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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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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二十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目录
引子
第一章大转折
东邻日本转身向西
群雄逐鹿东北亚
日本不宣而战
终于知道什么是兵败如山倒
以战促降与乞和议和
第二章维新时代
四万万人齐落泪
维新运动发生
京沪强学会
南梁北严
湖南区域试验
官场上的迟到者
失控的改革
“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一场未遂政变
第三章尴尬记忆
大阿哥引爆政治动荡
“运动”义和团
冲突在犹豫徘徊中持续升级
走向对抗
一场奇怪战争
又是乞和与议和
第四章重新起步
而今迈步从头越
构架现代新教育
现代军事体制的重建
自由经济的充分发展
现代法律体系的确立
改革又到困难时
第五章短暂徘徊
一个人的革命
奇怪的战争与费解的中立
震动与启示
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
又是一个成功典范
第六章这才是中国的希望
上下联手
临门一脚
五大臣出洋
总算有了一个开始
第七章让理想变成现实
改定中央官制
重建地方官制
革命促改良,促立宪
政治改革突然提速
一个美好的期待
第八章向立宪政治艰难行进
一个偶发事件
王朝的终结者
制造敌人
新时代新希望
第九章民主政治短暂的春天
谘议局:民主初步与有序参与
有计划的政治:立宪日程表
皇族内阁≠责任内阁
铁路干线国有:国进民退引爆革命
第十章一个王朝的终结
又到剿抚犹豫徘徊时
独立与光复:墙倒众人推
走向共和
清帝逊位:最后的潇洒
后记

