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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锦灰不成堆》末依例抄录诗词新作及旧稿。作为这位文博大家、京城玩家的封笔之作,本书呈现的更是一位“真人”王世襄。

作者简介
王世襄,号畅安,一九一四年生于北京,祖籍福州。小学、中学在北京美国学校读书,燕京大学文学学士、硕士。曾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陈列部主任,中国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馆员。

目录
前言
上编
集美德于一身
我负荃猷
好心几回劝,荃猷住医院
三言两语说荃猷
傅斯年先生的四句话
感谢梁思成先生的启蒙、朱桂辛前辈的教诲
李庄琐忆
萧山朱氏捐赠明清家具之厄和承德避暑山庄盗宝大案
记朱家溍先生一些罕为人知的经历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马叔平先生的遗憾和忧虑
我在“三反”运动中的遭遇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者真也
附录
一 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
二 1947年3月至1949年8月回忆录
三 行政院驻京办事处、故宫博物院上报行政院接收杨宁史捐献铜器经过及目录
四 行政院驻京办事处、故宫博物院上报行政院收购郭葆昌觯斋藏瓷经过及目录
五 为接收天津张园溥仪遗留文物,沈兼士、马衡上报上级单位的文件及目录

下编
终身不忘此殊荣
运外国鸽子放飞 不如养中国鸽子放飞
延续中华鸽文化 抢救传统观赏鸽
引言
史话篇
品种篇

王世襄编著书目
畅安吟哦
近作
旧作
后记

文摘
插图

锦灰不成堆

锦灰不成堆

前 言 在《〈锦灰三堆〉前言》中我讲到,“望九之年,精力日衰,今后不可能再有《四堆》矣。”但随后想到《三堆》虽有悼念荃猷的诗作,但没有怀念她的文章,而许多往事,诗是无法一一陈述的,因此必须再写几篇散文怀念她。 近两年全国出版了几本纪念川南李庄的书,此镇已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原因是抗战时期这里容纳了大量知名学者,使之得以安心工作,还培育了许多有作为的青年报效国家。1943年我离京南下,没有在成都、重庆就职而一心去李庄,果然得到前辈的教导,令日后的工作和研究获益匪浅;同时可以说明,我从开始工作就把求知放在第一位。当年在李庄的工作及生活也值得一记。 另一组篇章是因日寇投降后派我在平津地区并赴日本追还沦陷时期被掠夺的文物,一年多时间内,在有关机构参与下我收回七批文物。经故宫博物院接收登记的有三批,一千数百件中多国之重宝。毫无实据,只凭臆测,“三反”运动中竟诬我为大盗宝犯。经四个月的“逼供信”,十个月的公安局看守所调查、审讯,查不出任何盗窃行为,以“取保释放”的方式放我回家。同时收到文物局、故宫博物院的书面通知:“开除公职,自谋出路”。这是我一生中所受的莫须有奇耻大辱。“反右”运动,我据理陈辞,但运动因不在明辨是非而在引蛇出洞,又被划为右派。 经过这两次运动,我和荃猷已选定终生坚决走下去的自珍道路,也就是堂堂正正、规规矩矩做人,决不自寻短见,更不铤而走险,尽自己的能力,专心于有益传统文化的写作,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能得到世人的承认。幸天假我年,得以实现我的志愿。但半个多世纪前的不白之冤和不了了之的“取保释放”理当有一个符合事实的公正结论。现已届耄耋之年,容我陈述的时间指日可数。为此我不得不收集一切能得到的证据和集体上报的材料写成文字,作一次最后的申诉。半个多世纪的自律为人,研究、保护多种传统文化并撰述成书,毕生收集的明式家具入藏上博,捐赠荷兰王室基金会颁发最高荣誉奖金修建小学等等,已经得到中外人士的广泛承认。即使申诉毫无结果,还是不了了之,却也无妨,本人坚信定有有良知者和信奉是非真理者在我逝世后为我申诉,还我一个为人民、为国家全心全意、竭诚工作,大公无私、清白无辜的面目。 届时谁将受谴责,不言可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文革”期间身在牛棚所写的交代材料全凭回忆,无片纸可查。直到从干校回京后,才补充一些当年报纸报道,并收入《锦灰堆》和《二堆》,为了免去读者翻查之劳,只好收入本书附录。年老絮絮陈辞,难免重复,敬请读者谅解。 《不成堆》中的堆儿实在太小了,只好把近两年为《北京晚报》写的有关保护观赏鸽的短篇附在后面。篇幅虽增,前后内容难免不协调。经过热心朋友和兢业编辑的帮助,将上述短篇作了调整、归纳,颇见成效。正待发稿,在坦博艺苑培育、训练观赏鸽的郑永真先生送来多幅照片,又选了若干张附印于后,供读者观赏。 王世襄   二○○七年二月 时年九十有三 


