属于“古史新证”的路数。新证派的工作起源于王国维,前辈大师郭沫若、于省吾、唐兰、沈从文、张政娘、孙机、李学■、扬之水等人都做出了出色的贡献。然而,中国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出土文物中大量的古史新证、古墓新知面世数十年,仍不为人所熟知,我们这里写出来的,也不过万中一二。限于篇幅和体例,所引参考文献无法在图注中一一标明。图注的内容几乎全部来自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大展图录、专业论文和研究专著。
修订的内容我们侧重于物质文化的方面,而刻意没有进行所谓“精神层面”、“思想吏”的总结,或大而无当地上升到“礼乐”、“同谐”、“天人合一”的角度甩出满纸空话。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是一条自勉的原则。我们不能拿来要求别人,但我们在努力地这样要求自己。
关于古代物质文明所折射出的思想史层面的内容,我们当然也有自己的想法。未来有机会,我们将在其他著述中予以表达。
由于国人对于中国古代文物内涵的消化实在是太慢,在图片选择上,我们尽可能选择出土时间比较久的器物。另外,考虑到有一些非常重要、本该成戈基本文化常识的内容实际上却极少为人所知,我们在注释中花了很多篇幅来阐述。有些内容甚至分散在了好几个图注里。(这几个重要内容是:黄帝战蚩尤的事件、先秦姜姓家族的巨大势力、先秦时期酒和酒器的性质、中国古代气候三次变冷以及子弹库战国楚帛书里的创世神话。)
行文简练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考虑到先秦古文字对于有些读者来说比较艰涩,我们对《楚帛书》和《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遇蚩尤》做了通篇逐字译写。冗长之处,请大家谅解。限于篇幅,不可能提供译写的全部考证,这一点是要先向大家说明的。
我们对于大多数日常生活里不常用的字都注了汉语拼音,希望能给读者多提供一些方便。
修订的内容由北京大学教师刘乐园撰写。这次修订由北京大学、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及王力教授家属共同组织,图注撰写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源、古陶文明博物馆馆长路东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李斌、北京大学哲学系王璐、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陈宇和北京大学法学完的葛洁诸位先生的大力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修订委员会
2007年12月

文摘
2-9 《佛说盂兰盆经》、《父母恩重难报经》、《瑜伽焰口》 金陵刻经处现代印本
中元节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祭祀去世亲人的节日,意义不在清明节之下。中元节的传统在20世纪50年代曾一度中断,不过近年在民间又自发地得到了很大的恢复。
中元节又叫盂兰盆节。盂兰盆是梵文Ullambana的音译,这个词原意为“从苦难中拯救”,中国旧译“解倒悬”。盂兰盆节的来历和目犍连(也就是中国民间目连戏的男主角目连)救母的故事有关。
这个故事就记录在《佛说盂兰盆经》里:目犍连得了六神通以后,用法力观看世界,发现自己已经去世的母亲堕入饿鬼道中。目犍连送给母亲饭食,可是饭一递到母亲手上就化成火炭。
目犍连哭着求佛陀解救。佛陀说,你母亲生前(喜欢吃鱼籽,所以杀生数量太大)罪孽深重,想要解救她,凭你一人之力无法完成,凭我一人之力也无法完成。我们只有凭借佛、法、僧这“三宝”的力量,才能解救她。佛陀告诉目犍连,每年七月十五日,是佛欢喜日,我们都要集结佛法僧三宝的力量,超度我们的七世父母。
