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传奇:中日稀见史料对照下的红色抗日传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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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敌后传奇:中日稀见史料对照下的红色抗日传奇》编辑推荐:解密历史,澄清历史,还原历史,与萨苏唱和的抗战文章,首次结集出版。1932年,中共对日作战的第一击,发生在何地?战果又如何?日军传说八路军有日本军官当指挥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日军记录了八路军使用的“诸葛孔明创立的战术”,是哪一种战术?击毙日军阿部规秀中将的战绩,为何比教科书里的记叙更辉煌?日军军史上记载的“新四军美女特工”,究竟会是哪一位女英雄?东北抗日联军在1935年就设计过“五星红旗”,样式是怎么样的?

作者简介
胡卓然,江苏省近现代史学会会员、江苏省历史学会会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员、南京中华民国史研究会会员。自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起开始研究抗战史,其历史研究成果已被江苏电视台、《新华日报》、《扬子晚报》、《现代快报》、《金陵晚报》、中国江苏网等几十家媒体报道近百次。曾与著名军史作家萨苏合作多篇历史研究文章,发表于萨苏主编的畅销历史MOOK书《史客》等。

目录
红色经典考证
壹红色第一击:中共第一次直接抗日作战的战绩3
贰最红的一首抗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13
叁“五星遍地红”:抗联设计的国旗是一种“五星红旗”19
肆中日史料对照下的抗日游击战战法21
一、战斗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地雷战里的“拉雷手”
二、出现到敌人背后的打法:作为“反包围”战术的地道战
三、可以变成大鹏鸟的麻雀:鲜为人知的“麻雀战”细节
伍“诸葛孔明创立的战术”:仅次于麻雀战术的吸弹巢战术50
陆敌寇也承认的抗日铁军:管窥日伪历史记录里的新四军54
柒一个被低估的战果:黄土岭之战击毙的阿部规秀62
捌日军记载下的共产党人就义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69
玖尘封的传奇:八路军化装成日本宪兵奇袭日军75
拾独闯敌炮楼的巾帼英雄:日军记载的“新四军美女特工”82
拾壹被生擒的“武士道”信徒:抗战里的敌后战场俘虏日军情况85
传奇战例再现
壹松花江上是战场:赵尚志曾率部纵横于江面之上/97
贰关外关内齐杀敌:八年全面抗战里击毙的第一个日军佐官102
叁硬碰硬:考证中国“雷锤子”砸碎日本“唐锤子”的战斗113
肆雪原铭捷报:中日史料对照下的抗联“上街基战斗”119
伍燕赵风雷:日军一个曹长的14次战斗记录125
一、中日史料对照下的冀东大暴动战斗
二、中日史料对照下的大龙华歼灭战
陆日军眼里的“围点打援”:八路军就是这么打仗的137
柒拔鬼子炮楼的三件宝:民兵用镐头、菜刀、斧头战斗的故事145
捌迫击炮历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八路军发明的平射迫击炮151
玖独炮亦能震平原:拔炮楼的八路军炮兵157
拾呼唤侵略者的觉醒:胶东水道战斗中“日本八路”的喊话170
拾壹会说英语的新四军:敌后一次营救美国飞行员的行动176
军史疑谜求真
壹光复名镇:八路军一度收复阳明堡古镇之谜185
贰永不磨灭的番号:抗联军旗记载的一支部队番号之谜194
叁首斩敌将:抗日战争里第一次击毙日军现职将官之谜197
肆似是而非的日军情报:日军记录下若干八路军“番号”之谜205
伍真假“日本八路”:日军的传说中八路军里有日本军官之谜216
陆荒谬的行动:驻山西的日军带照片寻找中共领袖之谜223
柒冀中英魂:日军照片中的中国无名烈士之谜227
捌齐鲁精骑:日军记录下的山东八路军骑兵之谜232
感谢萨苏先生(代后记)241

序言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经盛鸿
青年学者胡卓然给我寄来了他即将出版的著作《敌后传奇》的书稿,我阅读以后,是吃惊,是由衷地兴奋。
我吃惊的是这位年轻的学者在最近短短的时期内,连续在多种报刊上,发表了多篇关于抗战史和近现代史事新发现的文章,又有多个历史研究的成果得到几十家媒体报道,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与好评的同时,他居然又推出了这本很有创意、很有分量的军事纪实作品,将我们带到那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以生动的文字、独特的视角、丝丝入扣的考证,重新审视和细致研究了抗战史特别是敌后战场的许多重要的史事和细节,澄清了当下对于敌后抗战的多种怀疑。他的杰出的研究才能和写作才能,他的不凡的成绩,令我吃惊。
我由衷兴奋的是,我对这位年轻学者的判断和期许没有错,他可贵的爱国热情、对历史研究的热爱、刻苦与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再次得到了体现。我曾指出的,他辛勤的钻研必将结出丰硕的成果,开拓出广阔的研究前景,再次得到了证明。
说起来,我与胡卓然应算是忘年交。我年长他许多岁,两人所学专业也不同,我学的是历史,他学的是法律,因此虽同居南京一城,却一直互不相识。是共同热爱的抗战史研究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使我们相识、相知,成为学友和战友。
胡卓然是一位法律系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才二十多岁。可是他对抗战史研究却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已经在许多领域作出了不俗的成绩。在我们俩结识之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成了真正的学友,经常互相切磋学问,共同探讨疑难。
《敌后传奇》这本书的价值是显然的。首先,它处处彰显了爱国主义精神,主旋律突出,是一本对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近现代史教育的好教材。其次,它的史学功底深厚,从中、日双方的资料中挖掘出众多不为人知的敌后战场抗日史实,书中内容均凸显了历史细节考证严谨、史料查询充分的特色,在一些敌后战场的“谜团”解释上,丝丝入扣的考证与穷追究底的辨析,足以折服在事实上求真的读者,填补了抗战史研究的空白,或加强了抗战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是一本有学术价值的好书。再次,它文字流畅生动,情节曲折,极富可读性,是一部具有社会吸引力和商业吸引力的军事纪实作品,是一部在吸引读者方面具备潜力的长线图书。
总之,这是一部近年难得的优秀历史读物,我向广大读者热烈推荐它!
