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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隐性格》编辑推荐:性格就是隐藏在内心的恶魔与英雄不断斗争的结果 了解人性的复杂、古怪和多变,既令人不安又让人着迷 。

名人推荐
我不好,你也好不到哪里去。本书的研究成果处于心理学领域中最前研,揭露了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存在英雄和恶魔。
——丹尼尔•吉尔伯特 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哈佛幸福课》的作者

媒体推荐
我不好,你也好不到哪儿去!这本既深刻又有趣的书是心理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它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使和魔鬼的结合体。
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
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哈佛幸福课》的作者你是否想过,关于善与恶已有多少心理学家论述过?但到现在为止,只有戴维·德斯蒂诺和皮尔卡洛·瓦德索洛真正说出了它们的本质。他们既是杰出的实验人员,也是深刻的思想家,其著作《隐性格》在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突破了性格稳定这一观念,提出了一个关于虚伪、傲慢、偏见、嫉妒和爱情的全新观点。全书论述严谨,行文流畅,研究内容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
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
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
断然评判一个人道德与否或人品好坏是不合适的。取而代之的是,戴维·德斯蒂诺和皮尔卡洛·瓦德索洛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不是世界上充满了好人和坏人,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
彼得·沙洛维(Peter Salovey)
耶鲁太学第23任校长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大卫•德斯迪诺(David DeSteno) (美国)皮尔卡洛•瓦德索洛(Piercarlo Valdesolo) 译者:黄欣

大卫•德斯迪诺(David DeSteno),东北大学的心理学副教授、社会情感实验室主任。他是美国心理协会主办的《情感》杂志编辑,曾在哈佛大学任访问副教授。他的成就曾经被《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科学美国人》以及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等报道。他还曾是《纽约时报》网站上的“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博客的客座博主。
皮尔卡洛•瓦德索洛(Piercarlo Valdesolo),克莱尔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心理学副教授。他的成果曾被一些顶级的期刊以及重要的媒体所报道,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洛杉矶时报》、《新闻周刊》。他曾获得哈佛大学和阿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的奖学金。他也是《科学美国人》网站上“心智问题”(Mind Matters)博客的撰稿人。

目录
圣人和罪人:决定我们性格的心理斗争
伪善和真善:为什么不要指责别人
心灵伴侣还是床第情人?
从骄傲到自大:七宗罪中最致命的罪行?
有情还是无情?凝望人心的镜像
公平与信任:黄金法则的百变金身
稳扎稳打还是赌一赌?风险、回报和毁灭
宽容与偏见:为什么有时总忍不住要讨厌“他们”
真色彩在哪里?了解和应对性格的光谱

序言
人性格的本质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人们会做出那么多出格的事情来?谎言、欺骗、伪善和偏执的背后原因是什么?感谢陈四百同学,让我有缘和这本书见面,让我在纷繁复杂的人际社会中窥见心理学家的真知灼见,也进一步地认识自己、了解他人,洞悉人性的奥妙。
本书的作者不是哲学家,无意探讨“美德”的定义,但是,正如作者所说的:不管是最具理性之美的理论,还是最为精妙的实验,都不能与真实世界的数据相媲美。本书正是通过生动有趣的案例、严谨科学的实验,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幅七彩的性格光谱。本书向我们揭示了,人类的各种荒诞不经的行为,都是内心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斗争的结果,而这场斗争却是一场不公平的斗争,它时时被环境、诱惑和情感所左右。
在翻译本书时,我家宝宝不足一岁半,时常蹦蹦跳跳地跑到电脑前来“骚扰”我。使我忙碌而又幸福地完成了这本书的翻译工作。等她长大了,我会把书中的故事讲给她听。
感谢我教课的学校和我的学生。没有他们,便没有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氛围。我忘不了在美国文化课上,当我讲述桑德福州长、老虎伍兹和阿汤哥的“奇闻逸事”时,台下吃吃的笑声和专注的神情。本书在无形中也成了我教学素材的来源、课堂讨论的焦点。我相信,这本书和我译书期间所经历的一切,都会成为我人生当中最宝贵的财富。