后记
好友杨华来电话问我是否给《晚清二十年》写个后记。想了想,我觉得还是应该趁着这个机会大致说说我对晚清史的想法,尽量方便读者阅读。
19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这就意味着历史上的大清王朝已经消逝了整整一百年了。一百年来,中国历史几经变迁,按照传统中国正统史观,清朝对于我们今天应该是前朝的前朝。然而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我们没有这样做,反而将清朝视为前朝,于是晚清的历史对于我们今人而言,犹如胜利者去写自己的成功史,于是也就留下许多还可继续探讨的空间。
晚清历史还有可以探讨的空间,主要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叙事模式可能被严重妖魔化了,而且可能还不止一次被妖魔化。
晚清历史的第一次被妖魔化,可能来自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批改良主义者。他们在甲午战后最先发现中国问题的关键,最先发出政治变革的呼吁。这些呼吁合乎当时中国的政治实际,于是很快从理论转为实践,于是开启一个“维新时代”。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到了1898年秋天戛然而止,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是无论如何,谭嗣同等六君子不经审判就被诛杀,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被常年流放海外,这在道义上确实构成了对清廷的不利,对康、梁的有利。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必须注意的是,作为政府,清廷在1898年秋天全部事件处理完毕、宣布完毕后,不可能整天喋喋不休反复唠叨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和来龙去脉,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政府的正当事情。而作为被流亡、被诛戮的人,康有为、梁启超是无论如何忘不了1898年的那个秋天,那个夜晚,在此后漫长的流亡岁月里,他们其实在很多时候都是靠着回忆过去支撑着自己的信念。于是历史故事在他们一遍又一遍的讲述中日趋完美,我们通过他们知道:在清廷内部存在一个政治上的坚定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的总头目就是那个可恶的西太后,主要干将就是那几个满洲高官如荣禄,如刚毅以及还有与清廷关系复杂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等。至于他们敬仰和一直在保护的,就是那个英明的小皇帝光绪帝,这个小皇帝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是日本明治天皇、沙皇彼得大帝一类的伟大领袖。光绪帝被塑造成中国政治改革的化身,进步的希望;慈禧太后则成为政治上的保守者和顽固派的领袖,是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
康有为、梁启超对晚清政治史的建构当然不能说是恶意的编造,其实只是他们作为政治局中人和政治边缘人的想象,光绪帝只见过他们两人一次,与梁启超的谈话不过十五分钟,与康有为的谈话时间稍长些,也不过一个小时,他们对皇上的理解只是出于一种感情,与事实确实没有多大关系。至于他们对慈禧太后、荣禄、刚毅、怀塔布等人的憎恨,更是依据各种传言,没有事实依据。不要说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不会清楚他们是谁,就连恭亲王也不过称他们为广东举人,根本分不清谁和谁。所以,康有为、梁启超对晚清政治史的建构是想象多于事实,即便是梁启超,后来也真诚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认为自己在《戊戌政变记》等相关文字中的表述是激情大于真实,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宣传,并非历史事实。
梁启超的态度是坦诚的,值得敬佩的,其实接续他们这批改良主义者登上政治舞台的革命党人,对于康、梁建构的晚清政治场景是不信任的,不当作一回事的。革命党人从来没有想过利用清廷内部西太后和光绪帝之间的矛盾进行挑拨,而是始终将清廷、清政府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革命党人眼里,不仅慈禧太后是政治上的顽固派、守旧派,即便是那个被康有为、梁启超捧上天的光绪皇帝,在革命党人看来并不是什么真理的化身,不过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政治小丑。
革命党人不能接受康有为、梁启超对晚清政治的想象,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对晚清政治进行了重组和建构,他们认为晚清十几年清廷主导的政治变革都是骗人的把戏,是一个不敢退出历史舞台的统治阶级在故意拖延时间。当1901年新政启动后,革命党人这样说;当预备立宪开始后,革命党人依然这样说;结果到了皇族内阁出台,到了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出台,历史就这样干脆地证明了革命党人的预见。于是从那之后,人们不再认为清廷最后十年的政治变革有意义,有价值,而是站在胜利者的立场谴责清廷对中国发展的延误和延迟,晚清十年的政治变革成了欺骗人民、拖延革命的阴谋,被康有为、梁启超捧上天的英明领袖也被革命党打人地狱。
一百年过去了,大清王朝的背影渐渐远去,这个王朝也逐渐融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成为紧密结合的一部分。满洲统治者不再是孙中山所指责的殖民者,晚清的政治变革也不再像革命党人所指责的那样只是一场闹剧,一场骗人的把戏。如果我们抱持一种适度的温情和敬意去看待包括改良主义者、革命者、清政府在内的全部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过去所接受的历史认知可能还真有继续探讨的空间,可能并非先前所说的那个样子。
近代中国的历史大概要从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访问开始起算,那一次中西之间虽然没有达成共识,没有开始接触,但中西之间的交往特别‘是贸易的往来并没有中断。这一年,实际上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拐点。
乾隆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英国人的交往要求。我们过去的研究,不论中国,还是外国,都将之归为文明的差异、文明的冲突,或礼仪制度的不同安排。其实,这件事情的本质对于西方、对于英国来说,就是工业革命之后产能过剩需要寻找市场,而对中国、对清廷来说,所谓的文化差异、文明冲突,本质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应该主动或被动适应世界呢,还是世界应该适应中国?
大航路的开辟,工业革命带来的产能过剩,都使中国的断然拒绝变成了不可能,也就是几十年的光阴,英国人以鸦片去化解贸易的不平衡还是引发了一场战争。从此,中国的历史根本改观,列强通过这场战争开始进人中国,强行将中国拉上世界一体化的轨道,中国踏上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不归路,尽管此后的挫折并不断。
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又蹉跎了二十年,到了1860年,经过英法联军打击,中西交往开始步人正规,西方国家被允许在北京设立公使馆,中国的公使也开始前往东西洋各国常驻或游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应该承认,也就只是短短三十年,大清国真的恢复了往日的气势,所谓“同光中兴”,在某种意义上说,并非假的。
“同光中兴”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实力,恢复了中国人的信心和勇气,于是又敢于对列强开口说不,动辄表示不高兴。
其实,三十年的洋务新政,只是将一个非常态的国家推向一个常态国家,并不意味着大清国此时就是一个常态国家了。经济实力的突然增长使那时的中国人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虚骄,然而经过一场并不太大的武装冲突,庞大的中华帝国竟然如此不堪一击,重演半个世纪之前的悲剧,轻而易举地败在东邻小国日本人的手里。
在过去长达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日本几乎始终是中国文明最忠实的学生,几乎不加修改全盘照搬引进中国文明,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势力的东来,日本和中国这个老师一样面临着同样问题,但师徒作出了不同选择。中国人以文明底蕴深厚为理由,选择了“中体西用”,以为中国之体不必变,中国所需要的或者说中国所缺乏的只是西方之用、西方之末。而日本或许真的如中国人所认识的那样,只认没有文明底蕴,于是就像一千年前决定向中国学习一样,毫无保留转身向西,脱亚入欧。经过不到三十年的发展,日本竟然真的实现了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的期待,在远东建立起了一个比较纯西方式的国家,并一举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胜国。
假如中国不是败在昔日这个学生手里,假如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继续败给西方某一个强国,中国人都不会引发那么大的反应。一个庞大的帝国,而且号称在世界上排名靠前的大帝国,竟然败在“小日本”手里,这实在使中国人觉得太跌份,太没有面子。知耻而后勇,是中国圣贤几千年的教诲,所以在甲午战后,中国在经历了短暂痛苦之后再出发,其目标其榜样,就是这个从来不被中国人瞧得起的东邻小国。稍后所发生的所谓“维新运动”,其“维新”二字虽然在中国古典文明中久已存在,但现在化旧为新、推陈出新,显然是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启发,或者说就是直接来自日本的启迪。那时的中国,确实期待模仿日本明治维新,重新建构一个和传统不一样的国家体制。
中国走向维新之路当然是一个正确选择,然而中国人的焦灼意识和世纪末的恐惧在那时确实非常强烈。日本人用差不多三十年所做的事情,在中国却希望三年达到,这就不免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社会恐慌。激进与保守,稳健与鲁莽,确实在1895年之后成为国内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分野,上自朝廷,下至百官,在这些方面大约都是各有各的看法。这并不是非常奇怪的事。
然而,康有为不这样认为。康有_为的焦灼意识促使他觉得朝廷内部有一个顽固无比的守旧势力,因而中国要进步,只有彻底摧毁这个守旧堡垒。他不仅这样认为,而且这样做,于是在1898年秋天,他试图运用暴力手段去消解和平变革的障碍,不意被清廷反手打倒,清除出局。
清廷以暴抑暴的强势镇压,不仅严重挫伤了改革者的政治热情,而且使清廷内部的政治势力发生了异变和调整,作为大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满洲贵族在这之后确实在思考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变革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不愿重演戊戌年间的政治故事,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一切变革都必须以维护满洲贵族政治统治为前提,任何有可能损害满洲贵族集团利益的行为都必须制止。于是,在1898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逆转,统治者试图利用排外主义情绪化解国内危机,然而事与愿违,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差一点葬送大清王朝的江山。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在列强的压力下,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迈出关键性的一步,新政、预备立宪、钦定宪法等等,在短短十年问相继出现,中国距离一个真正意义的现代国家不过一步之遥。
当然,任何政治变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任何政治统治者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很难持久主动变革。政治变革的压力往往来自政治反对派。在大清王朝最后十年,真正推动清政府进行大规模政治变革的动力,其实就来自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革命与改良确实在那十年间进行激烈赛跑,改良终于在各种利益集团的内讧中走向终结,孙中山原本“一个人的革命”最终成为一个民族的自觉和统一行动,清政府终于用自己的手将自己埋葬。
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变革是真诚的,也是有效的,只是考虑到这场变革毕竟是在与革命赛跑,因而在那十年问,双方的相互攻讦在所难免,相互夸大的指责往往掩盖了历史真相。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因而我们在民国之后的历史记忆建构中,看到的只是大清王朝腐败反动的一面,真实的历史就这样被善意妖魔化了。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今天是否有可能重构晚清历史的叙事框架呢?本书只是一个尝试,期待各方面的批评。至于本书的出版,应该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感谢周绚隆主任,尤其应该感谢杨华的精心编辑和安排,衷心期待着下一次愉快合作。
马勇
2011年3月30日

