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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著名金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最新力作《帝国》告诉你:英国是如何崛起,又是如何塑造现代世界的?大英帝国崛起之后,全球形势又该发生何种变化?

媒体推荐
一本可读性极佳的作品,贯穿政治、军事、社会和经济史,为读者奉上了一场饕餮盛宴,同时因穿插了许多精彩的人物和秩事描写而愈加生动。
——《纽约时报》
他的书包罗万象,令人称奇,同时它也呈现了一种深邃而新颖的观点,为此类主题增添了一个多元的视角,让我们从一个不同寻常的角度来看待和思考这个主题。而且他的文笔总是那么流畅……不可思议。
——《金融时报》
绝妙的作品……在这个超越历史领域的课题上,弗格森拿出了一份一流的研究成果。对帝国的研究热情将再度掀起。
《独立报》通俗历史作品中的佼佼者。
——《华盛顿邮报》
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睿智和热情,张驰有度。
——《卫报》
对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成就的优雅而深刻的调查。
——《星期日电讯报》
通俗历史应如此写就:优雅、睿智、平易近人。同时,这本书还激发思辨、诙谐幽默、不落俗套,引人入胜。
——《泰晤士报》

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尼尔•弗格森 译者:雨珂

尼尔•弗格森,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牛津大学耶稣学院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是极少数能横跨学术界、金融界和媒体的专家之一。著有畅销书《文明》、《虚拟的历史》、《顶级金融家》、《纸与铁》、《金钱交易》、《战争的悲悯》、《巨人》、《货币崛起》、《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时还为多家报纸和杂志撰稿。此外,他还为英国第四频道撰写并制作了四部非常成功的电视纪录片:《帝国》、《美国巨人》、《世界战争》、《货币崛起》和《文明》。2004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英国何以强大?
海盗
英国蔗糖热
英国的商品贸易
战争中的人
帝国税收

第二章 白人祸患
种植园
黑人与白人
美国独立战
移居澳大利亚

第三章 帝国使命
维多利亚时期
文明的冲突

第四章 天之骄子
远距离战斗
远离印度平原
守旧主义

第五章 帝国的旗帜
大不列颠
帝国鼎盛
玛弗肯战略要地

第六章 帝国的衰落
世界大战
集体质疑
从主人到奴隶
权力的交接

后记

序言
英国如今控制着3.5亿海外殖民地居民的命运,如果没有一支强大军队的保卫,这些人无法获得有效保护,往往容易遭受掠夺和不公正的待遇。英国对殖民地居民的统治并非无懈可击,这点毋庸置疑,不过我敢说,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宗主国能够给予其附属国人民如此礼遇。
乔治•M•朗教授,1909年
殖民主义导致了种族主义、种族歧视、排外情绪,以及与之相关的狭隘的民族主义……非洲人民和非洲裔人民,以及亚裔人民和原住民都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并且至今仍受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恶果影响……
《德班宣言》,反对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世界会议,2001年
曾经有这么一个帝国,它统治着约占全球1/4的疆域和人口,以及几乎全部的海域。不用说,这个帝国就是英国,其规模之大可谓空前绝后。这个远眺欧洲大陆西北沿岸的多雨的群岛国家何以能在全球称霸?不仅英国历史关注这一问题,甚至世界历史也需要对此获得答案。同样的,这也是本书希望能够回答的问题之一。本书所要解答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帝国的存在究竟是人类的一大幸事,还是不幸,或许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如今我们普遍的说法是,总体来看英国的出现是人类的不幸。它之所以背负如此恶名,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它曾经参与了大西洋贩奴贸易,并支持奴隶制。这个问题不再是一个历史问题,它已经成为政治问题,也有可能成为法律问题。1999年4月,非洲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阿克拉召开会议,公开要求“西欧及美洲参与贩奴贸易,并从贩奴及殖民统治中受益的所有国家和机构”应该作出赔偿。根据“奴隶贸易中非洲损失的人口,以及殖民统治期间非洲被掠夺的黄金、钻石及其他矿产的价值估计”,赔偿总额应该达到777万亿美元。1850年之前,1 000万左右被运往大西洋各国为奴的非洲人中,有300万人是乘坐英国的船只漂洋过海的,因此,英国应承担的赔偿款可能高达150万亿英镑。
这样的巨额索赔看起来似乎不太现实。但是,这些观点在2001年夏于南非德班召开的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世界会议上还是获得了声援。此次会议的最终报告“承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是“有违人道的犯罪”,“非洲人民和非洲裔人民,以及亚裔人民和原住民”都是“受害者”。在此次大会的另一项声明中,“殖民主义”被随意地与“奴隶制、奴隶贸易……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等放在一起谴责。该声明对联合国各成员国提出了一个号召,要求大家“尊重历史惨剧受害者的记忆”。它指出:“有些国家已经为它们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作出了道歉,并进行了必要的赔偿。”此次会议“呼吁那些尚未为恢复受害者尊严而作出任何努力的国家和个人,以合适的方式采取行动。”
这样的呼吁在英国也并未被人忽略。2002年5月,位于英国伦敦的智囊团的主任提议,英国女王应该“遍访世界各国,为英国曾经所犯的罪行道歉,这是提升英国政府职能和国际地位的第一步”。对此进行报道的媒体还增添了这样一条注释:“英国在1918年的鼎盛时期统治了世界1/4的疆域和人口,英国批评家声称,它的巨额财富是建立在压迫和剥削之上的。”
我写本书时,恰好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网站(一个显然是面向学生的版块)上看到了一则针对英国历史的评述,这段评述同样也很深刻:
英国的辉煌是建立在屠杀和掠夺之上的:它的军队屠杀了无数军备实力较弱国家的人民,并掠夺了他们的国家,虽然这种方法后来有所改变:当英勇的革命者和抗议者圣雄甘地,以及像他那样的人开始关注人民的诉求时,穷兵黩武的制度……瓦解了,用机枪大肆屠杀的行为遭到了舆论的谴责。
近来,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在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节目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浓缩了当前人们对英国历史的传统思考和认识。他问道:“一个自认为自由的民族何以奴役了世界上如此广大的疆域……一个自由之国何以变成了一个奴役之国?”为什么“出自善意”的英国人却因“市场崇拜”,而牺牲了“共同人性”?
受益者
多亏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才让我的亲戚现在遍布世界各地—加拿大的艾伯塔、美加交界的安大略地区、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的佩斯。多亏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我的爷爷约翰才能在他刚满20岁时就到厄瓜多尔向印第安人贩卖五金器具和烈酒。我奶奶的起居室墙上挂着两幅很大的油画,就是爷爷当年带回来的,美丽的安第斯山脉的风景简直让家里光彩照人,我从小就是看着这两幅画长大的。我还记得奶奶的展示柜里有两个满脸愁苦的印第安娃娃,似乎是不堪背上木柴的重负,它们极不协调地摆在几个瓷器人偶旁边。也多亏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我的外公汤姆•汉密尔顿才会在英国皇家空军当了3年多的军官,曾在印度和缅甸与日本人作战。他的家信一直被我的外婆珍藏着,这些信以敏锐的观察和雄辩的事实精彩地记录了战时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信中充满了对自由主义的怀疑,这几乎成为我外公的哲学理念的核心。我至今仍记得当年我翻阅外公驻防印度时所拍摄的那些照片时的喜悦,听他给我讲俯冲而下的鸢鹞鹰和炎热气候故事时的激动。多亏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我的叔叔伊恩•弗格森在获得建筑师资格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位于加尔各答的公司工作。伊恩是在英国皇家海军中开始其职业生涯的;之后,他辗转于非洲,后来又到了海湾各国,在国外度过了余生。对我来说,伊恩就是流放者、探险家的典型: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庞、酗酒、极度愤世嫉俗。他也是第一个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就以大人的称谓称呼我的人,我早就领教了他满口亵渎神灵的语言,以及他的黑色幽默。
伊恩的兄弟—我的父亲也曾漂泊异乡。1966年,我的父亲在格拉斯哥学医结束后,不顾亲友的劝阻,带上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举家搬到了肯尼亚,他在内罗毕工作了两年,一边行医,一边教书。所以,多亏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我的童年记忆里才有了非洲殖民地的故事;虽然肯尼亚已经独立3年了,广播里也不停地播放肯尼亚第一任总统乔莫•肯雅塔以其标志性的语调号召大家“让我们团结起来”,但那里的情况从“白色祸害”开始到现在,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当时,我们在那里建造自己的平房、拥有佣人,并且偶尔说一些斯瓦希里语。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种坚不可摧的安全感。那真是一段美妙的时光,外出觅食的印度豹、吉库尤女人的歌声、第一场雨的气息,以及熟透芒果的滋味,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我怀疑,这也是我母亲过得最幸福的时光了。尽管我们后来回到了格拉斯哥,不得不忍受灰蒙蒙的天空和寒冷潮湿的环境,不过我们的家里摆满了从肯尼亚带回来的物品。沙发上铺着羚羊皮,墙上挂着马赛武士的肖像,还有一个雕刻粗糙却装饰精美的脚凳,我和姐姐总爱坐在脚凳上。我和姐姐每人都有一个斑马皮做的鼓,一个蒙巴萨产的漂亮篮子,一个羚羊鬃毛制的苍蝇掸子,还有一个吉库尤玩偶。事实上,我们简直生活在一个小型的后殖民地博物馆中,尽管年少的我们一无所知。我至今还珍藏着一些河马、疣猪、大象和狮子的木雕,它们曾经都是我的
宝贝。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回到了英国,此后再也没有返回肯尼亚。唯一没有回英国的是我的姑奶奶阿格尼丝•弗格森(认识的人都叫她阿吉)。她出生于1888年,是我的曾祖父詹姆士•弗格森(他是一位园丁)和他第一任妻子的女儿。要想知道帝国的梦想有多大的改变力量,看看阿吉就明白了。1911年,受图册上美丽的加拿大牧场风光的诱惑,她和她的新婚丈夫欧内斯特•布朗决定步其兄弟的后尘:离开他们在伐夫郡的家,离开他们的亲朋好友,向西行进。吸引他们的是萨斯喀彻温省160英亩无人问津的荒地。唯一的规定是,土地所有人必须在那里定居下来,并开垦土地。家族中曾经有人流传这样一种说法,阿吉和欧内斯特原本是要乘坐泰坦尼克号出航的,但阴差阳错,他们并没有上船,倒是行李被送上了船,随着泰坦尼克号一同沉没。他们确实命大,可问题是这也意味着他们要从零开始建设他们的新生活。如果阿吉和欧内斯特认为,他们就此将告别苏格兰可怕的冬天,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上当了。格兰岩是一片狂风肆虐的荒原,那里的温度会骤然降低,远比阴雨连绵的伐夫郡冷多了。欧内斯特在给他嫂子内尔的信中说,这里“简直冷得可怕”。他们为自己建造的第一座房子简陋极了,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鸡窝”。离他们最近的城镇穆斯乔在152公里之外。一开始,他们周边的邻居都是印第安人,不过他们还算友好。
不过,从他们每年圣诞节寄给亲戚们的黑白照片来看,照片里的他们和他们在“牧场的家”,无不述说着这对夫妇白手起家、勤劳致富的故事。阿吉成了三个健康孩子的母亲,当初那位远离家乡的新娘脸上的愁苦已经烟消云散。欧内斯特也因长年辛苦农作而晒黑了脸庞,身体也变得结实不少;他刮掉了胡子,原本哭丧的脸也变得英俊起来。他们的“鸡窝”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体面的木制农舍。渐渐地,附近的苏格兰人越来越多,这化解了他们初到时的寂寞感。在远离家乡的异地能与同乡共度新年,确实是件令人欣慰的事,因为,“在这些苏格兰人来之前,他们很少有过新年的感受”。如今,他们的10个孙辈生活在加拿大的不同城市。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已经比英国高出了近10%,仅次于美国。这些也多亏了英国当年的殖民统治。
如果说我是在英国的帝国阴影中长大的,恐怕你联想到的会是一片惨淡景象。但是对苏格兰人来说,英国的帝国统治代表着光明的太阳。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昔日的版图已经所剩无几,但是我的家族却依旧笃信帝国的理想,毫不怀疑它的重要性。确实,英国的帝国传奇无处不在,无人不知,我们已经将其视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了。在加拿大度假,也没让我们改变这种想法。天主教国家—爱尔兰—的持续丑化,也没有改变我们的观念。当时,克莱德南部的爱尔兰在我们的生活中仍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长大后,我还沾沾自喜地认为,格拉斯哥是(英国的)“第二大城市”;也从未质疑过赖德•哈格德和约翰•巴肯的小说;还喜欢英国特色的运动—最棒的就是“不列颠雄狮”队在澳大利亚、新泽西以及南非的巡回橄榄球赛(不过可惜的是,在南非的比赛后来被终止了)①。在家里,我们吃的是“英式饼干”;在学校,我们学的是“英式射击”。
反面例子
不可否认,当我十几岁的时候,身穿红制服,头戴圆帽盔,满脸严肃的英国人统治世界的印象差不多已成一个笑话,也成为电影中的素材。可能这种原型来自蒙蒂•派森电影《生活的意义》的一个片段:在与祖鲁人的战役中身受重伤、浑身血污的“汤米”神往地欢呼道:“我是说,我杀了15个坏蛋,先生。现在,如果我回去的话,我肯定会被吊死的!可是在这里,我还能得到奖章,先生!”