是为序。
2012年7月7日于南京

后记
感谢萨苏先生
(代后记)
我是从200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开始业余研究抗日战争史的。在经过了一年多曲折的历史研究尝试之后,在2007年上半年时终于被著名的军史作家、后来成为我好友的萨苏先生引领入了门。那几年,网络论坛上抗战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很多讨论帖有几千个回复,也有十几万乃至几十万的阅读量。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网络上出现了一些足以混淆视听的言论,对于敌后抗日战场进行各种各样的贬低和污蔑。连著名的“平型关大捷”,也在这些言论之中被称为是“吹嘘”和“宣传”。平型关大捷虽是我耳熟能详的经典抗日战斗,但是也困惑于如何批驳那些带着有色眼镜的言论。
2007年3月中旬,萨苏发布了一篇文章《从日文史料中还原平型关大捷》(此文收录入萨苏的著作时,标题为《第一滴血——从日方史料还原平型关之战日军损失》)。萨苏通过在日本多方挖掘日军的有关稀见记录,进行中日史料对照,得出了日军损失的真实情况。萨苏不仅把击毙日军千人左右的战绩根据日军的记录进行了分析,并且详细介绍了此战击毙的日军两名平型关战地最高指挥官:桥本顺正中佐和新庄淳中佐。通过这些来自于曰方的史料挖掘、整理和分析的工作,廓清了罩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的迷雾,也驳斥了对于平型关大捷的种种贬低和污蔑。萨苏进而又在史实考证的基础上,歌颂了平型关大捷在抗战史上的重大影响:
我们曾经说,平型关大捷的意义在于它是抗日战争中第一次大胜。事实上此战之前,在抗战中我国军队也不是全无胜绩,但打成让日军“全灭”的歼灭战,的确是第一次。
称平型关大捷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绝对是一个并不夸张的说法。
这样归纳出来的意义,建立在详实的史料分析基础上,让人不得不信服,也让那些贬低平型关大捷的谣言立即无处遁形。
萨苏还有很多关于敌后战场的文章,都是先在日本挖掘出独家的史料,再根据中日史料对照研究得出结论。他的努力一步步还原了敌后战场的众多细节,也使得越来越多关于敌后战场的谣言,终于在史实面前被彻底粉碎。
他一直身体力行着的这一种研究模式,给了我足够的启发:那些贬低敌后战场的别有用心的谣言,其实几乎都没有多少史实的根据,并明显带有诽谤的意见指向,却得以大行其道乃至混淆视听,归根结底还是抗日战争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的史实细节,仍处于鲜为人知乃至不为人知的情况。为了重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有效阻止历史谣言对于舆论效应的争夺,就必须通过一次次挖掘出稀见的历史文献,随之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和分析,再和更多史料进行对照研究。
受到了萨苏的感召,我也开始学习和尝试挖掘此前鲜为人知甚至不为人知的史料,渐渐也有了许多的收获。比如说,关于平型关大捷之中击毙的日军两名中佐,又进一步挖掘出了鲜为人知的记录:
桥本顺正中佐曾担任日军间岛特务机关的机关长,其前任是著名日本老牌特务河野悦次郎(曾官至日军陆军在山东的特务机关“济南陆军联络部”部长,“掌握山东省伪政权机关”)。桥本顺正被早早击毙于平型关,其作为情报军官倒难以获得前任的“赫赫武功”了。而新庄淳中佐,曾于1936年9月担任日军“辎重兵第2联队附”(“联队附”是接近于联队长副手的职务),按其众多同僚的履历,在其担任第六兵站自动车队的队长被击毙时,距离大佐联队长职务也或是不遥远的了。 一个个历史研究的成果让人欣慰。但让我更欣喜的是,从2008年的10月开始,我以“老胡”或“春秋的老胡”的笔名,和萨苏有了抗战史研究的合作,也和他多次见面,成为了朋友。我们不定期地进行交流,开展抗战史的共同研究。我学习着史料分析考证的各种方法,同时也激励着自己向萨苏学习,以更严谨的学术态度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
我把这样的言语,写进了研究的文章之中:“多少好儿女的事迹,埋没在历史的灰尘中。有了萨兄这样孜孜不倦挖掘历史的朋友,才让我有动力去,翻阅故纸堆的资料,慢慢考证一段又一段英雄故事……”
萨苏也多次给予了这样的鼓励:“老胡的考证非常严谨,超乎我想像的准确”;“要是打仗,有老胡这样的战友,那真是如鱼得水啊”;“老胡,您这个认真让老萨真是佩服。没有您的解读,这批资料我顶多只能摸索出十分之一二来。这个辛苦,读的朋友们会记住,老萨也会记住,而且会作为对自己的鞭策。”
多谢萨苏先生。他这样的鼓励和支持,是我一直前行的最关键动力之一,几年下来,关于敌后战场的文章已有几十篇了。
在研究的过程之中,我也认真学习了朱德总司令发表于抗战初期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这一篇深刻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光辉文章之中,朱德总司令早在抗战初期即指出:
抗日游击战争,这已经是传遍全国的一个新的名词。有不少的人在议论它、研究它。书局里出版了许多书籍论述这个问题。许多爱国人士、民族英雄,已经在把它付之实践。例如东北的人民革命军、义勇军。晋西北、晋冀察、山东、河北、绥远以至上海的郊外,抗日游击战争也已经广泛地发动起来了。
抗日游击战争,并非谁能故意制造出来的东西,同时也没有力量能够把它取消。它是一种时代的产物。
在中国目前具体情形之下,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日寇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民不愿做亡国奴,他们或者有武器,或者没有武器,或者有军事人才,或者没有军事人才,他们不管这些条件,就在敌人远近后方或者敌人将到的作战区内自己动手干起来。或者,经过抗日政府与抗日军队,有计划地分派出正规部队担任游击的任务和组织民众的游击战争。抗日游击队就在这中间形成起来……每个抗日游击队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一部悲壮激烈、可歌可泣的史诗。
抗日游击战争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这一历史条件之下产生出来的。它的实质,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为了救死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
抗日游击战争即是抗日的大众战、民兵战,成为我们抗日自卫战争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成为争取这一战争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
每个游击队单独的活动,在主要集团军的战役上并没有决胜的意义。可是,无数游击队的不断的动作,却是非常伟大的力量,像连续的滴水可以蚀穿石头,使敌人的交通迟滞、阻塞,企图暴露,军心动摇,汉奸政权也不稳固,兵力不敷分配,给养断绝,经济资源被破坏,有生力量被削弱。
在抗战已胜利结束六十多年的今天,对于敌后抗战仍需有宏观的、整体的研究。但是,一旦需展现“每个游击队单独的活动”是如何化为“无数游击队的不断的动作”这一“非常伟大的力量”的,那么就需把一个个“抗日游击队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当成一部部“悲壮激烈、可歌可泣的史诗”来看待,也就必须用最详实的史料,重新展现那些红色抗日征途上片段的、局部的事迹和战斗。这是还原真实和揭秘历史的必经过程。
多谢我的朋友萨苏,给我了这样一个全新的思路,让我得以与他一起行进于还原真实和揭秘历史的道路上。也可以通过一次次努力,有一份微薄的贡献。
在建军85周年和“七七”抗战75周年之际,我把一部分研究敌后战场片段的文章,结成这一本名为《敌后传奇》的集子,期望可以通过中日稀见史料视野,重新研究那一段段红色抗日传奇。
正如朱德总司令指出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为了救死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我也期望几年来的研究和尝试,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一“最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曾究竟是怎么样具体表现出来的。进而,让那一个个改变民族命运的斗争事迹,可以从历史的尘埃之中浮现出来。
既然,我们的英雄前辈曾有那么多战斗和不屈的瞬问。那么,就通过研究和考证让其成为民族的记忆吧,在今天的纸张上得以重现——
在未来还可以看见!
