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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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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是美国前国务卿、“政坛常青树”亨利•基辛格唯一一部中国问题专著。他以一位资深外交家和思想家的独特视角,分析和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传统,从围棋文化与孙子兵法中探寻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模式,特别是试图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决策机制,以及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中美建交、三次台海危机等等重大外交事件来龙去脉的深度解读。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基辛格博士还在书中记录了自己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
本书用世界视角国际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的过去和未来,凝结了基辛格博士的战略理论以及对中国问题数十年的研究成果,注定将成为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中国重新认识自己的一部重量级作品。
《论中国》荣膺国家图书馆第八届“文津图书奖”
看点1:外交“活化石”基辛格:为10位美国总统做过事
亨利•基辛格,现年89岁高龄,当代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曾任美国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福特政府国务卿。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77年1月,福特总统授予基辛格总统自由勋章,并称赞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看点2:“最了解当代中国的美国人”关于中国的唯一专著
自1971年首次秘密访华为次年尼克松总统访华“铺路”以来,他在过去的40年中共访华50多次,被人们称为“目前最了解当代中国的美国人”。在本书中,基辛格以一位西方资深外交家和思想家的独特视角,结合中国文化的儒教传统与围棋均势理论等,分析和梳理了中国外交的历史与决策机制,特别是分析了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对中国领导人战略思想的影响。
看点3:新中国重大军事与外交事件解密
◎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政策出台内幕?
◎ 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是谁?
◎ 台海危机中,中国如何以核实力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抗衡?
◎ 基辛格作为尼克松特使秘密访华的48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 中越战争一个月内阵亡的解放军,相当于第二次越南战争中几年美军阵亡的总数?
看点4:中国领导人个性与风格的独家观察
毛泽东的豪情、周恩来的儒雅、邓小平的直率……基辛格博士在书中描绘了与几代中国领导人亲身交往的故事与细节,以及对他们执政方略与外交风格的生动刻画,极具看点和揭密性。

媒体推荐
现在仍在世的人中,对于美国1971年向中国打开大门,以及接下来中国对世界敞开大门,没有人比基辛格功劳更大了。现在基辛格写就了《论中国》,内容流畅而迷人,有历史,有回忆录,最重要的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前提、方法和目标做出了透彻审视。
——《华尔街日报》
极吸引人,言辞犀利……书中通过基辛格与中国几代领导人亲密直接的接触,给出了一幅中国肖像。全书追溯了中国历史的各阶段和局面……甚至还阐述了中国区别于美国的哲学性差异。
——《纽约时报》
亨利•基辛格不仅是第一位正式出访中国的美国外交官,而且在此后的40年里,他陆续出访中国超过50次。从外交上讲,在解释中国这件事上,基辛格拥有某种特权。现在,这位年近88岁的国际问题专家出版了自己的新书《论中国》,用巨大的篇幅再次讲述这一非凡的历史,并表现出一个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毫不掩饰的认可。
——《纽约时报书评》
让人欲罢不能……在《论中国》中,政治家基辛格根据历史记录以及他40年来与中国四代领导人的直接接触,分析了中国古代与其现代发展轨道的联系。这位帮助促成了现代东西方关系的历史见证者,展示了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什么——既令人不安,又时而充满希望,并总是引人瞩目的局面。
——《芝加哥太阳报》
《论中国》一书中最具深度的见解集中在心理方面,书中论述了可以从数千年历史中获取启发的中国人与只有两个多世纪历史可供借鉴的美国人之间的差别。
——《美国新闻周刊》
基辛格的新书《论中国》引人入胜,视角敏锐,时而显得执拗,不仅讲述了他在尼克松与中国建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还试图说明中国的古代和近代历史是如何影响了该国的外交政策和对西方的态度。这本书受惠于许多历史学家的开创性研究,但它对中国的刻画也源自基辛格对中国几代领导人近距离的亲身了解。
——参考消息《中国的“务实主义”延续至今》
很难将基辛格的新书《论中国》归类于任何传统的框架或体裁。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有点儿谦逊的标题掩盖了这本书的雄伟目标,即对中国2500年来的外交和对外政策进行解读,通过回望过去,来解释当下。在形式上,这本书也极为特殊,既不全是回忆录,也不全是专著或自传;相反,书中既有回忆,也有反思,既有历史,也有基于直觉的探究。借用时下的一个流行词,这本书就像一辆“混合动力车”。
——新京报《史景迁:基辛格和中国》 这部重量级著作是基辛格博士几十年关于中国问题和国际战略研究的成果总结和智慧精华,对于我们以史为鉴、了解自我,扩大国际视野,推动中美两国增强互信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袁鹏
本书以详尽的历史资料和现实观察为基础,审视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外交,特别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以国家均势理论和现实主义的视 角,分析了中国未来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作用。本书有利于加深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也有助于中国人理解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态度。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刘建飞
增进相互理解是中美两国间永恒的课题。1948年,美国中国学巨擘费正清教授为此目的出版了《美国与中国》。60多年后,基辛格博士的巨著将帮助美国公众 更好地了解中国,尤其是近三四十年来的中国,中国的对外关系和中美两国的关系。作者既是国际政治理论方面的大师,又在国际关系的实践方面运筹帷幄,对中国 有着深切的了解,才写就了这本独一无二的著作。我们中国读者则可以从本书提供的丰富材料和这位智者的深邃见解中得到许多启示,以反观我们对自己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陶文钊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亨利•基辛格 译者:胡利平 林华 杨韵琴 朱敬文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哈佛大学博士、教授,美国前国务卿,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被称为“美国政坛常青树”、“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秘密特使访华,为中美建交开启了大门,为中美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有过深入的交往。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其主要著作有《大外交》、《白宫岁月》、《复兴年代》等。