1982年我考上牛津大学时,英国的帝国梦想早已被人遗忘,甚至已经没人拿它作笑料了。那时,牛津的学联还会讨论一些严肃的话题,比如“议会对殖民统治表示后悔”,年轻鲁莽的我立即对这个议题提出了反对,我的学生政治领袖生涯也因此早早地夭折了。事实上,我是在那时候才有所醒悟的:显然,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样,对英国的过去怀有一种甜蜜的眷念。事实上,现在的很多人看到我竟然打算为英国的帝国统治作辩护,都会心生反感。当我热切地钻研这一课题时,我才发现,我和我的家庭竟然不幸地被误导了:英国的崛起所产生的成本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它所带来的利益。它的出现最终还是人类的一大悲剧。
在此,我没有必要详细阐述反对帝国主义的论点,它们归结起来无非有两点:第一,殖民统治给殖民地的人民带来了灾难;第二,殖民统治也给殖民者本身带来了恶果。前者是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先知穆塔吉赫林》(1789年)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高拉姆•侯赛因•汗,到《东方主义》(1978年)的作者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伊德,包括列宁以及成百上千的其他思想流派都体现了这个观点。后者属于自由主义观点,最早是由亚当•斯密提出来的。亚当•斯密认为,多年来即使是从英国自身的角度来看,大英帝国的建立也只是“浪费金钱”。
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核心论点是这样的,帝国主义就是一种赤裸裸的经济剥削,从本质上讲,殖民统治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欧洲人显然是真心实意地理解和研究原住民文化的努力,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被殖民者的剩余价值。而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则更加复杂。自由主义者认为,由于帝国主义运用了从军事武力、特惠关税到有利于宗主国商业垄断等种种手段,从而扭曲了市场力量,因此,即使是对宗主国自身的长远的经济利益来说也是不利的。这种观点认为,对世界经济的其他部分来说,自由的经济融合要比通过帝国主义手段实行强迫性融合更有效。因此,对英国来说,投资于国内的产业可能要比向遥远的殖民地一掷千金更有意义,因为如果没有开拓和保卫帝国巨大版图的开销负担,纳税人完全可以把这些钱花在购买现代消费品上。一位历史学家在《牛津大英帝国史》中甚至推算出,如果英国在19世纪40代中期就甩掉帝国的包袱,那么它将有望获得的“去殖民化红利”相当于减税25%。这笔节省下来的税赋可用于投资电力、汽车、耐用消费品行业,从而极大地促进家乡工业的现代化。
将近一个世纪以前,J•A•霍布森和伦纳德•霍布豪斯等人就进行过类似的争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分别继承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理查德•科布登与约翰•布莱特的思想衣钵。在《国富论》(1776年)中,亚当•斯密也质疑了“建立一个国家,让整个国家的消费者不得不从其殖民统治下的各个产品生产国购买供应给他们的所有产品”的理念。但是,最早坚信英国在进行贸易扩张的同时,必须实行彻底不干涉外交政策的人还是科布登。他坚持认为,贸易本身就是一剂“万能良药”:
它就像一项有益的医学发现,给世界各族人民带来对文明社会的健康追求和体验。英国向那些文明程度更低的社会输出的,不仅仅是大宗货物,还有智慧的种子和丰硕的思想果实;而造访过英国大规模工业基地的商人回到自己的国家后,也将变成一个传播自由、和平与良政的布道者。与此同时,我们的足迹遍布欧洲各个港口的蒸汽船,以及备受各国瞩目的铁路,这些都成为我们宣传文明体制价值最好的广告和入场券。
科布登的核心观点是,无论是贸易还是英国文明的传播,都不需要帝国主义组织的强制推行。相反,使用武力可能一事无成,如果它与全球自由市场的良性法则背道而驰的话:
就我们的海外贸易而言,武力和暴力无法维持其繁荣,也不会严重阻碍其发展。外国客户光顾我们的市场,并非出于对武力的恐惧或者迫于英国外交的压力,他们不是被我们的舰队和军队掳掠来的,当然,他们来到这里也并非出于朋友的情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生意场上无友谊”。这句至理名言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都是适用的。事实上,正是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商人才会派出船队来到我们的港口,满载我们生产的产品回国。回顾各个历史阶段,也正是在同样的利益驱动下,各国商人才会争先赶往提尔①、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某个国家的棉花和羊毛产品的价格低于英国和世界其他地方(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全世界的商人同样会蜂拥而至—即使他们可能因此葬身于遥远的异国他乡。没有任何人的力量,没有任何舰队和军队可以阻止曼彻斯特、利物浦和利兹重蹈曾经辉煌的荷兰、意大利和腓尼基前辈的命运……
因此,大英帝国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贸易能够解决一切,包括世界和平。1856年5月,科布登甚至说道:“他认为,当英格兰在亚洲大陆不再有寸土片瓦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
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所有此类观点的一个共同要旨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国际贸易所带来的利益本应该,也能够在不建立帝国的条件下实现。说得更简单一些,你能够在没有炮舰的情况下推进全球化吗?
大英帝国及全球化
有一种观点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那就是今天的全球化与1914年之前几十年间的世界经济融合有很大的共通之处。但是,“全球化”这个已经被用滥了的词语背后到底有什么确切的含义?难道真像科布登暗示的那样,全球化完全是一种经济主导的现象,因为商品的自由交换往往会成为“连接人与人之间和平的纽带”?或者因为自由贸易的推行要求建立一个与之匹配的政治架构?
最“左翼”的全球化反对者们很自然地会把全球化视为令人厌恶的国际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的最新明证。与此相反,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共识是,经济的逐步开放提高了生活水平,尽管在国际竞争中总会产生一些彻底的失败者,那些特权阶层或者长期受保护的社会群体不得不卷入这场争斗中。但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们更倾向于关注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而较少讨论知识、文化和制度的传播。他们也更关心政府如何通过各种解除管制的方法推进全球化,而不是积极推销或是强制实施全球化。法律、金融和管理体制的重要性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包括法治、货币信用管理、透明的财政体系和廉洁的官僚机构在推动资本跨国流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这些体制的西欧版本如何才能在最大、最广的范围内推广呢?
少数国家—最典型的是日本—曾有意识地、自主地仿效这个体制。更常见的情况是,欧洲体制主要通过武力,确切地说是在枪炮的威逼下被强制实施的。从理论上说,全球化有可能在多边合作的国际体系中自发形成,就像科布登所设想的那样。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的某个霸权国家推崇经济自由主义的话,它也完全可以强制推行。帝国,特别是大英帝国,就是我所能想到的这样一个例证。
今天,劳动力、资本和商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佳配置的主要障碍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内战、法制落后和腐败的政府,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和亚洲部分地区许多国家几十年间的贫困;第二,美国及其盟国不愿意传播及实行自由贸易,或是不愿意从自己丰富的资源中拿出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用于经济援助计划。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大英帝国在其存在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当然,正如我们所见,不是全部时期),都是作为一个主动的力量,在世界近1/4的疆域中强制推行自由贸易、法治、投资保护和相对廉洁的政府。大英帝国还秉持“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理念,大英帝国还在它的正式版图以外受其经济影响的地区,做了大量工作以推行这些体制。因此,乍看起来,许多似是而非的例证表明,帝国的建立改善了全球的福利—换句话说,帝国的出现是人类的福音。
我们当然可以对大英帝国提出很多指控,我们在下文中还会对此有所提及。我不会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样宣扬,认为英国人对印度的统治“不仅在意愿上是最纯洁的,而且在行动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仁慈的”,我也不会像印度总督寇松勋爵那样,认为“大英帝国是我们曾见过的天底下最伟大的福祉创造国”;我更不会像施木茨将军那样,宣称大英帝国是“人类历史上赋予人类自由的最大体系”。事实上,帝国从来就不是那么无私的。相反,在18世纪,英国人曾经热切地寻求占有和剥削奴隶,就如同他们后来同样热心地消灭这一制度一样。英国人在当时长期地实施着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这些政策在今天看来格格不入。当帝国的权力受到挑战时,印度是1857年,牙买加是1821年和1865年,而南非是1899年,英国人的反应是十分残忍的。当大饥荒来袭(爱尔兰是19世纪40年代,印度是19世纪70年代)时,他们却熟视无睹、漫不经心,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应该遭受谴责。甚至当他们对东方文化表示出学术兴趣时,他们或许也会在此过程中微妙地诋毁和破坏这种文化。
但是,迄今为止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或组织在促进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方面比19~20世纪的大英帝国做得更出色,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组织比大英帝国更热衷于向全世界强行推广西方的法律、秩序和统治模式。然而,把这一切都描述为“绅士资本主义”,似乎不足以体现大英帝国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现代化进程的贡献。正如那些批判英国在海外的统治“表面开明”(实际等级森严)的观点,往往都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美德,即它在当地高度清廉的行政管理一样。显然,并非只有我的家庭从这些品质中受益。
人们很难认可大英帝国的功劳,他们认为这些功劳都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并不这么看待大英帝国所犯下的罪行。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一个没有大英帝国的世界会是怎么样的,这有可能会让我们有所启发。但是,尽管我们有可能想象得出,没有法国大革命或者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会如何演变,但是如果想象一部没有大英帝国的虚拟现代史,可能还需要费些周折。
当我在2002年上半年周游列国,寻访大英帝国的遗迹时,我时常为其无所不在的创造力所震撼。要想象一个没有大英帝国的世界,无异于在地图上抹去加拿大威廉斯堡和老费城优雅的林荫大道,或者把牙买加皇家港固若金汤的城墙扫入大海,让悉尼美丽的城市地平线重新变回密布的灌木丛,还要夷平塞拉利昂弗里敦海边水雾弥漫的矮房,填平美国金伯利巨大的露天采矿场,推翻南非鲁曼的传道会,再把利文斯顿小镇推入维多利亚瀑布—这样就可以改回它原来的名字莫西奥图尼亚了。如果没有大英帝国,就不会有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事实上,只要印度人愿意,他们可以无数次地更改这些城市的名字,但无论改成何种名称,它们永远都是英国人建立和建设起来的城市。
当然,一定会有人反驳说,所有这一切迟早都会发生,只是发生的方式有可能不同。比如,也许铁路会被另一个欧洲强国发明并输出,电报电缆也可能由别国铺设在海底。也许就像科布登所说,即使没有那些好战的帝国对和平贸易的干预,我们也会看到同等规模的贸易,而改变着各个大陆的文化和人种结构的人口大迁徙或许同样会发生。
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怀疑,在没有大英帝国的情况下,世界是否还会呈现相同,甚至只是相似的面貌?即使我们认同,在过去的300年间,贸易、资本和人口流动也可能会“自然发生”,但我们仍然无法回答文化和制度的传播问题。事实上,在这些领域,大英帝国留下的印记似乎更加清晰,且难以抹杀。
当英国人统治一个国家,或者仅仅通过军事和金融力量影响当地政府时,他们也在有意识地传播着英国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
1. 英语。
2. 英式的土地使用期限制度。
3. 苏格兰和英格兰式的银行业。
4.法律。
5. 新教。
6. 团队体育。
7. 政府权力有限的“守夜人”国家。
8. 议会体制。
9. 自由的观念。
最后一项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始终是大英帝国最显著的特征。正是这一特征使得英国与欧洲大陆的竞争对手们拉开了距离。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当中有些人远远不是。但是,在大英帝国的历史上,一个显著的规律是,每当英国人做出专制暴虐的行为时,总会从英国社会内部涌现自由的批评声。事实上,这种一以贯之的强有力的声音始终以自由主义的准则来裁决英国的种种帝国主义行为,这相当于赋予了大英帝国某种自我修正的品格。一旦一个殖民社会完全采纳,并实行了英国人带给他们的这套制度,那么英国人就很难再阻止这些人寻求和行使政治自由了,这种自由对于英国人来说也极为珍视。
其他的帝国是否也能带来同样的结果?似乎不可能。我在旅途中也常常能目睹其他帝国所遗留的痕迹。在破败的钦苏拉,我感慨,如果荷兰帝国没有衰败,整个亚洲将会陷入怎样的萧条;在一贫如洗的印度本地治里,我感慨,如果法国在七年战争中取胜,那么整个印度也将呈现类似的情景;在肮脏的德里,我感慨,如果印度兵变没有被镇压,莫卧儿帝国就有可能重建;在潮湿的泰国北碧,我感慨,日本帝国曾使用英国人作为奴隶,修建桂河大桥;此外,如果1664年荷兰人没有向英国人投降,并交出新阿姆斯特丹,那么这座城市会发展成为如今众所周知的纽约城吗?它会不会变得更像南非的布隆方丹—一个十足的荷兰殖民统治的遗留物?