胡卓然
2012年8月1日于南京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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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传奇:中日稀见史料对照下的红色抗日传奇

插图:

敌后传奇:中日稀见史料对照下的红色抗日传奇

中日史料对照下的抗日游击战战法
在各种革命史教材中,地雷战、地道战和麻雀战这三个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词语,也常常是作为敌后游击战最主要的作战方式,并列被提起。例如:根据地军民针对日寇的“扫荡”,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采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作战形式,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中国革命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
在根据地,健全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采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作战方式,进行人民战争。(《中国革命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
那么,关于这三种游击战著名战法,在日本军队士兵的记载里是否又有我们不熟悉的内容呢?下面通过中日史料的对照,展现地雷战、地道战和麻雀战鲜为人知的背景和细节。
一、战斗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地雷战里的“拉雷手”
近年来,网络上常常出现关于抗战中著名的“地雷战”究竟有没有效果的怀疑。有人认为地雷是一种“无选择性的杀伤性武器”,“不会长着只认鬼子的眼睛”,又怎么会在战斗里面有很高的命中率,可以给予日伪军沉重的打击呢?
为了给这样的疑惑一个圆满的解答,让我们先从当年民兵队长宋芹玉给伪军上的一堂“地雷课”战例开始说起吧--
1943年8月的一天,21岁的邢东县民兵联防大队大队长宋芹玉,俘获了当地伪治安军司令部的上尉副官纪守章。这个伪军军官是到有一小队伪军驻扎的黑山村碉堡,宣布其队长晋升军衔的。宋芹玉换上了纪守章的军装,带上有关证件文书,骑马来到黑山村碉堡--当然,他没有忘记带上一颗“拉发地雷”和足够长的拉绳。
宋芹玉把这个小队的二十多个伪军官兵都召集到了碉堡的门口,装模作样宣读了晋衔的文书,然后又跟伪军们说:“我还带来一个八路军的地雷,大家不要害怕,这里头的炸药已经取出了。作战处让我带来给弟兄们看看,教你们学一学排除的方法。”
宋芹玉给围在了一起“认真听讲”的伪军官兵们上起了课。他先介绍了如何把拉绳挂在引信上,又弯下腰一边朝碉堡的大门移动,一边把手中的拉绳慢慢放到地面上,跟站在他身后的伪军们介绍说,短一些可以作绊发地雷的绊索,延长些绳子则就是拉发地雷了。伪军们刚知道了这样是拉发地雷,宋芹玉已一个箭步跳进碉堡门内,躲到墙壁后面的同时,把拉绳猛一拽。只听“轰隆”一声响,二十多个伪军只剩下三个受伤的还有一口气了。伪军们被一举歼灭了。他们余下的二十多条步枪,被宋芹玉一个人都给带走了。宋芹玉把步枪捆了两捆放在马鞍上,烧毁了碉堡之后,带着胜利的喜悦驰马凯旋。这就是青年英雄宋芹玉“单雷取堡”的故事(见时任邢东县武委会主任王元明的回忆)。
通过这个战例我们可以知道,作为一种和日本侵略军战斗的有力武器,地雷很多情况下也是“长着”眼睛的。这一双眼睛来自于控制地雷的我军战士。
著名的抗战影片《地雷战》一开始,是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背着两颗地雷出场。从“埋地雷学习班”归来的赵虎,携带的其实就是前面提到的拉发地雷,另有个称呼是“操纵地雷”。这种地雷是依靠绳索操纵的,战斗中由我军的战士来拉响。
影片开头的部分,赵虎看到来“扫荡”的日军靠近了,他立即把地雷藏到了日军士兵即将经过的地方,又把拉绳挂在地雷引信上,再隐蔽到旁边的树丛之中。待日军走过了地雷的位置时,赵虎拽了一下拉绳,地雷就在毫无防备的日军士兵的背后给拉响了。
大家印象之中的地雷,多是埋下去就没法管的“踏发(压发)地雷”(也被称为是“非操纵地雷”)。这一种地雷的命中率,肯定不如有专人控制的“拉发地雷”。《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关于“地雷战”的理论文章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压发地雷“命中率较差”。虽然这一篇文章也说了“事先经过对敌情做详细的调查研究,机动灵活地进行埋设,命中率还可以提高些”。但是,在日伪军大兵压境、疯狂扫荡的情况下,对于敌人的情况“做详细的调查研究”明显是极其困难的。那么,给予日伪军沉重打击,就常常必须依靠有战士控制的、“优点是命中率高”的拉发地雷了。
而且压发地雷缺点不止于此,杨成武将军回忆地雷战时曾说:没有看雷的(即使用没有控制的压发地雷),效果小,不及时,甚至炸到老百姓和自己人。就是打垮了敌人,我们自己不敢硬扑穷追,怕炸伤自己。
这样的背景下,地雷战中布置专门的战士“在距离地雷仅仅十几米远”的地方控制地雷,几乎在敌人眼皮底下拉响地雷(杨成武将军也回忆“线长拉不动雷”),就是我军必须采用的一种地雷战战法了。
负责控制拉发地雷的我军的战士或民兵们,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拉雷手”。他们“监视日军的行进。只有当地雷可以造成最好的杀伤效果时”,猛地一拉地雷的雷绳……这样近距离拉响地雷的战法,类似拉响手榴弹伏击敌人,但是却比用手榴弹伏击效果更好。“拉雷手”可以等日伪军走到地雷的旁边再拉雷绳,投掷手榴弹却难有这样的准头。如果也埋伏在“仅仅十几米远”的距离投掷手榴弹,大幅度抬起身体、挥动手臂的动作,显然会提前暴露自己--“拉雷手”却可以在完全隐蔽的情况下,用极小的动作拉动地雷的雷绳,从而在日军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让地雷在日军的身边“开花”。