文摘
2.伪善和真善
——为什么不要指责别人
这是2008年情人节的前夜。”乔治”偷偷地从华盛顿特区一间豪华酒店的侧门溜了出去。浪漫约会地点的一切都已就绪:他已预订了豪华套间,安排好美人的行程,确认香槟加了冰块。他已为这次幽会精心策划了几个小时。对于一个有地位的男人来说,这样的策划倍显这次幽会的重要性。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追求高尚的理想:严惩各种堕落和腐化,处处保护草根阶层的利益。他对自己说,我所受的压力够大的了,今晚,我要放松一下自己。
他穿过酒店金碧辉煌的大厅,走进电梯,顿时脉搏涌动,等候他多时的浪漫激情将如期而至。然而这位“乔治•福克斯”,其实只用于在五月花大酒店登记的名字,此人的真实身份是艾略特•斯皮策,纽约州的州长;而他约会的对象也并不是他的结发之妻。那晚,斯皮策,这位以讨伐卖淫嫖娼而蜚声纽约、不留余力把成百上千的嫖客送进监狱的州长,自己却成了嫖客的一员。而他,也在这一场轰动的丑闻中出了名,一夜之间,形象和事业皆被毁得一败涂地。
更劲爆的是,五月花大酒店的那晚并不是他唯一的一次滥情、偶尔的道德失守。不,这位反嫖妓斗士是跨国卖淫集团“皇帝俱乐部”的正式成员,他曾花了几千美元和该集团最高等级的妓女鬼混了好几个小时。就是这个人,他曾把伦理和正义作为自己的手下政府的旗帜,还是这个人,曾多次高声谴责美国家庭价值观的倒退。但这位“9号顾客”(艾略特•斯皮策在该俱乐部的代号,后来这个代号因此出了名)在一个月里都将和十年中最富盛名的嫖妓案件牵涉在一起,并且作为“道德伪君子”的典范而垂名史册。
当然了,斯皮策并非特例。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伪善的例子比比皆是。想想拉什•林堡是怎样在脱口秀中大骂道德败坏的瘾君子吧,而他自己却搜罗了一推违禁药品来满足自己氧可酮毒品的癖好。老牌参议员拉里•克雷格在克林顿总统和莫妮卡•莱温斯基性丑闻曝光时,公开批评他是“不良少年、没规矩的男孩”,结果自己却因为在公厕里发出“猥亵行为信号”而被捕(顺便说一句,这是他正激烈地反对同性权利呢)。不仅仅是政客们是伪君子。数不清体育明星,从马克•麦奎尔,到巴里•邦德斯,到马里昂•琼斯,还有很多,都曾经谴责其他运动员使用兴奋剂,但后来自己却深陷兴奋剂丑闻。威廉•班奈特,我们国家最有名的学校道德教育的倡议者,在广为流传的《孩子的美德书》中不遗余力地赞扬律己的那位博学家,在著书后的那几年向人们证明了:他是个疯狂地赌徒。当他所服务的政治机构,“授权美国组织”,正在发表抨击那些“到处用老虎机污染我们的社会”的立法者的言论时候,他正在豪赌呢。赌注如此之高,以至于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输掉了140万美元。
当这些人一个个地从道德神坛掉下来的时候,多数人不禁会问,他们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他们怎能如此虚伪呢?他们成天把高尚行为挂在嘴边,却怎么做得出恰恰与之相反的事情来呢?这些问题问得好,也曾被热议过。但是,问题没问到点子上。这些人不是故意用行为对抗思想。而是,他们所认为的“正确”是个相对的概念。就像前一章书所说的那样,伪善并非意味着违背自己的道德信仰,而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调整自己的道德信仰,使之符合当下的需要。所以,问题不是斯皮策等人是否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错的,而是我们该问问,在当时,他们的心理是如何让自己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会犯错。
现在,你或许还在想,“众人皆知,一谈到道德问题,政客和名人都是特别成问题的一群人。他们不像我们善良的老百姓那样。我们一定不会那么做啦,是吧?”好,这个问题很有趣。伪善这种特性只是存在于一小撮坏胚子里吗?还是它潜伏在我们所有人心里?根据我们的理论,我们认为后者是对的。不是因为我们相信人性本恶,也不是相信道德败坏,而是,如第一章所示,我们的心理长期存在隐形的斗争,因此前一时刻我们被敦促说或做一件事,结果后一时刻却做出了恰恰相反的事情。
但这场斗争是究竟怎么进行的呢?我们应该怎样对如此有力、激荡地动摇中的对和错的信仰进行试验呢?这恰恰是我们绞尽脑汁想要知道的。如何在实验室里研究伪善是问题的关键。很明显,我们不能直接问别人在某境况下你是否会违背信仰。毕竟,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伪君子,即使真有伪君子的存在,我们也怀疑他们是否愿意承认。所以,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情境,让人们在违背了自己对外宣称的价值观后有利可图。这个情境要尽可能地接近真实的世界,存在伦理两难和现实的诱惑。所以我们像平时一样,设置了一个情境来测试他们的道德水准,看看这些人到了关键时刻是怎么做的。呵呵,他们被忽悠了,以科学的名义被忽悠。
这个实验还有一个环节:要研究伪善,我们就不仅要看看人们是如何衡量自己的行为的,还要看看同样的行为,如果是别人做的,他们又是如何衡量别人。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坏蛋”,一名“帮凶”(心理学实验中称为“共谋”的人),来帮忙做出一些道德败坏之举,这样我们就能知道真正的参与者是如何反应的了。现在,阿历克斯粉墨登场。他是一名优秀的学生,对研究人类心理的机制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他自愿在同伴中背着“卑鄙小人”(因为确实没有更好的词语了)的骂名参与我们的研究。他同意去不停地“折腾”其他同学,并让他们来评判他。现在,预备——开始!
遇见你内心的伪君子
