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pdf

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pdf
 

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编辑推荐:全新解读1911辛亥革命,重构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反思后辛亥时代,发现不一样的民国;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正视纠结复杂的近代史,发现国人今日问题之根源;还原一个聪明、幽默、追求进步却误入傀儡歧途的溥仪;毛主席喜欢的一本书;第60届奥斯卡电影《末代皇帝》的底本;“汉奸”?“英奸”?既拥抱中国文化,又喜欢英国文化的庄士敦,为何两边不讨好?“从未有人能把近代中国写的如此坦率和真诚”。

名人推荐
溥仪被质押苏联期间,苏联人就是以该书为线索进行问讯的。
该书也是毛泽东喜欢的书籍之一。据毛泽东的英文教师章含之回忆,当年他们练习英文文法时,所列的参考书中即有这本书。
1988年,以此书为框架的电影《末代皇帝》获得了第6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该电影也是历史上第一部获准进入紫禁城实景拍摄的电影。

媒体推荐
仓皇颠沛之际,唯庄士敦知之最详。今乃能秉笔记其所历,多他人所不及知者。
——溥仪

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庄士敦 (Reginald F. Johnston) 译者:耿沫

庄士敦(Reginald F. Johnston),英国人,原名雷金纳德•弗•约翰斯顿,毕业于牛津大学。l874年出生,l898年来华,行走中国二十多个省,在华生活三十多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
庄士敦通晓中国历史,熟悉中国各地的民俗风情,对中国的儒家、老庄等也有研究,曾任伦敦大学中文教授,指导过文学大师钱钟书,还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
然而,在中国文献中,庄士敦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代表,文化侵略的急先锋,有人甚至认为他是英国特务,借教英文之机,充当小朝廷与英国使馆的联络人。
而在英国人的眼中,庄士敦又是一个过于热心拥抱异国文化的怪人,甚至是一个效忠外国主子的“英奸”,为当时舆论所不容。晚年,庄士敦在自己的小岛办了一个陈列馆,陈列着溥仪赏赐给他的朝服、顶戴及饰物等。
1938年3月,庄士敦在饱受争议中去世,终身未娶。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1898:戊戌变法
第二章 维新运动的失败
第三章 1898-1901:太后反击与义和团运动
第四章 1901-1908:光绪皇帝的最后岁月
第五章 慈禧太后
第六章 1911:辛亥革命
第七章 清室“优待条件”
第八章 大清皇帝和洪宪皇帝
第九章 1917:张勋复辟
第十章 《松寿老人自述》
第十一章 紫禁城:1919-1924
第十二章 帝师
第十三章 黄昏中的清廷
第十四章 内务府
第十五章 少年皇帝
第十六章 君主制的希望和梦想
第十七章 龙的躁动
第十八章 龙振双翅
第十九章 龙凤呈祥
第二十章 阴谋与计策
第二十一章 御花园
第二十二章 颐和园
第二十三章 十一月五日事件
第二十四章 龙的困顿
第二十五章 皇帝出逃
结尾篇 龙归故里

序言
1901年7月25日上午十一时许,一位腼腆的、稚气未脱的中国贵族登上了香港海岸。他身着华丽的丝绸盛装,头戴清朝最高品秩的红色顶戴花翎。在码头,代表当地政府的英国官员迎接了他及为数不多的随从。本书作者也忝列其中。一路上警察护从,挡住列于道路两旁好奇围观而又神情冷漠的人群,使其保持距离,以示尊敬。四位红袍轿夫一路小跑,载离码头。一刻钟光景,轿子停在总督府门前。在这里,他将受到英国殖民地总督的欢迎。
这位尊贵的访客便是大清国当朝皇帝的弟弟,醇亲王。而迎接他的是大英帝国国王爱德华七世派驻香港的代表——亨利•布莱克阁下。
这次到访值得纪念。如果醇亲王愿意,他此行本应受到当局正式的礼仪接待。然而,这些仪式大都被取消了。当德国的巴伐利亚号驶入港口时,没有英国军舰队向他敬礼,没有海岸炮兵队鸣炮。当他上岸后,也没有受到仪仗队的欢迎。这都是按照他的意愿进行的。因为他此行身负一项耻辱使命,而流着中国皇家血液的他,在完成这项使命之前,不愿讲究任何排场。一年零三十五天前,醇亲王还未踏上香港的土地。那时,德国驻中国的大使在北京的街道上被一名义和团成员杀害了。1900年6月20日,德国克林德大使被杀一事传遍全世界,这是历史上悲惨的“使馆围城”事件爆发的标志。现在,胜利同盟国迫使战败的中国和平解决此事,其中一个条件是:一位大清国的王公亲赴德国,代表中国皇帝,在德国皇帝座前表示诚挚的哀悼和歉意。然而,在中国人的眼里,对方至多是一个附属国的国王,甚至只是无礼野蛮的小国君主。
当时我曾做过一些记录,里面写着这样的文字:“按照中国的传统,虽然醇亲王没有资格成为皇帝,但他的儿子却有可能成为皇帝。自然,这种可能性让醇亲王在中国未来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非同寻常的角色。”
这些评论准确无误地预示了醇亲王未来的命运。从德国回来后,太后把她的亲信、总督内阁大学士荣禄之女许配给他。1906年初,他们的大儿子出生了,取名溥仪,他后来成为了中国的末代皇帝。醇亲王摄政,成为了时局动荡的年月里真正的统治者。
醇亲王从香港返回不久,另一位皇室成员,载振亲王(子承父位),也就是后来的庆亲王,途经香港,前往英国伦敦参加爱德华君主的加冕典礼。他肩负着无辱于中国的使命,因此在香港的礼仪规格,一丝未减。
正因为这两次机会,我得以与清朝的皇室成员接触。后来,我与他们的关系比其他任何一个外国人都要亲密。但此前,我已经结识了一位与清朝命运息息相关的人。相比于我认识的其他王公,他将在中国历史上占据更加荣耀的地位。1898年的圣诞节,我以“东方见习官”的身份抵达香港。那年,中国发生了很多轰动性的事件,这些事件的领袖往往来香港避难。我第一次见到康有为是在总督府里。他是当时中国最令人钦佩也最令人憎恨的人物:钦佩,甚至崇敬,是对那些忠于朝廷的人来说,他们怀着满腔爱国的热情,期望全世界都尊重他们的国家;憎恨,甚至害怕,是对那些顽固自大、不向西方学习的人来说,他们认为中国的皇帝是理所当然的众王之王。
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伟大的改革者和“当代圣贤”时,他正哀悼戊戌六君子。这六君子比他更不幸,已遭到太后及其宠臣和背叛者的毒手。六君子中的一位是他的胞弟,名叫康广仁。北京的朝廷及各地的省会都巨额悬赏,捕捉康有为归案,无论生死。虽然他在香港被英国政府小心地保护着,但他还时刻处在被暗杀的危险当中。在警察的陪同及保护下,他以客人的身份拜会了英国国会议员查尔斯•贝思福勋爵,并进行了有趣的会话——这些会话都被查尔斯记录在旅游感想中 。在香港逗留几天后,康有为分别去了日本、加拿大、美国和欧洲。在此期间,他的性命时刻都受到朝廷间谍和特务的威胁。只要太后还活着,他就会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事实也确实如此,尽管他后来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却一直流浪着,直至他生命的尽头。
我写这本书,主要是为了记录一些清朝统治下的紫禁城在黄昏时期的种种事件——从1912年初民国成立到1924年11月溥仪被“基督将军”及其部下驱逐出宫的十三年间所发生的事。为了方便那些对中国现代政治不熟悉的人,我觉得有必要在描写紫禁城黄昏前的白天——一个被满天乌云覆盖的白天——和黄昏后暴乱的黑夜。
正如这本书描述的那样,黎明和夜晚到来之前都会有薄暮。黄昏可能被夜晚吞噬,但是它又带来了光芒四射的阳光。这正是钦佩且尊重中国人民(那些了解中国人民的人都会如此)的人所热切希望和坚信不移的。很多人都相信,我们在苍穹上已经发现了新一天的第一缕阳光。然而,本书将要讲到的是黄昏,不是黎明前的薄暮。我讲述的故事历经三十四年,始于1898年——那时,抑郁绝望的光绪皇帝决定尝试康有为呈献给他的改革计划,结束于1931年底——清朝皇帝回到其祖先的发源地满洲,之后一年,满洲就成为世界政治风暴的中心之一。

文摘
第一章、1898:戊戌变法
19世纪,清朝皇室的权威不断被削弱。当时的清朝,对内要面对连绵不断的战乱,对外要面对灾难性的战争。这不仅动摇了皇位的根基,而且似乎为中国的“崩溃”拉开了序幕。查尔斯o贝斯福勋爵在1899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恰如其分--《中国的崩溃》。四年前,一个小小的岛国(日本)把中国踩在脚下,让中国陷入求救无助、受尽欺凌的境地。而在过去,那个岛国一直遭到中国的轻视。而且,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遭受这种欺凌,也不是最后一次。台湾被划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满洲(包括旅顺和大连),如果不是因为欧洲三大强国(德国、俄国和法国)的调停,也早已沦陷了。不过,三年后,俄国仍把这里占为己有了--尽管它之前还假惺惺地逼迫日本把这里归还给中国。俄国对满洲的占领大大提高了它的军事地位。这样一来,俄国就在清朝皇家的发源地满洲占据了统治地位。一位从1898年就居住在满洲的英国商人说:“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俄国吞并这个国家。”还有一位英国的上层传教士说:“他和他的同伴都以为满洲是俄国的一部分,只是名义上不是。”对于那些研究满洲现状的人们来说,不应该忘记:中国人从未参与过任何把俄国人驱逐出满洲的运动。毫无疑问,在那场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如果日本没有战胜,那么,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名义上,今天的满洲--不仅仅是辽东半岛,而是整个满洲--都可能成为俄国的一个省。