英国化
市场中已经有好几本优秀的讲述大英帝国通史的书籍了,我无意步人后尘,我只是想记录大不列颠及其殖民地推动下的全球化发展,或者可以说成全球英国化发展。本书总体上以时间顺序为框架,划分成六个主题。为简单起见,本书内容可以概括为:
1. 商品市场的全球化。
2. 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
3. 文化的全球化。
4. 政体的全球化。
5. 资本市场的全球化。
6. 战争的全球化。
或者,就每个主题的主角而言,这六个章节分别描写的是:
1. 海盗。
2. 殖民者。
3. 传教士。
4. 官僚。
5. 银行家。
6. 破产者。
第一章强调的是,大英帝国的崛起主要表现得是一个经济现象。它的发展完全是由商业和商品消费推动的。为了寻找糖,商人们赶往加勒比海沿岸;为了寻找香料、茶叶和织物,商人们又远赴亚洲。但是,从一开始,这就是依靠炮舰推行的全球化,因为英国并非第一个建立帝国的国家,它就像海盗,收拾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等早期帝国留下的残局。可以说,英国是帝国主义的效仿者。
第二章描写了移民的角色。英国的殖民主义史也是一部人口的大规模迁徙史、一次空前绝后的人口大迁移。有些人离开英属爱尔兰是为了寻求宗教自由,有些人则为了寻求政治自由,有些人则是为了追逐利润。还有其他人则没有选择,因为他们是作为奴隶或者罪犯被流放到异国他乡的。因此,本章的核心主题就是描写英国的自由主义理论和帝国主义政府的实际作为之间的矛盾,以及最后这个矛盾是如何被化解的。
第三章强调了在大英帝国的扩张过程中自愿的非政府行为,尤其是福音派教会与传教士团体在英国势力的扩张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章的一个关键要旨是强调这些组织—维多利亚时期的“非政府组织”—所自觉发挥的对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作用。这里的矛盾就在于,坚持使本土文化英国化的主张激发了19世纪最激烈的反帝国主义运动。
英国政府可能最接近于一个国际政府。同时,它也是一个精简运作的典范。英属印度文职机构不过区区千人,但是却管理着多达几亿人口的印度。第四章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一个微型的官僚政府如何才能管理庞大的帝国,同时也探讨了英国统治者和当地精英阶层(无论是保守人士,还是新贵精英)之间那种不可持续的共生关系。
第五章主要阐述的是,在“争夺非洲”的年代军事力量所起的作用,探讨了欧洲列强之间的军备竞赛和金融全球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个时代出现了三个关键的现代化迹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市场的出现、军事和工业相辅相成的发展,以及大众媒体的发展。虽然此前已经有人预测到这些趋势,但它们真正出现还是在这一时期。在大英帝国发展到鼎盛时期的过程中,这些要素的影响至关重要。其中,媒体的发展更是让大英帝国滋生了一种—用希腊人的话来说—狂妄自大的心态。而这种自大往往就是失败的先兆。
最后,第六章阐述了大英帝国在20世纪的角色。大英帝国发现,它的挑战倒不是来自民族主义的反抗,对付这些它游刃有余,而是来自它的对手—更加肆无忌惮的帝国。1940年,大英帝国面临着抉择:是向希特勒的邪恶帝国妥协,还是奋起反抗,哪怕代价惨重。它作出了改变历史力量平衡的举措。在我看来,它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一本书中涵盖400年左右的全球发展史,这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疏漏,我很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我还是尽量考虑周全,以免本书看起来像为大英帝国歌功颂德。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罪行是无法开脱的,就像它对于爱尔兰土豆饥荒,剥削南非马塔贝勒人,以及阿姆利则惨案等事件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样。但是,它的过错也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抹杀它的贡献。本书希望能够还原一个真实的大英帝国,它不仅仅关乎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这些早在殖民主义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事实上,它的出现还伴随着:
1. 资本主义作为最优的经济组织体系的胜利。
2. 北美和澳大利亚的英国化。
3.英语的国际化。
4. 新教作为基督教一个分支的持续影响。
5. 议会体制的生存(20世纪40年代,更恶劣的中央集权帝国曾刻意清除过这种体制)。
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参与第一次殖民战争归来后,问了一个问题:
一个文明的社会所从事的事业中,还有什么比开垦蛮荒之地,让其土地富饶、人丁兴旺更为崇高和利人利己的呢?给争战不休的部落带来和平,给野蛮暴力的社会带来公平和法制,打破奴隶身上的枷锁,从土地中收获财富,种下商业和教育的种子,帮助整个民族追求幸福,消除痛苦,还有什么理想比这些更加美好,更有价值,更能激发我们的努力?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理想激励下,丘吉尔也认识到,大英帝国的实际作为并没有表面看来的那般美好。
当我们从瑰丽的理想转向丑陋的现实,不同的观点会油然而生……在征服和统治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空隙,而这空隙中填满了贪婪的商人、不称职的传教士、野心勃勃的士兵,以及说谎成性的投机家,他们搅乱了被统治者的视听,也激发了征服者卑鄙的野心。任何有思想的人看到这些罪恶的迹象,都很难相信通过污秽的道路会达到光明前景的说教。
无论是好是坏,是圣洁还是污秽,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从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大英帝国时代殖民统治的产物。现在的问题不是讨论大英帝国主义是否有污点,它当然有,但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另辟蹊径,找到一条不这么血腥的现代化之路?从理论上说,这或许可能。但是,从实践中来说呢?我希望读者在读了本书之后,能够自己作一个判断。

后记
大不列颠失去了大英帝国,再也找不到自己的角色了。
迪安•艾奇逊1962年
大英帝国早已不复存在,留下来的只是断壁残垣。当英国经济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拖累下崩溃时,曾经建立在英国17~18世纪的商业及金融优势,以及19世纪的工业优势之上的霸权地位也注定岌岌可危。最大的债权人变成了债务人。同样的,曾经带动大英帝国扩张的人口运动,到了20世纪50年代也开始改变其方向了。从英国向外移民变成了移民到英国。曾经,数以千计的年轻男女被派往世界各地宣扬基督教和主的福音,如今,随着到教堂作礼拜的公众人数的减少,这种传教激情也逐渐湮灭了。今天,基督教在英国的许多前殖民地上,彰显出比英国本土更强的影响力。
理查德•特恩布尔爵士,是亚丁的次末位总督,也是工党政治家,曾告诉丹尼斯•希利说:“当大英帝国终于沉没在历史的浪潮之下时,它背后只会留下两份遗产:一个是足球协会的比赛,另一个则是一句骂人的话:‘滚出去’。”事实上,帝国的方方面面在现代世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我们几乎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如果不是英国人的统治扩张到世界各个角落,我们很难相信,自由资本主义的架构会在全球如此多的不同经济体内成功地建立起来。而采取了其他模式的帝国,却给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痛苦。如果没有大英帝国统治的影响,很难相信,议会民主制会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纳,并延续到今天。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它在很多方面的发展都得益于英国的统治,承认这点并非毫无依据。精英学校、大学、文员机构、军队、新闻机构和议会制度,无不带有清晰可辨的英国模式的烙印。最后,还有英语本身,这也许是英国在过去300年中最重要的一项出口。今天,有3.5亿人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约4.5亿人以英语为第二语言。也就是说,地球上大约每7人中就有1人会说英文。
当然没有人会声称大英帝国的纪录毫无污点。相反,我已尽力表明,它常常不能履行它自己所鼓吹的个人主义自由的信仰,尤其是在早期,他们曾奴役和贩运过原住民,甚至对他们进行“种族清洗“。然而,在19世纪,大英帝国不可否认地引领着自由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废奴运动和自由劳动力运动。它为全球现代化通信网络的发展投入了巨额资本。它在广大地区传播和实行了法治。虽然大英帝国也卷入了众多小战役,但它总体上维持了空前绝后的全球和平。在20世纪,它也证明了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因为取代英国统治的德国和日本帝国的统治显然更为糟糕。如果没有大英帝国的话,英国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德国和日本的进攻。
如果不是大英帝国,19世纪40年代~20世纪30年代期间肯定不会出现那么多的自由贸易。如果英国在19世纪下半叶放弃殖民地,那么这些市场的关税势必会提高,或者引发其他形式的贸易歧视。
我们甚至不需要假设,也能直接找到现实依据:美国和印度独立之后,它们都采取了高度保护主义政策,这就是证据;19世纪70年代及以后,我们从大英帝国的对手—法国、德国和俄国—所采取的关税政策上也能看出端倪。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军事预算可以看做为了防范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风险而支付的极低的保险费。有人估计,英国开展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本可以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6.5%。还没有人敢估计这对整个世界经济作出了多少贡献;可是,考虑到20世纪30年代大英帝国的权力削弱后,全球因保护主义盛行而导致灾难性后果,大英帝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带来的至少不是损失,而是收益,这点似乎是不容置疑的。
如果没有大英帝国,1914年以前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自然也不可能出现全球收入差距的缩小。诚然,在19世纪,美国始终是最吸引欧洲移民的目的地,并非所有的移民都来自殖民国家。但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在独立战争前1.5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核心始终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而独立后的北美与英属北美之间的差别仍然很小。
同样值得我们记住的是,由于美国加强了移民限制,以及1929年之后遭遇了比英镑使用区严重得多的大萧条,1914年后,白人自治领(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作为英国人移民目的地的地位显著增加。最后,我们不应该忽略19世纪那些大批离开印度和中国,作为契约劳工到海外劳动的亚洲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进入了英国的种植园和矿山。毫无疑问,他们大多数人生活艰苦,许多人留在家里或许日子还好过一些。但是,我们不能再次昧着良心否认,这些涌入异国他乡种橡胶、挖金矿的廉价的或者是未尽其才的亚洲劳动力没有其经济价值。
再看看,大英帝国在促进资本向世界欠发达地区流动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国际金融一体化的某些评估指标似乎表明,20世纪90年代的跨境资本流动比19世纪90年代的规模更大,但事实上,当今的许多海外投资都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1996年,只有28%的境外直接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而在1913年,该比例为63%。我们再来通过另一个更为严格的指标来看,1997年,世界资本存量中只有5%投入了人均收入不足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0%的国家。而1913年,该数据是25%。一个可能的假设是,帝国,特别是大英帝国,鼓励投资者投资发展中经济体。这背后的逻辑很明显,投资这些经济体是有风险的。它们地处偏远,也更容易陷入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但是,帝国向欠发达世界的扩张减少了这种风险,因为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在当地实行了某种欧洲式统治。实际上,英国在其法律意义上的殖民地印度(或者除了名义上,从其他各方面来看都是英属殖民地的国家,如埃及)的投资远比在实际意义上的殖民地—如阿根廷—的投资更安全。这是一个比金本位制(它能有效地帮助投资者防范通货膨胀)更好的“安全系统”—尽管大多数英国殖民地最终两个都有了。

正因为上述所有原因,将大英帝国主义视为陷殖民地国家于贫困的罪魁祸首似乎就有问题了,这倒不是否认许多前殖民地极端贫困的事实。例如,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如今大约是赞比亚的28倍,这意味着普通赞比亚人每日的生活成本不足两美元。但要将这一切归咎于殖民主义遗留下的祸患,并无说服力,因为当殖民时代结束时,英国与赞比亚的收入差距并没有那么大。1955年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赞比亚的7倍。反倒是独立之后,前宗主国和前殖民地的差距才日益演变为一个巨大的鸿沟。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所有前殖民地几乎也是同样情况,只有一个国家明显例外:博茨瓦纳。
一个国家的经济前景取决于它的自然条件(广义说来,就是地理)以及人类行为(简单说,就是历史)的结合,这是经济史版的先天基因加后天培育学说。虽然我们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认为,“天赋”的要素,比如平均温度、湿度、疾病的流行、土壤的质量、临海的位置、纬度和矿产资源等,决定了经济状况,但我们也有有力的证据表明,历史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有明显证据表明,英国式体制的实行有利于改善一个国家的经济前景,特别是在那些由于人口稀少(或者被减少了),因而原住民文化的影响力相对薄弱,英国式体制能够较为彻底地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如果英国人(就像西班牙人一样)所征服的地区早就建立起了复杂的城市化社会,那么殖民统治的影响往往更趋于负面,因为殖民者更倾向于掠夺现成的财富,而不是建立自己的体制。事实上,这也许是对有些社会在殖民化后产生“巨大落差”的一个最好解释,比如16世纪,印度和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系,到20世纪早期却沦为贫穷国家之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英国能够推翻它的伊比利亚对手:这正是因为作为帝国竞赛的一个后起之秀,英国不得不在弗吉尼亚州和新英格兰等前景渺茫的荒原上白手起家,而不是进入显然更有掠夺价值的城市,如墨西哥和秘鲁。
但是,具体是哪些英国体制推动了国家发展呢?首先,我们不应低估英国的法律和行政所带来的好处。近期,一项针对49个国家的调查指出,“就对投资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的法律保护而言,英美法系国家的保护力度最强,大陆法系国家的力度最弱”。这对鼓励资本市场的形成至关重要,没有了这一要素,企业家也将一事无成。事实上,我们发现调查中的18个样本国家之所以建立了英美法系制度,几乎完全是因为它们曾经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