傅斯年先生的四句话 傅斯年先生是我十分尊敬的历史语言学家,也是文史研究机构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43年冬我从北京来到重庆,一心想去李庄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主要的考虑是当时很多著名学者都集中在这川南小镇,到那里可以有请教学习的机会。史语所所长正是傅先生,办公地点在重庆聚贤新村。承蒙梁思成先生亲自带我去拜见他。这次进谒,傅先生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回答:“燕京大学国文系本科及研究院。”傅先生说:“燕京大学毕业的不配到史语所来。”我只得赧然而退。此后蒙梁思成先生收容,到中国营造学社任助理研究员。以上经过我曾在拙作《锦灰堆》贰卷(页547)述及。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我经马衡、梁思成两先生推荐任南京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北上开展追还被敌伪劫夺的文物。代表由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先生兼任。从1945年9月到1946年10月,我在沈先生的领导和朱桂辛(启钤)前辈的指示策划下收回六批文物。其中十分重要的有四批:德商杨宁史在沦陷时期非法收购的青铜器,收购北京著名收藏家郭觯斋的瓷器,溥仪遗留在天津旧居张园中的文物,朱桂辛先生旧藏的存素堂丝绣。除丝绣拨归辽宁博物馆外,均经故宫博物院会同行政院驻京办事处及天津敌伪产业处理局人员清点接收。 1946年11月南京举办“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通知故宫参加。我和故宫人员押运部分杨宁史铜器前往。会后杭立武召开清损会会议。此时已决定派员赴日交涉索还战时损失文物。原拟请德高望重的徐鸿宝(森玉)前辈前往,因他年事已高,改派我赴日。那天与会的有傅斯年、梁思成、李济、徐鸿宝、蒋复璁、曾昭等诸位先生。我感到十分荣幸,傅先生居然还认得我,又对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你去日本工作,追索文物应当和在平津区一样,要非常非常aggressive”(英文一词是他的原话)。第二句是:“那年在重庆你来见我,我不知道你还能办事,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 我受宠若惊,十分感激。但心中清醒,并未得意忘形。傅先生所谓留下我,是派我做一些办公室总务处的跑腿联系工作,而不是学术研究。他对燕京大学毕业人员不配进史语所的信念是根深蒂固、坚定不移的。因为燕京大学确实没有请到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国学大师担任教学。我自恨缘悭,一生只听到傅先生讲过四句话。后两句我过去没有记录过,现补述如上。 

