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生活经典:格古要论.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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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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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生活经典:格古要论》简明扼要地对文物进行概述,对名玩优劣、作伪手法以及鉴伪要点均有所议论,使人展卷而能较为系统全面地了解文物概貌,获得一定的鉴赏知识。《中华生活经典:格古要论》还按文物性质分设门类,突破了前人随见随记、次第不清、体例不明、内容驳杂的局限,创立了一种全新的著述体例,构筑起通论性古物鉴定专著的基本框架,堪称后世文物鉴定类专著的开山鼻祖。

作者简介
作者:(明朝)曹昭 杨春俏

目录
前言
卷上
古铜器论
古画论
古墨迹论
古碑法帖论
卷中
古琴论
古砚论
珍奇论
金铁论
卷下
古窑器论
古漆器论
锦绮论
异木论(杂物附)
异石论

序言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关于文物鉴定和辨伪的议论,但是直到宋代,皆为只言片语,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北宋中后期,海内承平日久,社会富庶,博古收藏之风大盛,对鉴定、辨伪的需求也日益增长,逐渐出现一些鉴赏类著作,如米芾的《书史》、《画史》、《砚史》以及南宋杜绾的《云林石谱》、赵希鹄的《洞天清录集》等,在古物鉴藏方面都有不少精当的论述。然而这些著述或限于单门独类,或为随笔杂议,范围既窄,篇幅又小,并不具备鉴藏专著性质的体例和构架。
元代与明代初年,富饶的江南地区人文环境优越,为古物鉴藏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出现不少专事收藏的大家。以活跃的古物鉴藏与交易活动为背景,诞生了《格古要论》这部文物鉴赏专著。该书简明扼要地对文物进行概述,对名玩优劣、作伪手法以及鉴伪要点均有所议论,使人展卷而能较为系统全面地了解文物概貌,获得一定的鉴赏知识,因而为当时及后世文物鉴赏家所重视。更重要的是,该书在继承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文物性质分设门类,门类之下又有子目,分别予以论述,突破了前人随见随记、次第不清、体例不明、内容驳杂的局限,创立了一种全新的著述体例,构筑起通论性古物鉴定专著的基本框架,为后世提供了写作体例方面的参考。从中国文物研究史来看,《格古要论》不仅是明代同类著作的第一部,而且堪称后世文物鉴定类专著的开山鼻祖。
《格古要论》的作者曹昭,字明仲,元末明初松江华亭(今上海市)人,生平不详。曾编校《格古要论》的明代松江人舒敏在序言中称曹氏“世为吴下簪缨旧族”,曹昭自称“先子贞隐处士,平生好古博雅,素蓄古法帖、名画、古琴、旧砚、彝鼎、尊壶之属,置之斋阁,以为珍玩。其售之者,往来尤多”,据此,曹昭的祖上应是仕宦人家,他的父亲虽未做官,但家境殷富,有兴趣、有能力购藏古物。曹昭自幼耳濡目染,不仅嗜好古董,而且还将其当做一门学问来做,“凡见一物,必遍阅图谱,究其来历、格其优劣、别其是否而后已”,很有一股潜心钻研、究根问底的精神,故而能够在古物赏鉴领域“见之广,识之精,而讲之素”。他有感于许多纨绔子弟从事文玩收藏,“其心虽好,而目未之识”,所以“取古铜器、书画、异物,分高下,辨真赝,举其要略,书而成编,析门分类”,纂成《格古要论》一书,为“世之好事者”提供借鉴。书成之后,曹昭亲撰序文,落款时间现有两种:一为“洪武二十年三月望日”,即1387年;一为“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春三月望日”,即1388年。这种分歧与《格古要论》的流传版本有关。