文摘
版权页:

晚清二十年

插图:

晚清二十年

皇上的病情不时反复,时好时坏,清政府虽然及时将这些情形向内外大臣通报,但鉴于1898年的政治变动,尤其是康、梁等人在海外的大肆渲染,使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甚至许多爱国华侨都越来越不愿意相信清政府公开解释的理由,以为清政府特别是慈禧太后在1898年秋天之后确实有个废黜皇上,另立新皇帝的计划,所以清廷的许多解释不仅没有消解海外中国人的疑虑,反而添加了许多的素材。光绪帝在南海瀛台静养被说成是幽禁,皇太后对皇上的任何关爱都被解释成别有用心。一百多年后重新检讨这些史实,其实还是应该相信一个合法的主权政府不会如此卑劣地造谣误导。我们在清廷高官所留下的文献以及清廷官方史料中根本看不到康、梁等海外政治流亡者所说的那些事情。其实当年《申报》就有文章批评梁启超的种种说法毫无根据,只是故意丑化皇太后,离间两宫。皇上既为皇太后所立,假如皇太后真的不喜欢皇上,则当日尽可在亲友中另行选择,何必一定要立光绪帝以统乾纲?至于康、梁等人在海外肆意散布皇太后将皇上幽禁瀛台的消息,在《申报》作者看来也是不通之论。瀛台为南海中心,四面环水,素为列圣休憩之所,水木清华,亭台精雅,极适合休养。皇太后看到皇上的病情总是反复,不见痊愈,故令其于此消遣世虑,安心养病,怎么能够将这说成是幽禁呢?
慈禧太后确实不是皇上的“亲爸爸”,不过人类的天性是养育之恩一般大于血缘关系,几十年的辛辛苦苦相依为命,都是应该能够理解的伦理情谊。如果从善的历史观去观察,我们就不应该怀疑皇太后的一番护犊苦心,就不应该作出如此恶的解释。按照皇太后的权势说,她真的要想虐待皇上,可以有许多办法和机会,完全不必如此大张旗鼓将其幽禁在瀛台。
康、梁等政治流亡者的攻击终于惹恼了清政府,甚至惹恼了光绪帝。1899年12月20日,皇上发布上谕严厉驳斥康、梁的污蔑和攻击,强调自去年秋天训政以来,上下一心,宫府一体,告诫中外不要轻信谣言,妄加猜测。
作为政府文件,应该相信其严肃性。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光绪帝发布上谕的前后,清廷内部选拔小皇帝的事情又被重新提起。

内容简介
《晚清二十年》讲述了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新政改革、推翻帝制、走向共和,是晚清二十年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随之终结了一个衰败的王朝,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让清史专家带着我们,一起观看历史的潮起潮落,领略时代的风云际会,体察身处变局的各色人物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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