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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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全3册)》编辑推荐:文明忧患意识,是一个民族永恒的安全底线。我们应该告别“不争论”的特殊时期了。中国文明的强大与不朽,不在变形的末端,而在雄厚的原生时代。《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堪称长篇史诗性力作《大秦帝国》的理论读本,它带给了新时期的我们全新的思考。我们到底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怎样是我们的未来。它直面新时代儒法之争,彰显法治精神,是为秦帝国正名的最强音。它推翻旧史观,首次倾力解读中国前3000年原生文明时代七大历史性跨越。它为争文明话语权而鸣,为铸民族新灵魂而作。

作者简介
孙皓晖,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1993—1997年,基于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思考,历时16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秦帝国》,共6部11卷,504万字。这是目前唯一一部全面、正面表现秦帝国时代的长篇历史小说。

目录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总目录
总序 文明历史的叩问 1
第一编 远古文明与近古文明 19
第二编 早期国家文明 63
第三编 新文明酝酿时代 141
第四编 新文明爆炸时代 309
第五编 秦帝国时代 563
结语 前三千年文明历史之反刍 797
跋 微木填沧海 821
上部目录
[总序]文明历史的叩问
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群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第一编]远古文明与近古文明
聚合基因:神话时代与传说时代
中国文明在产生之初就与众不同
伏羲氏、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是中国远古四大圣雄
黄帝大联盟权力的建立,是中国民族统一意识的最早体现
黄帝时代是近古之世的器物发明高潮期
百年治水:走出洪荒时代
百年大洪水是近古中国社会的真实历史
惊人的历史密码:夏、商、周、秦四大族群共同参与治水
[第二编 ]早期国家文明
夏:国家文明的开端——早期邦联制
大禹死后的权力大变局:从“公天下”到“私天下”
夏人是中国文明第一次历史性跨越的真正推手
夏人开创了极具和谐性的农耕文明形态
商:成熟的邦联制国家
商代之法,开创了后世成文法的先河
殷商时期大政治家的出现频率居夏商周三代之冠
商人的综合经济活动方式:渔、猎、农、牧四大领域交融并进
西周:礼治社会——精密的联邦制国家
周人安土重迁的单一农耕文明传统
周人政治文明的成熟:王权君统高于族权宗统
周代贵族阶层生活的每个环节都充满了仪式感
[第三编 ] 新文明酝酿时代
周文明的衰落
周文明崇拜情结的历史根源
礼治文明的三大先天缺陷
关于西周灭亡的神秘预判——天意乎?
礼治冰河的解冻
“烽火戏诸侯”的历史大结局
镐京事变使秦人重登历史舞台
革新求变精神与王道理念的激烈碰撞
小国争霸: 政治变革之发端
东周中央王室的自动沦陷,是空前绝后的个例
小诸侯争霸对王权的叛逆性强过后来的大国争霸
戎狄四面侵扰:华夏文明第一次真正的存亡危机
大国霸业文明: 政治变革之深化
齐桓公任用管仲是阳光政治的典型
秦国是春秋时期抵御野蛮文明入侵的最主要力量之一
弭兵反战思潮是中国原生文明最可贵的遗产之一
楚、吴、越整合南方蛮夷族群融入华夏文明的历史功绩
大国蜕变与阵痛效应
惠民政策与新兴势力的崛起
就人口结构而言,楚国最复杂,秦国最简单
孔子保守主义政治的失败
国家政权更迭的历史道路,除了“汤武革命”的暴力置换方式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方式?
两大时代的过渡
七国崛起,主导天下
凡有血气,皆有争心;大争之世,多事之时
春秋战国的君臣多是文武两通的杰出人才,很少有没上过战场的
中部目录
[第四编]新文明爆炸时代
战国社会鸟瞰
魏、楚变法之后,求变图存是当时强大的社会思潮
合纵连横的邦交对抗,是战国时期国家对抗的基本方式
六国合纵是最早的国家共同体;《战国策》是多极力量抗衡的百科全书
魏国李悝变法
三晋集团强势崛起,同一阵线中不同集团的竞争是文明发展史上最大常数之一
魏、赵、韩三国“互不开战,各自对外”的行动原则具有区域性国家集团特点
法家主导战国变法潮流的历史走向;而儒家主张全面复古,不受新势力欢迎
楚国吴起变法
吴起变法瞄准了最要害的封地分治问题
吴起变法经历的曲折,是战国改革派与保守势力惨烈交锋的缩影
韩国申不害变法
商鞅的法治理念与术治派深刻对峙:个人行为是否以法律为准则,是国家或治或乱的根本界限
韩国战时变法的悲剧:术治之下的阴谋化政治导致国家灾难
齐威王驺忌变法
齐威王以重视人才闻名,可是齐国人才被任用为政的却很少,齐国的大政治家也极少发挥主导作用
一直停留于局部变革的水平、变法始终具有人治色彩,是齐国变法的历史缺陷
秦国商鞅变法
求贤令彰显秦国强国之决心,也是强国者必要之选
秦国变法出乎意料。大国对峙的夹缝,变成了敌对国家崛起的历史机遇
大政在野不在朝。商鞅变法一开始就确立了“法以爱民”的方针
赵国武灵王变法
赵雍的政治幼稚病直接导致了他的灭亡
赵雍死后赵国依然强大。社会深层利益合理化的全面变革,其本身的生命力是战胜历史倒退力量的最坚实根基
燕国乐毅变法
燕昭王的变法说明,举凡弱国振兴,无不伴随着洗刷既往耻辱的强烈渴望
燕国灭齐打破了山东六国联合抗秦的合纵格局,形成六大战国联手对齐作战
燕昭王为变法积极求贤,为郭隗筑黄金台。黄金台的天下效应,与此前秦孝公的求贤令,几乎是等同的
战争文明之巅峰
战国时代十四次大会战,五大系统兵器装备,战争方式大进展,几百部兵学著作——战国时代的战争文明,是整个人类古典社会的最高峰
原典思想大爆炸
战国时代涌现了四百余思想家与实业学问家,原典著作一千卷上下。战国原典思想大爆炸的特质在于创造性
百家同构,百家争鸣。文明体系的内在均衡性,决定了民族文明的强大生命力秦国政治危机
战国末期庙堂昏暗,恶政当国,英才陷落,七大战国突然同时跌入低谷
秦国的权力继承问题解决不好是四次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
奇人吕不韦的出现改变了历史
帝国序幕: 诀别吕不韦集团
《吕氏春秋》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秦王嬴政诀别吕不韦,是两种治国理念的巨大冲突
富国强兵:秦国实力大跨越
秦王嬴政大刀阔斧振兴秦国,从解决经济困局入手
郑国渠的修建最初竟是韩国实施的疲秦计
秦国准备一统天下,从人才储备开始
下部目录
[第五编]秦帝国时代
统一首战:灭韩之战
“间谍”韩非之死的历史公案
韩国的“疲秦计”,反倒使秦国拥有了当时最为强大的后援能力
两强终决:灭赵之战
秦赵同源,为何性格南辕北辙?
赵国灭亡的独特历史根源:赵人族群性格——烈而乱
李牧被赵国阴暗政治所吞没
和平岔道:灭燕之战
燕与秦、赵的国家关系:无理性之复杂与荒诞
荆轲不是一个神勇高明的剑客
燕国的灭亡,是长期固守迂阔的贵族政治传统的必然结果
沉闷死亡:灭魏之战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秦魏两国格局的历史性颠倒
水灌大梁:秦统一战争中惟一的水战
魏国式的人才意识:敬重迂腐虚名,排斥真才实学
分治绝唱:灭楚之战
.第一次灭楚之战:项燕大败李信
楚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是推行变法浅尝辄止,始终没有解决封地治权问题
忘战灭国:灭齐之战
齐国的古典绥靖主义政策,酿成了举国上下的软骨病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秦帝国整合民生
夷险阻,定地势:对整个华夏世界生存环境的大修复秦帝国全面推行重农不抑商政策
秦帝国整合民生的系统政策,是推翻秦暴政说的最基本事实
秦帝国创建统一文明
秦帝国具有自觉的文明整合意识
任何进步新政权的反复辟政策,都有其残酷的一面
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全面推行土地私有制
“三南”之忧:秦帝国统合岭南
开凿灵渠,确保秦军后勤大输送
赵佗率领的秦军是最早的岭南客家人
统合岭南,使南中国滑过脱离华夏文明圈的险境
胡患之战:秦帝国草原大反击
蒙恬秦军北击匈奴,可能远达今日之贝加尔湖地区
长城是秦帝国时代一项伟大的士兵工程
修建长城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反侵略战争的正义选择
铁血风暴:秦帝国反复辟政治战
秦始皇在对待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旷古绝今的骄傲
张良:六国贵族复辟的精神旗帜,一个逆向的历史符号
以刑治方士为重点的坑杀事件,被简化讹传为“坑儒”
[结语 ]前三千年文明历史之反刍
[跋 ]微木填沧海