据曹昭自序,《格古要论》为其晚年所撰,同乡人舒敏曾对该书进行编校,明初刊本迄今未见。明清两朝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三卷本、五卷本、十三卷本和节录本等4个版本。三卷本应为曹昭原本,现有《夷门广牍》本和《四库全书》本两种,前者刻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是现今可见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刊本;后者题为“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具体版本不详。这两个三卷本所收曹昭序文时间均为“洪武二十年”,门类划分与文字内容完全相同,唯《夷门广牍》本目录略有讹误。明代景泰、天顺年问,江西吉水人王佐曾对《格古要论》进行大规模增补,不仅增加了“法帖题跋”、“金石遗文”、“文房论”、“古今诰勒题跋”等门类,而且在“古碑法帖”门类下大量抄录各处碑帖和考证跋语文字,在次序编排上也颇有变动,成为十三卷本,仍袭旧名,于天顺三年(1459)刊版流布。这个新增本在明代曾多次翻刻,然自清代乾嘉以来,学者和赏鉴家认为其内容多为杂抄,见识远不如曹昭本,因而尊崇原本,轻视新增本。现在看来,新增本虽然客观上保存了一些古物、碑帖、题跋、宋元遗迹等资料,却殊失“举其要略,书而成编”之义,成了资料的堆砌汇编,于“要论”已名实不符。因此本次编校舍王佐新增本不用,一依曹氏原书。
《格古要论》全书只有一万二千余字,分三卷、十三论:上卷为古铜器、古画、古墨迹、古碑法帖等四论,中卷为古琴、古砚、珍奇、金铁等四论,下卷为古窑器、古漆器、锦绮、异木、异石等五论,共计201条。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一次序视为曹昭原书的安排,那么可以说,曹昭不仅已对“文物”这一概念形成较为清晰、完整的把握,而且已经具备了文物鉴藏史的意识。
一种物品能否进入收藏领域,不仅取决于其自身属性与价值,而且受经济水平、社会风尚、政治观念、历史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格古要论》反映了元末明初的文物收藏状况,自“古铜器论”至“古砚论”六门以及“异石论”,宋元人多所论及,本书借鉴前人成果较多,却也时见曹昭个人的精彩论述;自“珍奇论”至“异木论”六门,则前所未有,是曹昭的创新。这部分内容被公认为本书的亮点,对后世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格古要论》列于卷首的“古铜器”,是夏、商、周三代的礼乐之器,由贵金属铸成,象征着权力、身份与地位,深藏宗庙之内,不轻易示人,可以说,“藏”是青铜器的天然属性。即使作为单纯的收藏对象,其历史也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北宋时已发展为专门的收藏门类,“金石学”成为最早确立的学科,出现吕大临《考古图》、宋徽宗敕编《博古图录》、赵明诚《金石录》等各类公私著述。另外,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古钟鼎彝器辨”中有关于青铜器作伪、辨伪的介绍,此书对曹昭影响重大,《格古要论》是对该书的传承和发展。
除了青铜器,《格古要论》上卷还包括与书画相关的三论。就性质和功能而言,书画可以说是天然的鉴藏对象,成为历代皇室和民间收藏的大宗门类。绘画艺术自汉代以来即受到皇家重视,被宫廷贵室收藏,理论著述则有南朝齐梁年间谢赫的《古画品录》、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宋代米芾的《画史》等;书法艺术盛行于汉魏六朝,在唐代备受推崇,相关著述有唐人孙过庭的《书谱》、北宋米芾的《书史》、南宋姜夔的《续书谱》等。由于对书法艺术和书法作品的追求,在刻石与雕版印刷技术的影响下,珍稀难得的法书真迹自北宋起被制成碑帖,以复印本形式普及流传。《洞天清录集》中的“古画辨”、“古翰墨真迹辨”、“古今纸花印色辨”和“古今石刻辨”,为曹昭直接参考或引用,构成《格古要论》中“古画论”、“古墨迹论”和“古碑法帖论”的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古画论”。该论大体包括两类内容:一,论述了古画鉴藏中的评判标准、鉴定依据、注意事项等要点,首次记录了元代艺术大师赵孟频关于“书画一法”和“士夫画”的议论,为研究古代绘画史留下无比珍贵的史料;二,在历代画家中“略取数人家法”,列出自唐代王维至元初高士安的简单名录,已经显示出将过去的画坛大家按宗派系谱方式排列、归类成脉的画史意识。前入评价《格古要论》,以为书画部分多所承袭,较少新意,甚至因此而全盘否定该书的价值,这是有失公允的。