目录

前言
第一章中国的独特性
第二章叩头问题和鸦片战争
第三章由盛转衰
第四章毛泽东的革命
第五章三角外交和朝鲜战争
第六章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
第七章危机四起的十年
第八章走向和解
第九章恢复关系: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结识之初
第十章准联盟:与毛泽东的谈话
第十一章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第十二章“不倒翁”邓小平
第十三章“摸老虎屁股”:对越作战
第十四章里根和正常化的开始
第十五章美国的窘境
第十六章什么样的改革?邓小平南方视察
第十七章又一次和解:江泽民时期
第十八章新千年
后记克劳备忘录:历史会重演吗?
中文注释
英文注释
致谢

序言
1962年10月,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召集一批高级军政领导人到北京开会。距首都2 000英里外的中国西部,在气候恶劣、人迹罕至的喜马拉雅山脉地带,中印两国军队在双方有争议的边界线两边互相对峙。争议起源于对历史的不同解释:印度坚称英国统治下划定的边界有效,而中国坚持以当年中华帝国的疆界为准。在此之前,印度沿自己认定的边界一侧建立哨所,中国则包围了印度的阵地。解决领土争端的谈判以搁浅告终。
毛泽东决定打破僵局。他追溯历史,借鉴了他正打算破除的中国古典传统。毛泽东告诉手下的军政领导人,历史上中国和印度打过“一次半”仗,北京可以从中汲取经验。第一次中印战争发生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公元618~907年),中国出兵支援印度王国打击非法作乱的敌手。中国出手干预后,中印两国之间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繁荣的宗教交流和经济交流。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场战争给人的启迪是,中国和印度并非注定是宿敌。两国仍可以长期和平相处,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不得不使用武力“敲打”印度,迫其回到“谈判桌上来”。在毛泽东的脑海里,那“半次仗”发生在700年后。当时的蒙古统治者帖木儿攻陷了德里。(毛泽东认为,由于蒙古和中国当时同属一个政治实体,所以这是“半次”中印战争。)帖木儿大获全胜,然而他的大军进入印度后屠杀了10万多名俘虏。这一次毛泽东叮嘱中国军队要做到“有理有节”。
毛泽东召见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正是他们领导着矢言要重塑国际秩序、与封建历史决裂的新中国——然而在座的人中没有一人质疑过距今久远的历史先例与中国当前的战略需求是否相干。根据毛泽东阐述的方针,中国开始制订进攻计划。几周之后,中国基本上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发起突然袭击,给予印度的阵地致命打击,然后旋即撤回到战前的实际控制线,甚至还退还了缴获的印军重武器装备。
难以想象,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领导人会借用千年之前战役的战略方针作出一项牵动全国的决定。同样难以想象,他确信他的同事能够领悟他借鉴历史事件的深意。然而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抑或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