“也许可以早点走,”詹姆士想。不久之前,卡洛•瓦德索洛走了,把他一个人留在实验室。詹姆士留在实验室是要参加一项关于“问题-解决”技巧的实验(我们告诉他的)。詹姆士来的时候,卡洛叫他坐到电脑前,要他完成两项任务中的其中一个。一项是简单有趣的图片搜索,只需大概10分钟。另一项是逻辑问答,比较难,可能要45分钟才能完成。卡洛解释说,他作为实验者,必须要“回避”,不能知道詹姆士和其他参与者分别完成的是哪一道题,这样才能保证他评分的公正(这是个幌子,但是可信。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要这样。)“那么,”卡洛继续说,“我们随机选了一些参与者,这些人有权指派给自己和其他人这两项任务中的其中一项。任务是交替进行的,就是说,前一个人完成一项任务后,后面的那个只能去做还没做的那一项。”而詹姆士正好是一名“有权分配工作”的“决策者”。(实际上,所有被试者都是“决策者”。)然后,卡洛不经意地告诉詹姆士,绝大多数人认为分配任务时最公平的办法是抛硬币,跟着,他交给詹姆士一个模拟抛币的电子装置,“如果要用,就可以用到它。”
现在,有趣的一幕来了(那是对于我们来说的):隐藏的摄像头里好戏上演。詹姆士坐了下来,看了看抛币模拟器,目光又回到了电脑屏幕,然后,像92%的众多实验参与者一样,没有使用抛币模拟器,便给自己选择了快速、容易的那项任务。他这样做时,很清楚地知道,这么做等于下一个人就注定要忍受45分钟的苦差了。然后,詹姆士刚刚完成简短的任务,电脑就出现了以下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整个实验的核心,虽然他并不知情):“你在分配任务过程中表现公正吗?请在从‘一点也不’到‘非常公正’的量表刻度上做记号。”
这个问题简单但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它要求人们以一种基本的标准——公正,来评价自己行为的正确性。我们统计结果时,发现那些给自己分配简单任务的人,如詹姆士之类,对自己行为的评分是中等,或多或少地靠近中间。他们相信自己的行为不能说是完全公正,但也没有做得太过分。简单来说,他们认为以别人付出劳动为代价来选择简单的工作,是件多少可以接受的事情。
“好吧,”你也许会想,“那又怎样呢?可能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不会是件多么坏的事情。人们不会因为这样而被称为伪君子。”但且慢,实验还没完呢。跟着轮到杰克了。杰克也是被告知要做“问题-解决”研究的参与者。这一次,我们的实验做了重大改动。卡洛告诉杰克,他不用解答任何题目。相反,他的任务是作为旁观者,就本次实验和“问题-解决”中的任务提出反馈意见。然后,我们让杰克通过网络摄像头,在自己的电脑上偷偷地看另一个人做的、和詹姆士刚刚完成的同样的事情。这意味着,他能够看到和听到这个环节所发生的一切,包括里面的人是否抛了硬币、是否给自己分配了那项简单的工作。然后,杰克被要求讲述他关于整个过程的观点。非常简单。
杰克欣然同意参与其中,享受扮演着这个多少有点鬼祟的“秘密偷窥者”的角色。这个时候,阿历克斯——我们众所周知的“坏蛋”,走进了房间。杰克看着阿历克斯从卡洛那里接过了指令,这些指令和以前的一样:阿历克斯被告知有两项任务,而他被选为决策者。卡洛给了他抛币模拟器,把他一人留在了房间里。杰克然后看着阿历克斯看了看模拟器,轻轻地摇了摇头,回到电脑前,然后做了更划算的那项任务。然后,杰克的电脑停止了对阿历克斯的房间的转播,向杰克询问实验过程的反馈意见,包括评价阿历克斯的行为是否公正。
我们换了45个人充当“杰克”的角色,将上述实验一一重复。
这个版本的实验中,评分就不那么客气了。杰克和其他的“旁观者”,人人谴责阿历克斯给自己选择好差事。对于他们来说,他的决定完全是不公正、不道德的,他们甚至对可怜的阿历克斯的人品产生了一些看法。不止杰克一个人,做完实验后在走道上遇到阿历克斯时向他投去轻蔑的目光;一个女生甚至停下来,斜靠在走道上,藐视他,低声说,“你做了什么,我都知道。”阿历克斯被排挤,被边缘化——幸好他就快毕业了。
现在,请记住,在我们设定的两个情境中,人们的决定都是一样的:不去冒抛硬币的风险,而是在损害别人的利益为前提下,给自己分配较为轻松的工作。唯一的区别是,这个做道德评价的人,是决策者本人呢,还是一名旁观者。这点区别已足以使“是否公正”这一问题的答案有了天壤之别。如果道德的刻度是固定的,这本不应发生——不管人们是在评判自己还是评判别人,答案都应该一致:欺骗行为就应该是不忠,自利行为就应该是自私,管他做事的人是谁。罪行的严重程度不能以违规者的身份而论处,对吧?但事实并非如此。当自己做出自私之举时,人们往往对自己更加地宽容,而如果做事的是别人(如阿历克斯),则会在道义上谴责他。不只是这一组对象对别人的道德水平要求特别高;和平时做实验一样,为了避免不确定的因素干扰,我们把学生们随机分到了两种情境。这样,我们得到了在最普通的人群当中,关于伪善的完整画像。
实验至此,把工作扔给别人、让人额外花费35分钟来完成工作,比起骗过老婆找高级妓女鬼混来说,还真不算是什么罪恶。但这些结果仍然告诉了我们关于伪善的本质许多信息,以及为什么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会如此容易就成了伪善的俘虏。首先,这些结果显示,我们对于所谓的“道义上可接受的行为”的判断,其实似乎是有弹性的。其次,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在某一时刻渴求回报短期冲动——不管是和陌生人的激情一夜还是逃离乏味的实验室出去开心一下——可能会暂时压制对长远利益的提醒的声音,忽略了保持良好名誉的好处。不是说我们故意、甚至下意识地压制了长远利益的声音,而是说明这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持续斗争的结果。当我们虚情假意时,我们并不是不顾、或故意不理会信仰和道德;而只是我们的短期利益获得了暂时性的胜利。这正是这个所实验发生的事情。