李 庄 琐 忆 一 元宵舞龙 我记不清是1944年1月尾还是2月初,正月初五刚过,随梁思成先生搭乘从重庆去宜宾的江轮,在李庄上岸。同行者还有童第周先生。 到李庄才几天便是元宵节,新春舞龙最后一夜,也是全年最热闹最欢腾的一夜。营造学社除了梁先生需要在家陪伴夫人外,长幼倾巢而出,参加盛会。 李庄镇东端有一块比较平坦的广场,通称坝子,是年年舞龙的地方。黄昏时分,几乎全镇的人都已集中到这里。二三十个大红灯笼悬挂在坝子周围,五条龙色彩绚丽,须能颤动,眼会滚转,形象生动。竹箍为骨,外糊纱绢,各长五六丈,分列场边。一队队小伙子,挨着各自的龙,有的解开衣襟,有的光着膀子,准备上场。坝子毕竟小了些,几条龙不能同时共舞。 刹那间,点燃鞭炮一齐掷入场中,火花乱溅,震耳欲聋。这时,高举龙头的两队,进入场内。小伙子们手举着龙身下的木棒用力挥动,时左时右,忽高忽低,夭矫翻滚,两条龙眼看要相撞,又迅速地避开,满场喝彩声大作。另外两条龙已进入场内,换下舞了好一阵子的双龙。就这样轮流舞了几个小时,小伙子们已大汗淋漓,却丝毫不显劳累,一直舞到东方发白,才肯收场。所有的人好像都不惜付出全身精力,欢送去岁的吉祥如意,迎接来年的国泰民安。 我记得到李庄后第一封写给荃猷的信就是观看元宵舞龙的盛况。一直在城市生活,从未见过乡村小镇新年伊始真情奔放、尽兴欢腾、朴实却又毫不吝惜花费的场面。当年看后就写,自然比现在追忆要翔实得多,生动得多。可惜此信在“文革”中被抄走,否则既不须重写,而且更有纪念意义。 二 火把照明的学问 元宵看舞龙,归来已逾午夜。从李庄东头的坝子回到西头月亮田的学社,是两位学社工友,一前一后,打着火把送我们回来的,边聊边走,很顺利就到家了。 当地人夜出,不用灯笼或油灯,更没有手电,只用火把。川江上水行船,用篾条编成纤绳牵引。日久老化,将它剁成两尺多长的段,便是火把,真是一个废物利用的好办法。 我只知火把照明很方便,不知道须学会打火把的技术。一次我很冒失,傍晚想去镇上买些椒盐花生沙胡豆,返回时天色已晚,买了两根火把,快出街巷时,借人家灶火点燃一根。哪知刚出镇子,火苗越来越小,半路上竟已熄灭,用火柴怎么也点不燃它,只好试探着往前迈步,弄不清是路还是田埂,一脚踩空,跌入沟中,衣履尽湿,买的食物也丢了,爬出来极狼狈地回到学社。到此时才知道打火把并不容易,要知道如何才能防止熄灭,不仅须了解原理,还须学技术才行,所以并不简单。 原来打火把必须学会辨明风向,要求火把尽端直对风向,篾条才能均匀燃烧。倘侧面受风,篾条燃烧不均,火苗便越来越小,终致熄灭。倘遇微风,也须根据篾条火苗情况,随时转动火把。总之,保持篾条根根均匀燃烧,是使它不熄的关键。 天下许多小事物看似简单,其实也蕴藏着道理和技巧。我从当时只花几分钱便可买到的火把,经过照明失败,悟出了平时不可因事物微小而轻视它的道理。 三 卖煤油,买竹纸, 石印先慈遗稿 先慈金氏讳章,自幼习画,擅花卉翎毛,尤工鱼藻。有遗稿《濠梁知乐集》一册四卷。1943年离京南下,遗稿藏行箧中,以防散失,且盼幸遇机缘,刊印传世。 在学社工作,或谓李庄有一家可以石印。曾疑川南小镇,恐难有印刷厂。走访场上,居然有一石印车间。斗室不过五六平方米,主人之外,铁支架、厚石板、铁皮、滚轴、磨石各一,此外更无他物。石印之法,由主人提供药纸、药墨,书写后送还车间,将纸反铺石板上,盖好铁皮,滚轴往返滚压,直至纸上墨迹已过到石板上。