我们对英国的治理方式,也可以作出类似的判断。与亚洲和非洲的许多现代制度相比,远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对印度和殖民地管理就有两个突出的特征:首先,英国的行政管理成本低而效率高;其次,政府非常廉洁。英国管理出现的错误通常是疏忽所致,而非有意为之。对比当今经济的疲软与政府的过度开支,以及公共部门的腐败之间显而易见的关联,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关注。
经济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最近为“致力于增长和发展的理想”政府拟订了一份行动清单。他建议,这样的政府应该:
1. 保障私人财产的安全,最好鼓励储蓄和投资;
2. 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反对滥用权力和暴政……反对犯罪和腐败;
3. 保障合同所规定的权利;
4. 建立稳定的政府……受制于公开透明的规则;
5. 建立责任政府;
6. 建立诚信政府……杜绝个别人通过寻租获得名利地位;
7. 建立稳健、高效率、廉洁的政府……维持低税负,减少政府对社会剩余价值的索取。
这份清单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它的许多观点正是19~20世纪印度和其他英属殖民地的英国官员们认为他们应该恪守的。唯一明显的例外是第2条和第5条。然而,英国人之所以推迟(有时是无限期地)这些地区向民主转型的理由,是许多殖民地尚未作好准备;事实上,在20世纪,英国殖民部的经典口号(并非毫无诚意)就是:英国的使命正是为了让它们作好准备。
我们有必要强调这点,从很大程度上说,英国的统治确实有其良性的影响。根据诸如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等政治科学家的著作,前英国殖民地在实现独立后,实现持久民主的机会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前殖民地。事实上,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国家中,摆脱殖民统治后,不屈服于独裁统治的国家几乎全都是前英国殖民地。诚然,还有很多英国前殖民地未能保持自由体制,就我目前想到的,比如孟加拉国、缅甸、肯尼亚、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等等。但是,在53个前英国殖民地中,近1/2(26个)的国家在1993年仍然是民主政体。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英国的统治方式,特别是在“间接”统治的情况下,鼓励了合作派精英阶层的形成,当然,这里也有部分是新教传教士的功劳,他们显然激发了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人民对西方体制政治自由的渴望。
总而言之,大英帝国的存在,证明了帝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国际化政府形式,而它的存在并不只是给统治国带来好处。它寻求的不仅是其经济体系的全球化,更要将其法律体系,最后是其政治体制推广到全球。
最后要讨论的问题是,从大英帝国的例子中,我们究竟吸取了什么教训?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没有大英帝国,这个世界未必就能太平繁荣。后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就是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趋势:一个是经济的全球化,另一个是政治的分裂。前者无疑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增长的成果分配极不均衡。后一个趋势主要与内战和政治动乱有关,它们是导致世界上较为贫困的国家更加贫穷的重要因素。
总体而言,20世纪下半叶,世界的增长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毫无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带来的飞速增长。根据我们可获得的最可靠估计,1950~1973年间,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是2.93%,而1913~1950年饱受战乱之苦的这段时期,该数据只有令人感到可怜的0.91%。总的来说,1913~1973年这段时期是以经济解体为主导的时期,但是前后两段时间则都是经济全球化的时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也呈现出惊人的相似:1870~191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1.30%;1973~1998年,则为1.33%。但是,前一个时期的全球化带来了全球收入水平的趋同,尤其是在大西洋两岸的经济体之间。而近期的全球化却导致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明显分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尤其显著。不可否认,这部分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的不平衡性—比如,资本流动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而贸易和移民仍然受到许多方面的限制。这些现象在1914年前的全球化进程中却比较少见,部分原因在于,在帝国架构的影响下,投资者往往会受鼓励去投资发展中的经济体。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由于帝国主义的扩张,世界独立国家的数量降至59个。但随着去殖民化运动的推进,独立国家的数量又开始不断增长。1946年有74个独立国家,1950年,独立国家数量增加到89个,到1995年这一数字更是增至192个。增幅最大的两次浪潮分别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非洲,1960~1964年,那里新成立的国家有25个)和20世纪90年代(主要在东欧,得益于苏联解体)。新成立的国家中有许多国家的规模非常小。如今,至少有58个国家的人口总量不到250万;35个国家的人口总量不到50万。这种政权分裂带来了两个弊端:小国家往往是早期一个多民族政体内战的产物。内战是1945年以来,冲突的最常见形式,本身就具有经济破坏性。此外,从经济角度看,它们即使在和平年代也是效率低下的,因为它们实在太小,却坚持要建立起整套国家机器(包括边防哨所、官僚机构及其他)装饰自己,实在是说不过去。政体的繁殖—或者说国家的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成本,往往成为战后世界不稳定的主要来源。
最后,虽然英语民族的经济和政治自由仍然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文化,但它仍然要面对伊朗革命以来一直存在的恐怖主义的严重威胁。在缺乏一个正式帝国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公开质疑,西方“文明”—源于现代美国的新教-自然神论-天主教-犹太教组合—的传播有多少可以放心地交给迪士尼和麦当劳。
这些趋势极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历史并未因苏联在1989~1991年的解体而终结,以及冷战后的世界为什么陷入了持续不稳定的局面—最显著的症状,无疑是2001年9月11日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
一种新的帝国主义
在这些袭击发生后不到一个月,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就在布莱顿工党年会上发表了一番救世主式的讲话。在演讲中,他热情地谈到“全球化的政治”,谈到国际关系的“另一个层面”,谈到“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需求。他暗示,为了推翻并取代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而即将打响的这场战役,不是建立这种新秩序的第一步,也不会是最后一步。此前,国际社会早就对其他流氓政府进行过成功干预,比如对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政权,以及对在塞拉利昂企图夺权的“杀人如麻的黑帮集团”。“我告诉你吧,”他宣称,“如果今天卢旺达再发生像1993年那样的事情,让100万人遭到冷血屠杀,我们也将义不容辞地在那里采取行动。”科索沃和塞拉利昂的例子显然是通过干预手段取得成功的典范,而卢旺达则成为不干预政策酿成恶果的可悲例子。当然,他赶紧补充,不能指望英国会经常采取这种行动。但“国际社会的成员只要愿意”,就可以“采取行动”:
在我们的帮助下,刚果民主共和国可以找出持续困扰这个国家的症结,过去10年间,那里有300万人民死于战争或饥荒。如果愿意,我们会与非洲结成伙伴关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这种伙伴关系在本质上基于一个简单明了的“交易”:
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提供更多的援助、不附加条件的贸易、减免债务、帮助建立良好的治理体系和基础设施、培训士兵……以解决冲突、鼓励投资、提供进入我们市场的渠道……而非洲方面:实行真正的民主、不要再为专政找借口、不要侵犯人权、不要容忍恶劣的治理体系……杜绝某些国家盛行的腐败……建立适当的商业、法律和金融体系。
这还不是全部。在“9•11”恐怖主义袭击后,布莱尔又宣布了他对“正义”的渴望:
不仅仅是惩治犯罪的正义,还有为世界各国人民……饥饿的、悲惨的、无依无靠的、无知的、从北非沙漠到加沙贫民窟,再到阿富汗的山区,生活在肮脏和匮乏中的人们……带来民主和自由的正义,这种正义同等宝贵:它们同样是我们的事业。
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以来,没有一个英国首相能够这样毫无保留地纵情谈论英国能为世界其他地区作出何种贡献。事实上,继格拉德斯通之后,我们就很难想象会有哪位首相愿意将这样听上去纯粹是利他主义的政策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础。但令人震惊的是,只要稍作改动,这样美好的承诺听上去又完全像是一个更具威胁性的项目了。动不动就插手推翻被认为是“坏的”的政府;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帮助当地建立“好的”政府和“适当的商业、法律和金融体系”;以及“为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民主和自由”的权力。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到,这与维多利亚时代将自己的“文明”出口世界的项目存在诸多相似。正如我们所见,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认为,将阿比西尼亚的流氓政权驱逐到奥德,完全是文明进程的合法组成部分;印度文员机构常常对自己用“好”政府取代了“坏”政府引以为豪;而维多利亚传教士也深信,把基督教和贸易带给“世界各国人民”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而他们眼中的这些人民,也正是如今布莱尔希望传播“民主和自由”的目标人群。
与历史的相似之处,还不只是这些。当英国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与苏丹的托钵僧作战时,他们毫不怀疑,他们为的是“惩处”流氓政权。迈赫迪从很多方面来看,就好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奥萨马•本•拉登—恐怖主义叛徒—他对戈登将军的谋杀俨然一场小型的“9•11”恐怖活动。乌姆杜尔曼战役则是美国自1990年以来对伊拉克、塞尔维亚、塔利班战争的原型。正如美国空军在1999年以“人权”的名义轰炸塞尔维亚一样,19世纪40年代英国皇家海军袭击西非海岸,甚至以战争威胁巴西时,同样也是打着结束奴隶贸易的旗号。当布莱尔为插手推翻“坏”政权辩解,承诺会以援助和投资作为回报时,他不自觉地呼应了格拉德斯通自由派的主张,后者在1881年军事占领埃及后,给出了大致相同的理由。甚至以女权主义的姿态藐视塔利班政权对待妇女的方式,也让我们想起了英国在统治印度时期,为杜绝妇女殉夫自焚和杀害女婴的习俗而作出的努力。
在布莱尔讲话的几个月后,英国外交官罗伯特•库珀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大胆地阐述了这种“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新政策背后的本质。如果“前现代”流氓国家变得“太过危险,让老牌国家无可容忍的话,”他说,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防御性帝国主义的诞生”,因为,“在过去,处理骚乱的最合理方式,也是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实行殖民统治”。不幸的是,在“后现代”世界里,“帝国和帝国主义”等词汇已经成为“一种贬义词了”:
今天,不再有愿意承担这项工作的殖民国家了,虽然殖民的机会,甚至殖民的需要都像19世纪一样……帝国主义存在的所有条件仍然具备,但帝国主义的供给和需求都已枯竭了。然而,弱势国家仍需要强势国家,而强势国家则需要一个有序的世界,需要一个支持高效、有序的出口稳定和自由的世界,一个鼓励投资和增长的世界—所有这一切看来还是极为可取的。
库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建立“一种新的帝国主义,一个关注人权和国际化的世界可以接受的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就像所有帝国主义一样,旨在带来秩序和组织,但如今它依靠的是自愿原则”。要知道这种“后现代帝国主义”的确切本质,他暗示,我们也许可以看看现有的“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的全球经济帝国主义”的权力,这指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权力,以及他所称的“邻国帝国主义”—指的是我们在邻国的不稳定因素可能蔓延到境外的情况下,干涉邻国事务的惯用策略。欧盟其实就是践行库柏的新帝国主义机构:
后现代的欧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协作性帝国的愿景,这个帝国致力于内部成员共同的自由和安全,消弭了过去的帝国所常常带有的那些种族统治和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色彩,同样地避免了民族国家标志性的种族排他问题……一个协作性的帝国可能是……一个合作框架,每个国家都在帝国政府中拥有股权,没有一个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不论种族,法律至上。中央政府权力最小化;“帝国官僚”必须受到控制,承担责任,他们是联邦的仆人,而非主人。这样一个机构必须像其成员国一样,致力于自由和民主。像罗马一样,这个联邦将向其公民提供法律的保护,资金的后盾,有时还有道路的指引。
或许,布莱尔的讲话和库珀的文章都无比清楚地显示,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的头脑中,帝国的思维是多么根深蒂固。但这两人的论点都存在一个突出的缺陷,即暗示理想主义将战胜现实主义。可现实情况是,无论是布莱尔所说的国际社会,还是库珀所说的欧洲联盟,都不能扮演一个新的大英帝国的角色。理由很简单,这些组织既没有财政资源,也没有军事资源。联合国及其所有附属机构的运营总费用每年约为180亿美元,约占美国联邦预算的1%。而欧盟的总预算只不过是欧洲国内生产总值的1%多一点;不到国家政府支出的50%。就此看来,无论是联合国还是欧盟,与其说像罗马皇帝统治下的罗马,倒不如说像罗马教皇统治下的罗马—斯大林曾就罗马教皇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问题:“他有多少个师?”