同是避重就轻,却对自己“宽大处理”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任凭自己的心理为他们的直接利益服务,调整着关于“错”和“对”的信仰。这时,我们内心的蚱蜢——对短期回报的渴求——打赢了,因此我们能很好地给予所作所为以充分的理由,并告诉自己说:我们所做的没错。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知道,这时蚂蚁这个心理机制都在那儿干嘛呢。它不是把我们扯向公平和诚实,以保护我们不受社会的鄙视的吗?我们也在问同样的问题。显然,如果任虚伪放任自流,我们怎能相信别人的判断,甚至怎能信得过自己?自私自利将成为主流,稳定的关系将不能持久,社会秩序将分崩离析。所以,蚂蚁肯定多多少少在起作用,它使劲儿地在给缺乏远见的、自私自利的想法踩急刹车呢。在伪善这一问题上,我们发现,这时蚂蚁的这套心理机制表现出来很像自责。虽然在本次实验中,我们不知道是故意避开繁重任务的欲望打败了内疚感呢,还是这些学生根本没有内疚感。要回答自责的问题,我们还要回到实验室。
正如我们第一章所提到的,生活中的每次决定都要动用一整套相关的心理过程;一些能控制,一些不能。意识的背后有这么多这样的过程,理清他们实在是不容易。如果想要发掘人的社会心理的运作方式,我们仍旧需要一套方法来区分开那些过程是可控的,那些是不可控的。我们认为在实验开始时,参与者们考虑到长远的人际关系中公正的重要性,其实有一股内心的、自觉的冲动想公正地对待这件事。但是,随着每一秒钟的流逝,人心中的蚱蜢逐渐发力,帮助人们把能得到直接好处的不公行为理性化、合理化。如果你仔细听,就能听见蚱蜢在加砝码时说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实验是匿名的。另外那个被忽悠的人不会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我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也就是说,我们怀疑在实验室所观察到的“虚伪现象”是使利己行为合理化的过程,中心理拉锯的结果。为了验证这种想法,我们需要制止合理化的过程。
要理清像这种的对抗中的心理过程,心理学家常用的一个伎俩就是想办法抑制其中的一个。我们想,如果能够阻止理性化活动,或者甚至让大脑中掌管理性化的那一部分忙得什么也顾不上,我们就能够了解“蚂蚁”在干了些什么。因此,我们决定让参与者们去记一些随机的数列。毕竟,我们认为,当人脑正在忙着记东西时,谋划歪理就比较困难。我们是这样做的:还是和以前那样,设置两种情境(评判自己和评判他人),但这次稍有不同。这次,在最后一项任务中,有一半的学生在面对电脑提示的每个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关于公正的看法)时,前面还有一串七位的数字。他们要在每次回答问题之后,输入之前出现的七个数字。
原理是这样的:要记住数列,参与者们必须边回答问题边在脑海里重复这几个数字。这就让大脑忙碌起来,而不再有精力去为自己不道德的行为找借口。说白了,就是把“短期系统”这个家伙的手捆住,看看“长期系统”——即公正这一边的勇士——是否能大展拳脚。结果出来了,的确是这样的。当我们限制蚱蜢的作用,制止了合理化进程时,前面我们所观察到的“虚伪”全部消失了。这一次,不使用抛币器而直接给自己分配简单的工作,不管这件事发生在别人身上还是自己身上,人们的评价都是一样的,都认为在道义上令人反感。这个发现告诉我们,我们确实认为把难题留给后面的人是错的。内疚的刺痛一开始就有;只是屈服于短期利益时,我们的心理轻车熟路地就用合理的借口让这疼痛烟消云散,特别是当我们不太可能被抓到时。
因此,如果偷懒不去做这额外35分钟沉闷工作的欲望,已足够让大多数抛弃内心本能的公正,以下的事情就不足为奇了:林堡可以一边大骂“瘾君子”一边为嗑药找借口;斯皮策可以一边反嫖妓一边告诉自己说和“皇帝俱乐部”的成员安排幽会“没问题”;还有许多运动员,一边谴责兴奋剂问题一边用它来帮助拿奖牌。总之,你无法否认的是,短期回报在这些场合是很是诱惑的;良心谴责经过理性的调教后,回报显得异常丰厚。再加上,我们和其他一些研究都显示,如果做坏事的回报非常丰厚,我们的理性马上会想出充分的理由来证明它是对的。对斯皮策来说,这个让他去偷欢理由可能正是工作和权势的压力。对于那些用兴奋剂的运动员来说,这个理由可能是赢得比赛后的大笔奖金或头衔能让他们更好地养家糊口。至于林堡和班奈特,上瘾就是最好的理由。重要的是,我们头脑能够想出来的借口千奇百怪,如果执意要做的话,总有一个能说服自己。考虑到伪善在每个人心里会潜伏,谴责别人,还不如扪心自问更有助于身心健康。
道德的弹性动力学
伪善随意就可以接近我们,这个事实说明了我们的伦理和道德是多么的灵活多变。我们不是没有坚定的、分辨是非的价值观。而是说,这些基本观念是可塑的,有时偶尔会变化。做一件好事是如此复杂地原因,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明辨是非且笃行,而在于我们是如何分辨是非,在于这些判断是多么地善变,对应着,我们的性格也有多么地善变。
从以上证据得出结论,我们的品行并不是完全稳定不变的,它会随着不同的环境变化。然而,你可能注意不到的是,有时候在看似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它们也会改变。过去的十年里,许多研究开始发现,我们的品行常常被情绪反应所塑造,这种塑造甚至多过所谓的理性的塑造。你相信吗?看一下我们的同事、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经常给实验参与者提出的问题:
朱莉和马克是兄妹。大学时,有一年暑假,他们一块儿到法国旅游。一天晚上,他们俩单独呆在海边的客栈里。他们想,如果这时他俩做爱,一定会十分有趣。最起码这将是他们全新的体验。朱莉早就吃了避孕药,而马克也用了避孕套,以防万一。他们两人都很享受这次做爱,但却决定以后不会再来一次了。他们约定那晚是个特别的秘密,而这个秘密让他们更加亲密无间。马克和朱莉可以做爱吗?
