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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音调未定的传统》编辑推荐:什么是传统?有没有一成不变的传统?当传统遭遇潮流,我们该如何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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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中国历史非但没有证明我们的国度存在过自孔子以来便一成不变的传统,而且只能证明所谓传统总在发生时空连续性的变异。就是说,我们和我们的高曾乃至祖父辈,已经出现了文化隔阂,更遑论更遥远的时代或更阔略的空间的文化变异和交互影响的历史真相。
  ——朱维铮

作者简介
朱维铮,1936年生,江苏无锡人。1955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60年毕业后留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现为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著有《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及二集)》、《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中国经学史十讲》、《壶里春秋》、《重读近代史》等。编校注释有《中国历史文选》修订本、《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章太炎全集》第三卷、《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等近百种。

目录
再版前言
初版小引

引言音调未定的传统
一 错杂的音调
二 传统的力量
三 普世的问题
四 岂可“先立论、后求证”
五 诠释的悖论
六 没有一贯的传统
七 现状的昭示
八 逻辑内涵也不一致
九 难说的本土传统

卷一 述史七篇
从乾隆到嘉庆
一 太上皇死了
二 难破的坚冰
三 在地球的那一面
四 鸦片怎样由药品变成毒品
五 如此庸主 洪亮吉案
一 太上皇的遗产
二 洪亮吉其人
三 为什么“机局未转”
四 世纪初的文字狱
五 皇帝的罪己诏
六 帝国依然静悄悄
道光帝和他的首相
一 “有胆有识”的皇帝
二 盐枭首相曹振镛
三 世仆总管穆彰阿
“何敢自矜医国手”
一 关于龚自珍之死
二 关于龚自珍的新边疆观念
三 关于龚自珍的药方论
魏源:尘梦醒否?
一 两首诗
二 一部书
三 这个人 “尸谏”
一 以自杀谏君
二 王鼎的死
三 吴可读的故事
四 非英雄的悲剧效应
张之洞与《书目答问》二种
一 学政诲士
二 天子使者告生童
三 《书目答问》的著作权
四 张之洞“指示门径”
五 清学史的提纲

卷二 记诤七篇
康有为和朱一新
一 近代文化史的有趣文献
二 康有为是秦始皇的“知己”?
三 晚清公羊学的方法问题
四 康有为受不了的两点批评
五 《新学伪经考》初始效应的见证
神州长夜谁之咎?
——析夏曾佑与宋恕的通信 忘却了的公案
——关于红学的索隐派
从《实理公法全书》到《大同书》
一 中国式的乌托邦论
二 欧氏几何的思维方式
三 自己吓倒自己
四 寻求在古典中立足
五 一个中间环节
六 未完成的初稿
七 破九界与张三世
八 诉苦中的悖论
九 未了的争论
《民报》主编章太炎
一 革命观的主线
二 国家论的矛盾
三 反满宣传的真相
四 光复口号的涵义
刘师培的脚印
一 不变与善变
二 刘师培与何震
三 假如他像蔡元培所说
四 盖棺未论定 辜鸿铭,生平及其他非考证
一 知名度:在中国远不及西方
二 复辟论:他在中心位置么?
三 传奇的生平:连梁漱溟也上当
四 文化保守主义:“是什么”仍待揭示

卷三 通论七篇
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一 关于基本概念
二 关于传统文化
三 关于文化传统
四 “证据只能由历史本身提供”
文化的类型
中国文化的历史及其他
一 一个反比
二 排毒与排外
三 连续性与独特性
四 分解与整合
中国文化史的小史
隔膜的理解
何谓“人文精神”?
后顾与前瞻

卷四 分论五篇
孔子与教育传统
一 孔子与中世纪儒学教育
二 寄希望于教育的孔子
三 晚年孔子的教育思想
四 卫道与明术
五 中世纪候补文官教育
六 儒学教育双水分流
七 中世纪文化的一种缘饰
基督教与近代文化
一 引言
二 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
三 耶稣会士向往中国
四 基督教在华梅开三度
五 十八世纪的相反记录
六 马礼逊与太平天国运动
七 从“教难”到“教案”
八 “传教宽容条款”
九 利玛窦的后继者们
十 在华的自由派传教士
十一 “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
十二 剪影与参照