序言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总序]文明历史的叩问

漫漫岁月,沧桑变幻。
人类历史在甘苦共尝中拓展伸延,已经进境为工业文明与科学文明交汇的时代了。
整个人类的生命史,是一部辽阔激荡、深远相续的文明创造史。只要人类的生命在延续,人性的基本方面——善与恶的冲突就在延续,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就在延续。任何力量都不能割断人类生命进程的连续性,也不能割断人类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我们的今天,曾经在昨天生长。我们的昨天,不断在今天重演。我们的未来,永远浸透着昨天与今天的重叠与沉淀。要走向更高的文明形态,我们就必须摒弃种种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以高端文明的视野回望文明发展的足迹,与我们的历史传统完成精神的对接,对我们的未来方向作出清晰的选择。
人类前进的脚步,永远经受着种种形式的历史质询。
1840年以来,自古老的中国打开封闭的大门,就一直面对着文明史的严酷拷问。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为什么近现代以来沦落为穷弱之邦?百余年后,当我们重新崛起的时候,为什么仍然有着深刻而普遍的社会迷茫?在西方文明面前,中国为什么出现了黄色文明落后论、中国文化酱缸论?我们的历史意识,为什么不能明确地认知中国文明的根基?我们对文明历史的价值评判标尺,为什么始终没有社会共识性的基本标准?我们的历史充满了烟尘浓雾,充满了非理性纠缠,问题人物与问题事件层出不穷,原因究竟在哪里?面对新的文明跨越,我们为什么无法确认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坐标?我们这个历史如此悠久的国家,为什么始终没有自己的文明话语体系?我们对自身文明史的反思与总结,为什么两千余年来始终停留在史料整理、细节考证、编年叙述的技术层面上,直至当代,我们依旧没有总体反思的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突破?
……
问题太多太多,答案太少太少。
我们的文明史意识苍白得惊人,我们的文明史研究几乎是一片沙漠。
要创建新的文明形态,就不能回避基于生存法则的文明史叩问。
它来自我们灵魂深处的精神发展需求,来自我们赖以生成的久远根基。

各个民族在各个时代,都在对自己的历史进行着不断地回顾与总结。
西方人需要不断反思自己的文明史,我们也需要不断反思自己的文明史。人类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需要不断反思自己的文明史,不断寻找符合当代需求的新答案,而不是将某一时代关于文明历史的认识与评判,当做永恒不变的金科玉律,当做束缚自己的古老教条,从而禁锢我们实现文明跨越的历史脚步。
古典文明时期的中国,曾经产生出庞大的史书体系,曾经产生出汗牛充栋般的种种历史评判。可是,既往所有的历史书写与既定结论,都仅仅表明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意识,表明了那个时代的现实需求。对于今天的我们,那些庞大复杂的评判体系,显然已经与当代社会对文明历史的继承需求有相当大的距离了。那些价值观与评判体系,对于我们,已经成为一座座古老的历史遗迹,它们具有无比丰厚的历史美感,但却无法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精神基地。那些庞大的史书体系,那些不断被发掘的历史遗存,留给我们的,只是丰沛充盈的历史素材。在无垠的素材海洋中,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未曾被发现的历史发展逻辑链条,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它们指向未来的历史延长线究竟在哪里?
甚或,广阔的素材海洋中,究竟还有没有被刻意掩盖扭曲的有用材料?
举凡这一切,都得我们用当代高端文明视野,去努力开掘,去寻求新的答案。

地球环境的差异,生命群体的庞大,注定了人类一开始只能是天各一方。
大约上万年之前,这些天各一方的人群,渐渐形成了千姿百态而又相对稳定的原始生存方式。以不同的生存方式为根基,在同一地域谋生的人们又渐渐形成了聚居的群落。大约从公元前 3500年开始,人类在各个地域渐渐形成了稳定的族群,并先后进入了国家时代,各自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早期生存形态。
这种稳定而自觉的生存形态,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作为近现代以来的人文科学概念,“文明”这个词是西方人确立的。文明,英文是 Civilization。在英语世界,“文明”的含义是逐步演
变的,又是不断丰富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与《大美百科全书》对“文明”概念的发展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解说。在现代理念的意义上,《美国传统词典》对“文明”的内涵与应用,又作出了理论说明,大体有六层含义:
其一,文明是人类社会知识、文化和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标志为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文字的广泛使用,以及复杂的政治及社会机构的出现;
其二,文明是一个特定国家或地区,在一个特定时期中发展出的文化和社会类型;其三,文明是对一种历史文化的概括,譬如玛雅文化、古罗马文化就是一种文明;其四,文明是一种过程与状态,譬如人群的开化、教化,就是这样的文明过程;其五,文明是一种蕴涵着文化与智慧的优雅品位,是人的教养与修养;其六,文明是一种社会状态,譬如人们常说的文明社会。
这六个方面是文明理念的综合内涵。从总体上说,“文明”是指与“野蛮”状态相对应的一种人类自觉生存的高级状态。这种生存状态,包括了人类在自觉生存状态下的一切基本方面,也包括了它的整体形态。
中国社会的文明意识是什么样的状态?
历史文献证明,中国当代文明意识的淡薄,并不是先祖遗传的。中国人对“文明”的概括比西方要早得多,作为古典语汇的“文明”,其内涵也非常地逼近当代理念。已知的古典文献表明,“文明”一词的最早出典,是《尚书》与《周易》。
在《尚书o舜典》中,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的概括。古文献家对这句话的解释是:“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 “《周易o大有》云:“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另外,《周易o乾卦》的说明辞《文言》又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对于古典“文明”的含义,唐代学者孔颖达的具体说明是:“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顾名思义,文明者,文章之光明也。这就是说,阳气升腾,万物生长,天下有了“文章”,就会一片光明;文明者,文章之光明也。
那么,“文章”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能给天下以光明呢?春秋战国时期的三种文献,给我们呈现了那个时代所说的文章的含义:其一,《论语》说,文章是礼乐法度;其二,《左传》说,文章是车服旌旗;其三,《楚辞》说,文章是花草与织物的灿烂文采。
显然,在我们的原典时代,文章是社会秩序,是生活状态,是人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所生发的灿烂华彩。用今人听得明白的语言来表述古典文献中的“文明”内涵,那就是:依据天地运行而创造的生存状态、普遍基本的社会制度,以及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华彩。也即经纬天地、照临四方的文章之光明,就是文明。
这种古老而深邃的智慧理解,不能不使我们发出由衷的惊叹!

人类社会究竟创造了多少种文明?目前尚无确切计数。
关于世界文明史的基本理念,当代有三种主要的说法。
其一,英国学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这部著作将人类古典文明看做多元化的发展,并分作了 21个类型: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朗社会、阿拉伯社会、印度社会、远东社会、古代希腊社会、叙利亚社会、古代印度社会、古代中国社会、米诺斯社会、苏美尔社会、赫梯社会、巴比伦社会、埃及社会、安第斯社会、墨西哥社会、尤卡坦社会、玛雅社会……后来,汤因比又将其发展为 31种,我们不再具体罗列,也不对汤因比的划分做具体的评价。
其二,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这部著作自1970年出版以来,连续再版七次。它的文明史基本理念是:世界文明并不是以西方文明为轴心发展的,而是多样化地有差异地发展的;在文明生长时期与此后相当长的古典时期,各个地区、国家的文明都是独立发展的。这种独立发展的古典文明,有五个被作者列为专章论述的基本类型:欧洲大陆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世界游牧文明。
其三,美籍德国学者卡尔oA.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这本书有一个颇为惊人的副题——“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他的基本理念是以政治体制模式为文明核心,将人类文明分作两大类:西方民主文明和东方专制文明。包括中国、埃及、俄罗斯等大国在内的大部分东方国家,都是基于远古治水而生发的专制主义文明;西方世界则是民主文明。
大量的世界文明史研究著作,告诉了我们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不是单一的,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有多少个民族,便有多少种文明形态。它们千姿百态,色彩纷呈,各具特色,独树一帜。这些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明体系,构成了人类生命史的灿烂华章。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文明演进史的研究著作中,关于文明起源与文明原创的探究与反思,都居于绝对中心的地位。这一现象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不清楚某种文明的起源根基,不清楚某种文明的原创特质,便不能了解这一文明的衍生传承法则,更无法预测这一文明的未来变化趋势。
这一逻辑,提出了一个必然的问题——
文明,既然是社会生存发展的总体反映,为什么还要受到远去的历史的制约?