这个故事的内涵,其实还远比它表面上看要来得深刻。最初的佛教是小乘佛教(梵文Henayana),也就是只管修行超度自己,不理世事,只能装一个人的“小车”。而盂兰盆经讲的是大乘佛教(梵文Mahayana),也就是除了自度之外,还要“度人”(超度别人)的,能装很多人的“大车”。(梵文中yana意为“车乘”,hena是小,maha是大,henayana就是“小乘”,mahayana就是“大乘”。)实际上,佛教界内的人大多认为盂兰盆的故事讲的就是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转化的原因。为了超度自己故去的亲人以及拯救孤魂野鬼,小乘佛教就发展成为需要结合佛法僧三宝力量的大乘佛教。(在中亚发源、北传到中国的佛教到唐代以前还小乘、大乘并存。唐代中国流行的就基本上全是大乘佛教了。当然,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转化的真正原因和过程远比目连救母这个故事本身复杂得多。限于篇幅这里不介绍。)
在每年阴历七月十五,也就民间俗称的“鬼节”,中国人都会给家里去世的亲人烧纸钱。佛教寺庙里也会举办法事活动,超度亡灵,给饿鬼施食,同时祝年长者健康长寿。这种法会活动,就叫做“放焰口”。
“放焰口”原本是佛教密宗的仪轨,现在却广为北传大乘佛教寺庙采用。按照《瑜珈焰口》的说法,饿鬼颈如细针,不能进食。做法事的法师结合佛、法、僧三宝的力量,用密咒使饿鬼喉咙变粗。法师们向空中撒米,使得饿鬼能吃上一顿饱饭。这里的“焰口”,就是颈如细针、面上喷火的饿鬼的名字。讲放焰口起源的故事的佛经是《救拨焰口恶鬼陀罗尼经》,故事内容与《佛说盂兰盆经》有相似性。4-2 中国黄河流域近3500年来年平均气温变化曲线图(据王铮、王会昌)
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希多尼(Posidonius,约公元前135-约公元前50年)最早提出了气候对于人的性格有重大影响的理论。这种“人种的地理”概念为现代人类学所继承。大量人类学者认为,气候对于每个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性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气候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近3500年来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三个气候温暖湿润时期和三次大规模的变冷。中国史学界对于这些宏观气候变化一直比较缺乏概念,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蒙文通指出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远比现在温暖。但这个粗略的论断也仅局限于为史学专家中的极少数人所知。
大量自然科学、考古学、历史文献证据表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即武王克商,商周政权交替时期),中国处在“仰韶暖期”,与当时全球性的“大西洋气候期”的相对应。黄河流域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大约3℃。那时的夏天冬天温差小,雨水丰沛,草木茂盛,和现在长江流域的亚热带气候相当。而当时长江流域气候则与现在珠江流域气候相当,为热带雨林所覆盖。
在气候温暖的时候,中国北方的游牧政权与中原农耕世界和平共处。一旦气候变冷,游牧民族的放牧业出现障碍,为了不被饿死就必须南迁,与中原政权争夺南方的草场,战乱也由此而来。每次气候变冷,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南部疆域的版图都必须扩大。如果不能扩大,这些游牧民族政权就会灭亡。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变冷发生在西周。《竹书纪年》中有公元前903年长江、汉江结冰的记载。冷到长江、汉江会在冬天结冰,在今天是人们难以想象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随处可见“中国”(详见《天文》一章关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彩锦护膊的注释)与夷狄戎(róng)羌(qiāng)■(yán)狁(yǔn)交战的纪录。这些“侵略者”大多是北方游牧民族。
第二个寒冷期对应的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4℃。这个时代出现的是“五胡乱华”之后的十六国割据局面。