但是,台湾和满洲只是1898年丢失的领土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当时中国的磨难达到了极点。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沿海强占港口,圈定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胶州地区,包括优良的青岛港口,被德国人霸占了;威海卫地区将近三百平方英里的地域,被英国租借,而且在接下来的三十二年里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另外一片与之面积相似的地域--香港--作为附加条款被英国租借为殖民地,为期九十九年;广东省南部海岸线的广州湾地区,也同样被租借给了法国。当时,意大利想要租借浙江省的一个港口,当被中国拒绝后(正值墨索里尼上台前期),意大利内阁竟因没能在这一伟大游戏中赢得奖品而狼狈倒台。
如果西方国家认为能够继续愉快瓜分中国领土,而中国人民和朝廷也只是皱皱眉头的话,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当外国侵略开始采用“文明”手段时,中国人民开始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和敌对的世界里。同时也认识到,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并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加广阔的领土(如果附属领土也算的话)。但是,与那些只拥有1/20中国领土和人口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世界之林中发挥的影响力却微乎其微,而且几乎得不到其他国家的尊重。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人都是一个骄傲、敏感的民族,他们不会永远让自己在世界之林中落于人后。永远不要期待他们会默认西方人或日本人比他们更优越,这种说法(对于那些了解中国人的人来说)很明显是错的。中国人拒绝接受此类言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虚荣心。一些知识分子和有想法的人开始思考中国一直以来的状况。当这些人把中国现状与他们的期望值相比时,他们发现了差距,于是去寻求原因。他们没有在自然法则中寻找,而是在改变的环境中寻找,在可以改正的错误中寻找。由此可见,改革派的产生是必然的,而划分为两个派系也是必然的。右派相信渐进式改革,不赞成灾难性的国体改革,而左派则坚持只有从根本上变革才能拯救国家。
康有为(他的弟子称他为“南海”,这个名字是由他的出生地而来)是19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运动中最杰出的领袖之一。他被人们当成温和派,因为他始终忠于皇上。然而,1898年,他是一个危险的极端主义者,因为他呈给皇上的奏折直接导致了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运动。皇室成员及“尊贵的上层人”对康有为及其作品那又怕又恨的心情,可以与中欧地区人民对异教和巫术的恐惧和憎恨相提并论,也可以喻之为现在敌人主张的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主义。不严格地说,康有为是1898年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头子”。尽管他的主张没有导致根本性的变化,他在十五年后,却注定遭人嘲讽,被当做死硬派和反动派。
康有为在被特别推荐给皇帝之前,就在自己的家乡广东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时,他被人们视为政治和社会改革的热情倡导者和敢作敢为的儒学解读者。他被称为“今文学派”的领袖,而章太炎则是“古文学派”的领袖。1898年时,康有为成功聚集了一批热情敏感的学生。他既是年轻人的导师,也是他们的鼓动家。他的声誉很快就越过广东省而传遍中国。最终,他的教学也吸引了一些政府高官的注意,其中包括湖南巡抚陈宝箴 ,翰林学士兼监察御史许景澄以及帝师翁同龢。
翁同龢是当时最出名的学者,祖籍江苏常熟。他因其学识、诗作和书法而被称作是18世纪中国文坛著名作家刘墉(乾隆时期的文坛领袖)的精神继承者。翁同龢的事业在成为帝师时达到了顶峰。他先后成为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的帝师。
翁同龢视野非常开阔、自由,跟陈宝箴、许景澄等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讨论后,于1898年初向皇帝推荐了康有为,并跟他的皇帝学生一起讨论康有为政治信条中的闪光点。1898年,尽管光绪皇帝当时已经三十多岁,已不需要再修学,但是翁同龢仍是帝师。这一职位赋予他一项终身的特权,那就是他可以私下觐见皇帝。此外,帝师还可以不受传统礼节的约束,坦诚地向皇帝展现自己的想法。而其他官员,不管职位多高,都没有帝师与皇帝的关系来得亲密。
翁同龢向皇帝大力推荐康有为的政治主张,一方面显示了他坦荡为人、不嫉妒别人的性格(中国朝廷里互相攻击屡见不鲜),同时,也显示出他不为当时文坛各种迂腐的保守主义所牵绊。此外,这也表明了皇帝并非像那些文人笔下描写的那样,是一个毫无思想、毫无主见的人。翁同龢比朝廷上的任何人都了解皇帝的性格和能力,他甚至比太后还要了解。他不可能和一个不够聪慧的昏君去讨论、执行康有为的改革计划。
不容置疑的是,1898年春天,这位年轻的皇帝跟康有为会面后,对康有为的印象非常深刻。很多年以后,我有机会与康有为一起讨论当年的事,他一提起光绪皇帝,满口尊敬。假如当时他认为皇帝缺乏智慧、爱国精神和诚挚的话,他可能早已加入革命派了。革命派认为大清气数已尽,清朝的存在已经阻挡了中国的进步,因此,必须推翻清朝。即使康有为年轻时有过这种想法,在他与皇帝会面后,这种想法也烟消云散了。他发现皇帝不但赞同他的改革主张,而且还迫不及待地付诸实践。
康有为有时也被称作帝师,但事实上他从未担任过这一职位,甚至他与皇帝也只见过寥寥几面。但是,经过那仅有的几次觐见,皇帝就赋予了他直接呈交奏折的特权。这样,他就不用通过官方渠道来呈交奏折了。怀着诚挚的感激之情,康有为接受了这项特权。1898年的夏天,他的奏折使一系列的改革法令得以颁布,这就是著名的“百日维新”运动。这些法令让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自由主义者既惊讶又惊喜,同时也震惊了大多数的保守派,并引起了他们的强烈抗议。
人们习惯性地去批判康有为的改革计划及体现了他改革主张的朝廷诏令。人们认为那些想法很草率,既不适合中国当时的政治状况,又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诚然,这些批判有一定道理。但是,就算当时施加压力、赋予信任,让那些措施得以实现,把中国变为西方的议会民主模式,也是一件太过突然的事。康有为在中年时,也承认他之前的一些改革主张的确有欠考虑。但是,必须承认,他的大部分计划和言论都是不乏闪光点及合理性的。虽然康有为和光绪皇帝为之奋斗的梦想破灭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梦想荒唐可笑或无法实现,而是因为其他的一些与性格和智力无关的原因。这一点,在接下来的几章里笔者将会再次阐述。
第二章、维新运动的失败
要想更好地理解“百日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很有必要留意道德和法律的理论与实践,而这恰恰是西方学者从未注意过的。
从1875年光绪皇帝继位到1888年间,朝廷大权一直被当时的太后慈禧把持。慈禧既是咸丰皇帝(1851-1861年在位)的遗孀,也是同治皇帝(1862-1874年在位)的母亲。她被人称为“西太后”,因为她居住在紫禁城的西边。“东太后”是咸丰皇帝的正宫皇后,在慈禧太后去世之前就已经离世了。之后,人们也称西太后慈禧为“老佛爷”或“老祖宗”。
在1875-1888年期间,慈禧太后一直发挥着摄政王的作用,尽管摄政王从未落到一个女人的身上。人们把皇后或太后掌握朝廷大权的情况称为“垂帘听政”--即垂下帘子处理国家要事--也就是说,皇后或者太后藏在帘子后边处理国家大事。这个成语出自唐高宗皇帝(650-683年在位)时期,一直沿用至今。太后放弃摄政被称为“归政”或“撤帘”。宋代(10-13世纪)曾有两位太后执掌摄政大权。
1888年,朝廷发布了两项重要诏令。其中一项宣布即将举办皇帝的婚姻大典(按照中国的风俗来说,成婚表示一个人的成年),另一项诏令宣布下一年的第二个月,太后将会归政。官方在这一年还宣布颐和园的建筑即将竣工。众所周知,太后期待在归政后,把颐和园当作她的乡间居住所。
1889年初,婚礼按计划举行,当时皇帝十九岁。婚后,皇帝举行“亲政”典礼,这意味着他开始承担皇帝的职责及特权。皇后(后来被称作隆裕)是太后哥哥桂祥之女。通过联姻,太后希望她和她所属的叶赫那拉氏未来能够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威望。
根据习俗,皇帝还要迎娶多名妃子。其中包括两个年轻的姐妹,她们是十五岁的姐姐瑾妃,她于1924年去世,谥号端康;十三岁的妹妹珍妃,她在二十五岁那年悲惨死去了--此事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到。
表面上看,五十四岁的太后很乐意把第二次摄政后所掌握的大权交还给皇帝。 她既不要求什么光环,也没有任何迟疑。她遵照皇宫惯例,将紫禁城里的寝宫从慈宁宫搬到宁寿宫。这种搬迁可以说是一项公开的仪式,是皇帝全权行使职责和权力的一部分。朝中官员对安排的意义非常理解,而且这也是符合先例的。例如,1795年,在位六十年之久的乾隆皇帝禅让退位时,他的寝宫也从紫禁城的一边搬到了另一边。九十四年后,慈禧太后所选的寝宫与伟大的乾隆皇帝所选的寝宫恰好相同。他们二人也是为了相似的目的而重选寝宫的。
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都没有因为他们的退位而使尊严、威望及权力受到损害。对于那些不熟悉中国朝廷规则和习惯的人来说,很容易忽略这点。把“退位”和“退休”用在1795年的乾隆皇帝和1872年、1889年的慈禧太后身上,会给西方人一个错觉。1795年,乾隆皇帝举行了盛大的退位仪式,他不再是皇帝而是太上皇--这表示在他晚年里他将居于他的继位者之上。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其他地方,退位后的太上皇比在位的皇帝更有威望,而且享有更高的声誉。尽管乾隆皇帝已经不掌握朝政大权,他依然保留了重要事情的决策权。如果他愿意,他也可以不理会他的继位者发布的训令。毫无疑问,这位太上皇对朝廷的负担和勾心斗角感到很厌倦,也有可能是他对长生不老之道比较感兴趣。所以,他欣然退位,让他的继位者尽享皇帝特权。但是他仍然被朝廷大臣认为是朝廷的最高权威,事情的最终决定者。在所有的诏令上,太上皇的名号都居于皇帝之上,这只是提醒所有看过诏令的人,在朝廷之上,还有一个人是连皇帝都要屈膝下跪的。