假设你像大多数人一样,你的回答一定是“不”,还可能伴随着一阵恶心的感觉、一副厌恶的表情。毕竟人人知道,乱伦绝对是不道德的,只会带来麻烦。但问起朱莉和马克的行为究竟为什么令人厌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一些人说,近亲繁殖存在风险。可是兄妹俩已做足了避孕工作,绝无这种可能。一些人担心兄妹俩的身心受到伤害,影响家庭生活。但海特提醒他们,这样的情节没有发生。通常,人们抓破头皮,绞尽脑汁地想给自己道义上的愤怒找个合适的理由,但结果只是一场空。毕竟,马克和朱莉的行为没有造成事实的后果。而大多人即使找不出到底错在哪里,仍然固执地坚持认为该行为是错的。即便我们给出了种种理由,说明那晚的性爱不会造成任何伤害,人们对乱伦的恶心的感觉还是如此强烈,他们改变不了。
恶心的感觉如此之强烈,是因为它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目的。几千年前,这种内心的情感反应指导着我们的祖先去适应群体的生活。请记住,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按照人脑进化的规律,对伦理道德进行抽象推理的心理能力是一种比较新的能力。而情感的能力,早在我们能够用认知来推理行为后果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更为古老。因此,在远古时代,理性的思维还未形成之前,我们内心对乱伦的反感就很自然,它能保护我们的种族免受重大的所谓“因近亲繁殖而导致的基因缺陷和遗传疾病”的风险。那时候,没有避孕的概念。杜蕾斯[原文为“特洛伊”,美国销量第一的避孕套品牌。]不会随时听命让你免于意外怀孕的烦恼,口服避孕药也是近一个世纪才有的事。因此,一想到兄妹做爱你就感到恶心,这其实只是一种原始优生的方式的残存记忆。毕竟,如果感到恶心,两人就不太可能再继续缠绵下去啦。
以上事实表明,情感规范着我们祖先的社会行为,而在今天,它仍然充当着这样的作用。情感能迅速、毫不费劲地告诉我们,在特定情况下该怎么做。有时,对像乱伦这种事,只有一种做法:乱伦之爱那一点肉体的快感和生育的风险比起来,自然是不值一提。这种情况下,长期系统(蚂蚁)赢了,赢得毫不费劲。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如我们看到的“虚伪”的例子,短期和长期利益同时存在(例如,现在就拿到想要的东西vs.树立起公正可靠的形象),这时情感的角斗场里就没有了如此清晰的赢家,只有时起彼伏的角逐。
想要在道德两难的境地找出最佳的做法,并不是跟着感觉走那么简单。意识到上述一点很重要。许多人鉴于所谓的理性思维会导致虚伪,觉得相信直觉更胜一筹。但是,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当真正要下决定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完美的策略。跟着感觉走和听从理性的安排一样,都不是什么好主意。以下的实验将阐述和证明这一点。
让道德感偏离轨道
约翰和本决定参加一项了解他们观点的实验。观点实验听起来有意思,因为,谁不想说一下自己观点呢?“我们想了解你的世界观,”他们进入实验室后,卡洛对他们说。“所以你将看到电脑上会出现一些问题,你所要做的,就是告诉我们,在备选答案里你认为哪个是对的,或哪个是最能够接受的。”小菜一碟,约翰和本想。卡洛接着说,“我们正在就电视节目搜集观点,所以在你见到问题之前,你得看一段视频,告诉我们你是怎么想的。”对于约翰和本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啦,有电视看,还有报酬拿。
卡洛让约翰和本坐在电脑前带上耳机,播放了视频。视频结束后,假想的情境出现在屏幕前。绝大多数情境都是不痛不痒的,例如“如果你被困沙漠,你是宁愿要一罐花生酱还是一盒火柴?”只是,约翰和本不知道的是,其实第三个场景才是要害:
你站在人行天桥上,下面是电车的轨道。沿着轨道,有一列电车在行驶。如果电车一直往前开,它就会撞上五名正在前面轨道上的工人。在你身旁有一名大汉。唯一能够让电车停下来的方法,就是把大汉从桥上推到轨道上去。这样他会被电车压死,但同时也会让电车停下来,挽救另外五个人的生命。你会把他推下桥吗?
这天,约翰快速果断地回答了问题:不会。但本的回答也很轻松:会。同样的伦理困境,完全相反的答案(我们已经排除了约翰和本不同年龄、背景和其他根本性区别的可能,因为他们经过了挑选)。为什么会不同呢?答案在于他们所看的视频。
本,在遇到伦理困境之前,正好所看的视频是喜剧《周六夜现场》。约翰则相反,看到的是沉闷的纪录片,讲的是西班牙边远乡村的生活。“那又怎样呢?”你或许会问。“像看电视这种小事,不可能让我们这些大无畏的志愿者们在‘是否能在道义上接受送某人去死’的问题上大相径庭,对吧?”
事实上的确会有影响的。实际上,当我们分析了75名包括约翰和本的实验参与者的结果后发现,那些看了《周六夜现场》的人比别人高出了三倍的可能性,要“把那个人推下桥”。这乍一看很费解。毕竟,他们的视频和死生大事、伦理道德毫不相关。但就是这样!观看这些视频并非改变了人们深植于心中的道德准则或是信仰,而是,改变了情绪——重点在这儿!如我们所说,指引着我们作出伦理选择的通常是情感的直觉和冲动。因此,任何能煽动的感情的事物,都有可能让我们的道德理性偏离轨道,不管我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就是为什么像本这一类人,会做出把那个陌生人推下桥去的选择。他们并不是冷酷无情的杀手,也不是毫无感觉的逻辑学家。他们的性格没和约翰们有太大差别,只是他们的直觉因为一点儿实验的介入而变得失去了作用。
近几十年的实验研究表明,情感能够让我们所有的行为和决定染上“感情色彩”——即使这些行为和决定在一开始的时候和情感毫无关系。你和老板吵架了,回到家里见到自家的狗就想去踢一脚(虽然我们希望你不要踢)。你对一个新的升职机会很着急,会突然害怕自己很有可能患上癌症。简单点,就是我们都不知不觉地用情感状态来作为未来事件发生的信号和提示,从而引导着自己的决定。感到悲伤时,我们不自主地觉得倒霉的事情随时有可能发生。
可以理解,在这个个案中,那些观看搞笑《周六夜现场》的人比观看催眠纪录片的人要轻松和愉快。所以,推人致死所引起的恶心感觉被暂时压抑了。没有了这种恶心的感觉,掂量这两种行为的结果变得更容易,他们会很合情合理地认为,牺牲一个人换取五个人的生命,在道义上是可以接受的。