《格古要论》中、下两卷所收各类器物,皆为元末明初江南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文房清玩,反映着“博古好雅”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古琴论。琴曾是文人怡情养性、抒怀达志的重要媒介,唐宋时期王侯显宦对琴乐的好尚,促进了制琴工艺的发展。《洞天清录集》中有“古琴辨”,涉及古琴鉴别、制琴工艺、收藏弹奏等方方面面,论述极为详细。随着士大夫阶层素养结构的改变,琴的实用功能趋于淡化,越来越成为身份的象征与书房的装点,所以《格古要论》“古琴论”仅仅摘录与鉴藏相关的断纹、材质、样式等方面的内容,排列在器物类文房清玩之首。
古砚论。砚为文房必备,性质坚固,能长久保存。大约在西汉中期,砚已从单纯的书写工具中分离出来,发展成文人案头具有艺术内涵的“清玩”,成为鉴赏收藏的对象,出现《砚史》、《砚谱》等著作,《洞天清录集》中也有“古砚辨”。由于五代与两宋的持续开采,优质砚石资源至元代已经趋于枯竭,所以《格古要论》“古砚论”大体承袭前人成说。
珍奇论。此论包括玉器、玛瑙、珍珠、犀角、象牙等珍奇异宝,共有近四十个品种,全都具有材质稀有、外观华美的属性,“奢侈昂贵”几乎是其与生俱来的标签。这些珍奇很多来自遥远的异域,自古以来几乎为特权阶层所专享,后来随着经济发展、等级制度的相对淡化而逐步流入民间。从鉴藏角度而言,其中部分品种并非曹昭首次提及,但对诸多珍宝系统地品评优劣、鉴别真伪,则以《格古要论》为最早,而且后世也罕见如此系统的论述。
金铁论。金银属于储量有限的贵金属,以之制成的器物,很早就成为人们珍藏的对象,但是把金银器明确作为鉴藏门类,从理论上加以归纳概括,在此前的同类著作中尚未出现。《格古要论》重视金银器,可能与元代统治者近乎痴迷地喜爱金银器物、极大地促进相关工艺的发展密不可分。镔铁和定铁制成的刀具锋利无比,在元代也颇受重视,因为冶炼工艺复杂,这两种材料极为难得,也属高档藏品。曹昭的叙述,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古窑器论。陶瓷的历史极为漫长,但长期以来只是作为生活实用器具,宋元时期的著作均末将瓷器列入鉴藏范畴,偶然有论述,大多语焉不详,不成体系。曹昭的“古窑器论”是最早的关于陶瓷器的专论,对五代以来的柴窑等十余种窑器论述特征,品评优劣,介绍真伪鉴定方面的知识,不仅为当时的陶瓷鉴藏家提供了参考,而且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有些论断为中国陶瓷史上首次记载,后世多沿袭至今。
古漆器论。漆器较早就作为生活实用器具使用,曹昭首次将其列入鉴藏范畴,并对主要品种加以系统梳理,而且留下关于元明之际著名漆工张成、杨茂、彭君宝等人的记载。晚明人黄成的《髹饰录》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漆艺专著,其中的许多认识直接源自本书。
锦绮论。本论记述一些特殊纹样的古锦、刻丝工艺以及西域、南方等地传入的织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元时期纺织业的发展状况与中外交流情况。
异木论。唐宋时期,家具形制发生重大改变,明代家具更是发展至繁荣和巅峰状态。许多珍奇木材应用于建筑、家具和小型器物加工领域,受到人们的大力追捧。在这种背景下,曹昭首次将木、紫檀木等十几种珍稀木材纳入鉴藏范畴,进行系统梳理,加以品评,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异石论。中国藏石、赏石之风源远流长,唐宋时期园林艺术的兴起,带动了赏石文化的蓬勃发展,至宋代达于鼎盛,出现多部论石专著,如杜绾《云林石谱》、常懋《宣和石谱》等。曹昭记录了灵璧石等近二十种名石,虽不及《云林石谱》等专著种类丰富,却也增添了几种前人未曾涉及的种类,反映了元末明初鉴藏奇石的社会风貌。
