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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洗脚上岸读历史》由《百家讲坛》主讲人王立群教授、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孙筱教授联袂推荐!

作者简介
田夫,1969年10月生,现居深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经济人物,二十岁即拥有自己的庞大产业群,身家钜万。大起大落之后,开始研读历史,探索人性、社会、国家等问题,试图从漫长的历史中寻找人生的真谛。其作品视角独特,每于平常处翻新意;风格犀利,所行所止皆元气淋漓。出版有《我与亿万财富擦肩而过》、《位子决定脑子》等著作,《官场人情账》一文被选入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试卷。

目录
第一辑历史的坏蛋逻辑
流寇与坐寇
独裁不是一天炼成的
一代不如一代
王朝的循环怪圈
历史的坏蛋逻辑
位子决定脑子
有刑治没法治
德政可以休矣
功狗的下场
第二辑官场的不传心经
官场运筹学
官场食物链
官场腾挪术
官场人情账
官场的腐败定律
官场的风险成本
官场的不传心经
官场秩序的破坏者
第三辑皇帝光棍做
人性与猴性
皇帝老儿的太阳情结
皇帝老儿的包装术
皇帝老儿的隐身份
能跳便是草头王
远来的和尚好念经
得天下者得民心
专业人才与帝业无缘
书痴与白痴
皇帝光棍做
扛着红旗反红旗
为天下者不顾家
行尧舜之事
第四辑历史的真相
汉武帝才是皇帝们的祖师爷
刘备义气吗
两个短命王朝沦亡探秘
从隋炀帝弑父烝母说开去
玄武门之变的真相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贞观之治
我来剥德龄公主的皮

文摘
版权页:

洗脚上岸读历史

历史的坏蛋逻辑

我们打小就被告知,人类的历史进程是符合进化原则的,先进打败落后,文明打败野蛮,善打败恶,好打败坏,新打败旧……诸如此类。这种灌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使我对后来的取代者都满怀敬畏,因为它们代表的不仅仅是正义和进步,更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向。
后来阅世渐深,读书渐多,才发现这样自低向高的进化之路至少在某一时期是说不通的。如魏晋之后的五胡乱华,宋之后的蒙元南下,明之后的满清入关,这些后来的取代者无不是彻头彻尾的落后部族政权,无不是野蛮对文明的颠覆,落后对先进的打击,与所谓的历史进步挨不上边。此外,我们的历史也并非如教科书中所描绘的,一向处在革故鼎新一路前行的进程中,而是除了异族入侵,绝大多数时间在原地打转:
曹丕篡汉建魏,司马氏又篡魏建晋,刘裕又篡晋建宋,萧道成又篡宋建齐,萧衍又篡齐建梁,陈霸先又篡梁建陈。这一路篡下来,前后政权易手了六次,史称六朝。
接下来一出连轴转的好戏,始于宇文觉篡西魏建北周,杨坚篡北周建隋,李渊篡隋建唐,朱温篡唐建后梁。这一次江山易手五次。最后一出篡立大戏始于郭威篡后汉建立后周,赵匡胤又篡后周建北宋。
这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政治闹剧,可以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一句话来形容:“当你埋葬前人的时候,将要把你抬出去的人,已经站在了门口。”北宋范仲淹有一首诗:“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对于历史的宿命轮回,中外见解空前一致。刘宋末帝刘凖被逼迫退位时,萧道成的帮凶王敬则对他说了一句话:“官先取司马家亦复如此。”(语见《南史·王敬则传》。)一报还一报,报应不爽。六朝人尚佛,是有现实基础的。
新政权取代旧政权后,往往在史书中留下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里头的缘由其实很简单。
中国历史上的新王朝大都建立在前朝的废墟上,多年的兵连祸结往往造成十室九空、人口锐减。西汉灭亡前的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总人口有5959万,(参见《汉书·地理志》。)经过东汉末的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到曹魏景元四年(263年),魏蜀两国人口合计不过537万,加上吴国的230万,全国人口总计才767万。(参见《后汉书地理志》注引《帝王世纪》及《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二百六十一年间,生民八余其一。唐代全盛时的天宝十三年(754年),全国人口有5288万,(参见《旧唐书·玄宗本纪》。)到安史之乱后的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十年间全国人口锐减三分之二,仅余1692万。(参见《旧唐书·代宗本纪》。)死者不幸生者幸,空出的社会资源需要重新分配,十室九空变成了十室归一,民众得到喘息的同时,又凭空掉下数倍于前的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力想不恢复都难,中间并没有当权者的任何功劳。
小民们在这样的宿命轮回中被王化了三千年,同时也被幸福了三千年。