即使归政后的太后无法与当年的乾隆皇帝相比,她仍然拥有居于皇帝之上的地位--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里。“老佛爷”并没有什么特别授予的荣耀,因为在皇室家族里,按照系谱表来说,这些荣耀本来就是属于她的。就算她没有两次摄政,她的权力也居于光绪皇帝之上,这不仅因为她是皇帝的母亲,同时也因为她的辈分。同样,皇帝若把皇位传给了下一代,她将获得更高的称谓“太皇太后”。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我们所知,在1908年光绪皇帝去世后,她在那段短暂的日子里成为了太皇太后,并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下葬,并以此载入史册。
由此看来,我们词典里的“遗孀”这个词并不是中国“太”的合适翻译,但我们的语言里确实没有一个更加合适的词语。不幸的是,事实就是这样。因为称“老佛爷”为“太后”,本身就表明她是一个能力出众、性格突出的人。否则,有人就会质疑,一个遗孀何以成为国家最有权势的人?质疑的人肯定不明白,太后不仅比皇帝、皇后及先帝的其他妃子权势大,甚至比在位的皇帝和皇后的权势大。这些权势的高低都是很明确的,以至于无论是在皇帝和皇后去觐见太后或太妃时,还是他们在自己的宫殿里接待他们时,如果得不到太后和太妃的首肯,皇帝和皇后是不可以坐下的。
我曾几次陪同宣统皇帝去拜访光绪皇帝的妃子端康,发现宣统皇帝每次都表现得非常尊重,因为她的级别比他高。他对太后的顺从更是明显,所以当我们阅读到一些如太后居于光绪皇帝之上的描述时,就不要为这样的描述而大惊小怪。1898年9月之后,太后以羞辱皇帝为乐,这倒是实情,但是她的座次居于皇帝之上这一事实,却仅仅是为了表示尊贵,不能说明其他问题。
我不希望以此断言,任何一个太妃--不管是否是皇后--都会代替皇上处理朝廷大事。先帝的其他妃子如果不被封为太后是不可能做到的。除非她(如“老佛爷”)开始垂帘听政,否则她都不能代替皇帝。把太后位于皇帝之上,这是出于法律角度的考虑,以便在紧急的时候,能够暂时地或者永久地废除皇帝。这种行为在中国是符合宪法的,至少不是谋反。然而,除非太后在朝廷上能得到足够的支持,否则,她一般不会做这种事,因为遇到的困难往往是难以克服的。朝廷上也有一些类似罢工的事情。但是她的地位使她成为剪断皇帝羽翼的最可能的人选。
在我们看来,中国太后的职责可能与英国的上议院相似。她甚至不需“垂帘”,就可以审定一些“紧急诏令”。如果有一个国家给她做靠背,那她的影响力和权力几乎不可限制。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们对光绪皇帝所面临的不幸很少同情,即使是皇室中最忠诚的保皇党人也是如此。这些人对皇室的忠贞助长了慈禧太后的错误与罪过。因为在他们的眼里,“老佛爷”代表着朝廷的最高权力,“老佛爷”才是他们尽忠的对象,而不是光绪皇帝。
我经常和中国人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以忠于皇室而自豪。正是他们的忠心,反而使他们深受其害。除了康有为及其弟子,还有另外一小部分政治学者,也认识到了中国人对皇位所代表的权力(有时是消极的,大多时候是积极的)的误解。我发现,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人反抗太后,支持皇帝。当然,还有一些人随时准备抨击太后,因为她反对改革。那些人就是共和主义者,以及诅咒皇权思想的人。但是,他们也不尊重那位因此而备受折磨的皇帝。对他们来说,他们不承认满洲,更不承认清朝。我想,在改革激情过去之后,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会把光绪皇帝放在历史上的一个合适位置上,给他一个公道的定论。
西方人对太后居于皇帝之上既感到困惑也觉得很不正常。但是当把它和中国的传统道德联系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在中国传统道德中,百善孝为先。在中国人的眼里,长辈对晚辈具有权威。晚辈应该服从长辈的意见,以示尊重。这就是中国家庭关系的处理原则,而皇室则应该给整个国家树立一个榜样。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是中国皇帝中最强悍、最能干的一位,但他所颁发的诏令,充分表现了他对太后的尊重和顺从。他接受并按照那位杰出女士的“命令”来做事,以示他的孝道。不管怎么说,中国人都非常清楚,他们虔诚的语言将对中国儒家学说的文人产生良好的影响,而这些人正是国家安定的重要因素。
一个典型例子说明太后拥有的权力。道光二年11月颁发的皇家诏令宣布,皇帝已经遵照太后的意思,册立妃子佟佳氏为皇后。即使是纯粹的私事--例如决定皇帝妃子的等级,也是由太后而不是皇帝来决定。这样的事情一点也不奇怪。他们严格遵守先例,只要太后在世,妃子的晋级永远是这样进行的。即使是皇帝的婚姻也是由太后一手包办,同时也是由太后来挑选皇后并决定皇帝的婚期。
如果我们明白了慈禧太后归政后的职位是多么尊贵,权利和特权是多么大,我们就不难理解一旦她决定使用这些特权时,她将可以支配多么大的特权,也就可以理解她如何结束归政,废除年轻忧郁的皇帝,然后让维新派陷入混乱和沮丧中。西方的观察家经常假设,太后用她的成功证实了她的能力和气势,而皇帝的失败则证明了他的软弱无能。马士 把康有为贬为“热情的空想主义者”,把皇帝喻为“缺乏经验的懦夫”,这都是不公平的。太后所处的位置,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比皇帝要强得多:从理论上来说,她所拥有的高人一等的称号不是来自她的能力,而是来自她长辈的身份;从实际上来说,她所拥有的地位使得保守派求助于她,以对抗改革运动。保守派投靠她,既不是因为她有完美的政治才能和领导才能,也不是因为他们把她当做治国能人,而是因为,他们把她当成好斗的保守派领袖,如此一来,那些保守主义者就能按照中国法律规定的程序来制止改革运动了。
即使没有太后,保守主义者可能会制造一起宫廷政变。他们可能会推翻光绪皇帝,并挑选皇室家族中一位不“危险”的人物来继承皇位。但是这种宫廷政变不能仅局限于宫廷之内。保守派最想做的事就是让这场政变蔓延到紫禁城以外的地方。现实却是他们只有一种可行的方法来应对紧急情况,也只有一个方法能够充分有效地制止维新运动的发展。这个方法就是祈求中国国内出现一位能够承担起法律和道德责任的人来管制皇帝,并得到这样一个人的支持。
没有人能预想到她会这么做。康有为和皇帝都希望,她会拒绝卷入政治事件中。她对颐和园很感兴趣。在那里,她就像一个小孩一样沉浸在自己的野餐和戏剧(颐和园里有两所戏院)当中,对艺术和诗歌充满兴趣。而且,她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虽然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她的新寝宫安静优雅,里面又有很多她喜欢的东西。没有理由认为她会觉得无聊或缺少兴奋。
然而,她不赞同任何改革计划,因为改革会影响到皇亲贵族们的地位和特权、朝臣和妃子的级别和酬赏。她喜欢执掌皇权。例如,1895年,瑾妃和珍妃因为“奢华”的生活习惯而被贬为贵人。皇帝对此事的态度我们不得而知,即使知道了也无济于事。1896年,亲王载澍因违抗了她的旨意而被革职,并被送入宗人府,罚八十大板,并被永久幽禁。在她归政期间,她用朝廷法规与皇室规则来办事的行为举不胜举。太后干预朝廷要事的一个预兆是,她下令把帝师翁同龢赶出朝廷,原因是他支持维新主张。然而,她此类的行为不常发生。总体来说,她似乎很愿意让皇帝和他的顾问们独立处理朝政,而不需向她汇报。因此,年轻的皇帝觉得还算公平,希望她不再干预他在政治和社会上的改革主张。毕竟,这些改革不会涉及她所在乎并希望控制的家庭琐事。
关于皇帝梦想的破灭和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人们有多种看法。根据一个被证实的说法,一群有影响力的满汉官员,对皇帝厉行简政的改革大为震惊。以监察御史为首的代表团在天津总部会见了北洋军队的总司令荣禄,要求在适当的时候请太后重新摄政。
荣禄是满清贵族,自然跟保守派站在一条战线上。他精明能干,对国家忠贞不渝。不幸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他效忠的对象是太后而非皇帝。然而,他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来对抗维新派,却值得怀疑。因为,尽管他是保守主义者,但他也是满清官员中极少数有识之士,他能够明白中国只有以日本为榜样、走改革道路,才能免于水深火热。同样值得怀疑的还有,他会不会因御史杨崇伊及其随行者的游说就改变他中立的态度。真正促使他行动的应该是某件比御史的游说更有说服力的事。
光绪皇帝从未忽视保守派的强大势力。这就是他们决定在反抗强大势力之前尽早推广改革主张的原因。光绪帝知道他们正在冒险,并时刻留意事情的发展。他知道,如果一步一步推行改革,反对者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巩固他们的势力。不管对与错,光绪皇帝和康有为都觉得快速变革是最可行的方法,尽管很危险,但是总比“等待观望”要多一丝希望。
光绪皇帝知道,只要反对派有时间和机会,他们就会采取行动。他知道保守派将会得到太后的支持,他也知道太后讨厌外国人,讨厌任何新的做法、新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改革。因为对这些方法和机构的认可意味着他们否定中国,自我贬低。他明白她在国家里的地位,即使九年前她就不再摄政,但她所拥有的权力远在自己之上。他知道她无知、迷信、喜欢奉承。他也充分了解到,如果她成为反对派的领导,改革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她已经逼迫皇帝辞退了帝师翁同龢。虽然她还没有否决已经颁发的改革诏令,但是她可以在任何时候收回这些诏令。他对这些事实和可能性有充分的认识,只有一个办法才能使改革避免来自颐和园势力的威胁。他们必须做一些事,让太后不至于成为保守派的头子。换句话来说,皇帝需要一个支持者,这个人在朝廷上一定要有强大的影响力,足以让他人产生敬畏及尊敬之情,并且拥有一定的军队。另外,这个人还必须善于行动,支持改革,对皇帝忠诚。光绪皇帝选中的人除了最后一点外,具备了上面所说的所有特点。
我们不应该责备年轻而势单力薄的皇帝没有看出袁世凯性格中的这一致命缺陷。他或者其他人,谁能够料到他所充分相信的这个人竟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头号叛徒呢?谁又会想到在1898年背叛了皇帝之后,1911年他又背叛皇室,而在五年后又背叛了民国呢?