清末的民族主义
一 一个老问题
二 谁当承其“咎”
三 由“现状”引发的政治诉求
四 孙中山的矛盾主张
五 是不是种族主义?
六 赘语
晚清上海文化:一组短论
一 华人怎样侵入租界
二 中国都市史的一个反例
三 近代上海的五种性状
四 土特权变洋特权
五 在祖国的外来人
六 西化、半西化和上海式华化
七 没有民主权利而有说话自由
八 还有更多的疑问
失落了的“文艺复兴”
一 被忽略的事实
二 幻想的由来
三 章太炎模拟文艺复兴
四 《国粹学报》
五 胡适说整理国故
六 五四青年的实践
七 仍属虔诚的希望

卷五 另说五篇
真大师的群体掠影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序
一 名目很古也很新
二 “大师”的界说
三 现代大师的个性
四 真大师的群体意义
五 再现尚未完成 《大师》与大师
一 结缘《大师》
二 何谓大师?
三 大师的实例
四 对《大师》创作的理解
五 《大师》将有怎样的效应?
六 “大师”应由谁封?
谈《大师·陈寅恪集》
又说“国学大师”

附:谈学——朱维铮答李天纲

文摘
版权页:

音调未定的传统

尸谏
中国古有“尸谏”之说。典出《韩诗外传》,说是春秋时卫国大夫史鱼,病死前立下遗嘱,命其子不可在正堂治丧,因为他生为人臣,“不能进贤而退不肖”;卫君去吊丧,得知此语,立即召蘧伯玉而贵之,同时黜退幸臣弥子瑕。《韩诗外传》因此称道史鱼,“生以身谏,死以尸谏,可谓直矣。”
这则故事的真实性很可疑,这里不去说它。故事本身表明,所谓“尸谏”,在西汉经今文学家眼里,无非是臣子生前以言正君,不被采纳,死时命家属不依礼停尸,以引起国君注意而改正过失。
但不知从何时起,“尸谏”的涵义,变成了把自杀当作谏君的最后手段。
明嘉靖间海瑞上疏“骂皇帝”,事先预备了棺材,那是向皇帝表示不怕死,宁毙于廷杖之下,仍要危言谏君。后来杨光先在崇祯中舁棺上疏,控告首辅温体仁,不过是对海瑞的拙劣模仿,制造轰动效应以侥幸得官而已。但这都证明,迟至明末,“尸谏”仍不意味着自杀。
岂知时至晚清,却出了以自杀为“尸谏”的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道光朝的重臣王鼎,一个是光绪初的小官吴可读。
二王鼎的死
陕西蒲城人王鼎,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已中进士,点翰林。据《清史稿》说,他为人极重操守,“生平不受请托,亦不请托于人”。据《清史列传》所载他的履历,他由翰林院转詹事府,坐了多年冷板凳,只因无人保荐,直到嘉庆十九年才被皇帝发现是个人才,升为侍郎。从此在吏户刑工四部转来转去,至道光五年(一八二五)任军机大臣,显然由于他已成为帝国政府的首席财政专家。次年他便补户部尚书,时间长达十年多。
王鼎主管户部的最大政绩是整顿盐务积弊。食盐专卖是清帝国税收的最大来源之一,也是官商勾结营私舞弊的主要渠道之一。王鼎首先清理了北方盐商积欠官府的债务,采取豁免旧欠、贴补运费等手段,使长芦盐务税收大增。但他的主要视线在两淮盐务。
淮盐的产量质量均居帝国首位,无论官商民都看成是利薮,产运销各地的官吏、军人、专卖商及土豪、劣绅、黑社会,无不从中捞取油水,因而贪污最烈,盘剥最甚,关卡最多,走私也最猖獗,落到盐工和广大平民头上的负担也最重,国库收入反而有减无增。