说实话,目前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现代世界里扮演帝国的角色,那就是美国。事实上,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已经在扮演这一角色了。
负重
如今的美国,可以从英国昔日建立帝国的经验中吸取什么教训?一个显而易见的教训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比如18~19世纪大部分时期的英国—可以有效地将自己推崇的价值观强加给技术不太先进的社会。另外,英国在不花费巨额国防开支的情况下,就能统治偌大的世界,这确实令人吃惊。确切地说,1870~1913年期间,英国每年平均国防开支为国民生产净值的3%多一点,在19世纪余下的时间内,这一比例甚至更低,这钱没有白花。毫无疑问,从理论上说,帝国主义希望建立开放的国际市场,但事实上,全球自由贸易过去不是自由产生的,现在更不是。事实上,大英帝国强行推动了自由贸易。
今天的美国比世界其他地区都富裕得多,更甚于早年的英国。1913年,英国在世界总产值中的占比为8%;而美国在1998年的这一占比为22%。任何人也不应该伪称,至少从财政角度来说,即使美帝国通过很多像阿富汗战争那样的小规模战争进行扩张,它的成本也会令人望而却步。2000年,美国的国防支出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1948~1998年期间的平均国防支出占比还维持在6.8%。即使在大幅削减军事开支的情况下,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无可比拟的金融和军事技术实力。它的国防预算是中国的14倍,俄罗斯的22倍。大英帝国从来没有领先过对手那么多。
如果美国从一个非正式帝国转变为一个正式帝国(就像维多利亚晚期的英国那样),那么它一定将向政治全球化的方向迈出一步。如果历史重演,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到这一结果。当年,英国的帝国主义扩张虽然并不完全是在“不经意间”建立起来,但它一开始显然并未打算将世界陆地面积的1/4纳入自己的统治。正如我们所见,它的帝国起初不过是沿海基地和一些非正规的势力影响区域所结成的网络,就像1945年后的美国。但是,为了让自己的商业利益免受现实和想象中的威胁,英国被一步步诱惑着从非正式的帝国主义走向了正式的帝国主义。这就是世界地图成片地被大英帝国的色彩染红的原因。
没人能否认,非正式的美帝国拓展区域有多广—这是一个跨国公司、好莱坞电影,甚至电视福音传教节目组成的帝国。这与早期的垄断贸易公司和传教士组成的大英帝国,究竟有多少不同呢?另外,只消观察一下美国在世界各地主要军事基地的布局图,我们就会发现,这与100年前皇家海军的运煤港布局图极其相似。这恐怕绝非巧合。甚至近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也让人想起大英帝国在其维多利亚鼎盛时期的炮舰外交,当时,边缘地带的一些小麻烦也会被大英帝国以闪电式的、猛烈的“外科手术式打击”解决。唯一不同的是,如今的炮艇已经会飞了。
然而,如今的全球化还是从三个方面表现出与过去的不同。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的实力可能并非一个自然的帝国霸权的实力。一个原因是,以前大英帝国的权力依赖于巨大的资本和人员输出。但是,美国自1972年以来一直是一个资本净流入国家(2002年的流入资本达国内生产总值的5%之多),而且,它仍然是受世界各国人民青睐的移民目的地,却很少能推动国内居民向外移居和殖民。英国在其鼎盛时期能够建立起一个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文化,这个文化可以追溯到伊丽莎白时期,而美国—正如布莱尔在会议讲话中所暗示的,并非是从废奴战争中诞生的,而是从反对大英帝国的战争中崛起的—并不愿意统治其他国家的人民。自1913年伍德罗•威尔逊插手帮助墨西哥的民选政府重新执政开始,美国的行动模式就已定格,它们往往是打一步、前进一步、举行选举、迅速撤退—直到下一次危机来临。海地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科索沃则是另一个。阿富汗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证明,也有可能是伊拉克。
1899年,大英帝国最伟大的诗人拉迪亚德•吉卜林就曾强烈地呼吁美国承担起帝国的职责:
承担起白人的责任,
派出你最优秀的人,
约束你离乡的儿子,
为你的俘虏效劳;
整装待命,
为那些焦虑的人民和野蛮人,
你刚刚俘获的,闷闷不乐的人民,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孩童。
承担起白人的责任,
收获旧时的荣誉:
哪怕你为的是他们的利益,却遭到他们的谴责,
你保护着他们,却遭受他们的憎恨……
如今,没人敢使用这些政治立场不正确的语言了。但现实是,美国已经—不管它承认与否—承担了吉卜林所极力要求的一些全球责任。它认为自己不仅有责任向恐怖主义和流氓国家发起战争,而且有责任向海外传播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好处。如同过去的大英帝国一样,美帝国不厌其烦地以自由的名义行动,即使其自身的利益明显被放在了首位。在1940年的黑暗时期回顾米尔纳所创建的帝国主义者俱乐部(“幼稚园”)的鼎盛时期,约翰•巴肯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我梦想着世界各族人民能够手足情深,如同出自同一个民族和信仰,共同致力于世界的和平;英国用它的文化和传统丰富着世界其他国家,自治领的精神如同一股强风,给古老而闷热的土地带来一股清新……我们相信,我们奠定了一个世界同盟的基础……“白人的责任”现在已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的词;但是,它包含着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和道德标准,是一种严肃的思考,绝非卑鄙的妄想。
但巴肯,就像丘吉尔一样,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找到了其宝贵遗产的继承人。
……目前在地球上只有两个大规模社会组织证明了其存在的意义,它们是美国和大英帝国。后者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美国……是联邦的最佳典范……世界要和平昌盛,就必须结成某种形式的联邦—我倒不认为联邦各国必须是民主国家,但它们必须接受法制的观念。从这一任务来看,我认为,美国注定是领导者。
撇开战时的说辞不谈,这番话也道出了不少真相。比起大英帝国,如今统治世界的帝国有过人之处,也有不足之处。它有更强大的经济、更多的人口、更大的武器库。但是,这个帝国缺乏向落后地区输出资金、人口和文化的动力,尽管这些地区迫切地需要这些,而且,一旦它们的需求被忽视,它们将成为危及该帝国安全的最大威胁。总之,这是一个不敢称自己为帝国的国家。这是一个抗拒的帝国。
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大不列颠失去了大英帝国,再也找不到自己的角色了。也许,现实的情况是,美国人承担起了我们以前的角色,但却不愿面对成为帝国所必须面对的事实。统治海外的技术可能已经改变—无畏战舰可能已经让位于F-15飞机。但是,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也不管我们是否否认这一点,总之,如今帝国的存在是既有事实,就如同在英国统治并塑造着现代世界的300百年间一样。

文摘
英国何以强大?
塞缪尔•约翰逊,《拉塞勒斯》
欧洲人为什么变得如此强大;或者说,为什么他们能轻易踏上亚洲和非洲的土地,无论是开展贸易还是进行掠夺,为什么亚洲人和非洲人未能踏上欧洲人的海岸线,在欧洲人的港口建立殖民地,并在殖民地制定法律呢?要知道,把他们带回去的那阵风同样也能把我们带到那里。
1663年12月,一个名叫亨利•摩根的威尔士男子驾船航行500英里,穿越加勒比海,奇袭了西班牙沿海前哨,尼加拉瓜湖北部的格兰纳达。这次冒险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寻找和偷窃西班牙的黄金,或者其他可以搬运的财物。据牙买加总督向伦敦发回的报告得知,当摩根和他的手下登陆格兰纳达后,“他们猛开了一阵火,打死了18个神枪手……占领了士军长的驻地,里面都是当地人的武器和弹药,还在大教堂囚禁了300个青壮年……这场劫掠持续了16个小时,最后他们释放了所有关押的囚犯,击沉了所有的船只后扬长而去。”就此拉开了17世纪最令人瞩目的“打、砸、抢、掠”狂欢的序幕。
别忘了,大英帝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发家的:漂洋过海用暴力和劫掠的手段给当地人民带来灾难。当然,对于力求在异国建立英国式法律体制的帝国主义者,或者希望在海外开展新生活的殖民者来说,他们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对于他们来说,摩根和那帮“吃熏肉”①的同伙其实就是小偷,想要偷走其他帝国的利益。
这帮海盗们自称“海岸兄弟会”成员,他们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分赃体系,包括伤病保险政策。从本质上说,他们从事的是有组织的犯罪。当1668年摩根再次在巴拿马发起对西班牙殖民地波特贝洛小镇的劫掠时,他带回来大量战利品—总共2 500枚金币—这些金币在牙买加完全可以当做合法钱币使用。采用这种方式,仅仅一次劫掠就相当于获得了6万英镑。英国政府不仅对摩根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积极地鼓励他。在伦敦政客的眼中,海盗行径只不过是向英格兰的欧洲宿敌西班牙发起的一场低成本战争。事实上,英国王室还给海盗们颁发了“武装民船”的执照,为他们提供了合法的身份,以便从他们的战利品中分得一杯羹。大英帝国的起家不仅靠官方的武装力量,也靠民间的掠夺力量,摩根的海盗生涯就是一个经典例子。
海盗
曾经有人认为,大英帝国是“不经意间”建立起来的。殊不知,英格兰的扩张远非机缘巧合,完全就是有意识地模仿。经济历史学家常常将英国称为“第一个工业国家”,但是,在欧洲各国争建帝国的竞赛中,英国绝对属于起步晚的。比如,英国直到1655年才统治了牙买加。那时,大英帝国的版图不过包括加勒比海的几座小岛,北美的几个“种植园”,以及印度的一些港口。而1.5个世纪之前,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就已经在美洲建立了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帝国成为全世界觊觎的中心,它西起西班牙马德里,东到菲律宾马尼拉,还囊括了秘鲁和墨西哥—美洲大陆上最富有,人口最多的国家。比西班牙帝国幅员更辽阔,但财富稍逊的则是葡萄牙帝国,西起大西洋的马德拉群岛和圣多美,东到巴西的广大领土,还在西非、印度尼西亚、印度,甚至中国建了无数的贸易港口。1493年,罗马教皇发出公告,将其在美洲的贸易转到西班牙,在亚洲的贸易转到葡萄牙。在殖民地统治中,葡萄牙人获得了糖、香料和奴隶。但是,最让英国人嫉妒的,是西班牙人在美洲殖民地发现的宝贝—黄金和白银。
从亨利七世开始,英国人就开始梦想着找到他们的“黄金之国”,以期自己也能依靠美洲的贵金属发财。但长期以来,他们总是无功而返。获得财富的方法只是利用他们的航海技能去掠夺西班牙的船只和殖民地。早在1496年3月,显然是受3年前哥伦布代表西班牙王室发现美洲的故事所触动,亨利七世向威尼斯航海家约翰•卡伯特颁发了许可证,全权授权他及其儿子开展以下行为:
打着大英帝国的旗号乘船开赴太平洋东岸、西岸和北岸(南岸就不去了,以免与西班牙利益相冲突)的所有地区……以开发和探索那些对基督教教徒来说未知的、野蛮人和异教徒聚居的任何岛屿、国家、地区或者省份,无论它位于世界的哪个位置……从而攻克、占领和占据他们发现的任何有能力统治的城镇、城堡、城市和岛屿,因为我们在那里的封臣、代理总督和代表已经为我们获得了治理这些城镇、城堡、城市和岛屿的统治权、资格和司法权……
宗教改革后,英国建立帝国的野心变得愈发强烈,当时一些支持英国与天主教西班牙开战的人开始声辩,英国负有建立一个新教帝国,以抗衡西班牙和葡萄牙“教皇”帝国的宗教责任。伊丽莎白时期的学者理查德•哈克卢特也声称,如果教皇能够赋予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以占领基督教世界之外的、“你已经发现的,或者即将发现的……那些岛屿和土地”的权利,那么英国王室也有责任代表新教“扩大和推动……基督教信仰”。因此,英国建立帝国的初衷就是为了对抗老对手西班牙。大英帝国是建立在新教基础之上的,就像西班牙是建立在天主教基础之上一样。
当然,两国的政治差别很明显。西班牙帝国是一个集权的独裁帝国。当国库中充满了从美洲掠夺来的贵金属时,西班牙国王便按捺不住一统世界的野心了。这些钱除了用来增添他的荣耀之外,还能干什么呢?英国的情况却不同,君王并非独享权力,相反,君王的权力是有限的。国内富有的贵族阶层,以及上下两院,都瓜分了君王的权力。1649年,一位英国国王甚至因为竟敢反抗议会的政治声明而遭到处决。由于在财政上依赖于议会,因此英国国王只能依靠民间的探险力量发动他们的战争。但是,英国王室的弱点从长远来看却成为一大优势。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权力越分散,财富也就越分散。同时,征税政策只有得到议会的批准才能实行。因此,有钱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不会有一个绝对的权威来强行征收他们的财产。事实证明,这成为探险者最重要的驱动因素。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英格兰应该在哪里建立起它的反西班牙统治权呢?1589年,哈克卢特从他同名同姓的堂兄弟那里看到了这种无尽的可能性:
……我发现(我堂兄的)桌子上躺着一张……世界地图。看到我好奇地瞅着这张地图,他便开始启发起一无所知的我。他告诉我,以前我们都将地球分为三部分,不过按照最近的更好的划分法,可分为更多的部分。他拿起一根棍子指向所有已知的海域、海湾、海峡、海角、河流、帝国、王国、公爵领地,以及其他各个地区,并告诉我这些地方有什么特产,或者缺什么东西,多亏了如今交通的发展和商人的介入,各地的物资都极大地丰富了。把地图放到一边,他又拿出了一本《圣经》,翻到《诗篇》第107页,指给我看23行和24行的句子: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还有他在深水中的奇事。