皇帝托付袁世凯以重任,让他阻止太后重返政治舞台,争取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皇帝单独会见了袁世凯并授命于他。据说1898年9月初,袁世凯秘密觐见皇帝。关于内容,一些负责与宫廷联系的人说,是第三者负责传达帝意。但是,出于他个人的利益考虑,袁世凯擅自扭曲了它们。不管怎样,皇帝都不曾授意袁世凯阻止荣禄,如果需要,可以派人谋杀他,并把太后囚禁起来,这样的说法是不大可能的。 无论是对皇帝来说,还是对皇帝关注的维新改革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正面反抗太后将会导致一系列丑闻,而这些丑闻将会使皇帝丢掉性命。而政治谋杀在那时也不是那么流行。另外,也没有理由相信光绪皇帝性格里是嗜血成性、充满复仇心理的。光绪皇帝希望袁世凯动用他的军队,让反动派无法与慈禧太后取得直接联系,使慈禧太后在紫禁城内无法执掌皇权。这是皇帝期望他去做的。
袁世凯从皇帝那里得到旨意后,就向荣禄出卖了皇帝。至于荣禄是否从御史杨崇伊那里得到足够的信息,并把此事告知太后,我们不清楚。但是,担心太后和他自己会遭到暗算,哪怕最小的怀疑,就足以让他毫不迟疑地去做。袁世凯马上来到颐和园告诉“老佛爷”,她的生命和自由都处于危险当中,如果她现在不即刻行动,她将错失良机。
毫无疑问,这个老妇人被这夸张的奏折震惊了。她了解到皇帝和改革派掌权后将会对她做的事。她将会被侮辱、贬黜、囚禁,甚至被饿死。谎言的制造者可能不是丑化皇帝的性格,而是要使太后相信,并做出有效的行动。对保守派来说,这些方法非常奏效。第二天,太后就发动了政变。九月一个晴朗的早晨,她离开了那座为她祝寿的乐寿堂,突然戏剧性地出现在紫禁城中,威风凛凛、怒气冲冲地站在了她那无助的、颤抖的牺牲者面前。她恶语相加,斥责他背叛了她,企图暗杀她,恩将仇报。之后,她让卫兵把他囚禁在离紫禁城不远的一个湖泊的小岛上,而她自己则重返1889年她让出的位置。然后,她以国家的名义颁发了一项最具羞辱性的诏令。在这则诏令里,她逼迫皇帝承认他深感自己不能胜任皇帝的重任,他还被迫说,在他的多次祈求下,尊贵的太后只好重新担任摄政王。诏令的最后说,皇帝将拜倒在太后的宝座前,代表他的人民感谢太后重担摄政重任。
另外一个更加简洁且阴险的公告也同时公诸于世。它只有九个字:“帝遇疾,皇太后复训政。”
第三章、1898-1901:太后反击与义和团运动
“帝遇疾,皇太后复训政。”
北京城内的老百姓不大清楚皇宫里发生的重大事件,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这则简短的消息暗示着,皇帝的生命正面临着威胁,而这种威胁不是疾病引起的。
有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可能会让一些轻信的中国人相信。“老佛爷”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的途中--大概十一公里的路程--光绪皇帝得知后,因害怕遭到报复,乔装逃往英国使馆。这样的事情也有可能发生,但是接下来的流言让整个故事很不可信。下面的流言是,英国大使拒绝接纳光绪皇帝并把他赶回了紫禁城--去面对审判并被押禁起来。英国使馆当着皇帝的面粗鲁地关上了大门,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即使这样的事真的发生了,英国使馆也不是北京唯一的外国使馆,皇帝完全可以向其他使馆求救,他是绝不会走投无路的 。
事实很可能是,年轻的、不幸的君主试图独自逃跑,但是宫里的太监阻止了他。后来,有太监告诉我这是事实,事情似乎如此。宫里的太监--大概有三千人--出于对太后的敬畏,也出于对个人私利的考虑,都憎恨皇帝的维新改革。这些不男不女的太监和固执己见的保守派站在同一战线上。他们非常清楚,维新改革若成功,迟早会导致一场悲剧的改变,即使不是全国范围内的,至少也是在紫禁城范围内的。他们期待太后能够保住他们赖以生存和享受荣华的腐败制度。
皇帝虽然不能保护自己的安全,却没有忘记朋友的安危。他不能拯救所有改革派的性命,但至少发了一封紧急密件告诉康有为:太后重新摄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捕捉维新派的领袖。但此时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后来成了当时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早已逃出太后的手掌。
众所周知,康有为首先避难到香港,在那里他听说悲剧已经降临到他几位亲密朋友和支持者的身上,其中包括他的胞弟。
保守派和顽固派彻底胜利了。维新运动中杰出的领袖很少有人像康有为和梁启超那么幸运。被判终身监禁的人包括御史徐致靖,其罪状是推荐了康有为到朝廷任职。湖南巡抚陈宝箴只是被革职,还算幸运。御史宋伯鲁也被朝廷革职,并永不录用。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也被革职。要不是他在朝廷中有许多朋友,而且作为学者,他的声望又是如此之高,他也会受到惩罚。他的死将导致那些连保守派也不敢得罪的人的不满。因此,太后特别指派当地政府派人监视他的行动,并剥夺了他所有的荣耀。不久,他就穷困潦倒地死去了。十一年后,太后和皇帝都已过世,翁同龢的功劳才得到人们的承认和怀念。1909年,宣统皇帝继位之初,恢复了翁同龢的官衔和荣耀,并追谥他为“文恭”,也就是“学者和绅士”的意思。
那六位被残杀的志士应在中国政治烈士的长卷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是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和康有为的胞弟康广仁。在他们被杀之前,刑部曾大胆要求组织一个特别审判团审判这六人,但是冷酷的“老佛爷”发出言简意赅的指示:“无需审判,即刻处死。”
至于皇帝,如果他与六君子的命运相同,就可以免除十年的悲惨及羞辱。他能活下来,绝非因为他人的怜悯或关怀。关于他即将去世的谣言,北京非常盛行。在中国,传统的做法是把皇帝病危的信息发布全国,命全国各地的名医带着自己的工具到京城皇帝榻前。因此,省府官员奉命挖掘出神医,并把他们送到紫禁城。民间传说皇帝正要“驾龙升天 “,这样的谣言最终被确认了,无子嗣的皇帝的继任者将从皇室的合格成员中挑选。
然而,没有谁真的相信皇帝病危。朝廷的高官中,虽然没人敢要求释放皇帝并让其重返宝座,但一些言论自由的政治家却用激烈的文字抗议这种软禁皇帝的行为。两江总督刘坤一送了一本言辞犀利的谏书给总督荣禄。除此之外,各地还有许多抗议,其中一些甚至语出威胁。这些抗议的人包括在外国势力保护下的通商口岸上做生意的中国商人,还包括海外华侨。上海商人抗议团的负责人是徐元善,朝廷即刻下令逮捕他。他担心自己在上海被绑架,就逃到了澳门,在葡萄牙政府的庇护下躲避政府对他的追杀。
与此同时,康有为也在采取行动。正是他组织海外华侨反抗废黜光绪皇帝一事的。他建立了一个保护皇帝的协会--保皇党。该党在有华商和华侨居住的外国区域都设立了分支部。这些中国人对皇室权贵无所畏惧,他们运用语言的力量来扰乱朝廷的平静。慈禧和她的支持者们屈从压力,暂停废黜和杀害皇帝的计划。
1898年9月,当太后重新摄政的时候,她已经六十四岁了,但是她依然精力充沛,神志机敏。皇帝当时二十八岁。在这期间,她的时间主要花在紫禁城和颐和园这两个地方。她经常迫使她的囚徒往返于两地之间,就像她卑微的随从一样。对她来说,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是非常繁琐的事,而对于他来说,这是从一个囚牢到另一个囚牢的阴暗旅程。在颐和园里,囚禁他的地方叫做玉澜堂。白玉般的清水泛着涟漪,轻轻冲击着监狱的墙壁,但对于这些,他既听不到也看不到。在北京,囚禁他的监狱是一个位于紫禁城西墙的”三海“最南方的瀛台小岛。瀛台也叫瀛洲,在中国神话里是玉帝和神仙居住的地方。自从民国成立后,”三海“被包括在宫殿之内,一起移交给总统。作为中华民国的客人,我得以偶尔去拜访囚禁可怜的光绪皇帝的小岛--他在这个仙境里去世了。我曾建议民国保留这个小岛,作为一块圣地,以此纪念在这个岛上萦绕不去的悲伤而寂寞的灵魂。
几个月后,慈禧觉得地位已经稳固,就着手推行蓄谋已久的立储计划。被选中的人是端郡王之子溥隽。端郡王是太后最喜欢的亲王之一,因为他和她一样,讨厌外国人和维新者,属于顽固无知的反启蒙主义者和顽固者。立溥隽为太子后,她决定不让这个孩子接受比她更开放的思想,并让两个狂热的顽固派崇绮和徐桐教育他。
立储公告使皇帝病危的谣言重新风靡。但是,太后不希望再次捅到马蜂窝,于是她决定在皇帝再次病危之前保持沉默。
但此时,紫禁城外发生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这让太后及其顽固派把注意力从单纯的朝廷问题转向一个全新的问题。
我不准备对义和团及其进攻事件进行长篇大论的描述。
一般的评论都认为,义和团运动起初是反朝廷的,后来”明智地转为反对外国侵略“。尽管这种说法被重述了很多遍,但它并不完全正确。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外国侵略和基督教徒。罗伯特o赫德爵士直率地认为,义和团员们一直抱着真实而盲目无知的热情。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首次爆发并不意外。一些因德国侵占胶州港口和领地而达到了高潮的事件,使山东人民深刻感受到了自己的错误和损失,也明白中国近几年来一直在西方列强的手中苦苦挣扎。腐败、管理不当以及军事的落后导致了国家的没落,退一步说,清朝部分导致了中国的现状。然而,那些未受教育的大众却几乎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看到国家因为外国恶魔的阴谋诡计而承受苦难。他们认为,拯救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消除他们贪婪的意图,抵触他们的发明,毁掉他们奇怪且无法忍受的宗教信仰,去除他们令人难以忍受的高高在上的姿态。
如果义和团晚些年出现,他们就会从德国希特勒的理论及实践中学到一些东西。就像今天的德国排犹一样,他们将会为他们反外国侵略的活动找到合情合理的借口。