这种情形,在道光即位后越发严重,一大原因在于世代包揽淮盐专卖的徽州“纲商”首领之一的曹氏家族,出了个首辅曹振镛。关于此人的政治作为,我已在前文指出。此人表面憨厚,实则按照中世纪任何时期的标准,都属于加剧政府腐败趋势的“奸相”之列。他在道光朝三十年的前半期,以首席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并且是道光帝为太子时的师傅的身份,敢于当皇帝面排挤同僚,可谓权势可畏,当然成了两淮盐务中官商狼狈为奸的保护神。王鼎要想整顿两淮盐务,即使稍微触及“纲商”,也无异于冒犯宰相家族的世袭权益,何况他的目标是取消“纲商”包揽淮盐产运销的特权。
因此,当两江总督陶澍提出改革两淮盐务方案以后,如果没有王鼎在帝国政府中以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的职权从中主持并前往江宁共同策划,是不可能付诸实践的。那过程很复杂,简单地说,就是王鼎拉住了户部满侍郎宝兴,与陶澍共同提出整顿淮纲全局章程,用杜绝走私以确保税收并纾解民困的名义,打动了皇帝,使他同意裁撤两淮盐政,使“纲商”失去代代传承的权力依托,又同意把专卖权力分散给来自各省发给许可证的“票商”承包,使大盐商的垄断利益分散给相互竞争的小盐商,从而保证国库收入。此计果然奏效,道光中叶的两淮盐税年增以银百万两计,经济史家也由此盛称陶澍是这时代最出色的地方改革家,并且争论这一改革是否陶澍幕府中策士魏源首先提出的建议。但无论如何,在封疆大吏仍然仰仗专制君主鼻息的鸦片战争前夜,没有皇帝信用的财政大臣居间主持,任何整顿地方税收积弊的愿望,再良好也只能止于愿望。
有趣的是曹振镛的反应。据《清史稿》曹振镛传,“世以盐业起家”,“及改行淮北票法,旧商受损,振镛曰:‘焉有饿死之宰相家!’卒赞成,世特以此称之。”
但曹振镛真的从内心赞成这项改革么?有史为证,在改革章程被皇帝批准后,王鼎便“寻以失察捐纳房书吏蔡绳祖等私造假照,降二品顶带”,时在道光十年。次年初即被排出军机处,去署直隶总督,“恭遇五旬万寿,赏还一品顶带”,随即又因失察清河县民传播邪教,“镌一级留任”。直到道光十五年正月曹振镛死了,才在次月被任为协办大学士,上距他入军机已有十年。照帝国旧例,任军机大臣兼尚书,应该很快入内阁。但王鼎不但等了十年才获得内阁副职,还要再等三年,七十二岁了,才被皇帝授为东阁大学士,成为第二副首相,尽管那时作为军机大臣的资历,他已超过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首席大学士潘世恩,堪称帝国政府最为元老的重臣。
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鸦片战争发生,王鼎又成为主战论者。他的具体主张,已经于史无征。我们但知他在次年七月英国侵略军再度北犯闽浙沿海之后,作为帝国中枢主战最力的领袖人物,突然被皇帝派往河南,主持堵塞黄河决口的河工。道光帝和他的参谋总长穆彰阿,没有料到时隔半年,堵塞黄河决口的工程便合拢。皇帝也不得不明令取消上个月因河工险情而给王鼎的“革职留任处分”。皇帝更没料到,他派王鼎出督河工,同时命令已革两广总督林则徐往东河总督麾下效力,给两人造成了相处的机会。帝国政府现任的主战派领袖,与前任赴广东禁毒的钦差大臣相见恨晚。致使河工告成之后,年届七十五岁的帝国头号元老、政府三号重臣王鼎,悲林则徐的不幸,愤穆彰阿的卑劣,在皇帝面前力争不可与“英夷”议和,得到的回应却是皇帝说他积劳成疾而需要休养。对于毕生“忠贞致身”的王鼎来说,这无异是得到了皇帝下达的箝口命令。他要么尸位素餐,要么呈请退休,否则只能以死表示自己坚持忠君爱国的信念。看来王鼎选择的是末路。于是徘徊数日,他果然“闭户自缢”了。
相传王鼎自杀前留有遗书,内容是控告穆彰阿,保荐林则徐。但他的政敌,似乎嗅觉更灵敏。道光帝信用的前后两任首辅,曹振镛和穆彰阿,在朝廷内都建立了效忠于己的班底,尤其重视在军机章京中安插亲信。当时最受穆彰阿宠任的军机章京陈孚恩,首先发现王鼎自杀。