但是,哈克卢特的堂兄并没有告诉他,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些地方存在着未被占领的黄金和白银产地。
历史上有记录的,以寻找金银矿为目的的首次英国探险发生在1480年,当时,意气风发的航海家乘船从英国西部港口布里斯托尔出发,寻找“爱尔兰西部的布拉希勒岛”。这次成功的探险并未被记录下来,这似乎有些令人困惑。威尼斯航海家约翰•科布登曾在1497年从布里斯托尔出发,成功地穿越大西洋,但是次年他就在海上失踪了。科布登自称发现了通向亚洲的新路线(导致他丧命的第二次海上探险的目的地是日本,当时被称做Cipango),不过在英格兰很少有人相信他这种说法。很可能,早年从布里斯托尔出发的船只抵达的目的地是美洲。当然,早在1501年,西班牙政府就开始头痛英国远征者会不会把西班牙人驱逐出墨西哥湾富饶的领地—西班牙政府甚至雇用了一支远征军,企图“阻止英国人前往那个方向探险”。如果说布里斯托尔的航海家,比如休•埃利奥特确实在早年就横渡大西洋,他们到达的应该是现在的加拿大纽芬兰,他们找到的也不是黄金。1503年,亨利七世的家谱中记录了支付给“从纽芬兰岛回来的劫掠者们”的酬金。对布里斯托尔的商人来说,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纽芬兰沿海广大的鳕鱼捕猎海域。
当初,吸引理查德•格林维尔爵士到达南美洲最南端的就是黄金。或者,就像1574年他在请愿书中所写,吸引他的是“从那些国家带回黄金、白银和珠宝等财宝的可能性,就像其他君王从类似地区获益一样。”3年后,同样也是“寻找黄金和白银的巨大希望”—更不用说寻找“香料、药材和胭脂虫”了—激励了弗朗西斯•德拉克爵士去南美洲探险。(“毫无疑问。”哈克卢特曾满怀激情地说道:“我们将为英格兰获得秘鲁的所有黄金矿藏……”)马丁•弗罗比舍在1576年、1577年和1578年的探险也是为了寻找珍贵的矿产。从1606年颁发给托马斯•盖茨爵士及其他人的许可证来看,发现和挖掘“黄金、白银和铜矿”也是建立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初衷。(直到1607年,人们仍对弗吉尼亚“富藏黄金和铜”抱有一线希望)这是当年人们的固定思维。沃特•罗利爵士在《广阔、富饶、美丽的圭亚那帝国,以及黄金城市马诺的发现》中宣称:西班牙的伟大与“大宗的塞维利亚柑橘贸易……”毫无关系,“而是因为它在印度发现的黄金……威胁和扰乱着欧洲所有的国家”。罗利爵士在1595年尽职地航行到特立尼达岛,袭击了西班牙在圣何塞–德奥鲁尼亚基地,并抓获了东尼奥•德贝里奥。他认为此人一定知道“黄金之国”的方位。坐在奥里诺科三角洲一艘肮脏的船上,罗利哀叹道:“我敢打赌,英格兰没有任何监狱会比这更令人恶心和憎恶了,尤其是对我这样多年来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人来说。”
如果他们最终发现了那些金灿灿的贵金属,那么所有的困难还算是值得的。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如愿以偿。弗罗比舍只带回来一个爱斯基摩人;而罗利期望发现“广阔、富饶、美丽的圭亚那帝国”的梦想也没有实现。罗利在奥里诺科河上看到的最令人愉悦的东西并非黄金,而是一个当地女人(我此生从未见过比她更迷人的女人:不高不矮、黑色的眼眸、丰腴的身材、姣好的面容……我在英格兰也见过像她一样漂亮的女人,但是像她这样肤色的,我敢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卡罗尼河口,他们找到了一些铁矿,但没有发现黄金。据他妻子回忆,他“带着最高荣誉”回到了英国普利茅斯港口,但是“带回的财宝却不多”。女王很失望。同时,在了解到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纽波特的人在弗吉尼亚发现的一处矿产后,罗利彻底打消了寻找黄金的念头。正如沃特•科普爵士在1607年8月13日向沙利斯伯利勋爵报告说:“以前我们都向您汇报黄金的信息,而现在,我们最多只能汇报一些铜矿的消息,我们的探索证明,这块土地是我们的迦南地①,而不是奥斐②……最终所有一切都将归于尘土。”同样,1618~1621年间,远赴冈比亚寻找黄金的三次旅程都一无所获;事实上,他们还损失了5 600英镑。
西班牙在征服秘鲁和墨西哥后,发现了大量白银。而英国人找遍加拿大、圭亚那、弗吉尼亚和冈比亚,却一无所获。因此,不走运的英国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掠夺西班牙人。16世纪70年代,德雷克就是靠这种方法在加勒比海和巴拿马挣钱的。这是霍金斯在1581年袭击亚述尔群岛的原因,也是德雷克在4年后袭击喀他赫纳(哥伦比亚的一个海港)和圣多明各的主要目的。通常来说,如果探险过程中出现问题—就像汉弗莱•吉尔波特爵士在1578远赴西印度群岛探险途中,船只在爱尔兰沿海不幸沉没—幸存者往往当海盗赚钱生存。罗利爵士也是依靠这种方式为他寻找“黄金之国”的探险之旅筹措资金—他指示他的船长埃米雅斯袭击了加拉加斯、里奥阿查和圣玛尔塔。1617年,罗利在说服詹姆士一世将他从伦敦塔中释放出来(从1603年起,他就被以叛国罪关在了里面),并再次进行探险努力时,也是通过在海上打劫筹钱的。罗利好不容易筹集了3万英镑,并集结了一个舰队。但此时,西班牙在当地的军备已经非常先进,军备管理也极其森严,结果此次探险以悲剧告终。罗利的儿子违背了他对詹姆士一世的承诺(即不再制造任何与西班牙的摩擦),袭击了西班牙控制下的圣多美,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次运气不佳的探险的唯一收获就是两块金条(还是从圣多美总督的保险箱中拿出来的),还有一些银盘、一些祖母绿宝石和一些烟草,另外还抓了一个印度人,因为罗利希望此人能够知道那个虚无缥缈的金矿所在。西班牙大使谴责罗利和他的手下是“海盗、海盗、海盗!”(这么说其实也很公正),罗利在回国后便被如期处死。他至死都还相信,“圣多美方圆4.8公里之内……肯定有金矿”。罗利在绞刑架上宣称:“我全心全意地寻找黄金,为的就是国王陛下的利益,以及那些追随我的人,和我所有同胞的利益。”
即使英国船只远征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找价值远不如黄金的其他货物,它们与其他列强的利益冲突仍不可避免。当约翰•霍金斯在16世纪60年代试图参与西非的奴隶贸易时,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与西班牙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以无耻的海盗传统为基础,英国发展了“武装民船”或民间海战制度。面对西班牙的直接威胁—强盛的西班牙发展起了强大的“无敌舰队”,以及更强大的国力—伊丽莎白一世作出了一个显然很敏感的决定,准许了这种民间海盗行为,反正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就这样,掠夺西班牙就成了一项战略行动。英国在1585~1604年间与西班牙多次发生战事,每年差不多有100~200艘船负责在加勒比海骚扰西班牙船只,抢夺回来的财物每年至少价值20万英镑。这是彻底的海上大混战,同时,英国的“暴力复仇船只”会攻击任何一艘离开或者驶入伊比利亚港口的船只。
“海洋是唯一一个自然归属于我们的帝国。”英国萨尔托恩的作家安德鲁•弗莱彻曾在17世纪末这样写道。在18世纪初叶,詹姆斯•托马斯也曾写道,英国建立了一个“当之无愧的海上帝国”。可以说,大英帝国崛起的关键就在于无敌舰队建立后的1个世纪里,海上帝国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为什么英国人是抢夺高手?要知道,他们必须克服很多自然劣势。比如,大西洋的风和洋流呈顺时针流动,使得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只比较容易到达伊比利亚半岛和中美洲地区。相比而言,大西洋东北部的大部分时间吹的是西南风(来自西南方向),这使得去北美洲的英国船只不得不顶风行驶。如果他们顺着南大西洋常见的东北风开往加勒比海,就比较容易。长期以来,在沿海活动的水手们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掌握海洋航行的技巧,而葡萄牙人在这方面的技术已经相当娴熟。1586年德雷克原本打算从卡塔赫纳到古巴的西印度群岛探险之旅,也因为航海失误和磁罗经的综合作用,在16天后以返回喀他卡塔告终。
在航海技术上,英国人也落在了后面。从速度上来说,葡萄牙人是最快的。在15世纪末叶,他们就懂得了建造三桅帆船,一般以方形的船帆作为前帆,主帆和一个三角形的船帆作为后帆,这样船更容易根据风向抢风航行。他们也是轻型帆船的开创者,这种船是在一个坚实的内部框架的基础上建造的,而不是以鱼鳞迭接的方式建造。这么做不仅成本低,而且能够容纳下一个防水的炮眼。但它的问题就在于,当时海上交战是很频繁的事。如果论海上射击,利比里亚轻型帆船远不是威尼斯巨型舰的对手,因为后者可以负载更重的辎重。1513年,亨利八世就亲眼目睹了地中海巨型舰在布列塔尼沿海轻而易举地击沉了他的一艘船只,并将另一艘船只损毁,他的海军部长也因此牺牲。威尼斯巨型舰可以发射重达60英磅的炮弹。直到16世纪40年代,英国和苏格兰海军才懂得制造带有专门填补弹药的轻型帆船式军舰,能够负载足够多的军火。
但是,英国人在航海技术上也奋起直追。到伊丽莎白一世时,一种“帆船式巨型舰”的结合体,或者说大型帆船诞生了,上面能够装载四门朝前开火的大炮,这种大型帆船成为英国舰队的主力。它的打击力或许不如巨型舰,但是在速度和军火装运方面已经完全可与之媲美了。在船只设计不断进步的同时,英国的枪炮也随着铁矿的发现和铁用途的增加而得到了改进。英国人自己生产的铁制加农炮虽然很难发射,但造价便宜(是一般加农炮价格的1/5)。这就意味着“每英镑打出的炮”更多,这种技术优势差不多持续了一个世纪。另外,随着德特福的港务局重组、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应用、对磁罗经以及磁极认识的提高,以及对诸如《水手的镜子》等书中用荷兰语绘制图表的翻译,和一些更加精确的地图的出版(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中就提到过“新增了东西印度群岛的新版地图”),英国水手的航海技术也逐渐提高了。
英国人对海员健康的关注和改善,也开了先河。在欧洲人的探险之旅中,疾病在很多方面都被证明是所有困难中最折磨人的。1635年,卢克•福克斯曾这样描写水手的命运,说水手们“只能忍受和忍耐坚硬的船舱、冷咸肉、常常被打搅的睡眠、发霉的面包、湿漉漉的衣服,以及没有火的生活”。坏血病是长途海航过程中常见的疾病,因为传统的水手食物中缺乏维生素C;另外,船员也很容易得脚气病和食物中毒,瘟疫、斑疹伤寒症、疟疾、黄热病和痢疾(可怕的“便血”)。乔治•沃特森在1598年出版的一本书《偏远地区的疾病治疗》,是这方面的第一本教科书,虽然它的用处不大(因为他的治疗方法多半是放血或者改变饮食)。直到18世纪下半叶,医疗方面才算有了突破。当然,大不列颠岛似乎从来不乏能够忍受海上艰难生活的强壮男人—比如莱姆豪斯的克里斯托夫•纽波特,他是从一个普通的水手成长为一个富有的船主。最早,纽波特在西印度群岛打劫为生;1599年,他袭击了墨西哥的塔瓦斯科,在与西班牙人的作战中失去了一只胳膊。看来,亨利•摩根式的人物还真不少。
摩根对格兰纳达的袭击只是他无数次入侵西班牙帝国中的一次。1688年,他袭击了古巴的太子港、巴拿马波特贝洛、委内瑞拉库拉索岛和马拉开波岛。1670年,摩根占领了普罗维登斯岛,越海踏上大陆海岸线,并穿过地峡占领了巴拿马。我们不应该对其行动的规模夸大其辞。事实上,参与行动的船只往往都是些手划小船,1688年在摩根掌控之下的最大的船只也不过50英尺长,上面只架设8门炮。充其量,摩根的行为只不过“骚扰”了西班牙商业的发展。即便如此,也足以使他成为一个富翁。
不过,最令人称奇的是摩根用他掠夺来的资金所做的事情。本来他完全可以回到蒙默思郡,过上安逸的退休生活,就像他说的,成为“高贵优雅的绅士”。但是,他并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投资了牙买加的房地产,在米尼奥河流域(现在是摩根河谷)购置了836英亩土地。后来,他在圣伊丽莎白教区又添置了4 000英亩土地。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都是种植甘蔗的理想土地。而这正是英国的海外扩张本质发生普遍改变的一个关键因素。大英帝国以掳掠黄金起家,但是却在甘蔗种植中得以发展。
17世纪70年代,英国王室花了几千英镑在牙买加的罗亚尔港修筑了防御工事,以保护这里的港口。这些城墙如今依然屹立(不过由于一次地震改变了海岸线,这些城墙离海更远了)。由于当年的牙买加很快成为一个海盗根据地,因此,这笔投资看上去还是很有必要的。英国王室已经从牙买加的蔗糖进口关税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该岛已经成为英国的一个经济基地,因此值得不惜成本进行防御。不可思议的是,在罗亚尔港监察工事建造的不是别人,正是亨利•摩根—此时的他已经被封为亨利爵士了。就在他袭击格兰纳达之后的几年内,摩根不仅变成了一个大种植园主,还成为罗亚尔港驻军的副海军上将和司令官,英国海军部法庭的法官、治安法官,甚至牙买加代理总督。曾经的摩根只是一个得到官方许可的海盗,一个民间探险家,如今却受雇于大英帝国,可以统治一个殖民地。不过,1681年在“一次醉酒后……由于反复发表种种夸张言论”,他失去了所有的官职。不过,他最终还是体面而光荣地退休了。他在1688年8月去世时,罗亚尔港的船只依次鸣炮22响向其致敬。
摩根的生涯生动地体现了大英帝国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只有从海盗国家转变为政治强国才可能改变世界,但是如果国内没有发生一些革命性事件的话,这个变化也不可能出现。
英国蔗糖热
丹尼尔•笛福是一位伦敦商人的儿子,也是畅销书《鲁滨孙漂游记》和《摩尔•弗兰德斯》的作者。他对当时英国人的生活曾有深刻而尖锐的洞察。在他的眼里,18世纪初叶的英格兰正孕育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体:世界上第一个大众消费社会。笛福在《英国商人手册》(1725)中写道: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外国商品消费国,它从多个产地进口货物……这些进口物资除了棉花、靛蓝、大米、姜、甘椒或牙买加胡椒、可可或者巧克力、朗姆或者糖蜜之外,主要还有糖和烟草,在大不列颠,这些物资的消费量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大英帝国的崛起与其说与新教道德伦理或者英国个人主义思想的传播相关,还不如说与英国人嗜甜的口味相关。在笛福的一生中,糖的年进口量涨了一倍,而这还只是最大的一次消费激增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只是富有精英家庭珍藏的物资逐渐成了平民百姓普通生活的一部分。从18世纪50年代开始,糖就超过外国亚麻制品成了英国最大的进口物资,直到18世纪20年代才落后于原棉的进口量。到了18世纪末,英国的人均糖消费量是法国(每人每年的消费量为20磅)的10倍。英国人对进口物品贪得无厌的胃口是欧洲其他国家所无法企及的。