要全面地理解情感在这种伦理决定中的作用,请看一下,稍微修改过后的情境中有发生了什么。在新的场景中,轰隆隆的电车仍旧沿着轨道滑过来。可这次有两个办法可供选择。如果任凭电车前行,它会直接撞死五个轨道工。但是,如果你按一下道岔按钮,电车就会转到另一条轨道上,撞死一个工人而不是五个。你会改变主意吗?如果你仍然决定以一名换五命,现在唯一的不同是:不需自己身体力行把那个人推到轨道去。你会去按按钮吗?在我们以及其他的实验中,回答几乎是一致的“会”。按按钮被认为是正确的做法。能救五条命总比只救一条命好啊。
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无数的研究都显示,同是救五个人,高达90%的绝大多数人(假设他们事先都没被逗高兴过)相信亲自动手推人下桥是错误的做法?从逻辑上讲所换的人命数量是一样的。此答案,无论如何和逻辑无关。道理非常简单:两种情形感觉上不同。想象一下吧,你的双手正缠着另一个活生生的、呼吸中的肉体,他正在高高的桥边摇摇欲坠;他拼命挣脱你的手臂,你能看见他眼中的恐惧。假设你没有变态的癖好,此时也没在笑,推开他人的情景(即使救了五个人)一定让你心底郁闷难受。它来自于直觉的蚂蚁的叫喊,“不要!”对大多数人来说,本能的冲动通常会赢。
人类心理形成了一种对伤害他人的本能的反感(除非面临威胁)。即使推人下桥看似合理,往往也就是这种本能的反感或恐怖感,防止了人们做出把陌生人推下桥去的选择。在这个案例中,至少在本能这一层面上,以进化论的角度而言,蚂蚁的这一方就像是打了兴奋剂一样,对故意伤害无辜者的行为说“万万不可”!因为对战争以外的致人伤害,长远来说是对人生有影响的:它对名誉的损害,百害而无一利。所以,一想到要推人下桥,即便理由充分,我们还是感到不安。然而,如果换做是按按钮,即便死生数量相同,该行为就不会激起蚂蚁这么大的反应。想想吧,虽然结果相同,轻触按钮不会像推搡致死那样令人难受得肠胃翻涌。
近期的神经影像学研究支持了关于决策形成的观点:是否推人下桥是由本能的情感反应决定的;是否按动按钮是由理性的意识决定的。在这一开创性的实验中,心理学家约华•格吕和他的同事们用大脑成像技术观察了人们在纠结于这些道德对错的决定时人脑的活动。他们发现,当人们在考虑是否应该推人下桥时,大脑中和情感体验有关的部位相对比较活跃,而在考虑是否按键时,这些部位则不那么活跃。在桥上的时候,在本能的层面上,蚂蚁使劲儿把我们从“推倒壮汉”的念头中推开。而面对按钮的时候,由于根本不存在原始的本能反应,蚂蚁这个理性心理用不着和最初的这一闪念斗争。如前文所述,即便目的相同,有时候直觉和理性的选择结果还是不一样的。由于直觉的体系数千年来一直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好处(例如,避免直接伤害某人),当现代人遇到祖先们没有经历过的新情况时,直觉的土办法就不一定灵验了。毕竟在古代,要想干掉某人,你必须得亲自上场;哪里来的按钮可以用呢?
既然我们人类早已走出原始的大草原,一系列问题扑面而来:我们的心理能适应吗?我们是否注定要做出感觉上正确、但结果理性上、甚至在道德上错误的决定?好,让我们回到第一个带视频的实验。如果我们深究那些相对较少的、看过搞笑视频后决定推人下桥的案例,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了——他们做决定时所用的时间,比起那些不愿意推人下桥的大部分人来,明显时间更长。从这个现象中,可知本能心理和理性心理之间的拔河战是多么激烈。推倒一人、救起五命,做出这个决定的时间要多一些,正是因为人们的心理要努力地去克服本能“不要去直接伤害别人”的冲动。实际上,他们心中正和艾略特•斯皮策、拉什•林堡和其他“伪君子”一样,为自己的行为决定编理由。但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和“伪善”的案例不同,轨车难题中不包含直接的私利;因此思路更为中肯。在做决定时,因短期之内无利可图,蚱蜢绝对不会跳出来和蚂蚁作对。
这些实验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首先,这些发现明确地指出,我们的道德判断,不仅仅是由思考决定的,还是由感觉决定的。第二,由于感觉能够、而且经常快速地、毫无预兆地变化,因此我们的道德判断也是变幻莫测的,性格也是变幻莫测的。心理机制有不完善的地方,绝大多数时候运作良好,但在某些情况下则犯糊涂。更令人烦恼的是,心理变化往往不是任意的;他们极易受到蓄意操纵的影响。毕竟,如果看看视频或听听笑话这种小事都会影响我们的道德判断,那么,像政客、律师、公关、前男友这些试图改变我们的是非观点的人,如果他们故意操纵、煽动我们的感情,那么,我们是多么容易就上当啊。现在我们知道了,道德的天枰摇摆不定,别人轻而易举就能拨弄它。
邋遢纸巾和洁净双手的危险
如果只是看电视就能影响你的道德感,那么,情感的力量要怎样才会停下来呢?令人吃惊的是,答案不容乐观。基本上,主要是能吸引你本能、改变你感觉的,都能影响你的决定。举个例子。邋遢纸巾——就是那种皱巴巴的、渗着别人的污秽黏液的纸巾,你看都不看一眼的那种。它在你的脑海里出现时,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和大部分人一样,你会有一种恶心、厌恶的感觉。好,你会想,“那又怎样呢?一张用过的纸巾就是脏嘛。”我们同意。这种东西令人讨厌,让人从心底有一种想吐感觉。有趣的是,坐在一张用过的纸巾旁边的确会影响你对一些毫不相关的事情的判断,例如同性婚姻或废物利用。为什么?因为恶心的感觉会在你形成判断之前,先入为主地占据了天枰的一端。
西蒙娜•史诺和她的同事们证明的就是这一事实。一系列的试验中,他们让参与者给各种行为根据道德上的可接受程度打分。比如:表兄妹做爱可以吗?把死去的爱犬当食物可以吗?飞机失事,朋友都死了,你被困在冰山上,这时,你吃掉朋友的尸体可以吗?参与者并不知道,他们(一半的参与者)打分时所在的房间,是之前被科研人员”装饰”过的。这些“幸运”的一半会发现,房间有点儿乱。研究人员把干净的椅子拿走了,换上了脏椅子。新笔换成了被咬坏了的笔。空垃圾篓现在装满了垃圾纸巾。结果你瞧,受试者给每个道德不端行为打分,他们对这些行为的憎恨程度远比在干净环境里做题的同伴们要高跟多。为什么?因为脏乱所产生的厌恶感,让我们的直觉系统对所有后来发生的事物都深恶痛绝。实际上,厌恶感渗透了下一个进入意识的事物。所以,当人们被问及多少不那么光彩的事情时,回答早就准备好了:好恶心啊。他们要谴责这些行为!