清末启蒙思想家谭嗣同有一句话:“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语见《仁学》第二十七章。明末启蒙思想家唐甄也有类似的一句话:“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语见唐甄《潜书·室语》。)一个说帝王是盗,一个说帝王是贼,合二人之言,所谓帝王者,盗贼而已。
这些发自末世的呐喊,对一个积重难返的民族来说,往往不会有什么振聋发聩的功效。明末有人觉醒了,可是接着整个民族又浑浑噩噩了三百年;清末又有人觉醒了,可是接着整个民族又原地迷离了。历史的罗圈腿教人扼腕,长太息以掩涕。
这些发自末世的怒吼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是因为旧的威权已经垮台,新生政权需要一些开明的言论以区别于旧政权,为自己的“以新代旧”张目。
皇帝对自己的隐身份,却是十分在意的。被赵翼指斥为“盗贼”的明太祖,对与贼音近的“则”字和“强盗”音近的“疆道”都敏感到不行。《廿二史劄记》卷三十二记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览之大怒,说:“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就把徐一夔斩了。明人宋端仪《立斋闲录》谓:“翰林编修张姓者能直言,不能容,出为山西蒲州学正。例应进贺。撰表,高庙阅之,识其名。见其表词有曰‘天下有道’,又曰‘万寿无疆’,发怒曰:‘此老还谤我,以“疆道”二字拟之。’”
自汉高祖刘邦以诈力权谋取天下始,狡诈和无耻的帝王术就成了王霸之徒的必修课,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才是成就无人比匹的孤寡境地的不二伎俩。我们的历史并不是淘尽狂沙见真金,而是劣币驱除良币,是坏人战胜好人、大坏蛋战胜小坏蛋。坏蛋横行才是中国历史的本质。

犹太作家皮利磨·拉维说,要“敢于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是——最坏的、能适应的活了下来,最好的都死去了”。
这话也对也不对,最坏的“活下去”是对的,最好的“都死去”是错的。因为权力本不是好人的游戏,好人没资格登上权力的竞技场,偶尔撞上了,也只是历史的误会、上帝的错失,错把一只羊扔进了狼群。刘宋末帝刘凖临难前哀叹“唯愿后身生生世世不复天王作因缘”,(语见《南史·王敬则传》。)话里的无奈与无助叫人唏嘘。南齐废帝郁林王萧昭业也认为:“今见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帅,动见拘执,不如市边屠酤富儿百倍。”(语见《南史·齐本纪下》。)
皮利磨·拉维话里的“好人”,指的只能是相对不那么坏或还没有彻底坏透的家伙,而不是道德层面上的好人。中国古代被谥为和帝、顺帝、恭帝、敬帝、静帝的失败者,单从谥号上就能看出他们大多是现实意义中的弱者,是传统道德层面上的和顺恭敬之辈、清静无为的不争者。晋恭帝司马德文甚至被政治对手赞为“明德光懋”、“众望攸集”(语见《晋书·恭帝纪》。)的大有为之主;刘宋末代皇帝顺帝刘凖,“姿貌端华,眉目如画,见者以为神人”。(语见《南史·宋本纪下》。)
对于小百姓来说,以上诸位或许是羊群中的豺狼,但在王霸之徒眼中,他们只是羔羊,或者至多算是一匹未成年的小狼。
刘宋顺帝刘凖被杀时,虚岁十三。(事见《南史·宋本纪下》。)齐和帝萧宝融被杀时,虚岁十五。(事见《南史·齐本纪下》。)梁敬帝萧方智被杀时,虚岁十六。(事见《梁书·敬帝本纪》。)西魏恭帝拓跋廓被杀时,虚岁二十一。(事见《北史·魏本纪五》。)北周静帝宇文衍被杀时,仅虚岁九岁。(事见《周书·静帝纪》。)如果把他们也归入坏蛋行列的话,那么他们至多算坏蛋中的弱者。刘宋顺帝刘凖禅位时,吓得“逃于佛盖下”。(事见《南史·宋本纪下》。)这位笃信佛陀的倒霉皇帝,在浩劫临门时,能想到的庇护,也唯有菩萨的慈悲了。

如果我们了解威权政治的本质,就会对坏人的一路得意有所释怀。
盗亦有道。做一名成功的强盗,也要讲求强盗逻辑,有所为有所不为。当一个按套路出牌的强盗碰上一个完全不顾套路的强盗,失败就变得理所当然。所以当失败的强盗引颈就戮、身死国灭时,往往都会有悔不当初的痛心疾首,后悔当时的一念之慈,痛惜当年的一息之仁。正如韩信被执时,感慨“吾悔不用蒯通之计”,(语见《史记·淮阴侯列传》。)亦如魏徵所说“太子蚤从徵言,不死今日之祸”。(语见《新唐书·魏徵传》。)
不半渡而击、不擒二毛的宋襄公成了千古笑柄,还没坏透的楚霸王乌江自刎,不谙权谋诈术的臧洪身首异处,相对迟钝的李密横死刀下,比较仁厚的李建成一箭穿心,稍为爱民的张士诚挫骨扬灰。笑到最后的是楚成王、刘邦、曹操、刘备、李渊、李世民、朱元璋这类崇尚诈力权术的阴谋家。相对仁慈的一方最终都为自己的妇人之仁付出了血的代价,被自己的不忍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在一个以权谋诈术为主体的社会里,历史只能是坏人的舞台。坏人战胜好人或稍好的人,才是王朝更迭的本质。
我们的教育,一直宣扬成为好人是成就功业的基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试想,如果普天下之人都奉行这一成功学,称王称帝者会多到何种程度?
所以,要想成就王霸之业,首先要成为社会的另类和异数。在好人遍天下时,要努力成为暗中的坏人;在坏人遍天下时,要努力成为明面上的好人。凡事必须跟对手们逆着来,你的成功才能让对手始料不及,这可以算是竞技社会最普遍也最适用的制胜法则。