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清廷时刻准备鼓励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人。这是他们的一种本能和冲动。人们的愤怒和不满使他们与地下组织势力联合起来--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这些力量总是威胁17世纪以来满族统治者建立的清朝的稳定性。如果光绪皇帝得以执行他的维新计划,朝廷与义和团的这种联合就不可能发生。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朝廷中没有与义和团无知、狂热和迷信的情绪相匹配,义和团运动也将如中国其他地方许多运动一样,很快被瓦解。荣禄和袁世凯领导的军事力量已经远远超出了摧毁几千人的农民武装的需要,这些农民武装的武器主要是弓箭。当朝廷同意董福祥和其他同情者领导的政府军队加入义和团后,义和团才成了一群暴民。
正如一个美国作家所写的那样,北京的掌权者”暗中同情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并把他们看做一个强大的同盟者“。 对中国和朝廷来说,最不幸的是,当时的山东巡抚毓贤--一个满族人--其性情、教养和性格让他成为盲目政策的核心支持者,这项政策成功地抑制了皇帝的维新政策。他就如何处理义和团问题向皇室进谏。他的建议成为朝廷亲义和团政策的重要因素。另外一个在北京的美国作家也说”正是因为他,义和团起义才得以实现“。
起初,义和团被认为是反叛过白莲教的传人(或许这是正确的)。因此朝廷诏令镇压他们。但是毓贤迅速地把他们拯救出来。外国使团曾要求把他革职,因为1897年他没有保护好两名德国传教士--那次的结果是德国占领了胶州半岛,这使毓贤的反外国势力倾向更加强烈。在外国列强的压力下,他被革了职,但是他在朝廷中仍有支持者,他被调到山西任巡抚。不久,1900年,由于义和团的疯狂举动,他在本省省会对传教士进行了冷酷、野蛮的大屠杀。义和团反外国主义的事实让他充分同情他们的计划,他曾向皇室解释,义和团是正义的,可以聘用他们到重要的岗位上,以便抵制外国的侵略。他再次强调他们拥有令人惊讶的力量,在对外战争中具有极高的价值。他说,镇压义和团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就像是折断自己的羽翼“。
继续讲述义和团的影响力在北京蔓延的故事,以及他们的显灵法力被接受已经没有必要了。首先相信的是野蛮无知的刚毅和醇亲王,最后是太后。像袁世凯这样的人--在山东接替毓贤的职位--曾一度采用义和团的做法,后来在实践中发现他们的主张不可靠。但是”宁信毋疑“的思想已在朝廷上广泛传开,以至于朝廷对总督和其他包括荣禄在内的官员发出的警告和请求都不闻不问或深表怀疑。
1900年6月20日,德国传教士和日本外交秘书被杀一事,标志着围攻使馆的开始。这个事件的结果是8月14日八国联军进入北京。
太后深知自己是罪魁祸首,不敢留在北京面对胜利的洋鬼子,这一点也不奇怪。她的办法是,假装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为了受她虐待的国民而牺牲一己私利,让被她赶走的皇帝重返帝位,并相信皇帝出于仁慈和”孝心“,赦免她应受的惩罚。皇帝没有惧怕外国军队的理由,这一点是她知道的。因此,即使在狂怒和妒忌中,她也带上他出逃。她不允许她那放肆且背叛的侄子幸灾乐祸地看她的不幸,她甚至不理会外国人占领和掠夺中国。如果她有难,她就拉着皇帝一起分担这个灾难。
光绪皇帝恳求留在北京,但是遭到拒绝。珍妃跪在狂乱的太后面前,恳求她不要胁迫皇帝一起出逃。珍妃是皇上最爱的妃子,她知道他希望留下来,去面对联军的指挥官。在朝廷危在旦夕时,除她之外,谁还有权向主宰他们命运的女王提出这个可怜的要求呢?他们逃跑乘坐的普通农家马车已在紫禁城的北门等候。洋鬼子随时都有可能赶上他们,没有时间可耽搁了。据说,太后根本不理会跪在她跟前苦苦哀求的珍妃,她非常愤怒,吩咐随行的太监把这个哭泣的妃子投进井里。
另一种说法是宫殿里的太监告诉我的,他们说这也是他们道听途说来的,因为他们当时也没有在场(我从来没遇到一个人承认自己是参与者或目击者)。他们说,太后这样回复珍妃:“我们将会留在我们该在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允许任何人被蛮夷抓走。对于你和我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我们都得死掉。这很简单,你先走。--我保证会随你而去。”随着她的一声叹息,太监把她扔进井里了。
这口井(我想1900年后就没有用过)位于紫禁城的东边,后边就是宁寿宫。自1889年以后,太后就在那里垂帘听政。我经常陪着宣统皇帝走过那口井,坐在井沿上谈论在他出生不到六年时在这里发生的悲剧。或许,又有一个孤独的灵魂萦绕在这里,不肯离去。如果光绪皇帝的纪念祠堂设立在瀛洲小岛或玉澜堂,中国人务必不要忘记在紫禁城这口井旁立一块碑,以纪念他那被谋杀的妃子。
太后于几个月后返京,并下令取消她所颁布的一切排外和亲义和团的诏令(“为了史实”)。她决定授予那死去的王妃以荣耀,把她从下等妃子提升至皇贵妃,并追谥她为“恪顺贵妃”。同时放出流言,说珍妃因为在“遵驾西狩”时发现她自己被落下了,因懊悔和沮丧而自杀。这样做只是为了让太后洗脱谋杀的罪名。
但她在宁寿宫里能得到安宁吗?
第四章、1901-1908:光绪皇帝的最后岁月
义和团起义失败后,太后在她生命的最后八年,是否意识到她的政策给国家带来了奇耻大辱,这点很值得怀疑。更令人怀疑的是,她是否想过,正是她把整个朝廷带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她总是被谎言和奉承包围,几乎看不到事情的真相,也没有从经验中吸取任何教训--即使有,也非常有限。她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与西方军队的接触中,她也没有看到对她和中国有价值的东西。她不止一次听到外国蛮夷的铁蹄声,也不止一次在敌人的爆炸中向他们低头。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在她看来,他们只是西方蛮夷,今天来了,明天自然就会走的。
在1900年的那次长途旅途中,“老佛爷”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她一定想到了1860年那些远去的岁月。当时洋鬼子逼得她和咸丰皇帝逃到热河,就像现在他们被迫放弃北京而逃往西安一样。也许洋鬼子会像四十年前火烧圆明园一样烧毁紫禁城,也许他们会厚颜无耻地重复他们在1860年犯下的罪行,烧毁她那美丽的颐和园--那是她打算安度晚年的地方。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当他们掠夺了足够的战利品,烧毁了所有他们不能带走的东西后,会返回他们那到处都是岩石的小岛。中国会恢复和平,回到美好的往昔。这段时间,她饱受艰难和困苦,但她很快就平息下来。她了解那些洋鬼子,总有一天,他们会求她返回北京,恢复秩序。他们的宫殿需要重建,那些被摧毁和被盗走的珍宝需要新的来代替,但她并不担心,因为四万万恭顺的子民会为她分担这一切。蛮夷的军队呼啸离开后,她可以重新返回紫禁城,进入一个由听戏、画画、练书法和吟诗作对组成的快乐生活。与此同时,还有那些崇拜她的贵人和忠实的太监陪伴着她在犹如碧玉的昆明湖上泛舟。因为那些对她效忠但有时又很无聊的子民,她经受了许多问题和焦虑。在这之后,她得好好地放松放松。
不可置疑,接下来她要做很多繁重的工作,也要履行一些不愉快的职责。那些给了她愚蠢的建议,并误导她对义和团认识的亲王和官员都会受到惩罚。那些被西方文明冲昏了头脑的人,她可给予适当的让步。这帮人盲目追求宪法和集会,倡导新的教育制度。但不可置疑,靠这些东西拯救大清王朝是不可能的。至于那个讨厌的、愚蠢的年轻人对她如此不感激,她打算让他继续在小岛上反省,并要感激她饶他一命,因为她原本要处死他的。
这些可能就是“老佛爷”出逃时想到的事情。她逃亡的那片土地是如此贫瘠,连洋鬼子也不愿跟着她去那里。她知道她得对一些事情进行修正或终止。1900年发生的事情使她醒悟过来,有些事情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出现了。但可悲的是,她似乎至死都没有意识到,在那些岁月里,清朝的命运注定覆灭了。若要重新掌握特权和力量,摆在她和她的继位者面前的是一个太艰巨的任务。她掌握国内外的那些革命运动的所有资料,也知道孙中山这类人的反清宣传。但却从没有人告诉过她清朝已经在劫难逃,而她自己又没有那样的远见卓识。她看不到革命阴影正在迫近皇宫。
关于八国联军与朝廷的谈判就毋庸多说了。1901年,太后返回北京,重获政权。无论中国还是联军,对结果都不满意。几个义和团运动的罪魁祸首和像巡抚毓敏这样反对外国侵略的犯人被砍头;而其他的像刚毅这样的人也面临了相似的命运。此外,中国还被迫赔巨款,以补偿列强在这场骚乱中所遭受的损失,以及列强军队所产生的各种花销。正如我们所知,醇亲王还被委以重任,赴德国去谢罪。
谈判结果不如人意主要是因为西方列强的各个代表之间缺乏坦诚与诚意。他们尔虞我诈、相互猜忌。另外,他们对现代中国政治背景和宫廷阴谋不甚了解。此外,俄国想独吞东北,致力于把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并想方设法和中国政府单独谈判。我们从满洲的英商那里了解到,两年前,中国的那部分领土,也就是满洲,除了名义上属于中国外,事实上已成为俄国的领土。俄国在1900年所要做的就是扩张并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得很成功。
康有为高度关注义和团运动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并对此感到忧心忡忡。他非常赞同给予恶棍毓敏和其他义和团罪魁祸首这样的严惩。虽然联军给他带来了很多悲痛,因为他们没有迫使太后归政光绪帝。他当然知道,只要太后掌权一天,他就永远没有重返朝廷的希望,也不可能成为开明君主的顾问。但这并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并不关心个人利益和仕途是否顺畅,他更关心光绪皇帝。他感到皇帝遭到这样的境遇,他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