揭纸刷墨,以字迹已尽受墨为度。上铺白纸,盖铁皮,再滚滚轴两三次,去铁皮揭纸,一张已经印成。依上法再印,可印一二百张。改印他页,须将石板上字迹磨去,依上述程序再印第二张。原来车间不印图书报刊,只印售货包装纸,红色方形,盖在货包上,用细绳捆扎好,起招牌广告作用。经访问知石印遗稿已有着落,下一步当考虑使用何种纸张问题了。 邻县夹江县产竹纸,洁白而韧性较差,须去宜宾方能买到。恰好此时学社发给每人煤油一桶,工作室有灯可就读,故不甚需要。于是择日提油桶搭李庄当日往返宜宾小火轮,易得竹纸两刀及深色封面纸而归。 遗稿约七十页,每周日可印五六页,三个月一百册全部印成。折页期间,上书恳请马叔平、沈尹默前辈赐题书签及扉页均已寄到,补印后开始线装。装工虽拙劣,亦完成近五十册,分赠图书馆及友好。待装者于1945年秋携回北京始陆续装成。 1989年冬香港翰墨轩精印《金章》画册,有彩色书画五十余幅,后附遗稿,即据当年李庄手写本影印。当年虽用极简陋之石印印成,亦尚清晰可读,实出意外。 学社在李庄编印《汇刊》第七期一、二两册,梁先生面告社员:“谁写的文章,谁负责抄写和石印,并参加装订工作。”襄有文稿两篇,遵照指示完成。已驾轻就熟,得益于先慈手稿之石印。但插图乃出莫宗江、罗哲文两先生之手,深感惭愧。 四 过江捡卵石 李庄位于长江南岸,对岸看不见人家,有大片卵石滩和纡回成湾的浅水区,游泳十分安全。周日三五人结伴,请江边木船主人渡我们过江,得半日之清闲。我不谙水性,只好背竹筐捡石子了。 说也奇怪,当时真觉得有不少值得捡的,那块圆得可爱;这块颜色不一般;一脚踢出一个扁形的,上面仿佛有山峦花纹;一块白得有些透明,心想如泡在水里,说不定该有多么好看呢!大半个石滩走下来,竹筐显得沉重,腰有些不好受,只好卸下竹筐看同伴游泳了。 回到学社,地面放个大木盆,盛上多半桶水,把捡来的卵石一块一块地放进去,没想到反而不及捡时好看。于是一块一块再淘汰,丢在院中大樟树的后面。到最后,竟扔得一块都不剩了。 过江捡卵石去过三四次,最后只留下两块,北返时放在衣兜里带回北京,至今仍在我案头。一块小而黄,有黑色横斑;一块深绿,呈不规则三角形,下部圆而润,有纵横丝绺及茸然圆斑,颇合前人“蛛网添丝屋角晴”诗意,遂以名之。卵石只不过是李庄的梦痕,倘与诸家奇石谱相比,便有小巫见大巫之感了。 五 步行去宜宾 北京朝阳门到通州,都知道是四十华里。我曾步行去过两次,吃小楼的锅烧鲇鱼,买大顺斋的糖火烧。到了李庄,当地人都说去宜宾是六十里。有人认为南方人比北方人矮,以步计里程,四川的六十里和北方的四十里可能差不了多少。 一个假日,清晨出发,沿着江边道路西行,想验证一下上面说法是否可信。十时许,宜宾已在望了。计算一下,加上过江路程,似乎比朝阳门到通州远不了多少。宜宾位于岷江、金沙江汇合处的高原上,或谓长江应从这里算起。但岷江水清,金沙江水浊,要流出几里外,才浑然一色。所谓“泾渭分明”就指尚未合流的现象。 我看时间尚早,没有走向江边的渡口,而被南岸的一条山涧吸引住了。几处落差较大,湍流颇急,两旁大块石头上,坐着儿童,手持有柄网兜,与捉蜻蜓的相似。等候游鱼逆水上游,腾空一跃,儿童伸臂相迎,正好落在网里。再看他吊在水中的竹篓,已有三四条半尺来长的鱼了。我看得高兴,一时唤回了童心,真想几时来此网鱼,待上一天。 渡船送我过江。