其他社会,包括美国,都声称自己的价值观和体制普世适用。然而,唯有中国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始终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并使四周邻国默认这一观点。从公元前3世纪中国崛起为一个统一的强国到1911年清王朝的覆亡, 中国一直占据着历史悠久的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心地位。中国的皇帝高踞一个涵盖宇内的政治等级体制的顶峰(而且得到大多数邻国的认可),其他国家的君主在理论上都是他的诸侯。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体制是文明的标志。哪怕是地区性的竞争对手和外来征服者也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中华文明,作为自己合法性的标志(常常是走向被中国同化的第一步)。
虽然中国历经劫难,有时政治衰微长达数百年之久,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始终没有泯灭。即使在贫弱分裂时期,它的中心地位仍然是检验地区合法性的试金石。中外枭雄竞相逐鹿中国,一俟统一或征服它后,即从中国的首都号令天下,对中国乃宇内之中心这一前提从未有过任何异议。其他国家或以族裔、或以地理特征命名,而中国称自己为中国——“中土王国”或“中央之国”。若要了解20世纪的中国外交或21世纪中国的世界角色,必须首先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即使可能有过于简单化之虞。

后记
一些评论家,包括中国的一些评论家,重新研究了20世纪英德两国对抗的史例,并认为这是21世纪美中关系的预兆。两者的确有战略相似性。从表面上看,中国如同昔日的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复兴的大陆大国;而美国如同英国,是一个与这个大陆有着深厚政治经济关系的海洋大国。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曾比任何一个邻国都强大得多,但那些邻国若是联合起来,就有可能威胁、也确实威胁过帝国的安全。如同19世纪德国的统一一样,所有这些邻国的谋略必然受到中国这个强大统一国家复兴的影响。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这样一个体系演变成了以平衡的相互威胁为基础的均势。
战略互信能够取代一个战略威胁体系吗?许多人认为战略互信一词本身即自相矛盾。战略家只在有限范围内依赖假想敌的意图,因为意图是可以变的,主权的本质是不受另一权威影响而作出决策的权利。因此,以一国实力为基础的、一定程度上的威胁与主权国家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尽管罕见,但国家间关系可以变得非常密切,从而不必考虑战略威胁。北大西洋沿岸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战略对抗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国家的军事力量不是针对彼此。在他们看来,战略威胁来自大西洋地区以外,需要以联盟框架来应对。北大西洋国家间的分歧一般围绕着对国际问题的不同评估,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不同方式。即便是争论最为激烈的时候,仍不失家庭内部争吵的特征。软实力和多边外交是最主要的外交政策工具。一些西欧国家几乎已把军事行动排除在合法的国家政策工具之外。
亚洲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些国家认为与邻国处于潜在对抗状态。它们不一定在策划战争,只是不能完全排除战争的可能。如果无力自卫,它们便力求加入联盟体系,获得额外保护。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即为一例。许多亚洲国家经历过外国殖民,不久前才重获主权。对他们来说,主权是绝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原则在亚洲大行其道,更甚于其起源的欧洲大陆。主权概念被认为至高无上;侵略被定义为有组织的部队跨越边境;不干涉内政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在这样一个国家体系中,外交的目的是寻求维持均势的关键要素。
……
——截选自后记《克劳备忘录:历史会重演吗?》