1901年6月,西方列强所提出要求惩罚清廷的和平条件,大多数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除太后以外。康有为仍然被驱逐在自己的祖国之外。他住在槟榔屿,受到英国驻海峡殖民地总督的保护。这期间,康有为写下了一份备忘录,并附上英文翻译,然后把这本备忘录赠给他的两三个英国朋友。在这份备忘录中,他言辞犀利地谴责了西方列强,因为他们并没有惩罚他眼里的罪魁祸首。同时,他诚挚地希望他们不要放弃他和光绪皇帝的未竟事业。我不知道这份备忘录的中文原件在哪里,但它的英文翻译件在我手里,上面有康有为的签字。这份备忘录的中文版或英文版都从未发表过,但我并不打算在这里把它的内容公诸于世。该文件共二十八页,为手抄本。其中有二十三页主要谴责荣禄,并称他为罪魁祸首;剩下的五页主要批判了太后和她的宠臣李莲英,言辞同样很犀利。
这份有趣的文件从未发表,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康有为后来意识到他对荣禄的评价有失公平。关于这点,在我后来和康有为的沟通中也得知一二。他之所以对荣禄产生偏见,主要是因为荣禄在1898年9月的戊戌政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几乎可以料到,“南海”后来之所以修正他的看法,主要是因为荣禄是醇亲王的岳父,同时也是光绪皇帝的继位者--宣统皇帝的外祖父。康有为一生都对被废黜的宣统皇帝尽忠,正如他早年对光绪皇帝尽忠一样。因为以上原因,他不再谴责这位血管里与他的陛下有同样血统的人。
根据康有为的备忘录,荣禄对义和团运动负主要责任。而他后来因此被革职是很理所应当的事情。但在这件事上,康有为错了,他后来也向他的朋友承认了这一点。康有为在这件事上犯错是很正常的,因为当时的确有证据表明荣禄有罪,西方列强的指挥官和北京的外交机构也这样认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列强一直把荣禄当做是围攻使馆事件的元凶之一。后来,太后任命荣禄、庆亲王和李鸿章等人与西方列强谈判《辛丑条约》,西方列强拒绝承认他是全权大使。但是,接下来的事情表明,如果太后听取了荣禄的建议,就不会发生向外国宣战的事件,也不会出现围攻使馆的事件,更不会在北京和其他省份出现对外国人大屠杀的事件。现在我们知道,荣禄尽了很大的力气去阻止端郡王,不让他支持义和团运动。他的这一行为是在用他的地位和生命冒险。作为武器保管人和拥有者,他强烈反对让义和团使用他的沉重枪支和其他作战武器,并拒绝了义和团的类似要求。如果没有他的这一决定,恐怕使馆区早就成为了一堆破砖碎瓦。当义和团运动结束后,太后意识到她的顾问荣禄非常聪明,她对自己之前没有采用他的建议而感到非常遗憾。直到1903年荣禄去世的时候,太后一直认为他是她所有官臣中最忠实和最值得信赖的一位。后来,她把荣禄的女儿许配给醇亲王,并把他们的儿子立为无子嗣的光绪皇帝的继任者。我们可以把这当做是太后对荣禄感激的表现。
1900年后,尽管太后(主要是根据荣禄的急谏)热衷于社会、教育、立法和军队改革,一改从前敌视改革派的作风,但太迟了,根本不能使激进分子满意。尽管激进分子开始的时候人数比较少,他们却非常活跃,而且与她势不两立。太后做出改革(她很不情愿地承认了这种必要性)的姿态,欺骗了很多乐观的外国人,但被反朝廷的中国人讥讽诚意不够。慈禧太后返回北京不久,就颁发了包括允许汉满通婚在内的一系列诏令,这些诏令向人们表明朝廷希望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但这些诏令无助于压制反满清的热潮。1905年,镇国公载泽率团出国考察外国宪政。在北京火车站,代表团就遭到了炮弹的轰击,镇国公和一位同行者(绍英)受了伤。立宪的诏令已经颁发了,中国将实行君主立宪制。但太后的诚意遭到了怀疑,这些诏令既没有激发激进分子的热情,也没有缓和他们的不满。 就在同一年,朝廷颁发了另外一项诏令,要求省府官员严厉镇压“革命排满学说”,但收效甚微。
1907年,朝廷任命徐世昌为满洲总督。这一举动意义非凡,表明朝廷已经意识到消除满汉之间隔阂的必要性。作为清朝发祥地的满洲,多年来一直由皇帝直接管辖。这总会让人联想到,所谓的中华帝国自1644年起就一直是满人的天下。而这一点正好为1911年的革命者们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反对理由--满人是异族征服者,没有权利统治中国人民。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满洲在清朝的统治中确实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1907年,出于行政管理的考虑,满洲第一次与其他省区一样设立督抚。直到那时,汉人不得向满洲迁移的限制才得以废除。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行政变动是清廷主动提出的。清廷出于国家层面的考虑,希望借此向汉族人表示,满汉一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变动发生在日俄战争结束后。日俄战争的结果是,俄国被驱逐出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和大连)和南满,日本擅自占领了该地区。读者可能会记得,1900年时俄国在满洲的力量非常强大,按照一位中国史学家的说法,当时的满洲已经完全沦陷了。1904年到1905年,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后,赢得了俄国在东北的所有权利和特权。我们用“中国政府”来称呼“清朝政府”可能并不准确,因为中国的官方称呼不是“中国”,而是“大清国”,最相近的词语是“满族帝国”。满人在征服中国前,就采用了“大清”这一名号,入关后一直沿用,后来,“大清”就用来指满人所占据的大片领土(中国只是当时领土中最大和最重要的一部分)。用一个朝代的称号来作为国家的称号并非始于满人。满人延续了之前的朝代、外国和本国的做法。然而,尽管中国官员默认西方列强采用“中华帝国”和“中国皇帝”这样的称号,却不允许中国律法和朝廷文件中使用这些称号。这一点对西方人来说一直是个谜。
汉族人徐世昌出任满洲第一任总督。尽管第一任满族总督是汉人,满洲仍被朝廷看作一个特别区域。徐世昌之后,出任满洲总督的是曾任热河都统的蒙古人锡良。热河与满洲一样,也是一个特殊区域,由皇帝直接管辖和统治。宣统末年(1911年),这个职位由“汉军正蓝旗”(一般被当做满人看待)的赵尔 出任。
1907年,后来曾任中国驻英国公使的汪大燮出任代表团的新团长,率团前往欧洲考察君主立宪。就在这一年,广西发生了孙中山和黄兴领导的叛乱。这场叛乱很快就偃旗息鼓,其领导人孙中山也被迫逃亡海外。
这个时候,朝廷出台一项诏令,禁止学生参政,但收效甚微。虽然直到辛亥革命数年之后的1919年,“学生运动”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1908年。这一年,太后和她的囚徒皇帝都去世了。因为皇帝没有孩子,所以继位者只能从他的侄子中挑选。光绪皇帝有几位兄弟,其中年纪最长的就是1901年前往德国就德驻华大使被杀一事道歉的醇亲王。他从德国回来后不久,太后为他做媒迎娶了荣禄的女儿,并允诺他,他们的儿子会继承皇位。
1906年2月,醇亲王的长子出生,取名溥仪。光绪皇帝生命垂危之际,太后命醇亲王把不到三岁的溥仪带入紫禁城居住(直到1924年)。太后以已故的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遗诏,宣布光绪皇帝“谨遵太后旨意,立溥仪为继位人”。事实上,光绪皇帝是否知道谁继承了他的皇位都未可知。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光绪皇帝从未见过这则诏令,也从未有人就诏令的内容咨询过他的意见。与此同时,光绪皇帝的皇后(“老佛爷”的侄女)被封为隆裕太后。而慈禧则被封为太皇太后,并被冠以一系列新的头衔。当然,这一切都延续了朝廷的惯例和先例。
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被封为摄政王。从表面看,他做摄政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毕竟当时小皇帝不到三岁,离成年亲政还有好多年,离不开摄政王的辅佐。谁能比小皇帝的父亲当摄政王更合适呢?而醇亲王既是已故皇帝的兄弟,也是皇族中最尊贵的亲王。如果其他皇室成员当任,将会导致不可饶恕的后果。但是,“老佛爷”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任命醇亲王为摄政王。“老佛爷”的这一任命是她一生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失误。我相信,无论是对清朝,还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这一任命都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任命有能力的人当摄政王对皇权的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但遗憾的是,“老佛爷”并没有意识到这点,或者,她已经没有更多考虑的时间了,或者,她的智慧和政治远见远不如我想象得那么好。
醇亲王被任命为摄政王的诏令宣布后,朝廷官员立即意识到醇亲王不能胜任他面前的重大任务,并视此事为朝廷覆灭的预兆。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清朝始于摄政王,终于摄政王。”多尔衮是清朝的第一个摄政王。这位清朝入关以后第一任皇帝(顺治)的叔父,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苏格兰的詹姆士五世临终前曾说:“生而庸才,死而庸才。”
袁世凯强烈反对溥仪继位。他反对的理由很充分--溥仪继位相当于加强了醇亲王的权力,而这对他的事业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袁世凯支持道光皇帝孙辈中最年长的溥伦继位。要是他的进谏成功,袁世凯就可以继续留在朝廷,并理所当然地享受皇帝给他的一切优待。然而,这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