幸运的是(也可能不是,根据每人的观点咯),我们有时也能够利用这种心理的弱点来获得好处。例如山姆,他是我们大学团队里某人的朋友。(嗯,他的真名不是山姆,我们也不会告诉你谁认识他。我们要保护一下隐私!)总之,山姆是个从纽约市来的好小伙。他大一刚进学校,突然意识到自己重获了新生。简单说吧,山姆,这个从没见过这么多美女的小伙,成了情场抢手货。秋季学期刚过,山姆的朋友们不禁惊羡地发现,和他约会的女生越来越多。(好吧,严格地说不能都叫“约会”,许多都是一夜情,但姑且这样说吧。)女人们被山姆吸引,但令人吃惊的是:即便他只是在风月场上玩玩而已,他的名声仍然是一个“好男人”,是早上起来对你毕恭毕敬,在你需要的时候随时听命的“好好先生”。在朋友眼里,他完全是个花花公子,一个在床上猎艳的现代“登徒子”。而在那些女人眼里,他敏感、体贴、亲切。他是如何玩弄她们的呢?这真是个迷。后来,朋友们发现了一样东西:山姆养成了一个新习惯:他频繁地去洗手间洗手,不是上厕所,也不是照镜子,而只是洗手。
后来,山姆没了洁癖——一点也没了。他的房间又和从前一样凌乱。他还穿着几天前的牛仔裤。他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刮胡子、剪头发。他也不讲究卫生——常用别人的杯子喝水。第二年,他已和一个夏天里认识的女生建立了长期的恋爱关系,这时他那之前像一阵风而来的洗手的习惯,又像一阵风似地戛然停止了。人们感到迷雾重重。
直到几年后我们才知晓答案。山姆性格突然变化,是心理偏好短期利益(他随性的欲望)的暂时胜利。洗手呢,只是因为,他潜意识里要安抚玩弄女性时产生的内疚感。好像麦克白[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的主人公。]一样,他要洗刷自己的罪恶。他自己不知道,采用这个小小的洗手的仪式,他能追悔自己的不端行为,使自己恶心内疚的感觉好受一些。一旦山姆说服自己他仍旧是那个从前的好男人,就把这个形象投射给了那些女性,反过来,这些女人则欣然接受了他。
这种叫做“麦克白效应”的现象,经钟晨波和凯蒂•丽杰克等专家一系列巧妙的实验证实后,记录在论文里。在实验中,他们发现那些被要求回忆不道德交易、或记录不光彩行为的人购买的清洁类产品,会比那些内心坦荡的同伴们多得多——他们本能地感到,需要“干净”。钟晨波和凯蒂•丽杰克发现,那些扪心自责的参与者,如果在回忆不光彩行为过后洗了手,“洗净”自己、或赎回罪恶的需要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那些被允许去洗手的、具有内疚感的人中,不到一半的人愿意主动去帮助需要援助的同伴。这更让我们联系起山姆的案例。正如邋遢纸巾让我们感觉道义上的恶心,小小的洗手动作——清洗干净的感觉——向古老的、直觉心理机制传达了这样的信号:违反道德留下的污点已清除,因此“罪恶”于举手之间仍可继续。
就好像我们在本章所谈论的其他情感动力一样,恶心的感觉在进化中有重要的作用。一开始它是作为反射活动出现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祖先远离危险物品。想想吧,吃腐肉、排泄物、或有毒的东西肯定对你不好,所以所有这些东西都会让你想吐。经过几千年来文化发展,最初生理上的恶心反应扩大到不仅包含不洁食品,还包括所有我们认为“不洁”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通过清洁身体,道义上的恶心或内疚感会被克制住。在本能的层面上,感觉干净就仿佛洗清掉罪恶了。
有罪的圣人?圣洁的罪人?