第三个冷期发生在宋元之间。经历长时段的气候变冷、草木凋零、粮食减产和连年瘟疫与战争,中国的政权达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在公元1234年这个临界点,和宋代赵家王朝征战百年的游牧民族大金国瞬间崩溃,被新兴壮大的蒙古人政权消灭;而南宋的赵家王朝,也不过是在王朝覆灭前苟延残喘。蒙古人建立的牧者王朝,随后为中国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疆域版图。
由此很多看上去奇怪的事情我们也就好理解了。周代《诗经》里不断歌诵黄河流域各诸候国的水稻和桑田,而《禹贡》又说,“断发纹身”的越人(扬州人)“岛夷卉服”。稻子需要种在水田里,虽然今天黄河流域没多少水田,更适合干地种麦子,但西周情况则不然;因为当时的长江流域实在太热,越人才光着膀子穿得那么少。(卉服,指用长满树叶的树枝做的“衣服”。今天斯里兰卡的Wedda土著人迎接客人时仍然穿着“卉服”。)同样,中国的“隋唐晚期”对应于欧洲的“中世纪暖期”。那时的气候温暖,才有了惊人的农业丰收、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太平盛世。
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黄河流域中国文明起源的仰韶、龙山文化遗址现在往往是生态环境极为恶劣的不毛之地。这给现代人常带来不可思议的荒谬感。其实,一直到唐代以前,现今的河西走廊戈壁滩都还有茂密的原始森林。植被的大规模破坏、生态的恶化,一部分是因为历代中国人过度的砍伐开垦,另一部分原因就是三千多年来经历的三次大规模气候变冷,导致了地表植被消亡的土地荒漠化。
近世全球气候变暖,但这个变暖的升温幅度同中国3500年来的三次大规模变冷降温幅度相比,根本是小巫见大巫。从另一个角度说,人的命运虽然同这个星球紧密绑在一起,要灭亡却也没那么容易。7-1 清代刊本《百家姓》
姓和氏都是宗族血亲关系的代号。姓和氏的概念及来源本身的问题也非常深奥复杂。从古代文献结合甲骨文、金文的情况来看,姓,原本是指母亲一系的血缘关系;氏,原本指的是父系的血缘。我们今天概念的“姓”,实际上是先秦时代的氏,是父系血缘宗族符号。而先秦时代原本的“姓”的概念,在战国时逐渐淡薄,到了西汉已经消失得非常彻底,以致于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有时竟然把“姓”、“氏”相混淆。先秦所谓“同姓不婚”的原则,原来也是指母方同血统者不能结婚。
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汉代以后“姓”发展成父系血缘的代号,而“氏”除了指父系血缘之外(比如“山东丁氏旺族”“江西刘氏宗族”)居然常被用来指母系血缘。比如刘姓人家的女儿嫁到陈家(旧时女子大多没有学名),就被称做刘氏或者陈刘氏。“姓”和“氏”的涵意和指代关系的这种交换至今未见到任何合格的学术解释(这个问题也极少为人所知)。姓氏问题本身也被有的学者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的证据,但是这种立论未必严谨。弗洛伊德写的《摩西与一神教》和《图腾与禁忌》两书所阐述的问题与此相类似,或许能提供有益的启发。
7-3b 台湾戏曲学院京剧团2007年演出昆曲《孟姜女》的宣传广告
孟姜女庙原建于宋代。现存的孟姜女庙据说是“明万历年间的建筑”,但旅游局对孟姜女庙的修整附会鄙俗不堪,让观者惊恐错愕。
孟姜女庙前有一副非常有名的对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这副对联的句读(dòu)有十多种,最常见的断句读法是: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落(朝,读zhāo,意思是早晨);浮云涨,常常涨,常涨常消。
孟姜女姓姜而不是姓孟。孟姜女,意思是姜家大女儿。先秦青铜器铭文中体现出来的姜姓,在周代是势力非常大的贵族。《太平御览》里甚至说,战败给黄帝的蚩尤,也是姜姓。“孟姜女哭倒长城八百里”传说中的孟姜女,并不是清代话本中底层平民万喜良的贫贱妻子,而是《春秋左传》里齐国大将杞梁的贵族妻子。这个故事原始面貌只是贵族姜姓家一个女人的丈夫战死,小寡妇出来向齐王要求提高追悼会的规格。故事流传到唐代才定型成孟姜女哭倒秦长城。