文明,是人类精神连续发展的外在化。
没有人类精神活动连续发展的积累,便没有文明的创造,没有文明的跨越。
正因为如此,任何文明形态的根基都深深埋藏于久远的历史之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它由涓涓细流汇成澎湃江河的历史中,必然有一段沉淀、凝聚、锤炼、升华、成熟并稳定化的枢纽时期。这个枢纽时期所形成的生存形态、生存法则,以及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精神特质,等等,都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具有极强的传承性。这些稳定的传承要素及其综合形态一旦形成,便如同生命基因对一个人的决定性影响一样,将永远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或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命历史的发展轨迹。这种在早期国家时代生成的独具特色的稳定的生存方式,是一个族群永恒的文明徽记,将之与其他
一切族群的生存方式显著地区别开来,就形成了世界民族之林中无数的“这一个”。这种具有极大稳定性与传承性的创始期文明形态,我在 1993年所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序言”中,称之为“原生文明”。原生文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入自觉生存状态的第一生命载体。原生文明,是一个族群摆脱自发生存状态,进入到理性生存阶段
的社会创造。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命延续的第一根基。所谓历史传统,所谓特殊国情,所谓民族精神,所谓价值理念,
所谓国家性格,所谓社会风习,所谓民族文化,等等,从实际上说,都是文明大创造时期生成的这种具有极大稳定性的原生文明的种种体现。它们历经锤炼升华,一旦稳定下来,便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其后,无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轨迹如何演变,原生文明都具有恒定的、难以改变的基本特质。
这种难以改变的基本特质,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表现为方方面面的差别:各不相同的文字,各不相同的价值观,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的思维方式,各不相同的政治体制与权力运行方式,等等。所有这些差别,所有这些特殊性,形成了一个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风貌。即或在人类交流融合充分发展的今天,各民族基于原生文明而形成的种种差别,依然是非常鲜明的。

不同的文明目光,对其他文明的观察与评估,往往是有很大差异的。
美国学者约翰o托兰曾经在他的《日本帝国的衰亡》中,具体描述了日本文明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并给予了自己的评判。他是这样说的——
与西方人黑白分明的思想方法不同,日本人的界限比较模糊。在国际关系中,日本人讲究的是政策,而不是原则。日本人的逻辑,就像日本人用的包袱布,可大可小,随机应变。不需要时,还可以叠起来装在口袋里。日本人是不可理解的矛盾:既讲礼貌,又野蛮;既忠诚老实,又诡计多端;既勇敢,又懦弱;既勤劳,又懒惰——统统同时存在。对日本人来说,这没有什么不正常。日本人认为,一个人的矛盾越多,他便越深奥,自我斗争越尖锐,他的生活便越正常。
日本人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他们在铁砧上打铁是蹲着的,使用锯子、刨子是拉而不是推,盖房子先盖屋顶,开锁钥匙向左拧。日本人做一切事情都是相反的。话倒着说,书报倒着念,文章倒着写。人家坐椅子,他坐地板。鱼虾生吃。讲完一个人的悲剧后,就放声大笑。穿新衣服掉进泥塘,爬起来面带笑容。有话不明说,而是说反话。讨论问题拐弯抹角。在家里以过分的礼节款待你,在火车上却粗暴地又推又搡。杀了人,还要向仆人道歉,说把他屋子弄乱了。
相反,19世纪的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概略》中,对欧洲文明与美国文明,也作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评价。他这样说——
现在称西洋各国为文明国家,不过是在目前这个时代说的。如果认真加以分析,它们的缺陷还非常多。例如,战争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西洋各国却专门从事战争;盗窃杀人是社会罪恶,西洋各国的盗窃案杀人案却层出不穷;此外,西洋各国(在政治上)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相互攻讦而吵嚷不休;至于外交上耍手段玩弄权术,更是无所不为……假如千百年后,人类的智德已经高度发达,再回顾西洋各国的情况,将会为其野蛮而叹息。
由此可见,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不应满足于目前的西方文明。
对不同文明的各自评价,为什么差异如此之大?人类文明的标尺,为什么会如此不同?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的冲突。我们不能说,人类的冲突总是
基于文明的差异而发生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地说,人类每次大冲突的背后,都埋藏着文明差异的根基。有许多冲突,文明的差异甚至成为直接的诱发因素,或者根本性的原因。
古典时代,文明差异直接引起冲突的现象尤其普遍。中国春秋时代,周边游牧族群不断入侵华夏腹心地带,爆发了大规模的基于文明冲突的长期战争。战国与秦帝国时代,北方匈奴与诸胡严重地侵犯华夏,再次爆发长期的文明大冲突。此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宋元明清时期,这种不同民族的文明冲突,在中国及其周边大地上,一直没有终止过。
在中国之外的世界环境中,马其顿民族对古希腊的征服,罗马帝国对埃及的远征,古印度佛国的突然灭亡,古巴比伦帝国的突然灭亡,罗马帝国的解体星散,十字军东征的宗教战争,等等,也无不因为各民族文明形态的巨大差异而生发出来。
历史的逻辑是:越是相互处于闭塞状态,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便越是激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文明的交流融合大大加深,直接基于文明差异而引发的大规模冲突虽然没有终止,但显然呈现出大为减少的趋势。文明的差异,文明的多元化发展,在世界各民族的共处中越来越被接受了。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

那么,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无侵犯、无冲突的安全环境了吗?各民族的文明,已经可以不受威胁、不受制约地自由发展了吗?事情,似乎并不那么乐观。种种动荡与冲突的后面,似乎总隐藏着一些深刻的历史因素。西
方诸多学者,力图从文明差异的角度去解析当代世界冲突。在当代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也总有不同的声音,力图从中国文明的角度去解释中国的事变与结局。对中国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西方也总有一种或明或暗的根本性困惑:在中国古老的文明传统中,究竟潜藏着什么样的发展基因,什么样的落后基因?它们将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1949年年末,美国势力退出中国后深感痛心,在全面检讨“究竟是谁失去了中国”的思潮中,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长长的《对华关系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对美国与中国的历史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总结,企图找出问题的核心所在。主编这一长篇文件的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就该白皮书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三千余年以来,中国人发展了他们自己高度的文化与文明,多半未受外来影响。甚至受武力征服之后,中国人还往往能在最后镇压并同化侵入者。因此,他们自然会自视为世界中心以及文明人的最高表现。在 19世纪中叶,这座中国的、孤立的、到那时为止一直不能通过的墙,被西方突破了。这些外来者带来一种进取性、独一无二的西方技术发展和一种以前的外国入侵者未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人同化,反而为中国人介绍了新观念。这些新观念,在刺激骚乱与不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 ……
中国国内已经达到了一种定局,纵令这是未尽职责的结果,但仍然已成定局……我们仍旧相信,中国的局面在最近的将来无论如何悲惨,无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一大部分可能怎样残酷地处于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
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中国的发展已经证明,当年的美国政府对中国文明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其结论是多么的背离事实。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美国人将中国文明的历史只归结为“三千余年以来”?为什么一种立足于中国文明根基的分析,其结论却如此经不起事实验证?中国文明的奥秘究竟隐藏在哪里?

文明历史对中国人的叩问,一直在延续。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以他的巨著《中国科学和文明史》——1972年被中国冀朝铸先生题写书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证明了中国古典文明在全世界的领先地位。他说过,“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中国(古代)的这些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在李约瑟的研究之前,德国学者韦伯(MaxWeber)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在宋代中国早已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而工业革命却没有首先在中国发生?这就是为中国学界所熟悉的著名的“韦伯疑问”。
李约瑟将这个“韦伯疑问”具体归结为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历史上的中国科学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其二,为什么到了现代,中国科学技术不再领先于其他文明?这就是同样为中国学界所熟悉的著名的“李约瑟难题”。问题一经提出,一直吸引着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寻求解答。经济学家、哲学史家、科学家等纷纷提出见解,一时蔚为大观。但是,我们始终不得要领,始终没有相对深刻明确的根基性的答案。
面对种种严酷的叩问,我们的解答在深重的苦难中延续了一百多年。
从 1840年开始,在人类高端文明的入口处,中国遭遇了巨大的历史冲击。几经亡国灭种的劫难,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终于开始了艰难的觉醒。自觉地,不自觉地,华夏族群开始了连绵不断的关于自身历史的反思。民族何以孱弱?国家何以贫穷?老路何以不能再走?新路究竟指向何方?中国何以落后贫弱?中国如何振兴图强?凡此种种关乎民族兴亡的根本性思索,都在救亡图存这一严酷背景下蓬蓬勃勃地出现了。
于是,有了戊戌变法对中国现实出路寻求突破的尝试。
于是,有了辛亥革命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政治设计。
于是,有了五四运动对中国历史传统的反思,有了打倒孔家店的宣战。
于是,有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新文化运动。
当我们这个民族终于获得独立,终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我们开始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重建。在我们有可能借助于高端文明时代的科学思维方式对我们的文明史重新审视并给以总结的时候,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乱与大劫难发生了。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文革”是中国当代史的一场噩梦。
基于最简单的政治原因,“文革”以“破四旧”的恶性方式,毁灭了大量的中国文明遗存;以“评法批儒”的粗暴方式,以极端化的偏狭理论,从服务政治需要出发清理文明历史遗产;对中国文明史作出了阶级斗争模式的简单化评判,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意识造成了新的扭曲。同时,“文革”以疯狂的人治方式,以无法无天的大混乱,毁灭了中国文明体系中原本已经越来越淡薄的法治传统。
今天,当我们真正获得了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当我们试图真正的正本清源,对我们的文明史进行系统的反思性总结,从而为我们的文明传统寻求话语权时,我们蓦然发现,“文革”劫难已经给我们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文明史埋下了深远的祸根。曾经普遍受到伤害的知识分子群体,基于对“文革”的反感,已经自觉地、不自觉地重新回归到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古老的历史意识中,将熟悉而陈腐的局部传统文化当做国宝国学,以某种难以言说的心态倍加推崇,并致力于向全世界广泛传播。
因为反对一个极端,我们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再一次,我们回到了曾经深陷其中的历史烟雾之中。
但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智慧,并没有被历史的烟尘淹没。我
们坚韧努力的脚步,体现着中华民族再生与复兴的伟大心愿。在生存生计成为最迫切问题的历史关头,我们民族以最大的智慧,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新价值理念,停止了无休止的论争,从纷杂的社会大折腾中摆脱出来,全副身心地投入到了变革图强的努力之中。这种伟大明澈的智慧,挽救了民族,挽救了国家。
中华民族在最艰难的历史时刻,开始了真正的复兴启航。
但是,被我们搁置的问题,却并没有因为搁置而消失。文明史的中国叩问,并没有因为种种延宕而减弱。相反,当我们的国家日渐富裕强大而面临新的文明跨越的历史关口时,这一历史叩问,变得更加突出了。
一个民族的发展要保持悠长的生命力,保持饱满的生命状态,就必须有坚实的文明根基。这种文明根基的坚实程度,不仅取决于文明传统的丰厚性,更取决于一个时代基于清醒的历史意识而确立的继承原则。我们可以因为最紧迫问题所必须的社会精神集中而暂时中止大规模的社会争论,诚如战国名士鲁仲连所言:“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获得必要的社会条件之后,对自身文明历史的认真探究依然是一个民族复兴必须的,甚至是基本条件性的历史环节。
是的,我们应该告别“不争论”的特殊时期了。
我们所需避免的,是不能将文明审视简单等同于某一实际目标。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文明历史的审视,不应该成为任何实际目标的手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文明历史的探究,本身有其伟大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为实现伟大的文明跨越,提供经得起考验的历史精神资源。这个目标,就是在世界民族之林确立我们民族的文明话语权。