日军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第十二独立警备队的卫生曹长桑岛节郎,在其战时回忆录《华北战纪》(日本图书出版社,1978年)里,叙述了日军遭遇到的“拉发地雷”战术:这一战术的作战模式大致是这样的:夜间,日军的讨伐队从宿营地出发开始行动被发现时,八路军的两三名奔跑迅速的民兵,会先行赶到日军进发的前方线路上等待机会。他们在路上埋设地雷并盖上伪装网,布置拉火索。他们的目标通常选择骑马的日军军官,为了达到一击必杀的期望,他们借助遮蔽物在不过十米远的地方隐蔽。
他们会在目标踏上地雷的一瞬间拉动雷绳,并在爆发的同时一跃而起,如脱兔一般逃走。由于他们熟悉地形,要想抓住他们实在并非易事。但是,这种任务,显然如果不是特别敏捷和矫健的人也无法完成。
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哈里逊•福尔曼(HarrisonForman)曾在抗日战争时期来华走访敌后抗日根据地,他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ReportFromRedChina)这本书里就曾记叙了他获悉的拉发地雷的情况,甚至称之为“一种美妙的艺术”:在某些地区,地雷战已发展成了一种美妙的艺术。沿公路的战略据点附近都有地雷区。每个地雷都用绳子作导火线,通向砖砌的地下保护管,连在一个简陋的“开关”上。这个“开关”或在农民家中,或在附近的岗哨。当敌人纵队踏进地雷区时,放哨的人就轻轻地拨动“开关”上的引线……
《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里还记载了福尔曼了解的一位地雷战英雄的事迹:
在晋察冀边区,最著名的地雷能手是一个叫李勇的年轻人。
李勇是华北地雷战的天才。他只不过20来岁,还是一个青年人,但他对地雷战颇有经验。去年冬天,日本进攻北岳区。在3个月的“扫荡”中,李勇指挥他的小队击毙和杀伤了364个日本鬼子和伪军,破坏了5辆军车。
这一位来自于美国的记者朋友,也是中国敌后军民使用拉发地雷打击日本侵略军的“证人”之一。
那么,日军走进雷区,遭遇地雷的袭击后,残敌是否会反击我军的“拉雷手”呢?
不少介绍地雷战的的文章,都说日伪军遇袭后都是一片惊慌,顾不上追射“拉雷手”。我军的“拉雷手”可以从从容容撤离,乃至继续打击敌人--有一本《地雷战》中有这样的描写:当敌人进入雷区后,只见那个同志用力一拉,“轰!轰!”两声巨响将两个伪军掀到了半空,其余的日伪军吓得趴到了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了。直到硝烟散去好一会儿,惊魂未定的敌人才慌忙从地上爬起来……
训练有素的日军,当然不可能是全部都这么反应迟钝,也不会都这么愚蠢无能。
从当时来自于敌后战场一线的记述来看,日军遭遇地雷袭击后,会迅速组织疯狂的反击。
在《胶东抗大》(抗大一分校校史研究会烟台联络组编)一书中,当年胶东抗大地雷组战士马保军的回忆文章,记叙了山东战场的一次“地雷战”:1942年冬,日军扫荡山东省胶东地区的牙山一带,我军胶东抗大地雷组两名战士林军、李仁,在一个山口控制地雷袭击了一股日军(注:这股日军是参与合围马石山后返回的。可以说这次地雷袭击,也是为著名的马石山勇士们报仇)。
林军、李仁先是在距离地雷50米远的地方控制拉火装置。但是日军尖兵部队进入雷区后,拉雷却失败了--在较远的地方控制地雷果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日军的尖兵部队过去后,林军、李仁检修了地雷,改用约30米长的麻绳当雷绳--雷绳长30米,在山区崎岖不平的地形上,控制拉火装置的战士距离地雷仅仅十几米远的地方。
一刻钟之后,他们用地雷成功消灭了后面骑马的两名日军军官。大队敌人反应过来之后,随即“用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一齐向地雷组隐蔽处的小山以及西侧后边两个山岗约400米的范围内,猛烈地射击了约一个小时”在日军的疯狂扫射下,文章用较为轻松的一句话叙述了两名控制地雷的战士脱险--“林军、李仁两同志只用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脱离了敌火力网,转移至西北山岗”。
“只用了20分钟左右”--其实应当这么说,仅仅约“400米的范围”,脱险就用了20分钟!在日军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的火力网之下,这20分钟的脱险经历中有多少枪林弹雨和惊心动魄;能够冲出火力网又必须得有怎样的速度和敏捷啊。这两名控制地雷的战士,无疑就是日军老兵桑岛节郎眼中那样“特别勇敢和矫健的战士”。
翻开尘封的史料可以看得到,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地雷战中,“拉雷手”会“遭到未死伤日军的追射”,确实“面临极大的生命危险”。
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战场三记》一文中,记述了1944年底在山西省临南县(今合并进山西临县)听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主任介绍的地雷战情况:中雷的敌人,常常不一定全部炸死。未死的敌人疯狂地报复。他们搜索两边的山坡,如果发现了拉雷的民兵,一定穷追。拉雷的民兵牺牲了很多。
山东军区人民武装部部长朱则民在《一九四五年山东人民武装工作汇报》中提到:日军把“用骑兵追捕民兵拉雷手”作为应付地雷战的办法,胶东西海民兵曾经“被敌骑兵追得吐血”。
可见,即使是“特别勇敢和矫健”的我军战士,单单依赖一跃而起后“飞快地奔跑”,在日军专门准备好反击“拉雷手”的骑兵追射之下,也显然是常常难以脱险。
地雷战辉煌的战绩背后,有着鲜为人知的英雄壮歌。
当然,“拉雷手”不是只依靠“勇敢和矫健”脱险的,还依靠适当的战术:事先布置好战斗组、狙击组,配合、掩护“拉雷手”撤退;在“拉雷手”往后跑的路上再预先埋好“压发地雷”,以阻击追赶而来的日军--这都是常用的办法。
我军甚至采用“拉雷掩护拉雷”的战术:埋在路上的头一个地雷拉响了以后,敌人搜山,民兵就跑。敌人看见民兵只有一个人,拼命地追赶。于是往往中了第二个拉雷。原来在民兵准备逃走的路上,预先埋了第二个拉雷,敌人追来时,管理第二个拉雷的民兵把导线拉了……
在这样连环使用拉雷的战术打击之下,“敌人碰见了地雷,残敌只有慌忙逃进据点之一法”。(见周立波《战场三记》)
按照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在冀中平原,我军的战术更到了精妙的程度--把地雷战、地道战充分结合--地道的洞口附近埋下“拉发地雷”,在敌人靠近洞口时拉响地雷。这样又袭击了敌人、又封闭了这个地道道口,“拉雷手”从另一个地道洞口转移,使得敌人无可奈何。