孟姜女故事的原始发生地点在今山东省。孟姜女庙在今河北省的最北端,而遥远的台湾也在2007年新排出昆曲《孟姜女》。姜姓贵族的力量,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溶进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成为中国“哭功”、“哭戏”的代表性符号。在今天的山东淄博,白事活动中仍然可以见到中老年妇女用平时唱孟姜女的传统曲调来哭丧,令外地人惊愕不已。

8-1a 酉(yǒu)瓶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距今约6000年 高46 厘米 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这种瓶子过去学界通常定名为“小口尖底彩陶瓶”,用作汲水器(日常生活中取水用的瓶子)。学界认为瓶子之所以做成这个怪形状,是空瓶置入井中后它会自动平倒下,瓶口落到水面,方便井水灌注进瓶里;等瓶中的水灌满,瓶子则会自动恢复成竖直状态,利于从井中提出。瓶子的尖底还有利于它的放置:尖底可以很方便地插在松软的土中。
问题在于,新石器时代的人基本上还不会打“井”,他们主要是从河里汲水,而这种瓶子从河里汲水几乎没有任何优越性;当时日常住所的泥土地面在生活中被往返地踩来踩去,会导致“地面固化”。尖底瓶在固化的地面上竖直放置稳当的困难程度显而易见:泥土“松软”到可以插得住这种瓶子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学界将它解释为日常生活取水的汲水器并不合理。
这种小口尖底瓶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看上去很多,但绝大多数都是残碎的,能选出典型完整的标本很少。小口尖底瓶的出土数量和分布等性质以及器物本身的形状、结构特性说明它们并不是大量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器,而更像是一种和宗教或祭祀有关的器物。苏秉琦认为,小口尖底瓶具有“神器”的性质,为神职人员所专用。
其实这个瓶子应该被定名为“酉瓶”。“酉”在甲骨文中写为“■”或“■”,它象征一种小口尖底的酒器的形状,引申有“酒”的意思。《说文》也说:“酉,就也。八月黍成,可为酎酒。”酎(zhòu),《说文》上说:“酎,三重醇酒也。”酎是用糖度高而酒精度低的醴(lǐ)代替水,加到米和酒曲中制成的重酿酒。重酿酒的酒精浓度最高能达到10%。《说文》对于“酉”字的解释是说:酉就是八月成熟的黄黍做成的重酿酒。酉是“酒”和“尊”的本字。后来“酉”被借用去表示天干地支,为了区别,人们在“酉”字旁边加上“水”的偏旁,这就是“酒”,而表示盛酒器则是在“酉”旁边加上了一双捧着酒的手“■”,这就是“尊”。商周青铜礼器里非常重要的一类就是作为盛酒器的尊。
仰韶文化的酉瓶是被专门用来装酒的“神器”。
9-1 湖南湘潭韶山毛氏宗祠
毛氏宗祠是韶山毛氏家族的总祠堂。毛泽东即出于韶山毛氏。祠堂始建于公元1758年。1968年人民政府对毛氏宗祠进行过全面大修,并在该年年底对外开放。
宗法,即祖宗之法,是以血缘和家庭为纽带建起来的等级制度。在1949年以前的三千年中,宗法制度的力量一直都是非常强大的。中国人在谁是自己祖宗的问题上从来都很严肃。人们使用“不肖子孙”这个词时的心态,要么是高度的内疚,要么是最刻毒的指责。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漫长而艰险,如同船过三峡。这个进程已经持续了一百五十多年,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假如我们把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危机和灾难比作从天而落的巨石,那么国家的各层力量就是一层层用来托挡巨石的网,使得巨石下的人不会全被砸死。而这些网中最靠下面同时也是最有力量的一层,就是宗法。
在宗法制度的时代,人民是“高度自治的”。常见的民事纠纷(包括小的经济纠纷和刑事案件)都是请“三老”(同族的三位长者)裁断。三老不能解决,才会开祠堂。闹到要开祠堂,通常都是非常大的事了。祠堂里族长和长辈甚至有权决定当事人的生死。经过宗族力量过滤后仍需要上升到官府手里的案子,是不多的。宗法制度和“三百文官治天下”的国家机器,在功能上协同互补。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抗日战争沦陷区的中国民众,在彻底没有政府真正管理的十年中(国民党跑了,日本人又管不过来)如何得以生活尚有一定秩序。