文摘
插图:

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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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

论中国

论中国

论中国

日本的挑战
日本与中国四周的大部分邻国不同,其过去几百年里一直抵制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日本是一个岛国,距亚洲大陆最近处不过百十英里,在长期隔绝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独特的文化。日本基本上是一个单一语言和民族的国家,其官方意识形态强调日本民族的祖先起源于神。日本对自己独特的民族特征有一种近于宗教般狂热的信仰,日本社会及其世界秩序的顶峰是天皇。如同中国的天子,天皇被看做一个介乎于人与神之间的人物。日本的传统政治理论称,日本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裔。女神生了第一位天皇,并赋予他的子孙后代永久的统治权。因此日本和中国一样,认为自己远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天皇”这一称号本身——日本在给中国朝廷递送的公文中坚持使用这一称号——是对中国世界秩序的直接挑战。在中国的宇宙观里,人类只有一个皇帝,他的御座在北京。
如果说中国的例外主义是一个自诩驾驭万邦的帝国的体现,日本的例外主义则源于一个岛国的不安全感。它大量吸收中国的文化,但又害怕受其控制。中国人的唯我独尊感体现为,中国人笃信中国是唯一真正的文明,并邀请蛮夷到中国“接受归化”。日本人则坚持日本种族和文化独异的纯洁性,不愿意广施其惠泽,甚至不肯对那些出生在其神圣祖先之外的人解释自己。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日本与外国几乎没有任何接触,似乎哪怕是与外部世界的偶然接触也会损害日本独一无二的特征。日本参与国际秩序的有限活动主要是通过它与琉球群岛(今天的冲绳及周围岛屿)和朝鲜半岛上的各王国之间的朝贡体制。不无讽刺的是,日本领导人沿袭了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体制,作为与中国分庭抗礼的手段。
亚洲其他地方的人民接受了中国朝贡制度的礼仪,把同中国的通商称为“朝贡”,借此打入中国市场。日本拒绝假朝贡之名与中国通商,坚持至少要与中国平起平坐,甚至凌驾于中国之上。虽然中日两国之间一直有着贸易往来,17世纪关于双边贸易的讨论却陷入僵局,因为两国都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不肯遵从对方礼仪。
如果说中国在其漫漫边疆的势力范围因帝国实力和四周藩属实力的消长而变化的话,日本领导人则把摆脱本国的安全困境视为一个艰难的抉择。日本政治家的优越感不在中国朝廷之下,但认为日本犯错误的空间远比中国小。他们把谨慎的目光投向西边,一个由历代中国王朝控制的大陆,有的王朝政令直达日本的近邻——朝鲜。日本的政治家因此常有一种生存危机感。日本的外交政策因而在以下两者之间摆动,有时变动突如其来,要么与亚洲大陆不即不离,要么兴兵征伐,以求取代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
和中国一样,19世纪中叶,日本也与拥有它不熟悉的技术和绝对优势兵力的西方兵船遭遇。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的“黑船”抵达日本。然而,日本从这一挑战中得出了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结论:它敞开国门接受外国的技术,革新政府机构,以求沿袭西方大国的崛起之路(日本得出这一结论也许是因为日本基本未受鸦片之害,故不排斥外国思潮)。1868年,明治天皇在其《五条誓约》中宣示了日本的决心:“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日本的明治维新和赶学西方技术的努力为惊人的经济进步打开了大门。随着日本发展成为一个近代经济体和强大的军事大国,它开始力争西方列强享有的特权。岛津齐彬是19世纪日本的一位藩主,是主张实现技术近代化的重要倡导者。用他的话说,日本的统治阶层得出的结论就是:“先人而动,则吾制人;后人而动,则吾制于人。”
早在1863年,李鸿章即指出,日本终将成为威胁中国安全的首患。甚至在明治维新前,李鸿章就已撰文讲述过日本如何应对西方国家的挑战。1874年,日本借口此前台湾土著部落与一艘搁浅的琉球岛民船只发生冲突出兵伐台。39李鸿章称日本:
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蔑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日本人眼看中国这个庞然大物日益外强中干,开始谋划取代中国,称雄亚洲。中日两国互不相让,终于在朝鲜—一个夹在两大雄心勃勃的邻国中间的国家—爆发了冲突。