战士的勇敢和矫健,加上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得来的战术,这是地雷战取得胜利的法宝。绝大部分的“拉雷手”(无论是八路军官兵还是地方的民兵),在战争来临之际还都只是普通的农民。正是“坚决消灭侵略者,武装起来保卫家乡”的豪情壮志,使他们成为了敢于“在日军眼皮底下拉响地雷”的矫健战士;使他们也能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制定出新的战术和训练有素的侵略军继续周旋--我想,这就是彪炳史册的“地雷战”,在抗日战争时期可以打出一个“小河边,大路旁,用地雷筑起万里屏障;山沟里,山顶上,用地雷筑起铁壁铜墙”(电影《地雷战》主题歌),让日本侵略军“寸步难行、无法躲藏”的原因吧。
二、出现在敌人背后的打法:作为“反包围”战术的地道战
日军六十三师团老兵斋藤邦雄(战前是日本东宝映画电影公司的演员,战后成为日本著名漫画家,担任东京儿童漫画协会会长),1941年9月开始到河北省冀中一带作战,1945年6月随部队离开。冀中平原上曾产生了让日伪军闻风丧胆、惊恐不已的地道战。斋藤邦雄也曾领略到了地道战的厉害。于是,他在战后画出了一些反映地道战的漫画作品。
在漫画的附文里,斋藤邦雄曾描述了他亲身经历的地道战的情景:当时,日军把八路军的一支小部队包围在了村边庙里。八路军一开始从庙中不断还击,渐渐停止了射击。等日军冲进庙里,却发现一个人都没有。日军挪开庙里神像,看到下面出现一个大洞。斋藤邦雄等日军士兵认为:“八路军逃到这座庙里,然后做出还击抵抗的样子,看来都是为了逃走争取时间。”他们正准备找柴禾烧了这座庙时,队长跑进来下令立即从这里撤离。
日军从这座庙撤离还不到三分钟,八路军的迫击炮弹就落在庙门前。斋藤邦雄心有余悸地想:“如果撤离得晚一些,面对八路军这种巧妙的地道战法,我们闹不好会把命丢在这里吧。”
在这次战斗中利用地道突出包围之后,再从日军身后突然发动袭击的“巧妙的地道战法”,在中方的史料中是否有具体记载呢?其实,这是地道战的一种固有战术了。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地道战更主要是一种村落防御中与敌周旋的作战方式。使用地道抵御日军,在日伪军包围万千重之下,敌后的村庄可以岿然不动。美国著名作家、新闻记者哈里逊•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一书中,就曾这么描述冀中平原的地道:现在河北中部有一个惊人的地道系统,连接着周围数英里内几百个村庄,其规模之大简直使纽约的城铁变成了小孩子的玩具铁道。这些地道足以容纳所有的村民及他们的生活用品和财产,同时地道中又备有足够的粮食和水,以应付长期的围困。
实际上,在敌后战场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地道战也可以是一种十分有效的主动出击的手段。日本老兵斋藤邦雄记载的“八路军会利用地道对日军从意料不到的地方发动突袭,这种例子也不在少数”,就是这样一种作为“反包围”战术的地道战。我军通过在战斗中运用此战术,可以突然出现在敌人的背后,实现对围攻敌军的反包围,继而在完全出乎他们意料的情形之下,给其沉重一击。
抗战时期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在《回忆冀中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谈到了:“当敌人使用较大的兵力,采取包围的形式前来‘清剿’时”,我军的一种斗争方式就是“……由地道转至村外,突然袭击敌人的侧背,并迅速转移”。
1942年3月20日,冀中行署、冀中军区司令部、冀中武委会联合发出的《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就明确指出地道斗争是“由单纯防卫向积极进攻发展的”,且指示信在地道战的战术上提到了“反包围”,作出了有关的指示:“可从地道转移到他村外线作战。”
反包围,是对包围我军之敌,反过来实施包围的一种作战行动。地道战的先行者,抗战中担任河北蠡县县委书记的王夫,在《蠡县开展地道斗争的回忆》中,生动描述了我军通过地道“到敌人背后来一个反包围”的战法:“村游击组、青抗先(笔者注:即青年抗日先锋队,是半脱产的青年抗日武装)等,每当敌人包围之前,就先把群众特别是老弱妇孺,照顾着钻洞跑了,然后埋伏在路口或房上等容易打伏击的地方,待敌人非常接近的时候,一阵手榴弹或独撅枪(笔者注:独撅枪是一种自造的土枪,造型类似驳壳枪),便把敌人打得惊慌失措了。当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游击组、青抗先及持武器的群众便不慌不忙地顺地道走了。然后,又利用通野外的地道出口(出口处平时有伪装隐蔽物),再到敌人背后来一个反包围,冲敌人屁股后边再打一阵。因此,这时各村的民兵对敌斗争更加坚决勇敢了。”
杨成武将军于1945年1月写出的《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是一部集地道战经验之大成的专著,曾作为冀中军区司令部的绝密文件油印下发给各部队。
这一部著作的第三章《关于地道战术问题》谈“战术上的几个要求”时,专门提到了先在村内节节抵抗,再通过地道转到外线作战的战术:从高房打到院内,再从院内打到黑屋子,室内堡垒,然后进入地道转移到村外,野外或从另一个村庄钻出来,再由村外向村内打,由村边沿打到村中心,打到地道内。实行打了钻,钻了打,打了再钻,钻了再打的办法,不断地打击敌人。
根据杨成武将军记述的战术可以看出,斋藤邦雄等日军士兵在战斗之中认为“八路军逃到这个庙里,然后做出还击抵抗的样子,看来都是为了逃走争取时间”,其实是有明显偏误的。实际上这一场战斗中,这支八路军小部队就是执行着先节节抵抗,再利用地道转到敌军背后而发起袭击的具体战术。
河北平原的敌后斗争之中,这样的地道战战例也是比比皆是--
1945年5月根据地介绍“村落地道战”的战斗经验时,介绍了满城县石井村地道战的战例。从这个战例的原文可以管窥当年“村落地道战”的原貌: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夜半,敌伪二千(三个大队)合击满城之石井村。岗哨发出讯号后,敌已四面迫近,首先于东西两道口踏发地雷四枚。我队员三十二人分四组迎击,村东北一院落工事内战斗英雄李全子、肖德顺等三人,顽强抗击一股敌人三次冲锋后才进入地道,其他三组亦于掩护群众隐蔽后在地道内会合,大家重新布置打击敌人。李全子带队员二人转到村南门楼,击散附近敌百余,转至村东一处高房,打死院内特务数名。