尤其是,英国消费者喜欢的是将糖与一种极易上瘾的可卡因口服药共同饮用,同时再吸入一种同样很容易上瘾的物质—尼古丁。在笛福的眼里,茶、咖啡、烟草和糖都是新物品,而所有这些商品都是进口的。
英国人寻找茶叶的记录,最早可追溯到1615年6月27日威克姆先生(东印度公司在平户岛的代理)写给他在澳门的同事伊顿的一封信。信中威克姆先生请澳门的同事给自己寄一些“口味上佳的茶”。但是,直到1658年,英格兰才出现了第一则茶叶广告,茶后来也就逐渐成为英国的国饮。这则广告刊登在一本官方资助的周刊《政治信使》9月30日这版中,内容为:“所有医生都推崇的绝好的中国饮料,中文称做茶,其他国家称为Tay或者Tee……现在伦敦皇家交易所旁,斯威汀斯–伦茨大楼内的咖啡店有售。”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咖啡店的主人托马斯•加拉韦又刊登了一整版文章,题为“茶的生长、质量和益处详解”,声称喝茶能够治疗“头疼、胆结石、尿结石、水肿、便秘、坏血病、失眠、失忆、消化不良、多梦和肠绞痛”等疾病。他还信誓旦旦地对潜在客户们说:“如果与蜂蜜而非糖混合食用,有助于净化肾脏、清洁尿道;如果加水冲泡并混入牛奶,则有助于消除便秘。如果你身材肥胖,喝茶有助于消脂;如果你饮食过度,它又能够促进消化。”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查理二世的葡萄牙籍皇后也是茶的忠实拥趸:埃德蒙•瓦勒曾在这位皇后的生日赋诗一首以表祝贺:“茶,是缪斯女神的密友,功效多么奇妙。热腾腾的蒸汽笼罩着我们的脸庞,让灵魂的殿堂平静安详。”1660年9月25日,英国作家和政治家塞缪尔•佩皮斯喝了他的“第一杯茶”(一种中国饮料)。
不过,英国以足够低的价格大量进口茶叶要追溯到18世纪初叶,由此开创了茶叶的大众市场。1703年,一艘名为“肯特”的船载着65 000英磅茶叶抵达伦敦,一艘船所运载的茶叶量几乎接近于上一年度英国进口的茶叶总量。茶叶的“国内消费量”在18世纪40年代初的年均不足80万英磅,到1746~1750年这一数字飙升至250多万英磅,这期间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1756年,喝茶成了英国人日常生活中一个普遍的习惯,以至于汉韦写下“关于茶”一文对此现象大加奚落:“因为喝茶,妙龄少女们的脸颊都失去了往日红润的光泽。”(塞缪尔•约翰逊则予以驳斥,虽然对茶叶,他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他自称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但永不后悔的茶客”)。
争议更多的是烟草。烟草是沃特•罗利爵士引入的,也是罗阿诺克占领弗吉尼亚计划(这是被人反复谈论的少数几个话题之一)失败后的产物(见第二章)。与茶叶一样,烟草的推广者也坚称烟草具有医疗功效。1587年,罗利的仆人托马斯•埃利奥报告说,这种“草药”在晒干和点燃后,“会散发出大量的烟和呛人的气味,从而打开身体的所有毛孔和经络:这样不仅防止血脉阻塞,而且……能在短期内打通经络:因此他们能够保持健康,远离疾病,帮助我们的国人抵御疾病的侵袭。”早期的一则广告宣称,烟草能够“保护我们的健康,减少我们的痛苦。让我们找到感官的享受,放松我们劳累的大脑。”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信这套。对詹姆士一世来说—他在其他方面的想法也超越了他的那个时代—这种燃烧的杂草 “看上去令人生厌,闻上去令人作呕,既损害大脑,又危害双肺。”但是,随着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的烟草种植迅速扩大,烟草的价格也急剧下跌(从17世纪20年代每磅4英镑36便士降至17世纪60年代每磅的1便士),烟草逐渐成了一种大众消费品。17世纪20年代一般只有绅士阶层才有资格吸烟,到了17世纪90年代,吸烟成了一种“习惯和时尚—所有农民都抽着烟斗”。1624年,詹姆士将他对烟草的狐疑放到一边,建立起了烟草贸易的皇家垄断权;只要能从烟草进口中攫取的利润迅速飙升,显然让国人吸入更多这种“有害”的气体也值得,虽然全面实行垄断最终被证明是不可行的。
这些新的进口商品改变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有国民的生活方式。笛福在他的《英国商人手册》说:“淑女们偏好的茶室和绅士们喜欢的咖啡店似乎都是新的发明……”人们之所以喜欢这些新的饮品,是因为它们所提供的刺激不同于欧洲的传统饮品—酒。酒可以作为一种镇静剂,而葡萄糖、咖啡因和尼古丁则在18世纪承担了酒的功能。总的来说,这些新饮品带给英国社会莫大的冲击;可以说,大英帝国是建立在对糖、咖啡因和尼古丁的狂热需求之上—这种狂热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
同时,英格兰—尤其是伦敦—成为这些新刺激商品在欧洲的中心。到18世纪70年代,85%的进口烟草和94%的进口咖啡实际上都被英国再进行出口,主要出口到北欧。这部分内容反映出当时不同进口货物在关税上的差异:对咖啡征收的沉重进口税限制了国内咖啡的消费,使得茶叶行业迅速发展起来。英国人的许多特点都和他们的财政政策相关,他们喜欢喝茶胜过喝咖啡也是源于这个因素。
通过将他们从西印度和东印度进口的商品部分出口到大陆市场,英国人赚了足够的钱来满足他们另一个长期压抑的欲望,即服饰的革命,这也是新消费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彼得•斯塔布斯在1595年的一篇文章中评论道:“世界上没有人比英国人对新款衣服抱有更强烈的兴趣。”在他看来,英国消费者对新款服装需求越来越多,这种需求到了17世纪初叶,甚至导致了一整类立法的失效。这就是奢侈品禁令,该禁令规定,英国男人和女人只能根据他们的社会地位选择他们的穿着。笛福再一次注意到了这个趋势,他在他的文章“众人负责等于无人负责”中写道:
……朴实的乡村女孩摇身一变,变成了精致的伦敦贵妇,会喝茶、吸鼻烟,品位越来越高、越来越挑剔。她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子,就像她的女主人一样;原来寒酸褴褛的亚麻、羊毛混织小外套也换成了上好的丝绸衣服,至少得有4码或5码宽。
但在17世纪,有品位的英国消费者只愿去一个地方买衣服,那就是印度人的服装店。从质量、设计、做工和技术方面来说,印度织品非常符合英国人的需求。当英国商人开始从印度购买丝绸和印花棉布,并将其带回英国后,几乎在国内掀起了一场服饰革命。1663年,佩皮斯陪同妻子伊丽莎白到伦敦最时尚的购物区康希尔购物,“在一番精挑细选之后,我太太终于为她的新书架配了一块印花棉布,也就是印染着图案的一种印度棉布,确实非常漂亮。”在等候一位艺术家约翰•海耶斯时,佩皮斯还特地去租了一套时尚的印度丝绸晨袍穿在身上。1664年,英格兰进口的印度棉布达25万匹。当然,孟加拉丝绸、平纹皱丝织品,以及纯白薄细棉布的需求量也与印度棉布不相上下。笛福在1708年1月31日的《每周评论》中说:“这些东西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的家,我的衣橱、我的卧室、窗帘、垫子、椅子,最后连床都铺满印度棉布或者印度的织品。”
这些进口织物的一大优势在于,它们的市场简直是无穷大的。说到底,一个人能够消费的茶和糖都是有限的,可是他对新衣服的渴求永远是贪得无厌的,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既然笛福笔下“朴实的乡村女孩”都能买得起印度织物,这就意味着,喜欢畅饮茶的英国人如今不仅满足了口腹之欲,穿着也更体面、漂亮了。
早期进口贸易的经济情况相对简单。17世纪的英国人找不到多少印度人自己不生产的物品可以与印度人进行以物易物。因此,他们一般都用在其他贸易中赚到的黄金来购买印度的产品。如今,我们将这一过程的推广称为全球化,意思是将全世界连接成同一个市场。但是,17世纪的全球化还是在一个重要方面与如今的全球化存在差异。把黄金运到印度,再把印度的商品运回来,就这么一个买卖的过程就意味着需要走19 200公里左右的路程,而每公里都会因风暴、沉船、海盗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而充满危险。
然而,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挂着骷髅头旗帜的海盗船,而是在于,其他欧洲人也试图在做同样的事情。因此,亚洲即将成为争夺市场份额这场残酷战争的中心。
而这次的全球化则是由炮舰开路的。
英国的商品贸易
宽阔浑浊的胡格利河是孟加拉恒河三角洲最大的一条支流,也是印度最古老的一条贸易动脉之一。从它在加尔各答的河口,你可以溯流而上到达恒河,随后经过帕坦纳、瓦拉纳西、阿拉哈巴德、坎普尔、阿格拉和德里。另一个方向在孟加拉湾,顺着季候风和海道,你就能到达欧洲了。所以,当欧洲人到达印度做生意时,胡格利是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可以说,它就是进入南亚次大陆的经济关卡。
如今,加尔各答北部钦苏拉镇还可以零星地看到一些西方古建筑,它们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公司之一—东印度公司—在印度首个前哨留下的遗迹。100多年来,该公司占领了亚洲贸易的交通要道,几乎垄断了从香料到丝绸的各类产品的贸易。
但是,这个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并非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钦苏拉那些荒废的别墅和仓库当初都不是为了英国人建造的,而是为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建造的。这些荷兰人在亚洲做生意的历史要比英国人久远多了。
荷属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正是当年大规模的金融革命使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最先进、最有活力的城市。自从在1579年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荷兰就一直站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前端。荷兰创建了公债体制,使其政府得以以很低的利率从公民手里借钱。它建立了现代央行的雏形,它的货币体系很健全。它的税收体系—主要基于货物税—也是简单有效的。荷属东印度公司则是商业组织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直到1796年解散,荷属东印度公司为它的原始股东带来的是年平均18%的收益率,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保持着如此高的回报确实非常惊人。
当然,在伦敦也有一群商人筹集了3万英镑,准备“组织一次前往东印度和附近其他岛屿和国家……的旅行”,他们只等着获得皇家的垄断授权;1600年9月,伊丽莎白一世向“远赴东印度做贸易的伦敦商人公司”授予15年的东印度贸易垄断权;次年,一支由四艘船组成的船队开往苏门答腊岛。但是,从1595年开始,荷兰商人已经经由好望角前往印度开展贸易了。到1596年,他们已在爪哇岛万丹扎下了根基,1606年,首批发往欧洲市场的中国茶叶就是从这里运出的。另外,荷属东印度公司还是一家永久性股份制公司,这点与英属东印度公司不同,后者到了1650年才成为永久性股份制公司。虽然比英属东印度公司晚两年建立,但是荷属东印度公司很快就主导了与印度尼西亚摩鹿加群岛的香料贸易(曾经被葡萄牙垄断),利润丰厚。荷兰人做生意的规模很大:他们向亚洲派出的船只数量是葡萄牙船只数量的5倍,是英国船只数量的2倍。部分原因在于,荷兰公司与英国公司不同,它根据净收入而非净利润对经理们进行激励,这就鼓励了后者增加交易量。17世纪,荷兰扩张迅速,在印度东海岸的玛苏里帕特纳姆、西海岸的苏拉特以及锡兰的贾夫纳建立了基地。但到了17世纪80年代,荷兰运回国的货物中最多的就是来自孟加拉的织物。钦苏拉几乎要成为荷兰在印度贸易基地的首都了。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两家东印度公司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将它们等同于现代的跨国公司,因为它们更像是由国家许可的垄断公司,另外,它们也比加勒比海的海盗联盟更为复杂和微妙。创建这两家公司的荷兰人和英国人都能够在政府的垄断政策保护下,汇集所有的资源以进行大规模、高风险的冒险事业。同时,公司也允许政府将其海外扩张项目私有化,从而将大量的风险转嫁出去。如果赚了钱,公司就要上缴一部分收益,或者更常见的是提供一些贷款,以换取许可延期。而私人投资者也大可放心,因为公司能够百分之百地获得市场份额。
这两家公司的经营模式并非第一家,当然也不可能是最后一家。还有一家公司成立于1555年(从商的探险者为开拓未知的地区、领土、岛屿和地方建立的公司),它就是与俄国进行贸易的俄国公司。1592年,威尼斯和土耳其公司合并成立利凡特公司。1588年和1592年,分别希望在西非的塞内冈比亚和塞拉利昂获得贸易垄断权的公司获得了授权。继它们之后是1618年的几内亚公司(伦敦探险者为进入西非各港口进行贸易而创建的公司),1631年,该公司重新获得了为期31年的西非贸易垄断权。到了16世纪60年代,一个强大的新公司—皇家探险者非洲公司—诞生,获得了几乎持续1 000年的垄断权许可。这是一个非常赚钱的公司,因为就是在这里,英国人找到了黄金—终于找到了;虽然当地出口量最大的还是奴隶。在气候截然相反的地区,我们则能看到1670年创立的哈德逊湾公司(英格兰探险者为进入哈德逊湾进行贸易而创建的光荣公司),垄断了加拿大的皮毛贸易。1695年,苏格兰人效仿英格兰人,建立了进入非洲和印度群岛进行贸易的苏格兰贸易公司。1710年又建立了南海公司,旨在垄断与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的贸易。