毛泽东访苏
毛泽东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两个月之后,就于1949年12月16日前往莫斯科。这是他第一次重大的外交行动,也是第一次出国访问。出访的目的是和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结盟,但这次出访以及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却把原本有望建立的中苏同盟变成了美国、中国和苏联之间的三角外交——三个国家彼此之间相互拉拢、打击。
毛泽东在到达莫斯科的当天就和斯大林进行了会晤。毛泽东强调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不料,毛泽东访苏后不到一年,美中两国就兵戎相见。
对日战争结束后,解放了的朝鲜半岛分为美苏两个占领区,北朝鲜便是1948年9月根据美苏双方达成的协议在苏占区成立的。
其实斯大林并不想帮助中国恢复经济,他还没有忘记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叛离。铁托是欧洲唯一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靠苏联占领获得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毛泽东访苏前一年,铁托刚刚同苏联决裂。斯大林决心不再让此类事情在亚洲重演。他明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在地缘政治上意义重大;他的战略目标是操纵这一胜利产生的结果,从中得益。
斯大林一定非常清楚,和他打交道的毛泽东绝非等闲之辈。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胜出为苏联所始料不及,而且胜利还是在无视苏联劝告的情况下取得的。尽管毛泽东宣布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会“一边倒”——倒向苏联,但是,在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中,他是最不必仰息苏联的,因为他掌管着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相信,美国关于谁“丢掉了”中国的激烈辩论预示着美国最终会企图扭转中国内战的结果——这也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引导他达成的必然结论,因此他要争取从苏联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物质和军事支持。他访苏是为了建立正式同盟。
不过这两位共产党的领袖注定不会轻易合作。当时斯大林已在位近30年。他以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战胜了国内的一切反对力量,领导苏联打败了纳粹侵略者。他的每一次清洗运动都有数百万人受害,就在毛泽东来访时,他又在策划新一轮的清洗。这时的斯大林已经不再理会意识形态,而是根据他对苏联民族历史的残酷解读,靠无情、多疑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统治方法治国。
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在中国漫长的抗日战争期间,斯大林完全不把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实力看在眼里,对毛泽东立足农村,依靠农民的战略更是嗤之以鼻。苏联一直和国民党政府保持着正式的外交关系。1945年对日战争结束时,斯大林迫使蒋介石在满洲和新疆赋予苏联以当年沙皇俄国享受的同等特权,并承认外蒙古这个名为独立、实则受苏联控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斯大林还积极支持新疆的分裂势力。
同年在雅尔塔,斯大林作为出兵对日作战的条件,坚持要求罗斯福和丘吉尔承认苏联在满洲的特殊权利,包括使用旅顺的一个海军基地和大连的一个港口。1945年8月,苏联和国民党当局签署了承认《雅尔塔协定》的条约。
在这种情况下,两位共产党巨头在莫斯科的会面不可能是同志间本应有的热情拥抱。当时任苏共政治局成员的赫鲁晓夫回忆说:
斯大林喜欢对人表现他的好客,他也很会做主人。但是在毛泽东来访期间,斯大林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见他一面——斯大林自己不见,也不让别人去招待,结果没有人敢去见毛泽东……毛放话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他就要回国。斯大林听说了毛泽东的抱怨后,好像又和他吃了一顿饭。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斯大林不会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放弃对日参战为苏联所攫取的好处。在和斯大林的谈话中,毛泽东首先强调,他需要和平。他说:“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问明一个问题:怎样保障国际和平,保障程度如何?”
斯大林说,和平的前景不用担心,他这么说可能是为了使毛泽东不至于马上提出紧急援助的要求,为了减少结盟的紧迫性:
苏联也首先致力于和平问题,虽然它实现和平已有4年。至于说中国,现实并不存在对它的直接威胁:日本还没有站起来,因此它还没有准备好打仗;美国虽然在叫嚣战争,但它最怕打仗;而欧洲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难道金日成会到中国去打仗?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和睦相处,和平的保证可能不仅5到10年,而可能是20到25年,也许更长。
若果真如此,就真的不需要建立军事联盟了。当毛泽东正式提出这一问题时,斯大林明确表示了保留意见。他语出惊人地说没有必要制定新的盟约;现有的那份在截然不同的情况下签署的条约就够了。他解释说苏联采取此一立场是为了避免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雅尔塔协定》所涉条款提供法律上的借口”。
斯大林的言外之意是,苏联与毛泽东刚刚推翻的政府签订的那份协议是对中国的最好保护。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还以此为理由,提出苏联当年强迫蒋介石在新疆和满洲作出的让步也应保持不变,而且还要求毛泽东主动这样做。毛泽东这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把斯大林的主意重新自行解释,这一解释等于对斯大林表示了拒绝。他说,满洲铁路沿线的现有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这条铁路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中国的人员一训练完毕即马上接手,而苏联顾问可以待到训练完成。
这两个大谋略家在大谈两国友好和意识形态上的团结一致时,施展各种手段争夺上风(以及中国边疆的大片土地)。斯大林是老大哥,实力也一度较强;而毛泽东从地缘政治意义上说则更有自信。两人都是顶尖的谋略家,都明白按照他们制定的政策走下去,总有一天两国的利益会发生冲突。
经过一个月的讨价还价,斯大林让步了,同意缔结一项结盟条约。但是他坚持在对日和约签订前,苏联保留在大连和旅顺的基地。1950年2月14日,莫斯科和北京终于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规定了毛泽东想要达成而斯大林却尽量回避的内容,即在发生与第三国冲突时互助的义务。在理论上,条约规定中国有义务在全球范围内驰援苏联;而实际上,也意味着如果中国周边地区的潜在危机加剧,中国将得到苏联的安全保障。
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十分沉重:满洲和新疆的矿山、铁路和其他的让步;允许苏联使用大连港,以及维持其在1952年之前一直使用旅顺海军基地的权利。多年后,毛泽东还在对赫鲁晓夫愤愤地提及斯大林企图通过逼中国作出这些让步,在中国建立“半殖民地”的行径。
对斯大林来说,这个东方邻国有一天若成为强国,将是苏联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巨大威胁。没有哪个苏联统治者能无视中苏两国长达2 000英里的边界及两边巨大的人口差距:一边是中国的5亿多人口,另一边苏联西伯利亚的人口总数还不到4 000万。对苏联来说,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人口规模才会成为重要的战略优势呢?显然,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并没有减轻这一担忧,反而使疑虑加重了。斯大林老谋深算,他确信如果强人自认为能靠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就不会承认盟友的优势和重要性,不管这个盟友有多紧密。通过与毛泽东面对面的接触,斯大林一定清楚,毛泽东绝不会接受别人在理论上比他高出一筹。

内容简介
《论中国》是美国前国务卿、“政坛常青树”亨利•基辛格唯一一部中国问题专著。他以一位资深外交家和思想家的独特视角,分析和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传统,从围棋文化与孙子兵法中探寻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模式,特别是试图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决策机制,以及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中美建交、三次台海危机等等重大外交事件来龙去脉的深度解读。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基辛格博士还在书中记录了自己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
《论中国》用世界视角国际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的过去和未来,凝结了基辛格博士的战略理论以及对中国问题数十年的研究成果,注定将成为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中国重新认识自己的一部重量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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