肖德顺带队员数人转至东门楼,击散集结敌一股二百,敌人发觉门楼威胁以密集火力掩护占领,冲锋被击退。肖亦转至村东李全子所登之高房,适院内搜索之敌特一股又被击散。李全子已二次转至南门楼,协同据守队员五人,二番击散麦地集结敌一大股。另一处院内敌发现洞口,正破坏中,被另一队员拉炸地雷二枚,敌伤亡逃窜。
时已过午,李、肖于地道内三次布置打击计划。李带队员转至北街某一院内,将隔壁敌一股打散,再转至南街某一院内,抢劫牲口敌一股又被打散。
此役由夜半打至次日黄昏,敌不逞撤退,毙伤敌伪四十九名,李、肖发起两路追击,截下夺去之牲口什物一部。
此次计前后战斗十三次,消耗子弹三百发,手榴弹三十枚,地雷九枚。村民三千名除十余企图逃出村外被伤俘外尽皆安全,游击小队无伤亡。
1985年的《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中刊登的《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区的地道斗争》一文,也记载了两个发生于1942年5月的使用这种战术的战例:第一个战例是:1942年5月23日,日军围攻河北无极县赵户村,激战中,“我六名战士和几个民兵利用地道转到敌人侧背,把东边冲来的敌人向西引,把西边上来的敌人向东引,结果敌人自己互相对打了一个多小时。”天快黑时,我侦察员带着12名民兵从地道摸到敌人的马群里,砍断马缰绳,群马乱跑,敌人以为我援兵赶到,急忙撤退。
而1942年5月30日的白庄村之战,则更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战例:日军围攻河北深泽县白庄村,拿村中一座庙作为指挥所。日军军官们躲在这样的建筑物中,认为被他们团团围住的八路军,手上没有一门炮,是奈何不了他们的。
但八路军却从地下冒出来到了他们的身后,“县大队一个机关枪排从地道潜行到玉皇庙,袭击了敌人的指挥所,打死廿(即二十)多个敌人,占领了玉皇庙。”
不知道这座庙中的地道口,是不是也和斋藤邦雄看到的那座庙一样,是设置在神像下面的。若是也设在了这个地方,那么战斗中,玉皇的塑像突然移开,八路军举着机关枪冲出时,不知道日军军官和警卫们是不是有“天兵天将”下凡的幻觉。或许,看到机关枪的枪口喷出火舌时,他们还正陷入疑惑中:这“天兵天将”怎么是从地底下出现的?
这批军官被歼灭后,“敌人见指挥所被占,集中火力猛攻玉皇庙,庙顶被炸塌,庙墙被打穿。但是这样的疯狂反扑已毫无作用了,我军战士从地道转移”。不久,这次战斗中被打掉了指挥部的敌军,又吃了一次亏,“我县大队的一个班,从地道转到敌人背后,杀伤敌人八十余名”。
这种战术在具体运用中,也有不同的变化,可以和单独的地雷战结合起来:1944年12月22日,河北省满城县的石井村战斗之中,激战一天一夜后的日军“疲惫不堪,害怕夜间再吃亏,只好拉着尸体伤兵往回撤”。可是,这一群侵略者“哪儿知道,民兵早已从地道转到村外,在他们回去的路上埋设了地雷群,用‘铁西瓜’欢送这些恶魔了”。
这种战术也可以用于在战斗中发动偷袭,夺取敌人的辎重--
1944年2月16日,河北省固安县尼店村的战斗之中,“开始我军在村内打防御战,黄昏时,我主力第35区队利用地道偷袭了伪治安军第20团的大车队,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场战斗中,伪军把后勤车队的辎重车辆放到战场之外的地方,以为就万无一失了,“哪知道,我军通过地道从村内转移到村外,打了他们个人仰马翻。”
一直到抗战胜利那一年,日伪军依旧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继续受到这种战术的沉重打击,比如发生于1945年5月27日的河北霸县米家务村(现属河北雄县)战斗(即著名的“米家务反包围”),就是又一次运用地道战反包围战术而大获全胜的战斗:日伪军先包围了冀中十分区机关驻地米家务等四个村庄。当夜晚来临,机关干部和民兵从地道进入伪军住房,县大队趁机从院外攻入,重创了敌军。此战毙伤敌115人,俘94人,缴获轻机枪6挺、步枪300余支。
这种河北平原上首创的使用地道突围后再反包围敌人的战术,甚至远在安徽淮北平原的新四军中也曾经采用了。1943年12月发布的《新四军第四师司令部、淮北苏皖边军区政治部、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布告--战斗动员准备反“扫荡”》有这样的描述:
在那些敌人可能安设据点的村镇,更要努力挖掘地道,四面相通,在村镇之外半里或一里出口,以便应付敌人的突袭包围,而改由地道脱围以行反包围之效。
斋藤叙述的那一次战斗中,他的队长对八路军的这一战术看来是多少已有了解,及时下令撤退,避免了被反包围和全军覆灭。不过,这样也留下了一个地道战反包围战术的见证人斋藤,他在战争结束后回日本出版的书籍,使得中方史料的记载也得到了印证。
斋藤关于“八路军搞地道战是在日军的启发下开始的”,无疑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和误会了。其实,在日军挖沟之前,八路军就开始组织挖沟了。而八路军和根据地人民以“挖沟”为最主要形式的交通战,就是“地道斗争和地道战的开始”。
冀中地区敌后地道战的三名著名领导者:旷伏兆(曾任冀中第十军分区政委)、魏洪亮(曾任冀中第九军分区司令员)、刘秉彦(曾任冀中第十军分区司令员),在他们联合署名的《冀中的地道斗争和地道战》一文中曾指出:冀中的地道斗争与地道战是在开展交通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交通战的继续和发展。
他们在文章里具体详细介绍了地道战的起始阶段情况:1938年底,日军侵占了冀中蠡县、肃宁等地区后,便开始到处修公路,建据点,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包围。为了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我根据地军民,在中共冀中区委员会的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破路斗争。敌人白天强迫群众修路,我们夜晚组织群众把它破坏掉。同时,为了破坏敌人的交通线,粉碎敌人频繁的“扫荡”,我们还动员冀中人民改造平原地形,就是把所有的乡村道路挖成壕沟,这样一方面能使我们隐蔽地攻击敌人的据点,敌人“扫荡”时,便于我们顺利撤出村庄;另一方面,使敌人无路可走,而我游击队和民兵则可把交通沟同地雷战结合起来,有效地杀伤敌人。当时,在冀中平原,所有大车道都变成了交通壕……