因此呢,难道我们所有人都是伪君子吗?难道我们所有的道德指针都已折断了吗?我们还能重新开始吗?这些问题的答案仿佛告诉我们说:既是又不是。所有人都可能是伪君子,但又不总是伪君子。做伪善的事不一定意味着就是伪君子。有罪不一定意味着就是罪人。前者只是一个事例;后者指的是是深层的性格。我们认为,我们道德的指针并没有折断,它只是还未固定好。它运行的方式和大部分人想的不同。我们的研究表明,不单是我们的道义是有弹性的,而且用来衡量道德的天枰也是不稳定的,由于被隐藏的心理机制来回地加码,它不停左右晃动。
看到这里,别难过。它不是说使我们是天生有缺陷的人、软弱的人或坏蛋;也不是说,我们对于不光彩的事情,不会有羞愧的痛苦感。而是说,我们的心理能够很好地淡化这种痛苦的感觉。即便是斯皮策,当他和“皇帝俱乐部”打电话时,可能也有痛苦的内疚感。但他那及时行乐的欲望(“我要轻松一下,皇帝俱乐部的美女真性感”)和警告他要注意长远后果的声音(“这会招致家庭和事业问题”)产生了抗衡。当然,最后我们知道了斯皮策的内心是哪一方赢了。
从心理成事的方式看,斯皮策和所有人并无两样。也许是因为我们内心心理机制的斗争,或是因为外部环境的改变,当我们想要从事高尚行为时,往往事与愿违。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努力。明白了这个心理成事的真正的原理,就迈出了掌控它的第一步。
例如,既然你已知道道德评价是如何被情感状态影响的,你就会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个关于岳母的下流笑话,昨天在庆祝餐桌上说还很合适,放在今天说却是一个馊主意。为什么和那个相见甚欢的已婚人士上床,昨晚还觉得很正常,一早醒来却后悔到肠青。
总之,我们应该怎样避免沦为道德误判的牺牲品呢?第一步就是提醒自己,如果自己感到高兴或兴起,不管是因为喝酒还是正度好时光,我们对道德的判断都会染上感情的色彩,蚂蚁一方——为我们寻求长远利益的一方——的情感驱力会被压制,占上风的是先入为主的、及时行乐的短期冲动。所以,当你玩得正开心或呼朋唤友的时候,提醒自己要注意,你所感觉到的兴高采烈可能已经让你的某种制动功能失效;而在平常,这种制动功能,能让你在做出第二天后悔的事情之前,迟疑一下。同样的,如果你觉得恶心或气愤,这种负面的感觉会让你的道德评判和行动朝另一方向转变——对任何事情、对待任何人包括你自己,都会觉得做错了。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的第一步,就是学会如何解释每次偏差产生时,心理所发出的信号。
人们很容易就想,要过上一种更高尚的生活,关键在于控制住自己的身心。有人说如果我们从不相信本能,那么我们就不会被无关的感受误导了,对吗?虽然对了一部分,但正如本章所说,这也并不意味着,跟随理性意识就是上策。想想斯皮策吧。是他的理性意识而不是情感,让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而最终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和广泛的观点相反,道德,不是单由意志力和理性所控制的。诚然,有时候自制能够引导你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有时候,倾听你内心的呼唤会更好。正如我们知道的,其实是环境决定了哪种选择最好。我们实验中的“伪君子”的确认为他们的行为不是那么糟糕。他们有为自己的选择做出辩护的“好理由”:在那种情况下,这样做没问题。只有在我们阻止了他们的合理化活动,使他们不再能够调整心中天枰时,我们才会知道,他们正在掩埋着内心深处内疚的痛感。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越深究,心中越认为没有过错。
因此,我们会在最后的一章提示,因为理性和直觉两者都为我们的利益服务,因此,重要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相信那一个。我们应该瞧瞧我们的内心。每当面对道德决定时,花几秒钟,停下来,倾听内心的声音。有没有内疚?有没有羞愧?有没有本能的不舒服?如果有,不要忽略它。感受它!忘掉一切你曾读到的、关于理性在做决定时的重要性的论断。在你下意识地分析该如何去做时,如果感到了发自肺腑的情感,请权衡一下。情感当然并不是唯一的信息源,但它却是重要的一个。同时需要注意,情感并不总是对的;许多情感来自于古代的标准,现在已不适应了(还记得天桥困境吗?);还有一些情感是由你所在的环境感染而成的。重点是,不要在某一时刻,百分百地信任理性意志或是直觉,而是要弄明白,自己感觉到的和想到的,是否来自于隐秘的动机或是外在的环境。
最后,不要认为你已经掌握了这个策略,或每次做事都能做对。如我们所见,没有一个人是圣人;我们间或都会犯下道德评判的错误。实际上,一点点的谦卑用处匪浅。西北大学的桑娅•萨奇德瓦,儒汶•伊力耶夫和道格拉斯•梅丁最近发现,过多的道德优越感常常让人言行不一,就好像获取了“放弃高尚行为”的“通行证”。研究人员先让受试者用一两组词语来描述自己——一组表示高尚品质(如“大方”、“体贴”),另一组表示表示低劣德行(如“贪婪”,“不忠”)。过了一会儿,他们问这些受试者,愿不愿意捐款给慈善机构。他们发现,结果不单是与人们的期望违背,而且也与“性格不变”的观点相反。使用“高尚”词语来给描述自己的人,平均只捐了1.11美元,远比用非高尚词语描述自己的人的要少(5.56美元)。把自己描述成高尚并不意味着他们行为也高尚。正好相反,鼓吹道德情操似乎给了他们更多的空间,来让短期系统唆使他们为自己多捞点钱。像我们说的那样,心中蚱蜢和蚂蚁的战争通常是不公平的。
我们很容易在实验室以外看到这种现象。例如,奥罗•苏尔,他是华盛顿国际联合劝募协会的首席执行官。他在三十多年来的生涯中,孜孜不倦地为当地慈善组织筹集了一亿多的善款,但后来人们却发现,他转移了成百上千的钱财来“犒劳”自己的辛苦募集。当斯皮策决定放松一下自己时,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他身上。毕竟,对于严惩腐化的节节胜利,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了斯皮策一张通行证,让他在索然无味的生活中,时而可以享受一下。这里的要点是,我们要小心地知道这些陷阱都藏在什么地方。人的心理善于自我反驳和玩弄各种把戏,这我们后来的章节里将会看到。

内容简介
《隐性格》内容简介:“老虎”伍兹拥有人人羡慕的家庭生活,却也难抵情人的诱惑。梅尔•吉布森是慈善家,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却屡屡被发现发表种族偏见的言论。人性格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人们会做出出格的事情来?
人性并非一系列稳定的特征,而是大脑中隐性机制控制的不断处于变化之中的状态。我们每个人体内藏着圣洁的天使和无恶不作的恶魔,正是两者力量的斗争,才让我们作出各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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