这样一本书,正是在上述思想的催生下写出的。
这本书的原本真身,是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的全部解说文字。惟其如此,它的语言才有一定的跳跃性与形象性,会给读者一定的阅读美感。可是,当这部纪录片写完之后,朋友们与我的共同感受却是,它更像一本书。作为纪录片的解说,它需要大大稀释,从而释放出从容舒缓的形象美感。作为一部文明史著作,它却与学院化标准相去甚远。这本书既没有长长的注释,也没有开列庞大的参考书目,内文中的批量引号现象也极少。我所力图做到的,是将自己已经消化的知识与思想,简洁诚实地告诉人们,如此而已。强拉读者与自己一起走进书橱,是一件并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民族既往的原典著作,似乎从来都是这么简洁朴实的,使人有阅读快感的。
无论形式如何,它的思想阐发任务可以说是完成了。
故此,就让它以两者兼具的形式感,去与读者们拥抱吧。
这是一本力图理清中国前三千年文明史的书。
中国文明五千年,前三千年是我们的文明高原,文明圣土。在这三千年中,华夏族群历经了七大时代——五帝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帝国。在其中的每一个时代,我们的民族都曾经实现了一次巨大的文明跨越。历经七次大的历史跨越,我们的民族终于登上了中国古典文明高原的最高顶峰——秦帝国时代,成功地实现了中国疆域的统一,成功地创造了中国文明的统一,给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奠定了永恒不朽的历史生存范式。
此后,自汉武帝时代开始,中国文明出现了千丈瀑布式的历史大落差,开始了两千余年地平线式的涌动发展。在后两千余年中,我们虽然也有过局部的文明突破与技术性质的社会发展,但是,却再也没有出现过以社会制度为核心的文明形态的整体跨越。宋明之后的中国,在“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理念笼罩下,更是迅速地趋于僵化陈腐。以至于在清末,我们终于沦为几近僵尸的“古老肉”了。
中国文明的强大与不朽,不在变形的末端,而在雄厚的原生时代。
惟其如此,鸦片战争 160余年之后,在我们的民族面临新的文明跨越的历史转折时期,重读我们的文明历史,以新的价值理念寻求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在我们需要抬起头、直起腰的时候,重新解读中国前三千年实现文明连续跨越的历史奥秘,领悟那些隐藏在当时社会实践逻辑中的历史延长线的指向,对于我们这个从来没有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整体反思自身文明,并在世界民族之林确立文明话语权的民族来说,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国家文明话语权的确立,是实现民族复兴与文明跨越的必备历史条件。
实现国家文明话语权,是中国民族的历史责任,更是中国人文学界的历史责任。
一面呈现历史,一面解析历史,是这本书的基本特征。诚实地说,这本书未必能承担上述重任。但是,它可以是精卫所衔的一枝微木,可以是试图填平沧海的一种努力。
孙皓晖
2011年6月
于西北大学秦文明研究院

后记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跋]微木填沧海
这套书的问世,源于我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不期而遇。
2011年6月,我正在北京筹备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华夏根脉o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付诸拍摄的前期事项。一天,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北京世纪文景的施宏俊。他说,在我的博客上看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 ,想和我见见、谈谈。正好我在北京,于是欣然应约。那天,施宏俊副总裁是与编辑室主任李文青一起来的。交谈得知,北京世纪文景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北京成立的一家出版公司,是世纪出版集团在北京的一个基本阵地。
我们的话题涉及很广,从上海出版业的改革,到他们近年的出版成果以及出版理念;从我的诸多文章能否编成一本书,到我对中国文明历史的许多想法与基本理念。最后,我们达成的初步共识是:《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可以先出文字版;我的诸多文章,可以在系统整理后,另外编成一本书。
这两套书,就是后来很快付诸实施,现在已经抵达读者手中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三卷本,《中国文明正源新论》一卷本。
最令我不能忘记的,是陈昕总裁。
几天之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先生赶到了北京。陈先生和我见面,主要谈了两个方面的事,一是高度肯定我与集团副总裁施宏俊一行达成的初步共识,希望我们以后尽可能全面合作;二是他对《香港传真》发的我的一篇长文《强势生存: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甚为关注,建议我把这篇文章扩展成一本向社会普及的小书。令我没有料到的是,陈先生拿出了一页打印得密密麻麻的大纸——他本人对文章扩展提出了具体意见。
这一大页纸,深深地触动了我。
一个出版集团的总裁,能够亲自深入到具体的选题之中,并且为一本书提出深入具体的意见,这实在是当代出版界凤毛麟角的现象了。后来得知,陈昕总裁是一个老出版人,对书的热爱与敏锐,是非凡的,也是独特的。世纪版的诸多优秀图书中,都凝聚着他的目光,渗透着他的汗水。多日之后,我应邀到了上海,到了陈昕先生的办公室,看到宽阔的大办公室四周书架环绕,全部排满堆满插满了多姿多彩的世纪版图书。这些书,都是他们出的书,每本都是陈昕先生亲自看过的。
当时,我的感觉是难以言表的。
之后,我又参观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物流中心,实实在在体验了一回科幻式的图书自动化分拣历程。当我知道了这个物流中心其实是整合了集团下属所有出版社的发行部门时,我迅速意识到,这是上海图书业大组合的核心改革成果——从此,各个出版社只管组稿编稿,不再是五脏俱全的小麻雀,而是一架架卸了副油箱的现代化战斗机了。
上海之行结束后,我想了许多许多。
我们的文化产业,究竟应当如何发展,如何改革?如果仅仅是管理体制的改革,而没有新的价值理念,没有业务领域的真正科学化重组,体制改革能发挥作用吗?出版界的上海式改革,将给我们的文化产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思想成果传播在这样的新力量面前,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古往今来,书籍出版业的发达程度,都是一个时代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出版业的这种变化,将给中国的新文明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影响?发达的出版业,仅仅是一种文化思想的传播平台,它自己并不自动产生思想文化作品。但是,出版业的发达,必然需要承载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作品;否则,它将陷于空转境地,造成巨大的社会浪费。那么,在我们所面临的这样一个时代,中国的知识界、科学界、文化界、思想界、艺术界,能否有如此大量丰富的作品供如此发达的出版业饱和运转?抑或,我们只能用无比庞大的文化思想垃圾,去填充出版业的巨大需求?
我们的时代,还不是春秋战国那样的文明大爆炸时代。
从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看,我们已经在古典文明的两次历史大跨越之后,面临着第三次新的文明跨越——从残破的农村文明与畸形的城市文明的混合体,跨越到成熟的科学与工业时代的新文明形态。面对这样的文明跨越,我们必须具有一个先决条件:中国民族的人文意识、历史意识、生存意识、基本价值理念等,都能有一个时代性的大变化。
要完成这样一种深刻变化,我们所要完成的第一步,必然是理清文明传统,重新解读我们的文明历史,以高端文明视野确定我们对中国文明遗产的继承原则,从而明确真正的中国国情——中国文明发展的真实内核,并就所有的基本问题形成最基本的社会共识、国家民族共识。惟其如此,才能夯实我们前进的思想根基。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结束之后,我们才能进入思想重建、价值重建、文化艺术重建、生存方式重建、文明形态重建的历史时代,迎来我们民族的凤凰涅槃时代。
这样两个大的历史时期,其过程必然是相当漫长的。
中国的第一次文明大跨越——以战胜百年洪水灾难为契机,从族群联盟跨越到国家文明时代,用了数百年时间。中国的第二次文明大跨越——从诸侯分治跨越到统一文明时代,用了五百余年时间,历经春秋、战国两大时代。欧洲人从黑暗的中世纪社会跨越到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用了将近四百年时间,历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两大时代。在近代历史条件下 ,美国在北美洲创建新文明 ,用了两百余年时间。
我们的第三次文明跨越,可能需要多长时间?
虽然,我们无法准确预期这一历史时期的节点;但是,可以明确的是,中国文明的历史跨越,绝不是数十年甚至一百年所能完成的。我们的历史包袱太多,我们的现实问题太多,我们需要清理的泥沼太多,我们需要攻克的难关太多。尽管我们这个民族充满了智慧,可是,面对久远深重的历史沉疴,我们仍然不可能绕过那些必须的历史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
沧海无垠,我们需要寻觅的耐心,需要解难的智慧。
雄关漫道,我们需要强毅的精神,需要远足的意志。
我们每个人所能做的一切,都是这一伟大征程的沧海一木。
微木填沧海,未必能够成功。但是,没有万千人众连绵不断的微木劳作,一定不会成功。我们出版业的迅猛发展,已经给我们的文明跨越打造好了新理念传播的大规模现代化平台。我们每个人的思索新成果,都可以在这样的平台上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传播。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是有希望的。尽管,我们永远无法避免思想文化垃圾。但是,我们真正具有创造性的作品,一定会越来越多,一定会成为主流。万千微木,终成苍茫林海。一只希望的方舟,就孕育在那无边的林海之中。
孙皓晖
2011年初冬
于西安曲江工作室