“冀中军民广泛开展破路修壕斗争,给日军的交通线以严重破坏。于是敌人便调集大批兵力对我破路的村庄进行反复包围、合击,使得我根据地干部和斗争骨干很难在村里找到藏身之地。”为了坚持斗争、防敌抓捕,开始挖掘隐蔽洞,这种“蛤蟆蹲”的地洞,就是地道的雏形。在这样的斗争形势下,“为了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扫荡’,广大军民还充分利用我们在平原上修起的一条条交通壕,挖了许多短小坑道通往坟地、苇坑、寺庙等。有的还在小坑道里挖了许多土窝窝,用以藏物。这些就是地道斗争和地道战的开始”。
那么,地道战中那些善于使用铁锹的中国农民,是不是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日军在河北平原上强迫开挖封锁沟训练出的呢?笔者的意见是:未必吧,这个情况是很难说的……
可能有读者会问,“日军普遍采取征召当地农民的方式进行开挖”,不也强迫老百姓拿着铁锹挖坑吗?这多少有训练的效果吧。
这“训练”的效果嘛……却未必是善于使用铁锹了。何以这么说呢?这其实是有史实依据的--河北平原上有的地方,敌后武工队为了阻止日军挖封锁沟的计划,还发动了群众把铁锹等挖土工具都藏了起来。同时,用八路军名义,贴出了这样的布告--《限期收缴铁锹》。组织好的群众,就随之纷纷向日军报告:不是我们不积极配合,可是“铁锹被八路军收走了”。
日伪军一看,这铁锹被八路收缴了也没有办法。(日军在秋收的时候发动抢粮战斗,都常常不成功,难不成发动一个抢铁锹战斗?)万般无奈之下,日伪军只好叫老百姓们就“拿着锅铲和铁饭勺去挖沟”了。估摸着日军随后看到锅铲和饭勺舀土的情景,也没有办法觉得这封锁沟可以修得下去了。(笔者注:这个情况的记载,见曾担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志坚的回忆录《风雨征程》)
三、可以变成大鹏鸟的麻雀:鲜为人知的“麻雀战”细节
麻雀战这个词语,和地道战、地雷战一样,在中国是家喻户晓。前文提到的日本老兵桑岛节郎《华北战记》第四章《不断的讨伐》记载了八路军“麻雀战”的经历:和日军作战的八路不过是三四个人,而且经常不是正规军、而是便装的民兵,他们抽冷子就打,打了就跑,也根本不在乎战果,又让调骑兵又调炮兵的日军白费力气。
显然对八路军的招数完全不了解。所以,面对刚才八路军打的“麻雀战”,扰乱射击,大队长竟然发现了正式的攻击命令……八路军的子弹不时飞来,却忽东忽西。于是讨伐的第一天,就变成了这种被八路军戏弄得团团转的情况。打到后来,大队长气得眼睛都变色了,然而八路军依然不紧不慢地从远远的地方继续骚扰射击。
大队长显然心中十分恼怒,以至于中午竟然忘记了让部队吃饭,全大队直到下午一点三十分才接到吃中午饭的命令,但两点钟又被驱赶出发去追击跑得无影无踪的八路军狙击手。
而从桑岛节郎的这段记述“面对刚才八路军打的‘麻雀战’,扰乱射击,大队长竟然发出了正式的攻击命令”。可以看出,其实连日军也知道了“麻雀战”这个词语。不过,斋藤他们这些日军士兵未必知道,麻雀战并不是简单的“退避战法”、“骚扰射击”,而是一种有具体战术要求的作战方式。
曾担任八路军山东军区政委的黎玉,在1942年6月发表的《论山东军区工作建设的诸问题》一文中,谈到第七个问题“怎样开展民众性游击战争”时专门论述了麻雀战的具体战术要求:
丙、发挥麻雀战的作用--采取宽大正面的配置,要布满山谷要点,前后左右都有几个(即纵深配备)组织稀薄的部队,部分突击钳制和火力,三四人一小组,专门射杀敌指挥官,或打敌人的行军。打了就走,再移到敌人后面射击敌人。在敌人大小“扫荡”时,各个山头最易发挥,青纱帐起,可伏在高粱地内进行。
斋藤所在的这支日军部队,1943年4月在山东遭遇到的八路军,应当已根据上述战术要求进行的麻雀战。
那么,这种让“日军大队长气得眼睛都变色”的麻雀战,其概念究竟是什么呢?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人民战争威力无穷--我国民兵传统战法战例选编》中,把“麻雀战”作为我国民兵经常运用的一种作战方法而加以介绍,指出了这种战法的特点是:民兵有时三三两两,有时成班成队,出没在山野密林,街头屋顶,青纱帐里,道路旁边,好像麻雀啄食一样,忽聚忽散,忽来忽去,瞅空子到处扰乱和打击敌人。
这种说法虽然形象,却还没有揭示麻雀战的最本质的一面。要了解这一方面,就需知道麻雀战是如何得名的,其具体理论又究竟是怎么发展的。
1938年7月7日,全面抗战开始一周年之际,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在《129师抗战一周年战术报告》中提到,是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发明了打麻雀仗”:十一月二十六日的范村战斗,在敌以步兵五六百、骑兵一个连、炮六门、汽车两辆向我进击时,我七七一团以一个连兵力分散到十余里,准确射击敌人,结果使敌伤亡近百,汽车也被我打毁一辆。从此,这种打法就叫做麻雀仗。
“发明了打麻雀仗”的范村战斗,在抗战初期是一次颇有名气的胜仗。著名作家卞之琳,抗战初期在太行山地区访问,曾到八路军一部随军生活。他在记叙1937年10月至1939年3月战斗的书中,叙述了范村战斗的情况:他们在十一月下旬,在范村附近遭遇了敌人,于是派少数优秀射手分布各山头,等敌人来时,先由这里打两枪,把敌人大炮射击点吸引到这里来以后,又从那里打三枪,又把敌人的炮口转过来放一阵,可是又从他们后方打起枪来了,如此把敌人弄得莫名其妙,只好撤退。
同在1938年7月7日这一天,时任河南省委军事部长的彭雪枫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给军政教导大队学员授课的讲稿《游击战术的几个基本作战原则》里,也专门用一段提到范村战斗我军使用的“时聚时散”、“随打随分”的“麻雀阵”战术:八路军某支队在晋东某一战斗中,敌人分五路向其进攻,该支队在各连队中挑选特等射手多名,分布于周围各高地,每处三二人不等,而主力则隐蔽于侧翼。当敌人迫近时,到处发现我之射击,摸不清我之主力究在哪个山头,敌人按照他的正规作战要求,实行了展开、进攻、火力准备、冲锋,消耗了不少弹药,浪费了不少时间,等他冲上了我军阵地,原来只有两名特等射手,而且早已又溜了。对于其他山头自然同样如此。于是在其疲劳沮丧之余,我主力突然由翼侧突击,敌人就纷纷溃退了。在平地,这种时聚时散、随打随分的战术--所谓“麻雀阵”,往往给强的敌人以无限的苦痛和烦恼。