我们还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以为只有政治开明才能成就经济上的繁荣,其实并不尽然。乾隆时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32%,(参见戴逸的《中国经济的千年态势与复兴之路》。)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中,也认为中国的GDP在公元1820年占世界的329%。比今天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还要大。然而,史称盛世的康雍乾三朝,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政治上却极端反动保守。单乾隆一朝,兴起的文字狱就有一百三十多起。章太炎认为,乾隆朝禁书“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语见《哀焚书》第五十八。)鲁迅也认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语见《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用万马齐喑来形容当时严峻的政治现实,并不为过。
经济上的繁荣绝不能建立在错误的方法上,以错误方法取得的成就,绝不是百姓之福,只能是百姓之祸。一再重复的历史证明,错误基础上的繁荣并不具有可持续性,治乱相仍,接续所谓的盛世而起的必然是漫长的乱世。
汉有“文景之治”,但此后见于《汉书》、《后汉书》的“人相食”比比皆是。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春、元鼎四年(前113年)夏,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九月、二年(前47年)六月,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王莽天凤元年(14年)、地皇三年(22年)二月、新朝末年,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安帝永初三年(116年)三月、十二月,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四月、永寿元年(155年)二月,灵帝建宁三年(170年)春正月,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四月至七月、建安二年(197年),皆有此类记载。(参见《汉书·武帝纪、元帝纪、食货志、王莽传》与《后汉书·刘盆子传、安帝纪、桓帝纪、灵帝纪、献帝纪》。)
唐有“贞观之治”,然而见于旧、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人相食”同样层出不穷。就在后人称羡不已的“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那段辉煌时期内,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夏五月,关中地区“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三。)一场自然灾害,便能击垮所谓的盛世。盛唐尚不过尔尔,更别提安史之乱后的末世了。
明有“成宣之治”,然而见于《明史·五行志》的“人相食”惨剧便有十四次之多,天顺元年(1457年),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弘治十七年(1504年),嘉靖三年(1524年)、三十一年(1552年)、三十六年(1557年),万历十六年(1588年)、二十九年(1601年)、四十四年(1616年)都发生过。崇祯朝无疑是明代最为黑暗的时期,崇祯七年(1634年)、九年(1636年)、十年(1637年)、十二年(1639年)、十四年(1641年),“人相食”的惨剧频繁发生。除《五行志》记载的五次之外,《明史》记载崇祯一朝的“人相食”事件还有四次:崇祯六年(1633年),河间“岁旱饥,人相食”;(语见《明史·忠义三》。)崇祯九年(1636年),“山西大饥,人相食”;(语见《明史·庄烈帝纪》。)崇祯十三年(1640年),“两畿、山东、河南、山、陕旱蝗,人相食”;(语见《明史·庄烈帝纪》。)崇祯十四年(1641年),左懋第督催江南漕运,道中驰疏:“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语见《明史·左懋第传》。)
崇祯皇帝在位短短十七年,见于《明史》的“人相食”记载便有九次之多,平均一年多便要发生一次。
清代有“康乾盛世”,但见于史料的“人相食”一点也不比前朝少。单《清史稿·灾异志五》所载,便有十四次。
不绝如缕的“人相食”告诉我们,历史传说所谓繁荣,不过是“虚荣”而已。表面的“繁荣”背后,无不掩盖着小百姓们无法承受的惨重代价。

内容简介
《洗脚上岸读历史》内容简介:《百家讲坛》主讲人王立群教授、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孙筱教授联袂推荐!《洗脚上岸读历史》着力于破解一个古老民族的隐性性格特征,揭示数千年来相沿成习的种种民族痼疾。作品以传统中国循环的王朝更迭和复杂的官场生态为主要阐述对象,结合作者跌宕起伏的人生阅历,详尽地剖析了竞技社会种种最基本的显达法则和好为人主的民族基因的递嬗演变历程,以及得天下者得民心的历史真实。作者试图通过一系列全新的思维定势来透析传统中国不尽滚滚来的王霸乱象,以期为今人提供一个看待史实与现实的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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