文摘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结语]前三千年文明历史之反刍
连续大跨越:前三千年文明史概貌
让我们回望一番此前已经走过的漫漫历程。
我们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从黄帝、炎帝时代的族群联盟制走过,战胜了百年大洪荒的劫难,进入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国家时代。我们走过了夏、商两代邦联制社会,历经了远古青铜时代千余年的农耕沧桑与商旅生活。我们又走过了西周联邦制社会,历经了青铜时代最后的人治高峰——贵族世界的肃穆礼治与森严的宗法制度。在之后的春秋时代,我们历经了礼崩乐坏与王权衰落,历经了瓦釜雷鸣与诸侯争霸,历经了无数新兴势力崛起的腥风血雨。在战国时代,我们历经了汹涌澎湃的变法浪潮,历经了多极简化后七大战国的实力大争。
终于,我们走进了秦帝国时代,历经了风起云涌的统一中国疆域的战争,历经了统一中国文明的大创造、大整合与大建设,历经了风诡云谲的复辟暗潮,也历经了反复辟时期严厉镇压的铁血风暴。
我们惊讶地发现,我们的文明历史在此前三千余年的发展中,总体上都是汹涌向前的趋势,都表现为不断上升的历史轨迹。从部落大联盟的初级政权开始,我们的民族几乎是一步一个历史阶梯,连续跨越了部落大联盟时代(五帝)——早期邦联国家(夏)——成熟邦联国家(商)——联邦制国家(周)——文明涌动时代(春秋)——文明大裂变时代(战国)。最终,我们重新凝聚,一举跨越到了新的统一文明国家形态。
可是,就在这个最辉煌的顶端,历史的上升趋势突然中止了。
就在那个不经意走过的沙丘宫殿群落,一个光焰万丈的历史符号,突然消失在我们的文明天宇。在整个社会意识都还没有丝毫警觉的时候,我们遭遇了空前巨大的历史突变,遭遇了我们民族的历史经验从未感知过的深重灾变。
等我们艰难地爬出那道阴暗的历史峡谷,等我们在昔日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我们的文明历史轨迹已经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文明大创造的上升阶段从此消失,我们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地平线式的涌动发展。从西汉开始的两千余年中,我们这个民族再也没有出现过思想大爆炸时代,再也没有出现过国家文明形态的跨越式发展。后两千余年之中,我们的历代国家意识形态,始终尊奉着一种被自己神化了的并以确保人民奴化于统治权为宗旨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始终在小心翼翼地贴地涌动着。
我们的文明方向在哪里
19世纪中叶,我们外部的人类世界已经发展到成熟的近代文明社会了。
这时候,闭关自守而贴地涌动的我们,终于又遭遇了一场更为深重的几乎是亡国灭种的火器时代的历史大劫难。等我们从一百余年的火器大劫难中挣扎出来时,我们已经是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了。这时候,我们更为痛苦地发现,我们不仅仅物质形态的生活处于贫困落后状态,连我们曾经引为骄傲的大中华礼仪之邦,也已经沦为世界边缘文明。
长期的贫困落后,频繁的灾难突变,终于使我们这个民族有了新的历史觉醒。
这一历史觉醒,在新时代的表现形式是,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了富强崛起,我们的社会意识却没有忘记那个还远远没有解决的根基问题——我们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是什么?我们应该确立的历史传统是什么?我们继续前行的坚实根基在哪里?这种新的历史觉醒虽然还远远不够自觉,不够强大,但是,它已经确定无疑地触摸到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根基——只有从文明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明确自己文明传统中的创造性基因,才能确立一个国家最成熟的社会精神。
在剧烈的文明冲突时代,没有文明创造精神的确立,没有强势生存精神的确立,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站立起来大步前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只能在贴地涌动中寄希望于世界没有任何威胁,将自己的安全涌动确立在别人不侵犯的梦幻之中,一旦遭遇突变,这种文明必然走向衰落或者灭亡。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许多辉煌文明的消失,有过许多许多有为民族的突然消失。认真看看他们的足迹,根源莫不潜藏于强势生存精神的不断衰减之中。
文明忧患意识,是一个民族永恒的安全底线。
文明史反刍的基本法则
我们的文明史跋涉,止步在了秦帝国突发灾变的历史警戒线之前。
虽然,我们还无法全部洞察这道使帝国大厦突然陷落的阴暗大峡谷,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灾难爆炸因子,但是,我们必须停下来,检查一番既往的足迹,回答我们灵魂深处的困惑。究竟是此前三千年走错了路?还是恶性突变并不意味着我们此前道路的荒谬,更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此改变方向?
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如同个人的命运一样,都有着共同的生存发展法则。
作为生命个体,人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无可预料的风险突变而终止生命的脚步。同理,作为民族生命形式的国家,也不能因为曾经有过的突然灾变,改变此前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创造法则,更不能自觉地遏制已经成为我们文明根基的强势生存精神。
作为对文明历史发展的审视,我们应该确立一个基本法则,或者说,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评判体系。我们既需要在文明遗产继承的意义上对突发的秦帝国灾变忽略不计,不因此而否定或抹杀此前三千年文明跨越的历史经验,又需要在灾变防范与风险规避的意义上,认真检索此前帝国政策的重大缺失,以警示来者。
历史反刍的意义,永远在于探寻未来的道路。
这是人类所以成为主宰地球的智慧生物群的根基所在。
前三千年文明发展的经验总结
我们在前三千年的文明发展中,究竟有哪些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呢?
这里所说的历史经验,是指那些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在自己生存的土地上,将自己的文明延续五千余年,并进入当代社会的最基本的生存法则,而不是处置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技术性的策略与手段。
这样的文明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经验,主要有五个方面。
(1)第一基本经验:以自觉的求变精神不断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
求变精神,是我们这个民族从远古时期开始,在艰难而波澜壮阔的生存发展中锤炼出来的核心精神。求变精神的实质,是自觉摒弃保守的生存状态,是巨大的创造冲动意识。求变精神所以能够确立,来自我们这个民族对险恶的远古生存环境的抗争。
至少,我们从尧帝末期和整个舜帝时代的治水历史,就已经看到了鲜明的求变精神。在大洪荒来临的时候,曾经领导治水的两任领袖——共工、鲧,都使用了当时社会的直觉经验所公认的有效方法——堵截,结果都失败了。在远古中国已经面临彻底沦陷于“浩浩怀山襄陵”的大洪水灾难的边缘,舜帝即位执掌了公共权力,以求变精神拉开了伟大的有效治水的序幕。
首先,舜帝大胆改变了尧帝末期的松散治理方式,变为我们今天称之为“灾难应对体制”的治理方式;其次,舜帝断然惩处了治水无效又乖张作乱的共工势力与鲧势力,迅速安定了尧帝末期的社会混乱;再次,舜帝成功组织了大规模的治水联盟,以禹族(夏族)、伯益族(秦族)、契族(商族)、后稷族(周族)四大族群为治水主力,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水工程;第四,舜帝顶住了当时社会的偏狭经验意识,大胆启用了鲧的儿子禹担任治水领袖,将禹的天才性治水新思维——疏导治水,变为了有效的社会实践。
正是舜帝时代这一连串的自觉求变,我们才走出了那场深重的远古劫难。
此后,大禹治水,更是多方改变松散的族群生存传统,多方求
变,创造了族群合作制、自带衣食制、重点粮食蔬菜的集中种植制、
工程安全护卫制等。社会协作制度的大面积创造,终于使远古治水获得了空前成功。
治水成功之后,大禹再度创立了常备军、贡赋制、井田制等国家基本框架。其后,大禹的儿子启,又再次求变,大胆颠覆了禅让制传统,诛杀了舜帝晚期已经明确的禹帝继承人伯益,镇压了古秦人族群、有扈氏族群的反抗,建立了夏王国。
从此,我们这个民族进入了国家时代。
在夏王国四百余年之后,商汤时代再次求变,扩展商人族群的商旅活动,将夏代以远古井田制为轴心的单一农耕社会,变为农、商、牧兼容并重的综合经济形态。同时,商人政权强化远古法制,跨越了简单粗朴的“禹刑”,创造了“汤刑”,并使之成为相对成熟的中国远古法典的根基。直到战国时代的变法运动,“汤刑”的诸多条款仍然被当做依据采用。
殷商六百余年之后,周人革命,再次求变,创造性地建立了成熟而严密的联邦制国家政权,推动我们民族进入了新的国家时代。同时,周人大幅度改变了殷商王国的“刑(法)治”,创造了新的国家统治方式——礼治。历史主义地看,尽管礼治(人治)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呈现出重大缺陷,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无疑具有人类在国家时代第一次以道德评判方式规范社会活动的实验意义。
进入春秋时代、战国时代,这种以求变精神开拓新的历史道路的创造精神,已经发展沉淀为我们民族自觉的生存发展经验,已经被鲜明地概括为“求变图存”、“变法强国”的历史法则。这一历史法则,在战国时代被赋予了坚实的认识论根基——“法后王”思想。