从此,“麻雀仗”、“麻雀战”这样的词语,开始出现在八路军的各种文献中。例如:《晋察冀军区百团大战总结报告》有这样成功运用麻雀战的记载:“历一月之苦战,我终以积极之游击动作,展开广泛之麻雀战……予敌猛烈打击与大量消耗。”《1942年(抗大一分校)第三支校冬季反扫荡总结报告》也记载了运用这类战法有待提高的情况:“麻雀战、民兵战、地雷战的作用还没有足够地发挥出来……”
而作为“麻雀战”这一作战方式的命名者,刘伯承元帅在抗战中一直在发展和丰富着麻雀战的理论。他曾为麻雀战提出了最为精炼的概括:“麻雀仗就是游击战最小最散的战斗队形”;也曾提到了麻雀战在敌后反扫荡和保护人民群众中的作用:“一有警报,当地民兵与游击队应以一部掩护老幼撤退,牵走牲畜;另一部则扭住敌人打麻雀仗,以使敌人无所施其残暴与摧毁……”
甚至在麻雀战和地雷战的具体衔接问题上,刘伯承元帅都曾有明确的指示:“地雷安放最好以伏击配合之(这种伏击是诱伏),或配置监视哨。或在埋地雷的上面伪装埋有资材,然后以麻雀仗的退法诱敌去挖掘使之触发。”
抗日名将的理论提炼和敌后军民的实践结合在一起,麻雀战成为了敌后抗战的战场奇观。我军的战士们会突然呼啸而来,打得日军人仰马翻。随后又顷刻间无影无踪,使日军打又打不到,追也追不上。
《邢台县志》上记载有这样一个战例,就是贯彻了刘伯承关于反“扫荡”之中当地民兵与游击队“扭住敌人打麻雀仗,以使敌人无所施其残暴与摧毁”的具体指示:
1942年5月反“扫荡”时,百余名日伪军,进至水门村西河滩即将搜山时,相距二里远的一个山沟里尚有千余名群众没有逃离,情况十分危急。水门村武委会主任郎守业便带领民兵采取“麻雀”战术,掩护群众转移。郎守业首先带领民兵迂回到菜树垴,开枪打死一个日军小头目,其余民兵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日伪军难辨虚实,放弃搜山计划,纷纷寻找掩体,盲目向菜树垴还击。这时,郎守业迅速带领民兵转移到水门北垴。日军正要向菜树垴进攻之际,背后北垴上又响起枪声,两三名日伪军应声倒下,他们慌了手脚,急忙转身朝北垴还击。此时,群众已在农会主席王俊生带领下,转移到安全地带。
《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一书里,美国朋友福尔曼不仅见证了地雷战和地道战,他同样也是麻雀战的见证人。他获悉的麻雀战情况是这样的:
他们像麻雀似时到处都有,在这儿收拾一个日本人,在那儿收拾一个伪军。日军行进的时候,若有一两个掉队伪士兵,就会被完全是若百姓打扮的民兵用刀子轻轻地干掉。埋伏着的民兵一开枪可以击毙两三个人,开枪后就立刻分散,日本人无法找到报复的目标。
有一种巧妙的麻雀战是打了就走。先在路旁埋伏好,当日本人第一次受打击清醒过来时,他们就要追击狙击部队。狙击部队在每个村里留下几个狙击手,埋伏在敌人要经过的地方。不久,日本人的追击部队就会发觉,自己不过是在捕风捉影而已。不仅如此,当他们掉头回来时,还可能被集中在一起的狙击手伏击……
如此巧妙的麻雀战战法,敌后抗日根据地老百姓曾以这样的民谣予以了赞美:“麻雀战,麻雀战,赶不走,打不散。一枪一个不落空,又省功夫又省钱。麻雀战,麻雀战,战术灵活又多变,打头打尾任我干。麻雀战,麻雀战,窜蹦跳跃像闪电,神出鬼没炮楼间。麻雀战,麻雀战,四面八方任我打,遍地冷枪和冷弹。”
那些英勇坚持在敌后,神出鬼没开展麻雀战的我军游击战士,老百姓亲切而形象地称他们为“麻雀兵”,也以这样的民谣盛赞他们:“‘麻雀兵’,更神气,飞到东,飞到西,飞到日寇心窝里。”
当时,甚至还产生了歌咏麻雀战的民歌。
这种成为战场奇观的麻雀战,在与侵略军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1942年8月,《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军事总结》中记载:根据一个基干部队的报告,敌我伤亡对比,在伏击战斗中为六点六比一(即毙伤敌寇六点六人,我军伤亡一人);在袭击战斗中为二点九四比一;在麻雀战斗中,为五十三比一。
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麻雀战实际上是抗战中最有效率的作战方式之一。这也使得日伪军不得不正视这一种战术。1943年,胶东莱阳伪军治安军107团(这一带的“剿共第三路军”部二个营改编),在“讨伐”时捡到了一本许世友将军讲授的内容编成的《麻雀战术》教材。
伪军如获至宝,称之为“共匪现时使用之麻雀战术密本”,赶紧翻印成册。在伪治安总署1943年第37期《军事月刊》杂志专门上刊登了这篇《麻雀战术》,供伪军作战时参考。
而麻雀战作为一种最有效率的作战方式,也成为了敌后游击战的象征之一。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主席在“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提到敌后我党抗战力量的发展壮大,“靠打麻雀战,打游击战……满天的麻雀就是种子,可以发很多芽。”
随后,他又以这样生动的语言描述了麻雀战和敌后战场的前景:我们这个麻雀与别的麻雀不同,可以长大变成鹏鸟。从前中国神话中说:有-个大鹏鸟,从北方的大海飞到南方的大海,翅膀一扫,就把中国扫得差不多了……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

内容简介
《敌后传奇:中日稀见史料对照下的红色抗日传奇》以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展示一个个“游击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战斗;以中日双方的战史记录,讲述一部“悲壮激烈、可歌可泣”的敌后战场史诗。《敌后传奇:中日稀见史料对照下的红色抗日传奇》作者以近年来发掘的稀有中日史料和国内抗战史料为切入口,借助中日史料互证互照、敌我亲历者的回忆录,图文并茂,重新解读那些代代传颂的有关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民兵的敌后斗争传奇。以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展示一个个“游击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战斗,以中日双方的战史记录,讲述一部“悲壮激烈、可歌可泣”的敌后战场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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