宗法制度在1949年以后訇然中塌,被摧毁得几乎不留痕迹。这让我们既欣喜又惋惜。宗法制的解体带来了社会某些方面的进步,但宗法体系所具有的维护国计民生的力量,也永远地消散了。
9-3 《南山桥杨氏族谱》 1919年垂裕堂木活字本 无锡市图书馆藏
丧服制度出自《仪礼》。表面上看,丧服制度是在说什么样的亲戚死了应该穿相应的什么孝服的无聊事,而实际上,丧服制度的核心仍是宗法思想。丧服涵盖范围之外,即“出了五服”(“五服”之外),就算远亲。民间有说法“远亲不如近邻”,意思是说出了宗族五服之外的亲戚不如邻居。但五服之内的近亲,再怎么不堪,也比近邻来得有用。宗法力量之强大,由此可见一斑。
丧服制度中,还有很多怪现象,比如“姨”服重于“舅”服(即妈妈的姐妹的地位居然比妈妈的兄弟高一级),“叔嫂无服”。(我们说“长嫂如母”,如果父母去世早,大嫂就相当于母亲,负责把小叔拉扯大,小叔也要把大嫂当母亲看待。但是即便如此,小叔子和嫂子之间却没有丧服关系。)这些现象的真实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史前文明。
又比如,《仪礼》中“姑”、“舅”都是多意称谓。“姑”可以用来指丈夫的姐妹,同时又可以指丈夫的妈妈(即女子的婆婆);“舅”可以用来指母亲的兄弟,同时又可以指丈夫的爸爸(即女子的公公)。这背后的原因,绝不是庸俗地套用“亲亲尊尊”言论所能解释的。虽然有人认为这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的证据,或者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化的证据,但这些观点都论证粗疏,难以凭信。
记录宗法制度最重要的载体就是“家谱”。“自家不打自家人”、“家丑不可外扬”都局限于家族、宗族内部。家谱被焚毁,宗法制度也很容易就灰飞烟灭。经历近世二十载的劫火,幸存到今天的族谱,比之一个世纪之前的状况,已经是寥若晨星了。
12-2 猪面鸟首彩陶壶摹本
猪面鸟首彩陶壶高20.8厘米,1981年出土于甘肃秦安王家阴洼。陶壶制作使用的时代是新石器时代,属于半坡晚期文化类型。
摹本为同一彩陶壶的正面主视图以及左视图。主视图中的墨线非常形象地表现了猪的脸。而且图中的猪没有獠牙,说明这是已经驯化的家猪而不是野猪。左视图中圆圈和圆圈中的点表示从圆锥顶点向下俯视看到的圆锥投影,它表现的是鸟的嘴。
古代常用猪代表财富和生育,代表女性;鸟则代表权力,代表男性。
在游牧民族的畜牧经济中,猪是难养的动物(猪不像牛、羊、狗那样适合游牧迁徙)。从这一点讲,很多讲肉食的字,从“牛”或从“羊”而极少从“豕”是很好理解的。
中原方国在距今八千年前完成了游牧狩猎经济向(定居的)种植农业经济的转化,但是和肉食有关的字还保留了较多游牧狩猎生活的特征,即牛、羊做偏旁居多。随着种植业的发展和猪的驯化,很多和猪有关的字产生出来,比如“家”(房子底下有猪。豕,读shǐ,意思就是猪)、“圂”(圂,读hùn,意思是厕所,即厕所通猪圈。现代中国南方和北方农村仍然能见到人的厕所就是猪圈、猪养在人的厕所里的实例。)。
另外,我们常说的“腥”、“臊”二字也和猪有关。《周礼•天官冢宰》上说腥、臊不能食。《说文》上解释说,所谓“腥”,并不是肉闻上去的味道,而是“肉中的星星”,指猪肉中有像米粒的星星点点的肉息(长有寄生虫猪肉绦虫的“米星猪”);所谓“臊”,是猪身上油脂发臭。对于屠宰前检疫和食品安全的问题,周代的人只怕比现在还控制得好一些。
14-1 司母戊鼎 商代晚期 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9厘米 1939年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
司母戊鼎重约875公斤,1939年盗掘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挖掘者是当地农民吴培文。当时河南已处于日寇占领之下,村民想将鼎卖掉,并且不希望鼎落入日本人之手。吴培文等人原本计划将鼎肢解锯开,但只成功锯下两个鼎耳。日寇搜剿这个出土大鼎,于是吴将鼎再次埋入地下,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才重新掘出。
司母戊鼎后被运往南京,作为给蒋介石六十大寿的礼物。蒋1948年还摄有一张站在没有耳朵的司母戊鼎前的照片。解放前夕,蒋介石计划将司母戊鼎用飞机运往台湾,由于鼎过大过重没有成功。1949年,人民解放军在南京机场发现了被弃置在那里的司母戊方鼎。