作为一种认识论,“法后王”思想体系的基本点是:承认当世的实践需求,高于前代既定的经验与传统;以此认识主张国家行为与社会生活方式,要立足于当世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要依据当世的社会历史需求,积极追求国家制度的变革,并且积极推动新的生存方式的实
现与确立。
这就是说,从战国时代开始,我们的文明体系中已经自觉地牢固确立起了立足于当时实践的求变精神。尽管,那个时代也有相对强大的以复古政治主张为根基的保守主义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只是作为文明体系中的平衡因素而存在,对当时居于绝对主流的自觉求变精神,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遏制作用。如果没有这种三千年以来一直居于历史基本面的创新求变精神,秦帝国统一中国之后敢于将目光越过所有的先代圣王旧制,全力创造出一套全新体系的统一文明,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同期的西方古罗马时代,就没有产生这种自觉的文明创新意识。
从生存经验的意义上看,此前三千年的西方世界,没有沉淀出破除历史传统的求变精神。他们可以以武力统合广阔的疆域,但是,他们难以超越古老的既定的历史传统。
秦帝国的灾变峡谷之后,我们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两千多年的地平线状态之后,我们的文明生命状态与西方世界的文明生命状态,恰恰发生了两千多年前的位置颠倒。
这一历史现象,值得我们深刻地反思与总结。
(2)第二基本经验:面对外部欺凌侵略,坚持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原则
民族文明的生存底线,是对外来侵略的抵御能力。就其实质而言,这种抵御能力就是战争能力在当时所达到的实际水准,以及战略掌控所达到的自觉程度。战争能力低下,战略掌控盲目,或迟或早这种文明形态都会灭亡。这是我们在此前三千余年获得的最为重要的历史经验之一。这一经验概括为文明生存拓展的最高战略,就是两个互为关联的基本原则:一是强力反弹,一是有限扩张。
强力反弹——面对强敌威胁欺凌,敢于展开坚决而强大的反击。
有限扩张——战胜之后的实际扩张,能够限定在可掌控的地域范围之内。
此前三千余年的历史证明,华夏民族的这种御敌经验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从进入国家文明时代开始,我们这个民族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战争水准。这种战争水准具体地表现为三个基本方面:其一,战争实践中大规模战役的组织能力;其二,对战争与军事领域的理论总结能力;其三,国家把握战争进程的战略掌控能力。
首先,战争实践中的战役组织能力,是一个民族的战争水准最实际的衡量线。
可以说,战役组织能力的高下,其核心指标是用兵规模。在商周两代,我们的战争实践中就已经开始出现数以十万计的用兵规模了。武王联合伐纣的兵力在十万之上,纣王紧急征发的兵力则有数十万之多。进入战国时代,则单方一次用兵规模超过五十万,双方在一次战役中投入兵力超过一百万规模的特大战役,就有六次之多。如此庞大的军队,如此辽阔的战场,其所涉及的国家调度、战略架构、战役组织、作战方式、各部配合、兵器配置、后勤输送、战场救治等方面,绝非寻常的战役组织能力所能达到的。可以说,同时代世界其他任何地区的国家与民族,对于这样的战争规模,在当时是连想也不敢想的。
其次,对战争的理论总结能力,是一个民族战争经验值的衡量线。
中国是世界古典时代产生兵书最多的国家,而中国古典兵书的绝大部分,都产生于此前三千年。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对战争与军事的研究总结,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学问领域,这就是威名赫赫的“兵家”。在后世编纂的《武经七书》中,有五部是前三千年产生的兵学著作。这就是——
《六韬》作者吕尚,即西周初期的姜太公《孙子兵法》作者孙武,春秋时代的齐国名士《吴子兵法》作者吴起,战国初期卫国名士《司马法》作者司马穰苴,春秋时代齐国司马(国防部长)《尉缭子》作者尉缭,战国时代秦国国尉(国防部长)
这一时代已经确认的被焚毁的兵法著作,还有战国时代魏国名将信陵君的《信陵君兵法》;失传而在当代重见天日的,有战国时代齐国著名军事家孙膑的《孙膑兵法》。所有这些兵学著作,都是那个时代对战争实践的深刻总结。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诞生于那个时代的兵学著作,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点,那就是都将战争军事看作与国家民族命运融为一体的整体问题,而不是看作单纯的军事问题。这一最基本的整体研究立场,使中国古典兵书的战争思想与军事思想表现出了超越时代的战略高度,为
国家对战争现象的整体把握,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精神资源。
具体地说,《孙子兵法》的开篇就是《始计》。什么是“始计”?就是在战争开始之前的思索,那时称为“庙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战争还处于静态出发点时的总体战略运筹。这一运筹的最高原则,就是开篇第一句话,“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应该说,这个原则代表了我们民族在那个时代已经达到的对战争现象的最高境界的审视。战争对军人而言,是“死生之地”;战争对国家民族而言,是“存亡之道”。惟其如此,战争才是“国之大事”,而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同样,《司马法》一开篇就提出了战争的最高目的是制止战争,此所谓“以战止战”。同时,《司马法》还提出了国家对于战争所应该保持的最高基本原则:“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产生于战国末期,并对秦始皇帝驾驭统一战争产生重大影响的《尉缭子》,更对国家掌控战争的战略意识,提出了四重境界与四大原则。四重境界是:“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这就是说,战争胜负的根本,是由国家总体治国状况决定的,而不是单纯由军事决定的。
《尉缭子》提出的四大原则是:
其一,“富国先于强兵”的原则。《尉缭子》对这一原则的论述是:“治军以富国为先,国不富而军不威;富治者,民不发轫,兵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是故,兵胜于朝廷。”这是说,强军以富国为条件。富国,则是国家战略才能达到的目标。所以,军事的强大与战争的胜利,根本上取决于国家政策方向,取决于朝廷最高战略,而不仅仅取决于军队。
其二,“励士厚民”原则。《尉缭子》对这一原则的论述是:“民为战威之本,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盛则斗,气夺则走;是故,励士厚民为强军之本。”也就是说,激励将士,厚待人民,是军队强大的根本。
其三,“法为治军之本”原则。《尉缭子》对这一原则的论述是:“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修我号令,明我刑赏,而天下无敌矣!”这是统率治理军队的法治原则。
其四,“不赖外援,量力而战”的原则。《尉缭子》的这一原则,是专门针对以国家利益换取战争援助的依赖心理提出的严厉批评。他说:“今国之患者,以重金出聘,以地界出割,而求天下助兵;名为十万,实则数万,且不作头阵先战,终不力战;如此,天下诸国助我,何能昭吾士气哉!是故,国必量力而战,不赖外援。”这既是立足自己力量而战胜强敌的胆略,也是战争实践中最为关键的战略思想:不是拒绝外援,而是不能将生存寄希望于外援。
显然,这些兵家原则都是涉及战争胜负的根本问题。但是,它们都不是寻常的军事家与军事著作考虑的问题。在整个人类冷兵器时代,只有中国的古典军事家具有如此广阔的视野,有从最基础意义上审视战争与军事问题的思维方式。
正是这一高远的视野,正是这一深刻而独到的思维方式,使那个时代的中国军事著作,在人类文明历史的天宇里放射着永恒的光芒!
那么,前三千年对外战争的实践把握,又是什么样的呢?
由于生存地域的广阔,从黄帝、炎帝时代起,东方大陆族群就与众多文明差异族群处于共生状态。从大禹治水之后进入国家时代,我们的族群就以国家的形式进入了与周边族群的冲突与竞争之中。从夏王国开始,我们对周边族群入侵的反击,就是适可而止的。在夏代初期,夏启南征苗蛮,战胜之后便退兵而回,并没有坚持斩草除根。应该说,这是最早时期的强力反弹,有限扩张了。此后,殷商末期的东夷族群又多方侵袭中原腹地,殷纣王对东夷发起了大规模反击,胜利之后同样是订立盟约,撤退军队,也并没有无限度地占领杀戮。应该说,这是第二次强力反弹,有限扩张。
后来,就是发生在春秋中期的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的大反击。
再后来,就是从战国初期到秦帝国时期对匈奴与诸胡势力的大规模反击。
从总体实践上说,强力反弹,有限扩张,是中国民族在前三千年锤炼出的文明生存大智慧,一种对付外敌的超级智慧,一种永恒的历史经验。
(3)第三基本经验:在文明冲突中自觉保持强大的消解融合精神
历史证明,决定一个民族文明命运的,绝不仅仅是战争与暴力。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特定文明在诸多文明竞争与冲突中的包容性。具体地说,该文明的生活方式是否具有亲和力?语言文字是否简洁并具有美感?是否有利于交流传播?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多元特点?对其他民族的信仰形式是否具有共处性?人文精神、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国家形式、社会结构、消闲方式、审美方式、居住方式、人际关系准则、婚姻与两性关系的传统、家庭与家族的形成传统,等等方方方面面,是否具有坚实的根基?是否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归纳起来,就是由所有这些方面综合形成的文明形态,对本民族个体是否具有深刻的吸引力与强大的凝聚力?对不同民族文明的种种介入,是否具有包容性与亲和力?这是文明竞争与冲突中的软形式,它更为长久地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