因曾来买竹纸,已逛过宜宾几条街巷,下午便乘小火轮返回李庄。 六 留芬饭馆 我曾去过四川中等城市如白沙、宜宾,饭馆大都采用同一规格。进门中间是通道,左侧从房顶吊悬一根木杠,有许多铁钩,挂着各色鸡、鸭、鱼、肉,好让顾客一进门便知道店中准备了什么原料。因当年没有冷冻设备,挂起来通风总比堆放着好,当然也先让苍蝇吃个饱。左边是炉灶,锅碗瓢勺摆满一案子,厨师如何颠炒,加什么调料,可以看个一清二楚。我进去要一个菜就等于上一次烹饪课。走过通道才有供客人坐下来吃饭的桌凳。 留芬饭馆在李庄首屈一指。到了禹王宫的短短街,向左一拐,坐北朝南便是。但小得可怜,门面只有一间屋,东侧也有一根挂原料的木杠,室中只能摆一张方桌。炉灶必须设在后边一间了。往后走的通道里好像还有一张小桌,可供两人进餐。 在李庄的两年中,我和同事们凑在一起,因个个阮囊羞涩,只去过两三次。吃过的菜有:“大转弯”,就是红烧鸡翅、鸡腿,因形状弯屈而得名;夹沙肉,以猪肉夹豆沙,蒸得极烂,肥多于瘦,十分解馋;炒猪肝,用青蒜和醪糟作配料,十分鲜嫩;鱼香肉丝,觉得特别好吃,因抗战前北京饭馆似乎还没有这道菜,日寇投降后曾在四川住过的人大量返回家乡,鱼香肉丝才开始在各地流行。北京每个饭馆都有,不过吃起来,总觉得不如在留芬吃得那样,有说不出的特殊风味。可能不仅是所用调味原料有别,应该还有对半个世纪前的李庄生活的一丝眷念。 七 “豆尖儿” 我从小就爱吃豌豆苗,当时家庭、饭馆都用它作配料。一碗高汤馄饨、榨菜肉丝汤或一盘滑溜里脊,汤面飘上几根,清香嫩绿,确实增色不少。我也曾想倘掐地里种的豌豆棵嫩尖,用作主料,清油素炒,一定也很好吃。只是北京无此习惯,菜农舍不得掐,怕妨碍豆夹生产,没有卖的。 到了李庄,在饭摊上第一次尝到此味,名曰“豆尖儿”,清香肥嫩,供我大嚼,不亦快哉!太简单了,眼看着老板娘从摊后地里掐回来,转眼就炒成了。 上世纪80年代末,应邀去香港主持家具展览开幕式,在筵席上吃到“炒豆苗”,也很鲜嫩,只是其本味——豆苗的清香,不及李庄饭摊的“豆尖儿”。原来香港已有用仪表控制温湿度的暖房,专门培植各种蔬菜供宴会之需。不用问,两地同一道菜的价格有天渊之别。 近年北京餐馆食谱也有了“炒豆苗”这道菜,但高级餐馆和一般饭馆所用原料完全不同。前者把云南等地的豆棵嫩尖空运来京,后者则在大白铁盘中铺满豆种,长成密而细的苗后,大片割下,故被称为“砍头豆苗”。前者即使再加工一次,去掉一半,只要顶尖,也难留住原味。后者则有如吃草,不堪下箸了。 一味饭摊上的“豆尖儿”,有时使我想起李庄。

内容简介
《锦灰不成堆》为《王世襄自选集》系列之续编,《三维》中作者虽断言“今后不可能再有《四堆》矣”,然此后却未曾辍笔:上编“忆往”所收十数篇新文,或追记爱侣和诸位师友的言行风范,或补叙早年及特殊年代中的人生经历,情趣并茂,文献翔实,颇多不为人知者。作者以真挚之笔墨见证上一世纪中国文物事业和数批国宝的沉浮,同时展现与之血肉相连的文化人的诉求,字里行间贯穿着“走‘自珍’道路”的积极态度。下编收录作者近两年所撰《延续中华鸽文化 抢救传统观赏鸽》系列文章,插配彩色图版一百余帧,堪称一部初具规模的“中华观赏鸽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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