司母戊鼎解放后由南京博物院保存。当时司母戊鼎的一只鼎腿上有武官村村民锯鼎未果而留下的锯痕,被锯下的鼎耳经过多年战乱,也只找回一只。南京博物院委派潘承琳将司母戊鼎腿上的锯痕填满,又根据残存的鼎耳仿造了一个假耳朵,将丢失的耳朵修复“还原”。1959年,配好了假耳朵的司母戊鼎被调拨到中国历史博物馆。
撇开假耳朵的遗憾不谈,司母戊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是鼎中之王,是传国重器。
司母戊鼎四个柱足是中空的。整个鼎的鼎耳事先铸好后嵌入鼎范(“鼎范”就是用来铸鼎的模子),再一次浇铸制成鼎身鼎腿。司母戊鼎在商代晚期制造难度是惊人的。大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三个字。1976年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后出有“司母辛”铭文铜鼎,可以与“司母戊”铭文相印证。
14-4 宫乐图 晚唐 绢本纵48.7厘米、横69.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中宫女的发式、服装和开脸留三白(额头、鼻子、下颌留白不施胭脂)是典型的晚唐时尚。画面正中的桌子与今天的桌子高度接近,但是当时的桌子主要还是用来置物的。桌子和凳子相配、人坐在桌子旁写字是到北宋才流行起来的。
唐代以前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桌子。唐以前的人坐在席或者矮床上,写字是左手执卷成筒状的纸(或者竹简、木片等等),右手执笔。因为这种和今日迥异的写字姿态,唐和唐以前毛笔写字的笔法也与今日迥异。这就是在后世让大多数人悬隔不知的“转笔”,也就是字的每个笔划在书写时都需要不断捻转笔杆。
传说王羲之十二岁的时候,他看到了前代的写字笔法论集。而这个论集居然是他从自己父亲的枕头里偷偷翻出来的。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又写了“笔势篇”给儿子王献之,并且叮嘱他“勿播于外,缄之密之,不可示之诸友”。如此月黑风高杀人放火般的揶着藏着,说的其实都是写字时毛笔的笔杆旋转。这种笔法到宋代已经大体失传,只在某些书坛高手家族之中秘密流传。
又比如,唐代欧阳询的字方正险绝,笔划转折之处如斧砍刀削般刚硬挺刮。今人临摹,每每以写到这种位置为苦。其实,这种方硬的转折都是必须捻转笔杆才能写出的。清代法书之首刘墉,在人前写字时大拇指和食指弯成圆圈状握笔(所谓“龙睛之法”),显示自己写字纯用腕力;但是刘墉家的佣人说,当他关起门来写字的时候,手指不断来回搓捻转动笔杆,“笔如舞滚龙”,有时候转笔太厉害甚至毛笔会脱手掉到地上。今人不察,小学老师教学生写毛笔字,只知道讲王羲之妄图从儿子手中抽走毛笔未果,从而表扬孩子握笔好这个故事。实际上,这是个非常白痴也绝对错误的故事。
旧时人写字非常注意所谓“开蒙”,也就是老师如何教小孩写第一个字。画家罗工柳晚年以写狂草闻名。沈鹏见到他说:“没听说过你写字,怎么忽然一下子你的字写得这么好?”罗开玩笑说:“给你开蒙的是一个秀才,给我开蒙的是一个举人。咱们两人写字你就差在开蒙的第一步上了。”这虽是玩笑,但是也说明开蒙的重要性。开蒙给后学提供的,除了抓笔、运笔、字的间架结构,还有这非常神奇的笔法。回头我们来看今日孩子写不好字,与其说是孩子不用功不认真没天分,还不如说是大多数老师无能,根本没有能力给孩子提供真正意义的“开蒙”。

内容简介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插图修订第4版)是北京大学王力教授主持并召集众多专家共同编写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简明读本,出版46年来前后历经4次重要修订。到今天仍然是大众认识中国古代文化面貌最重要、最全面的基础参考书。全书分礼俗、宗法、饮食、衣饰等十四个方面。本书曾在港台地区出版.并被译成日、韩等语言流行于海内外。第四次修订版特聘请在美国任教的汉学专家刘乐园(LewisEden)。以中国考古学黄金时代的成果为出发点.精选图片.改谬补漏.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增补最新文化研究成果,通过近世考古发现与传统文献相结合的“古史新证”,勾勒出情趣盎然的中国古代文化生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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