但是,授予这些公司的垄断权是否真的有效呢?以两家东印度公司为例,麻烦就在于,它们不可能同时拥有在亚洲与欧洲进行贸易的垄断权。那种提出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实行不同商品贸易的主张简直就是荒谬之极,虽然荷兰和英格兰市场相距很近。1613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西北海岸的苏拉特立足,显然目的就是为了在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中分一杯羹。如果香料出口量缺乏弹性,那么它只有将生意从荷属东印度公司中抢过来才算胜利。这就是当时许多人的假设,用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家威廉•佩蒂的话来说:“世界各国的贸易量占比总是一定的。”东印度公司的总监约西亚•蔡尔德就希望“其他与我们在同一业务上竞争的公司不要将我们的生意抢走,希望我们的生意能够继续并繁荣,而他们的交易量随之减少”。经济就是一个零和游戏,这就是所谓重商主义的核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香料出口量是有弹性的,那么对英格兰的香料供给量势必增加,从而抑制了欧洲的香料价格。英属东印度公司的首次苏拉特贸易之旅就赚得盆满钵满,利润率高达200%。但是此后,盎格鲁–荷兰竞争还是带来了一个不难预测的效应,即压低了价格。那些第二批投资东印度公司(在1617~1632年间投资160万英镑)的人最终都亏钱了。
英国人这样挤占东部贸易的举措不可避免地引发冲突,尤其是香料贸易当时占了荷属东印度公司贸易总额的3/4。早在1623年就发生了暴力事件,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的安汶岛谋杀了10位英国商人。1652~1674年间,英国人与荷兰人交战三次,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争夺出入西欧的主航道—不仅是从西欧到达印度群岛,还有到波罗的海、地中海、北美和西非要道的控制权。此前很少有因为纯粹的商业利益之争而引发的战争。英国人决意要在海军力量上争取优势,因此,他们将商船海军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并在区区11年间(1649~1660年)将海军船只的数量增加了216艘。1651年和1660年,《航海法》各法律条款相继获准,其中宣称,来自英格兰殖民地的商品理应由英格兰船只运送,目的就是以牺牲荷兰商人的利益(多年来,荷兰商人一直在海洋运输贸易中占据优势)为代价来扩张英国船队。
然而,虽然一开始英国人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荷兰人最后还是占据了上风。英国人在西非沿海的所有贸易据点几乎都被拔除了。1667年6月,一支荷兰舰队甚至北上泰晤士河,占领了希尔内斯和肯特郡,损毁了查塔姆和罗切斯特的船坞和船只。在第二次与荷兰人的战争中,英国人又被赶出了苏里南和波拉罗恩;1673年,纽约也暂时失守,这让许多人大吃一惊。毕竟英国人的数量是荷兰人的2.5倍,而英国的经济实力也更强。在第三次与荷兰的战争中,英国人得到了法国人的支持。可是,在先进的金融体系的帮助下,荷兰还是给了两大经济强国以狠狠的一击。
相比而言,对英国人来说,战争的失败让英格兰落后的金融体制不堪重负。政府在破产的边缘苦苦挣扎:1671年,查理二世被迫延期偿付一些政府债务,这就是所谓的“国库停止支付”事件。这次金融动荡造成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因为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伦敦与英国政治精英们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地密切。无论是在伦敦议事厅还是王宫,或者新贵族们的豪宅中,英荷战争的失利都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坎伯兰郡公爵是皇家非洲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又担任哈德逊湾公司的管理者。约克郡公爵,也就是未来的詹姆士二世,是成立于1672年的新皇家非洲公司(之前的公司被荷兰人毁于一旦)的管理者。1660~1683年期间,查理二世获得东印度公司的“自愿捐款”,金额达324 150英镑。与荷兰之间激烈的竞争逐渐拖垮了复辟的斯图尔特王朝,英国必须另寻出路。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合并(这在商业史上经常发生)—不是两家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合并,而是一场政治联盟。
1688年夏,由于怀疑詹姆士二世积极恢复天主教信仰,同时也担心他的政治野心,一个由英国新贵族组成的强大寡头集团发动了政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得到了伦敦商人的支持。他们邀请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入侵英格兰,几乎是兵不血刃地驱逐了詹姆士二世,史称“光荣革命”。这次革命往往被描写为一次政治事件,是英国自由主义派和议会君主制的胜利,但同时它也带有英荷联盟的意味。荷兰的奥兰治亲王威廉实际上成了英国的领导者,而荷兰商人也成为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大股东。发起光荣革命的人认为,他们在宗教和政治上已无须再向荷兰人学习,因为与荷兰人一样,英国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宗教,也建立了议会制政府。而他们可以向荷兰人学习的是后者的现代金融。
尤其是,1688年的英荷联盟让英国人首次得以了解荷兰几家重要的金融机构,以及它们先进的金融机制。1694年,英国成立英格兰银行,负责管理政府借贷和国家货币,与85年前创建的成功的阿姆斯特丹银行类似(但不完全相同)。伦敦也引入了荷兰的国家公共债务体系,通过一个能够自由买卖长期债券的证券交易所融资。这使得政府能够以很低的利息贷款,从而增强了开展大规模项目—包括发动战争的实力。向来敏锐的丹尼尔•笛福很快就意识到,廉价的借贷对一个国家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信贷制造战争,也带来和平;它能帮助我们召集军队、装备海军、打响战役、围攻城镇;总之,称它为战争的力量源泉比直接称它为钱更合适……信贷可以让士兵不拿军饷就上战场,让军队没有物资供给也能行军……它就是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它让白纸变成钱……给国库和银行注满了钱,只要需要,想有多少钱就有多少钱。
复杂先进的金融机制让荷兰人不仅能够为它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融资,也让他们得以建立一流的海军来保护他们的安全。如今,这些机制将在英格兰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英荷联盟之后,英国人在东方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他们达成了一个交易,实际上将印度尼西亚和香料贸易留给了荷兰人,而把较新的印度纺织品贸易留给了英国人去发展。这个交易看起来对英属东印度公司更有利,因为纺织品市场的规模迅速超过了香料市场。事实上,胡椒、肉豆蔻、肉豆蔻皮、丁香和肉桂—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利润来源—的需求弹性远远小于白棉布、印花布和棉布。这也是英属东印度公司到了18世纪20年代,就在销售额上超越其荷兰竞争对手的原因之一;以及1710~1745年期间,英属东印度公司只有两年的亏损纪录,而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利润却不断下滑的原因之一。英属东印度公司的总部迁到了利登霍尔大街,这里是公司的两大监管机构—董事会(持有2 000英镑或以上东印度公司股票的股东)和业主会(持有1 000英镑或以上股票的股东)—开会的地方。但是,反映出这家公司日渐兴隆的真正标志是它在毕晓普斯盖特建立的一个巨大的仓库,用来储存公司从印度进口到欧洲的布匹。
进口货物从香料变成衣料,这也意味着英属东印度公司在亚洲贸易基地的转移。苏拉特于是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三大“工厂”(当时有人是这么称呼它们的),这些加固了防御工事的贸易中心如今都是亚洲最繁荣的城市。第一个就是在印度东南海岸,梦幻般的科罗曼德海滩。东印度公司以1630年占领的海滩据点为基础,建立了一个贸易基地,也许是为了彰显它的英国属权,将其命名为圣乔治贸易基地。后来,马德拉斯城就在此兴起。就在30年后,即1661年,英格兰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孟买,并把它当做查理二世和布拉甘萨的凯瑟琳结婚的嫁妆送给了他们。最后,1690年公司又在胡格利河东岸的苏塔努提建立了一个贸易基地,后与其他两个村庄合并,发展成为更大的城市加尔各答。
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发现这些英国“工厂”的遗迹,它们可以被称为大英帝国早期的开发区。马德拉斯贸易基地现在仍在,保存得比较完整,设有教堂、广场、房屋和仓库。它们的布局并无创新。实际上,与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及荷兰贸易基地的布局大致相同。但是,在新的英荷联盟下,诸如钦苏拉等城市代表的是过去,而加尔各答代表的是未来。
可是,英属东印度公司刚刚解决了与荷兰对手的竞争,又迎来了另一个更加恶劣的竞争,这次是与它们自己的员工。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代理人问题”:公司所有者所面临的基本困难就是如何控制他们的员工。而这个困难随着股东和雇员之间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增加。
我们要谈的不只是距离,还有风向。到了1700年,从波士顿到英格兰只需航行4~5周就可到达了(如果从英格兰到波士顿,一般则要5~7周)。航行到巴巴多斯岛通常需要9周左右。由于大西洋上的风向影响,海上贸易通常都有季节性特征:开往西印度群岛的船一般在11~1月间起航;开往北美的船则正相反,会在仲夏至9月底之间起航。但对于在欧洲与印度之间往来的船只,航行期就要长得多;从英格兰途径开普敦到加尔各答,平均航行时间约为6个月。4~6月,印度洋主要刮的是西南风,10~3月风向逆转,转为东北风。要去印度就应该在春季起航,这样秋季你就可以返航了。
亚欧之间这么长的航行期意味着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既容易实施,也很难实施。与北美贸易比较起来,规模较小的对手很难在同类贸易上与东印度公司进行竞争;因此,虽然到17世纪80年代,往来于北美洲和加勒比海之间的贸易公司有数百家之多,但去印度做生意的人数还是比较少,毕竟这6个月航程的成本和风险让许多人望而却步,因此,生意就集中到了一家巨擘手中。但是,在员工们得花半年时间才能远渡重洋完成任务的情况下,这家巨擘要控制自己的员工也是万分困难的。从国内向印度员工发出的指令也同样要花这么长时间才能到达。东印度公司的员工享有很大的自由—可以说,大多数员工完全不受伦敦老板们的控制。由于他们的薪水相对来说比较微薄(文职人员一年5英镑,比英格兰的文员高不了多少),因此,大多数公司员工都会毫不犹豫地在生意中捞取一些好处。因此后来有人讽刺说:“利登霍尔大街的经济潜规则是:微薄的工资,可观的灰色收入”。还有些员工则更过分,完全把公司的工作抛到一边,自己做生意。这些人就是董事们最憎恶的人:无照经营者。
托马斯•皮特就是无照经营者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他是多西特一个牧师的儿子,1673年进入东印度公司工作。到达印度后,皮特干脆逃跑了,并开始从印度商人手中购买货物,再运回英格兰出售,所得的钱悉数装入自己的腰包。公司董事会强烈要求皮特回国,谴责他是“一个傲慢、暴躁、大胆无耻的年轻亡命之徒,只要有机会做坏事,他就绝对不会犹豫”。但是,皮特愉快地忽略了命令他回国的要求。事实上,他还与公司在孟加拉湾的负责人马提亚•文森特做起了生意,并娶了文森特的侄女。在被公司起诉后,皮特支付400英镑的罚金与公司了断了此事。如今,这笔钱对他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
像皮特这样的人在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发展中,其实起到了关键作用。也就是说,随着隶属于英国政府的公司贸易的发展,一个庞大的私营贸易也在不断地发展。这就意味着英国王室授予东印度公司的盎格鲁–亚洲贸易垄断权开始动摇了。但这也许并非坏事,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无照经营者,一家垄断公司未必能让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如此迅猛地扩张和兴旺。确实,连公司自己也逐渐认识到,这些无照经营者—甚至包括不听话的皮特—非但不会阻碍它的业务,甚至可能推动它的业务发展。



内容简介
《帝国》内容简介:短短400年间,大英帝国是如何崛起,并如何塑造现代世界的?今天的英国,它的主导地位已经结束了吗?英国最重要的金融历史学家之一尼尔•弗格森在新书中深入探讨了大英帝国的崛起以及对政治,经济和世界贸易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个远眺欧洲大陆西北沿岸的多雨的群岛国家何以能在全球称霸?这不仅仅是英国历史所关注的,也是世界历史所需解释的基本问题。
作者在这本书中无意详细描述大英帝国通史,只是想记录大英帝国以及殖民地推动下的全球化发展。《帝国》总体上以时间顺序为框架,主要以商品市场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政体全球化,资本市场全球化,战争全球化这六大主题为主线记述一个帝国崛起的原因,以及对其他国家的深远影响。阅读本书,必能帮你了解帝国的崛起以及帝国权力转移的微妙过程,同时从历史的视角,理解大英帝国的崛起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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