中国民族在此前三千年遇到的软形式的文明冲突,大约有四种情况:
其一,外来族群入侵而被驱赶后,其残存人口保留的文明形态;
其二,自愿归化的外来族群,以不同的文明形态,聚居于华夏地域;
其三,和平往来中流入的外来族群的文明形态;
其四,与周边族群的各种往来中所产生的文明差异与冲突。
以上四种文明交叉情况,在包括秦帝国时代在内的前三千年里,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其发生的概率,远远高于后世任何时期。华夏文明所以能从中国腹地开始,一步步如同滚雪球般不断融合周边族群而壮大,其间,极为重要的原因,绝不是战争的结果,而是华夏文明的包容力与亲和力。可以说,今天我们只能从史书中知道名字的那些远古周边族群,截至战国末期,绝大部分都融进了华夏文明圈,而且具有不再反复的极大稳定性。
这一历史现象的形成,就是一个民族消解文明差异与文明冲突的能力。
这一能力所以形成,在于前三千年中的历代国家政权所自觉秉持的文明消解战略。
这一战略,大体上有三个基本方面。
首先,对具有文明差异而又愿意依附于华夏文明的周边弱小族群,能够自觉建立并维护一种相对稳定的盟约关系,不坚持占领式的吞并。长期奉行和平盟约的结果,使诸多弱小族群在事实上越来越深地融入了华夏文明。战国时代的楚国对岭南族群的关系,可算是这一关系的典型之一。
其次,对外来族群入侵所遗留的残余人口,采取了自觉的不歧视政策。这在秦国对戎狄人口,赵、燕、齐三国对诸胡人口与匈奴人口,楚国对诸多苗夷人口中,都得到了完全的实际体现。秦帝国建立之后,更是对境内所有文明差异族群一体化对待,一体化地视为“黔首”。
再次,对外部流入的陌生文明形态的人口,首先抱不排斥不歧视的态度,而后准许其自由发展。这一点,在秦帝国建立之后对待最早的佛教人口的流入方面,得到了典型验证。据马非百先生之《秦始皇帝传》考证,最早的一批佛教徒进入中国后,始皇帝许其按照他们的方式自由行走,听其自然发展。
在此前的三千年中,中国文明当然也有扩张。但是,这种扩张总是限制在夺取敌方进攻根据地的范围内。更重要的是,对扩张土地内的原住民族,历代国策远远比同时代的其他大民族更具有文明的包容性。与后世欧洲移民对待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的文明历史,在前三千年就已经奠定了与异质文明的共生意识,又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文明共生经验。在世界大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的崛起像中国民族这样,在久远的时代,就具有了文明的正义性与生存的正义性。中国民族没有文明拓展的大血债,没有种族灭绝与资本掠夺的历史大血债。中国在数千年之间的生存发展,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勤奋与智慧,坚持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发展。
一个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中能够始终如一地保持这种高贵的文明生存法则,这是无法掩盖的不朽的历史光芒。
(4)第四基本经验:强烈自觉的统一精神,霸气充盈的反分裂实践自黄帝、炎帝开始,我们民族的历史就是不断走向更高阶段统一的历史。黄帝、炎帝、蚩尤三大族群之间的战争,促成了我们诸多特大族群之间最早的联盟政权的建立。之后,历经颛顼帝、尧帝、舜帝、禹帝,我们的联盟政权日渐紧密与成熟。终于,我们进入了国家文明时代,创建了最初的邦联制政权。相比于之前的松散联盟,向相对紧密的统一迈出了一大步。殷商时代,我们又迈出了一步——成熟的邦联制国家,华夏族群的同一性更为紧密了一些。西周时代,我们迈出了更大的一步,跨越到了联邦国家的新时代。虽然,西周仍然是诸侯制;但是,国家与文明统一的程度,显然都是更为紧密了。
春秋、战国两大时代,华夏世界以脱离王权的历史形式探索着走向更高统一的历史道路。这五百余年中,华夏世界对统一王权的沦落造成的现实灾难,有了更为清醒、更为自觉、更为普遍的历史反思,统一思潮以更为深刻的思想形式表现了出来。同时,在社会历史的实践中,七大战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争取统一中国的资格竞争,接踵而来又连绵不断的变法浪潮,正是这一资格竞争的现实表现。
历史的选择是,当时的秦国进行了最为深刻的变法,建立了战时法治社会,成为那个时代具有最高文明水准的国家,代表了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历史实践的进展是,秦国在法治文明的道路上不断强大,百余年之后,终于在战国末期开始了统一中国的战争进程。历史的结果是,公元前 221年,秦统一了中国疆域,建立了秦帝国统一政权。同时,秦帝国又统一了中国文明,创建了华夏世界新的统一形态的文明体系。
在这三千年中,华夏世界追求更高统一形态的历史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华夏世界形成了强烈而自觉的统一精神与反分裂精神。
这一文明基因的形成,既出于对分裂灾难与统一利益的直观认识,也出于对统一国家与文明发展关系之间的自觉认识。一方面,华夏世界实实在在地从诸侯分治的灾难中对分裂割据的危害性有了直接的认识;另一方面,华夏世界又从统一国家经验中对社会利益的保障实现,对民族文明生存发展的维护与推动,产生了深刻而清醒的自觉认识。这样的双重互动,形成了我们民族强烈而自觉的统一精神,也形成了坚定的反分裂精神。
秦帝国之后,这种强烈而自觉的统一精神与反分裂精神,长久地传承了下来。
自秦帝国之后,中国民族先天禀赋中蕴涵的那种强烈的群体精神,与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统一精神,始终融合为一体。其所表现出来的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悠久性、坚定性,在整个人类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民族能够以大民族、大国家的形式,数千年岿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政治哲学家老子概括了中国政治文明的核心理念 ——尚一。老子的说法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一”是什么?说法多多。最基本的理念,就是万物同出一源,一者,万物之源也。这个“一”,见诸当时与后世古典社会的政治实践,无疑是国家的统一,无疑是权力的统一。中国人的意识里,治权方面,统一比分治好;权力行使方面,事权归一比事权分散好。中国人的传统理念,是嘲笑“龙多主旱”的。要说清中国政治文明国情,“尚一”理念是绕不过去的。要在中国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要将分治(分裂)看得无足轻重,首先得走出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防线。否则,盲目崇拜西方的“自由民主”,到头来必然鼻青脸肿,自绝于自己的国家与民族。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在未来要走向民主道路,要走向地区自决道路,实际上就是在不曾理清中国文明根基的时代向我们民族的传统价值观挑战。“五四”以来,我们曾经将民主,曾经将自决,喊得山响。
可是,后来的实践呢?
文明发展所形成的既定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未来走向。我们要走向新的文明跨越,就要从我们的生命根基中艰难地新生出来。这,需要时间,需要历史的淘洗,需要每一代人坚定不移的耐心与努力。
从总的方面说,在秦帝国开创统一国家与统一文明之后,虽然华夏世界也有过时而出现的分治(分裂),但是,统一的时期无疑占据了主流。任何分裂内乱,最终都将归于统一。与此同时,历史表现出了一个最基本的现象——强盛中国的时代,全部是中国统一的时代;贫弱灾难的时代,全部是中国分裂内乱的时代。
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大民族能像中国这样,历经如此之多的分裂内乱而每次都能整合国家,整合文明,最终回归到统一国家与统一文明的道路上。历史的足迹反复表明,任何分裂势力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成功过一次——没有能将分裂割据地永久地离中国而另外建成一个国家。中国的国土,没有因为分裂内乱而永远丢失任何一块。
在中国文明的海洋中,最为炫目的明珠,就是统一精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将统一意识化做如此恒久的民族精神。
(5)第五基本经验:以发掘培养杰出人才群为国家发展的生命线
如何对待拥有出色创造能力的杰出人才群,是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的最根本问题。任何事都是人做成的。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历史上,始终有一个最基本的历史现象:任何时代的发展浪潮中,都有那个时代的杰出人才在起决定性的导航作用。这一现象,没有人会否认。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现象的重要性,并将对杰出人才群的发现、培养与使用,自觉地确立为一个国家的最高战略原则。
这种关于杰出人才群的自觉意识,真正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命运。
华夏世界在前三千年的历史上,对杰出人才群的发现、培养与使用的自觉意识,达到了整个人类古典社会的最高峰。在黄帝以至夏商周时代,这一意识主要来自历史所反复验证的一个事实:使用杰出人才,总是能够对解决社会实际问题起到决定性作用。就是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对杰出人才群的使用,还停留在经验积累的阶段,还没有上升为自觉的国家意识,还没有达到自觉搜求杰出人才,并建立发现杰出人才群的国家人才制度的高度。所以,那个时期杰出人才的涌现,更多表现为既定体制内涌现的极少数贵族杰出人才,而不表现为来自广大社会土壤的杰出人才群。我们可以简单地罗列一下,早期国家时代来自体制之外的杰出人才。黄帝时代,来自既定权力之外的杰出人才有:风后、力牧、常先、大鸿。尧帝时代,来自体制外的人才,是制陶工匠出身的姚重华——舜。舜帝时代,来自体制外的人才,是因父罪而沦为平民的杰出人才——禹。大禹治水时期,体制外人才,是一批已经无法知道姓名的治水、勘测方面的杰出人才。商汤时期,体制外人才,是来自风尘的伊尹。武丁时期,体制外人才,是发于山野的傅说。周文王时期,体制外人才,是发自市井的吕尚——姜太公。西周灭商而建立王权制之后,华夏世界进入了严格的贵族政治时代。在西周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上,几乎没有来自平民社会的杰出人才进入国家最高决策层。