作为我国现存较早的一部体系相对完备、门类十分丰富的古物鉴藏专著,《格古要论》自问世迄今已有六百余年,却始终未以单行本形式刊行,也没有点校本出版。在考古学、文物学日益显示其重要作用的今天,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和总结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时,便不能不承认《格古要论》的学术价值及其重要地位。我们现在整理出版这个注释点评本,一方面是希望世人了解《格古要论》一书的学术地位和价值,另一方面也希望这部书能为当代文物收藏活动提供一些借鉴。
本书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以明代周履靖《夷门广牍》本为参校本。全书文字一依《四库全书》本,个别条目据其相关性进行微调,以便于点评。对于书中个别刊刻错误,直接改正,未出校记;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异文,在注释中略作说明。
“注释”主要解决难以理解的字词与文化常识性内容,偶尔对难以理解的语句进行串讲,力求简明扼要。“译文”以直译为主,但是为使语句通顺流畅,个别地方采取了意译的处理方式。《格古要论》的编纂宗旨在于描述古物特征,品评优劣,鉴别真伪,它所反映的是元末明初的古物鉴藏状况,与今天隔了六百多年的岁月。从生活时代而言,曹昭所“格”之“古”对今人无疑更加古老,我们渴望为书中那些琳琅满目的文物勾勒出更为清晰的历史背景;从文物鉴定方法而言,我们拥有曹昭从未梦想过的技术手段,可以从科学角度对其经验性的判断作出解释,对其受时代限制作出的错误判断进行纠正。因此,我们在“点评”部分用力尤多,力求根据文物特点,在有限的篇幅内为读者提供历史、艺术、科普等方面的知识,说明该文物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并对古人的一些错误认识作出解释与说明,从而使这部著作能够真正跨越时空,走进今天的文物鉴藏领域,走进当代入的视野。
曹昭幼承家学,毕生钻研,直至老年仍不敢懈怠,唯恐学问不精,诚恳坦言自己的著作“其间或有谬误,尚冀多识君子幸而正之”,何况笔者识见浅陋,注释、点评中难免存在纰漏讹误,尚希方家斧正。
杨春俏
2011年冬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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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生活经典:格古要论

古铜器论
古铜色
铜器入土上千年,色纯青如翠①;入水千年,色纯绿如瓜皮。皆莹润如玉。未及千年,虽有青绿而不莹润。有土蚀穿剥处,如蜗篆自然②。或有斧凿痕,则伪也。器厚者止能秀三分之一③,或减半,其体还重;器薄者铜将秀尽,有穿破处,不见铜色,惟见青绿,彻骨其中,或有红色如丹④。不曾入水土、惟流传人间者,其色紫褐,有如黑漆色者,而有牛砂斑垤起⑤,如上等辰砂⑥。此三等结秀最贵。有如蜡荼色者⑦,有如黑漆色者,在水土年近,虽秀,不能入骨,亦不莹润,亦无朱砂斑垤起者。汉印亦然。今所见三铜器,青绿剥蚀彻骨,莹润如玉,及有朱砂斑垤起者,非三代时物无此也⑧。

内容简介
《中华生活经典:格古要论》元代与明代初年,富饶的江南地区人文环境优越,为古物鉴藏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出现不少专事收藏的大家。以活跃的古物鉴藏与交易活动为背景,诞生了《格古要论》这部文物鉴赏专著。这本《格古要论》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以明代周履靖《夷门广牍》本为参校本。《中华生活经典:格古要论》文字一依《四库全书》本,个别条目据其相关性进行微调,以便于点评。对于书中个别刊刻错误,直接改正,未出校记;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异文,在注释中略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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