醇亲王平易近人,很好相处,也没有什么恶意。可惜,他感兴趣的是戏剧而不是清朝的政务。他只信任一个熟悉满语的满族亲王。醇亲王很好心,竭尽全力讨好每一个人,但效果恰恰相反。他不敢负责任,办事毫无效率,精力、意志力和抗压力都不强。不管在身体行动上还是心理上他都缺乏勇气。遇到紧急情况,他不知所措,毫无主见,经常被油腔滑舌的人左右。成为摄政王后,马屁精经常奉承他,这必然会导致错误的发生。在我和他打交道的几年里,我目睹他经常做错事、做错误决定,严重影响了皇室和他皇帝儿子的利益。为此,我在紫禁城向我的同僚建议:如果有两套方案摆在醇亲王面前,可以先询问他想采用哪个--然后执行相反的那个。
其实,醇亲王已经尽其所能了,比如,纪念他那殉国的皇兄及其侍仆。此外,醇亲王还赦免了已故的帝师翁同龢。但至今为止他都不敢召回康有为。而他对袁世凯的方式--不管我们认为是过于仁慈还是过于残酷--则为以后种下了恶果。
1908年以后,尤其是他敬畏的隆裕太后去世之后,他的虚荣心开始不断滋生并逐渐壮大,原因可能是今天人们所说的自卑心理。那时,他完全忽略了他政治意识和其他素质的不足,陶醉在自我满足中--这似乎是他内心郁闷的外在表现,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体现。
事实上,作为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并不一定要摄政。虽然我们发现任命皇族中其他成员为摄政王比较困难或几乎不可能,但太后仍有另一种选择。如果她那样做了,可能使清朝免遭灭亡,中国也不至于十年内战。她可以避开所有的亲王,设立一个摄政委员会,由才华横溢、思想开明的人组成。委员会可以由五人组成,其中两个满人(不是皇族),三个汉人。这样,汉人比满人多,汉人就会非常骄傲,同时也会更加信服委员会(当然,孙中山那样少数排满分子除外)。这一举动也会表明朝廷消除民族隔阂的决心。为了使这个计划可行,朝廷势必“屈尊”,放弃皇座是统治者私人财产的说法,并承认:如今的皇室只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它的存在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仅是为了皇室的荣耀和利益。
设立摄政委员会虽然不容易,但也不是不可能。虽然保守派和顽固派人员众多,他们却不能与义和团联手掀起反改革热潮。人民不再害怕公开讨论改革了,反而认为改革太迟,中国要么改革要么灭亡。国家中有不少干练、热情和思想开明的官员及政治家,他们对朝廷还未完全丧失信心。除了康有为领导的保皇党,还有诸如徐世昌、赵尔巽、岑春煊等人。假如袁世凯也是摄政委员会的成员,他的私欲就会得到满足,从而保护了皇位。而维护皇上福利、振兴王朝,也会激发他们对小皇帝的忠诚。他们其中一项主要职责是防止紫禁城内出现贪污,避免皇上受到败坏道德的影响。因此废除太监制度、打击内务府官员腐败奢侈势在必行。摄政委员会的职责还包括寻找一个称职的帝师。这位帝师不能是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蔑视除自己以外的一切文明,也不能是极端主义者--因为他们极端追捧西方文化,并打算借此动摇中国文化的基础。这位精心挑选出来的帝师必须让皇上融会贯通东西方的文理知识,把皇帝培养成一位适应现代时局、具有世界眼光的伟大的立宪君主。
如果这种设想能够实现,宣统皇帝将是一个带领人民和国家进入繁荣富强的新时代的伟大君主,而不是一个没落朝代衰落的标志。可惜,这些设想没有一个能够实现。中国没有一个摄政委员会,只有一个摄政王醇亲王。随之而来的结果是辛亥革命。
第五章、慈禧太后
如果前面的判断正确,那么八国联军的一个巨大损失就是1901年,他们在提出和平条件时,没有坚持慈禧太后归政、皇帝复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光绪帝将为此立刻丧命,虽然这种风险还是存在的。但是列强一则严肃声明使这种风险降到了最低。列强保证慈禧不会受到惩罚,最多要求她放弃摄政,但在光绪帝复位之前,她要保证光绪皇帝的安全。
当时,很多中国人都希望结束对光绪皇帝的监禁,让他复位重新掌权。康有为及其同僚热切希望皇帝能够重掌政权。此外,我希望大家把注意力放在1901年出版的《中国内乱》一书上。该书的作者叫“文清”。这个名字其实是林部锵博士的笔名。他是中国一位著名的教育和社会改革的先行者。
列强必须迫使太后归政,让皇帝变得名副其实。这样,皇帝就可以剥夺太后干预朝政的权力,而手握御笔,亲自处理国家政事……保守派在国家中部和南部地区不得人心。如果皇帝成功复位,那么,几百万人民都将欢欣鼓舞。让皇帝重获权威并不难,因为整个国家都会承认他的……国内开明人士将会支持他,联军也会帮助他,光绪皇帝统治的新政府将会突飞猛进地发展……如果光绪皇帝不能复位,改革派将会转为坚持革命。不用过多久,中国就会掀起一场革命风潮,这会使这片土地承受巨大的灾难,也会使世界贸易蒙受巨大的损失……现在,一场大革命的种子已经在中国发芽。列强有一种避开这场危险的方法。他们没认识这一点吗?
可惜列强没看到,而文清的预言在十年后得到了证实。
乍一看,引文矛盾重重。作者一方面说“整个国家都会承认皇帝”,另一方面又说“一场大革命的种子已经在中国发芽”。然而,它们其实不矛盾。文清的意思是,如果中国还是由顽固派--比如说太后--掌权的话,那么不可避免的,“中国就会掀起一场革命风暴”。但是,皇帝不是顽固派。恰恰相反,他热心支持改革。因此,如果皇帝重掌政权,中国的改革将会消弭。以上就是“文清”的看法,许多人也和他持同一观点。我也赞同。
当然,也有人持反对看法。在太后逃亡西安的时候,她也成为了一个改革者。许多改革项目得到了她的支持,可惜中国还是没有避免革命。但是,正如上一章节所指出的,除了外国人,没有多少中国人把她一时的热情当回事。有些西方作家宣称,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她返回皇宫,真正“改弦更张”了。她很希望和外国人做朋友,推行新政策。但只有寥寥无几的中国人相信。他们认为慈禧根本没有“改弦更张”,只是换汤不换药。
一位著名的西方作家说,1900年后,慈禧“效法西方,实施新政,并以其强力,取缔一些不公正的惯例”。我觉得这样说会更加准确:义和团运动后,她不是领导改革,而是追随改革。她能够接受比她聪明的人的意见,这些人都坚持认为,改革早晚会发生,西方化是不可能拒绝的。慈禧不想自己再次出逃。残酷的现实、荣禄和大总督李鸿章的劝告让她意识到,靠义和团那种野蛮的方法已经不能把洋鬼子拒之门外了。但是她没有忘记、也没有原谅那些在1898年试图反对她的人。她心胸狭窄,缺乏正义感,死不认错。她仍在追缉“康党”(康有为的党羽)。如果康有为落入她的手里,他不需要经过审判就会被直接判为死刑。她还囚禁皇帝,而且总是不断羞辱和损伤他的自尊。种种境遇迫使慈禧接受改革并把这些改革付诸实践。而这恰恰加剧了她的妒忌心理,让她怒火中烧。
对于慈禧,人们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她拥有完美的政治才能,让朝廷在没有天子管理的情况下维持很久。另一种却认为,她对朝廷的灭亡负主要责任。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认同这一看法。但据我所知,西方国家通常会认同第一种,比如,斯蒂芬o金-霍说:“一位女人的才能推迟了朝廷的没落”。卡梅伦博士也说:“太平天国运动后,朝廷将趋于毁灭,是她顽强的毅力使朝廷延续了下来。”他还说:“如果不是她摄政,朝廷的没落会更快,后果会更加糟糕。”
我们从下面这位英国人和中国人的话中看到另一种看法。威廉o爱德华o苏希尔说,慈禧镇压了1898年的维新运动,相当于拿走了摇摇欲坠的朝廷的最后一根支柱。 而文清在1900年也说过,这么多年来,慈禧太后一直在“加速王朝的灭亡”。
这两种看法与事实都有些出入,但我认为后一种更接近真相。需要补充的是,慈禧只是一个无知的女人,她不可能、也不应该对所有的坏事负责,也不能为那些未做的坏事负责。
四位美国作家描述过慈禧。第一位把她形容为“最杰出的女性统治者,世界上最不受拘束的暴君” ;第二位问:“如果说她是19世纪后半期最杰出的女性过不过分?” ;第三位说“她性格非常强势,世所罕见”; 第四位则称她为“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统治者之一”。
我从不轻视历史识别真正伟人的能力。在我进入紫禁城之前的几年,我认为太后“因为滥用了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应对最古老的王国的瓦解负主要责任”。现在,我认为她应该负“大部分”责任,而非“主要”责任。需要补充的是,她不该负道义上的全部责任,因为她受制于腐败的朝廷制度(这种制度不仅在她的时代存在,在大清王朝之前就已经存在很久了)。如果她是“人类史上最杰出的统治者”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性统治者”,那么,她早就摆脱这些腐败制度的限制。可惜,她既不强悍,也不果断。
如果这位“伟大”的太后真如西方崇拜者描述的那样有政治能力、聪明而热情,那么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就不会发生;清朝也不会在1898年跟列强妥协、割让港口;朝廷就不会出现反对改革的力量;也不会有义和团;不会围攻公馆;不会有庚子赔款;不会有革命、共和的出现;不会出现礼法混乱的场面;不会丧失蒙古、新疆、西藏、热河和满洲等地……所有“不平等条约”其实都可以通过协商废除。中国现在可能已经从全世界都面临着的经济危机、民族主义和其他危机中摆脱出来了。
当然,我们这种事后的猜测没什么用。而且,如果过分苛责慈禧,对她也不公平。毕竟,没有优秀的政治才能也不是她的过错。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因为那些认为“她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统治者”的评论而对她表示崇拜。
苏珊o汤利夫人在义和团运动结束后在颐和园里采访太后。她写道:“这位友好、小巧的夫人,有意大利农民的黄色皮肤,人们很难想到她就是那位神秘莫测、执掌大权的统治者……她有意让那位不幸的皇帝屈辱地坐在她身边、放纵义和团暴行。”文章末尾写道:慈禧太后是否“真的应该对所有这些负责”还是“她只是命运摆布的一枚棋子”?