春秋时代,士人阶层的出现,兴亡竞争的人才需求,结束了沉闷的贵族政治时代。从这一时期开始,华夏世界迅速走出了关于杰出人才群的经验时期,一举跨越到了对杰出人才群的战略自觉高度。当时的中国社会,第一次出现了杰出人才的井喷现象,也第一次出现了各诸侯国争相搜求杰出人才紧迫而普遍的需求。
士人阶层的出现,是华夏世界人才资源领域的一次核裂变。
当时的士,是一个非官、非农、非工、非商的国人阶层。开始阶段,士的主要特征是拥有某方面的专业知识或一技之能,被允许四处流动以独立谋生。发展到春秋中期,士人群体,已经发展为一个相当庞大的社会阶层。就其基本面而言,主要有三大部分人群:一是各实业领域的高端人士,比如水、工、医、农、建筑等领域的独立技师;二是拥有较高武技,并以此独立谋生的武士,比如应商贾之请保护商旅运输的技击能才,应政治需求或复仇需求,实现刺杀任务的剑术能才等;三是专修各种知识并传播自己知识的治学者,如研究国家政治、研究战争军事、研究社会历史、研究典章礼仪、研究阴阳占卜、研究论辩智慧等而又能独立谋生者,都是士子群体。
进入战国时期,单纯的武技人士逐渐融入迅速普及的军事需求与各种护卫需求,从士阶层分离出去,仅仅保留了一个社会名号,通常被人们称为武士,而不再是以拥有知识与思想为主要特征的士人阶层。同时,各个实业领域的技师群体,也逐渐融入迅速壮大的私有经济活动体系,成为专门的工师、技师阶层,并淡出了士人阶层。
在这样的历史蜕变中,拥有知识与思想的社会群体,开始融入迅速深化的社会政治生活之中,开始形成了以参与政治实践或研究政治实践为轴心,而又同时以具备相对丰富的文化知识为必备条件的一个社会阶层。这就是后世将之与官员阶层直接联系起来,而笼统冠之以“士大夫”的一个社会阶层,这就是在战国时代已经成熟起来的典型知识阶层——士人阶层。
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士人阶层,有一个最基本的历史特征:他们,以丰富的社会实践为学问根基,既有参与社会政治实践的实际操作能力,也有基于社会实践所产生的改造社会的种种主张。这一基本特征,使他们与秦帝国之后不断趋于书生状态的士大夫阶层有着巨大的差别。士人阶层出现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传统贵族政治的僵硬体系,使国家政治进入了能够以理性精神实现更高目标的境界,大大加快了文明历史的发展步伐。
士人阶层的出现,使社会杰出人才的产生、发现与使用,表现出有普遍法则可循的历史特征。在那个时代,基于各种政权的急迫需求,士子们纷纷进入了国家政治层面,爆发出了无比的力量与光彩。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所以能成为中国文明的黄金时代,最根本原因便是士人阶层放射的历史光焰。
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伟大变革都是由名士策划、发动并主持的。几乎所有的长策大谋,都是由名士提出并主持执行的。几乎所有的著名战争,都是兵家名士运筹帷幄,或亲自统率的。统一帝国创建中的所有战略筹划,都是名士出身的政治家们完成的。
非但如此,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哲学、艺术、工艺、社会风俗的各个领域,士人阶层都争奇斗艳,具有发轫推行之功,建立了不朽的文明功业。他们出将入相,策划运筹,纵横捭阖,叱咤风云,掀起了一浪又一浪时代竞争的大潮,将中国文明推向了辉煌的极致。
士人阶层的实际功绩,使当时的国家用才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时的国家意识,已经明确地将敬贤任士作为最重要的战略原则了。“得士者兴,失士者亡”,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对这一认识最为精到的总结,是墨子大师。让我们听听他的久远声音:亲士急贤论入国而不存其士,则国亡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墨子o亲士篇》众贤厚国论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墨子·尚贤上》
尚贤乃为政之本今王公大人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勿失,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贤者为政,)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此安生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墨子·尚贤中》
墨子总结的这些认识,都是那个时代已经形成的普遍而自觉的主流意识。
虽然不是每一个国家政权在每一个时期都能发现并使用杰出人才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国家命运,但是,就那个时代所达到的自觉的国家共识而言,无疑是整个华夏古典时代的最高水准。他们的认识,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杰出人才群的发现与使用经验。
在中国前三千年的文明历史中,我们积累了强势生存的若干历史经验;同时,历史也以突然灾变的形式,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历史教训。
这里,最为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必须确立文明发展的忧患意识,时时对灾难与突变保持高度的警觉性,不因文明的进步性而忽视
潜在的危机,不因实力的强大而忽视必须解决的一些社会基本问题。
这一历史教训,在秦始皇时期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
历史主义地说,秦帝国的实际历史功绩,与其所创建的统一文明形态的历史进步性,都是毋庸置疑的。……对文明历史的反思,是我们民族在实现新的文明跨越时期的必做任务。我们期待如同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那样的百家争鸣与大创造的历史奇观。让我们一起,为我们这个东方民族的灿烂文明祝福。
至少,一个君主制时代的帝王,年届五十,而始终对国家权力继承人的确立保持模糊状态,这是非常偏离常态的危险做法,荒诞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虽然,这是一个文明大历史中的具体节点,但是,它恰恰是足以撬动整个国家机器并使其轰然陷入历史峡谷的那个最重要的支点。
最基本历史元素构成的交叉合力,推动着历史发展。
对此,我们确信不疑。
但是,对历史突然偏离既定轨迹所产生的突发恶性灾变,我们也应该保持高度警觉。这种突发灾变,可能来自内部,也可能来自外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保持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仅有自信心是不够的,我们还得有洞察危机的高度警觉与深刻智慧。因为,世界是无数人群组成的世界,人性中的恶性元素借助特定条件所能表现出的巨大破坏力,曾经在历史上屡屡展现出来。直到今天,这样的历史还远远没有结束。
我们相信,历史的正义性是永恒的。我们同样相信,中华民族与中国文明的生命力是永恒的。因为,我们有无比坚实丰厚的文明生存发展的历史经验。这一经
验的核心理念,是强势生存。它,已经化成了我们永恒的生命基因。
同时,我们也具有多次跌入历史峡谷深渊所积累的沉痛的历史教训。这些教训的残酷现实,是弱肉强食。它们,已经为我们矗立起了一道道黑色的历史警戒线。
对文明历史的反思,是我们民族在实现新的文明跨越时期的必做任务。我们期待如同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那样的百家争鸣与大创造的历史奇观。让我们一起,为我们这个东方民族的灿烂文明祝福。
孙皓晖
2011年7月 13日
于西北大学秦文明研究院

内容简介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全3册)》是长篇史诗性力作《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最新史论作品。这是一本力图理清中国前3000年文明史的书。作者从中国为何文明意识苍白,为何没有自己的文明话语权的问题意识出发,经十数年研究思索,在创作《大秦帝国》的同时,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集结为三卷本《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全3册)》。《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全3册)》首次提出中国原生文明的概念,重新书写中国前3000文明史,细致梳理了秦帝国之前中国历史的七大历史性跨越,总结出中国民族五大生存经验。在这3000年中,华夏族群历经了七大时代——五帝时代、夏、商、周、春秋、战国、秦帝国。在其中的每一个时代,我们民族都曾经实现了一次巨大的文明跨越。经过七次大的历史跨越,我们民族终于登上了中国古典文明高原的最高顶峰——秦帝国时代,成功地实现了中国疆域的统一,成功地创造了中国文明的统一,给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奠定了永恒不朽的历史生存范式。
一面呈现历史,一面解析历史,是这本书的基本特征。作者直面争议,推崇法家,批判儒家文化霸权,认为儒家独尊之后的中国文明失去了此前创造力,明确指出:中国文明的强大与不朽,不在变形的末端,而在雄厚的原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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