这个陈孚恩,似乎是自愿充当代穆彰阿监视王鼎的特殊角色。这也难怪。王鼎由河南回京,断定道光帝违反诺言,仍将林则徐充军伊犁,是穆彰阿暗中捣鬼的结果,于是每见穆彰阿必厉声诟骂,甚至在皇帝召见军机大臣时,面斥穆彰阿是当世的秦桧、严嵩。皇帝却一再优容,至多避席不听。这很可怕,万一皇帝听多了,转而疑心穆彰阿的确在玩弄他,那时首相及其党羽岂非一锅煮了么?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一(一八四二年六月九日),陈孚恩发觉军机六大臣,唯有王鼎未赴早朝。那时皇帝住在圆明园,军机大臣们照例随住园寓。陈孚恩立即奔往王鼎寓所,见其子王沆与家人正围着尸体惊哀失措。因为大臣自缢,在帝国政治生活中是大事,照例必须奏报皇帝派人验视现场,再向皇帝奏明死因,才可办理后事。这个机要秘书够大胆的,当下擅自命其家人解下尸体,亲自搜身,果然在衣带中发现弹劾穆彰阿的遗疏。他立即恐吓王沆,说是此疏必定越发激怒皇上,奏闻后别说王鼎得不到恤典,你这个翰林院编修也必定废弃终身云云。王沆害怕了,同意陈孚恩篡改遗疏,并向皇帝伪报王鼎暴疾去世。
皇帝闻奏,据说也有点疑心王鼎并非正常死亡,但既然死者之子如此报告,而王鼎早过古稀之年,加以皇帝本人刚给这位老臣以重大刺激,他还能深究吗?于是道光帝对此深表震悼。当然,王鼎的后事是够风光的,追赠太子太保,赐谥文恪,入祀贤良祠等等。
可是王鼎“尸谏”的目的呢?道光皇帝甚至不知道或不想知道王鼎的真实死因,当然更不知道这位元老重臣是以死谏君。虽然王鼎的寓所就在圆明园边上,而且他为“尸谏”而自杀的消息霎时轰动京城,看来连道光帝预备立为储君的皇四子即咸丰帝也一清二楚,但似乎只有皇帝一人被蒙在鼓里。而不惜用戕害自己的方式,以期感悟这个皇帝改革他的政府班子,恰是王鼎“尸谏”的唯一目的。从这一点来说,王鼎是白死了。
由王鼎“尸谏”获益的自然有人。首先是穆彰阿,他非但意外地除去了一个主要政敌,还意外地将此事瞒过了皇帝,他的首相宝座更稳定了。尽管这个稳定时期不到八年,随着老皇帝死去,穆彰阿也随之倒台。但对于除个人权势财富之外,什么帝国命运、生民疾苦,统统不在话下的首辅来说,八年还不够长吗?
最大的受益者还是陈孚恩,他如此成功地导演了一出愚君丑剧,自然更受首相赏识,从此官运亨通,不过五年便爬上了军机大臣的显赫位置。他的故事还很长,在咸丰初虽因穆彰阿倒台而受到牵连,但没几年便东山再起,历居要津,到咸丰死时又成御前大臣之一,虽然“祺祥政变”使他从此结束了政治生涯,但那是后话。而他这时仅以相当于后世机要秘书的军机章京身份,敢于在皇帝眼皮底下如此弄权,切断皇帝与他的三辅之间的最后联系,不仅提供了何谓“一手遮天”的历史实例,而且令人更开眼界,明白君主专制体制的实际运转情形,究竟是怎么回事。
从这一点来说,王鼎“尸谏”的失败和陈孚恩协助穆彰阿愚君的成功,真正获益的倒是晚清史的读者。

内容简介
《音调未定的传统》分为“述史”“记诤”“通论”“分论”“另说”五部分,《音调未定的传统》是朱先生对“现状信而犹疑,将信犹疑的心态体现”。其中“述史”“记诤”,是对自居得天命的君主,对自许知天命的智者,通过比照他们的环境,学养和言行的复杂关系,试图从中揭示晚清历史的部分真相。“通论”和“分论”则是对中国传统的反思和解读,旨在廓清传统,认识传统。“另说”则解答了当下沸沸扬扬的“大师”为何?谁可堪称中国文化的大师?尤其对海内外热衷表彰的大师,去伪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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