对此,我的回答是:她的确只是一枚棋子,而且是一枚甘愿被利用的棋子。慈禧并不是命运的棋子,而是那些顽固的保守派的棋子。那些人也是满汉恶棍手里的牺牲品。他们觉得太后有助于实现他们的目的。正如我解释的,她在国家和朝廷中的地位让她成为了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她的教育背景、所处的环境、性格和智慧上的缺陷,使她很容易成为他们的领袖和庇护者。
在她所有的性格缺陷中,爱慕虚荣是最突出的一点。如果别人没有奉承她,她就会自我吹捧。“你知道吗?我常想,”她对德龄公主说,“我是世上最聪明的女人,别人都不能和我相媲美。” 我们可以想到,不管是德龄公主还是其他人,都没有胆量反对她。
因为她自己很喜欢奉承,她觉得别人也如此。她精通人情世故,在招待各国驻华公使夫人时,她都满口抹蜜,让这些夫人洋洋得意。其实她非常讨厌她们,但是她发现这些人对她的花言巧语都非常喜欢,这一点让她非常受用。围攻公馆之前和之后,她几次招呼过这些外国夫人。据载,她对这些夫人说:“我们是一家人。”让这些夫人对她的风度和魅力都非常佩服,对她所送的礼品都非常喜欢。但很快,她就颁发法令,让军队捕杀境内的外国人。
逃亡回宫后,她对外国人的憎恨与日俱增。他们使她丢了面子、遭受羞辱,她怎么可能忘记这些并原谅他们?1900年,她会晤外国公使夫人时,尽管没有诚意,一些夫人还是带着孩子般的喜悦听她唠叨。
她喜欢别人把她比作维多利亚女王,然而,她更愿意别人把她比作伊丽莎白女王。伊丽莎白女王说:“慈禧比我强多了,我只是一个不高不矮的人。”虽然伊丽莎白女王从未下令鞭打过皇帝的妃子,也没有把皇帝的妃子扔进水井,但是伊丽莎白女王也曾在公开场合给大臣和宫女们一巴掌。如果把这事告诉了她,她听了会觉得非常有趣。
慈禧不仅喜欢把自己和各位女王相比,还喜欢把自己比作神仙。她在颐和园里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扮演观音菩萨,在莲花中把充满爱意和同情的“甘露”赐给那些受苦大众。在场的“天仙”都会双掌合十站在她身边,面带喜悦之情。当然,这些人一定有太监李莲英。
她喜欢把自己想成神仙,这与她的称呼“老佛爷”并没有关系。外国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年纪大的神仙”。其实中文里的“老”有一种尊敬的意思,而英文里的“老”却没有这层意思。“大清佛爷”这个词是所有皇帝都喜欢的称呼。18世纪初,意大利神父马国贤曾居住在中国皇宫。他说,康熙皇帝“在整个国家很受人尊敬,经常被称为佛”。 很明显,耶稣基督不知道“佛”在中国不仅指天上的“佛”,而且是对中国皇帝的一种称呼。另外一种对皇族成员的尊称是“主子”--主人或者女主人。我在清宫居住的那段日子,常听到太监和其他仆人这样称呼贵妃或皇妃。
尽管慈禧的臣僚对她毕恭毕敬,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她都不是中华文明的典型代表。她的品行与孔子倡导的伦理道德相差甚远,也无法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圣贤相提并论。1897年,慈禧革除了一位名叫林秀川的高级将领,原因只是因为他觐见时下跪动作稍慢了一点。她对于他的不端行为的反应,与我们在汉朝的历史上读到的故事截然不同。汉朝时,一个人对上司不敬,他的上司说:“让他走吧。我没有教好他,是我的错。这表明我没有教好我的下属。”若有人把这个故事告诉 “老佛爷”,她可能会不开心,但至少会让她去思考。
我说过,太后很喜欢扮演观音菩萨。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她认为自己就是菩萨的化身,而且她还努力让别人相信。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就产生了。1908年,太后发现她不是中国唯一的观音菩萨。每一个达赖喇嘛--根据达赖喇嘛的信念--都是一尊佛的化身。
在这不久后的九月,朝廷邀请一位从西藏过来的观音化身上京。在那里他受到了一次中国观音化身(慈禧)的盛典接待。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北京同时有两位活佛。但几个星期后,北京就只有一个活佛--达赖喇嘛了。因为他来到后,太后去世了。太后的死,让北京的喇嘛和市民见证了一个传言,那就是:如果两尊活佛或两个神仙化身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其中一位将必然被带到另一个世界,需要耐心地等待下一轮的转世。
关于太后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很多太监这样说:早在1898年,太后就很不喜欢皇上(她的侄子)。他们曾告诉我一个故事。如果你不了解中国的古老风俗,你可能很难理解。这个风俗讲,一个病得很重的人如果吃自己的儿子、亲人或者忠实的仆人自愿贡献的人肉做药,就能恢复健康。这种令人反感的迷信说法被人追崇,因为他们认为神仙会被孝顺的子女和忠诚仆人的牺牲所感动,从而康复。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不久,正如流言所传,太后患了重病。皇帝前来请安。他坐在她的病床边--房间里的另外一人是太监李莲英。她叹了口气,说:“我知道我就要死了,因为没有人愿意为我贡献能够治好我的病的药。”说这话时,她先盯着皇帝,然后盯着李莲英。尽管两人都知道太后的意思,但他们都装作没听见。
不久,“老佛爷”很快就康复了。她发现李莲英有好几天都没有露面,便向别人打听原因,别人说李莲英病了。不久,她从李英莲的仆人那里得知了他生病的原因:李莲英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煮了,然后给他的主子吃。据史载,从那时开始,李莲英开始飞黄腾达。而皇帝作为慈禧的侄子,因没有做到这点,让慈禧觉得很“丢脸”。从此,慈禧就非常讨厌皇帝。
一位皇室成员曾给我讲述皇帝最后一次给慈禧请安的情景。皇帝被囚困后,惩罚之一就是经常去给慈禧请安。这是太后坚持的规矩,部分是因为看到他沦落为她的囚犯,她感到很快乐,部分是因为侮辱他让她感到很满足。1908年秋季的一天,他照例去宁寿宫请安,但是他已经病入膏肓了,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了。他垂着头,四肢发抖,在太监的搀扶下走进了宫殿,眼看就要倒下去。他正准备跪下请安,太后被他的重病和憔悴的样子吓到了。她很感动,在场的太监惊奇地发现,她的眼里和脸颊上都是泪水。皇帝给太后请安的时候往往非常安静。但在这个时候,她打破了寂静,说:“你不准起来。”那个即将死亡的男人精疲力尽,重重地沉了下去,他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我会跪着,这是最后一次了。”的确,这是最后一次。
几天之后,两名皇室成员在北京去世了--一位是宁寿宫中的慈禧太后,另一位是被困在三海瀛台的光绪皇帝。据说,“老佛爷”预料到他们都将进入地府。在那里,彼此的憎恨可能会消失。或许,她偶尔会想起她是观音的化身,并发现自己并不具有仁慈这一品质。
太后是在1908年11月15日去世的,就在皇帝去世的后一天。这样的巧合让谣言四起,有人说“老佛爷”病入膏肓,她不希望她的囚徒在她死后对她不义,所以采取行动,让他先走。另一个版本说,太监是太后暴政的执行者,他们害怕皇帝掌权后结束他们的性命。 我不相信第一个谣言。对于第二种谣言,尽管它有较大可能性,但没有证据。我手上有一份英国著名医生的报告,是宫廷御医留下的证据。上面说明了光绪皇帝的身体情况和他的病情,并证实了光绪帝是自然死亡--不可置疑,这跟他十年来受到的虐待有关。不管怎样,无论太后是通过一种缓慢的方法致他死亡,还是用一种快速的毒药,我们对她的看法都不会有什么不同。
五岁就继位的光绪皇帝出生在1870年,直到1889年十九岁大婚后,他才开始执掌政权。此前,朝政大权一直控制在太后手里。从1889年到1898年,他一边受着太后的干预,一边执政。那段时间,慈禧干预朝政最严重的后果是导致了中日甲午战争,让中国的脆弱暴露在全世界面前。慈禧太后对这场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898年光绪皇帝二十八岁开始,到1908年三十八岁死亡,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若是他能顺利地活到现在(1934年),也不过六十四岁。如果1898年的改革没有失败,除去甲午中日战争不谈,他可能会带领清朝和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和进步。他将与曾带着日本走向改革和发展的明治天皇一样名流千古。明治天皇只先于光绪帝七年继位,在光绪帝死后四年他也去世了。
上一个世纪的清朝经历了一系列可怕的打击,也经历了毁灭性的灾难,影响和威望遭受到了巨大损失,政权能否恢复令人怀疑。但是几十年来,尽管这个王朝饱受打击和灾难,它都没有瓦解,甚至1900年空前的大灾难都没有使它灭亡。这似乎暗示着,它有保留自己的实力。对此,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困惑不解。它的恢复能力比19世纪下半期西方列强所猜测的要强得多。1898年是大清王朝的转折点,中国可以从战败和侮辱中走出来,步入繁荣富强。可惜,当年的变法最终失败了,王朝走向了灭亡。
北京城内有历代皇帝壮丽的黄色屋顶建筑群,几百里以外环绕着高山和平原。中间有两座壮观的古代风格建筑的陵墓--这是清朝皇族建立的陵墓。光绪皇帝躺在西陵,而太后葬在东陵。正如他们生前因为不同观念而分开,他们死后也被分开埋葬,相距千里。
在《奥赛德》中,奥德修斯说,如果死后能躺在高贵的陵墓里,他的一生就无憾了。“老佛爷”则想同时拥有两者。她喜欢她西边造价不菲的颐和园,但她在这美丽景色中居住的时间太短了;她也喜欢东边那奢华的陵墓,她梦想在这里永远安静地休息,旁边是秀丽的高山和森林。如果她能够料到1928年7月,这一切的宁静和奢华将会变成乌有,她的灵魂将会受到巨大的打击,并感觉蒙受了耻辱。

内容简介
《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是一个庄士敦的怀旧集,以他与溥仪的主要交往经历为线索,记述了从晚清到民国期间,中国发生的大小事件,如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京、辛亥革命、张勋复辟、五四运动、冯玉祥逼宫等事件的看法,客观反映了从帝制到共和的艰难过渡。虽然对某些问题有狭隘之处,但一些看法不乏思考的光芒。《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笔触细腻,还对溥仪的一些生活小事有详细记录,如五四运动时期,溥仪阅读《新青年》;1922年,溥仪将结婚的巨额礼金捐给慈善机构;1923年日本大地震后,溥仪捐款巨大,等等,展示了一个聪明、幽默、追求进步却误入歧途的溥仪。这些记载对我们今天研究溥仪和民国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
《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初版于1934年。甫一出版,就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庄士敦在其扉页题字:“谨以此书献给溥仪皇帝陛下。”溥仪为《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作序:“仓皇颠沛之际,唯庄士敦知之最详。今乃能秉笔记其所历,多他人所不及知者。”溥仪被质押苏联期间,苏联人就是以《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为线索进行问讯的。《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的史料价值可见一斑。《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也是毛泽东喜欢的书籍之一。据毛泽东的英文教师章含之回忆,当年他们练习英文文法时,所列的参考《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即有这本书。
1988年,以此书为框架的电影《末代皇帝》获得了第6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该电影也是历史上第一部获准进入紫禁城实景拍摄的电影。

购买书籍

当当网购书 京东购书 卓越购书

PDF电子书下载地址

相关书籍

搜索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