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蓝帝国:海洋争霸的时代1400—19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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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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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 国内第一本完全以海洋为主题,讲述近代世界历史的著作。

2 亚洲视角,颠覆西方中心主义。书中特别强调欧洲航海建立了强权秩序,带来了殖民和伤害。而中国和亚洲,非洲目前的“一带一路”设想就是要恢复印亚的和平往来,矫正500年以来的霸权秩序。

3 除了讲述霸权历史,作者生动地介绍了文化、人种、物产的交流细节,大量图片和故事,使本书可读性很高。

作者简介
朱京哲

1960年生于韩国首尔,本科毕业于首尔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系,研究生毕业于首尔大学西洋史专业,在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获得博士学位。现任首尔大学西洋史专业教授。主要研究成果:专著有《历史的记忆,历史的想象》《大航海时代》等。

目录
浅蓝的东方,深蓝的西方(序) 李永石 / 001
中文版序 / 003

引言:深蓝的历史 / 001

第一章 亚洲的海洋 / 007
繁荣和平的亚洲海洋世界 / 007
郑和的远征:昙花一现的海洋帝国? / 013
华侨的命运:死亡与财富 / 022
大流散 / 026
朝鲜与世界的“遭遇” / 032
从公司到帝国 / 037

第二章 暴力横行的世界 / 045
欧洲的扩张:为了寻找伊甸园 / 045
葡萄牙帝国:横跨三个大陆的海上帝国 / 051
暴力的全球化 / 057
幸运之岛 / 063
“发现”美洲大陆? / 069
巴利亚多利德论争:良知与偏见的较量 / 075
美洲文明的灾难 / 081
玛琳琦:民族叛徒,还是保护者? / 085

第三章 船员与海盗的世界 / 093
“沙漠之舟”与海洋之舟 / 093
北冰洋航线的开拓 / 100
纬度与经度 / 106
船员:最早的无产阶级 / 112
船上的生活:纪律与抵抗 / 118
海盗与国家 / 123
海盗与民主主义 / 132

第四章 残酷的奴隶贸易史 / 137
奴隶贸易:非洲的灾难,还是契机? / 137
非洲北部和东部的奴隶贸易 / 140
白糖与奴隶 / 146
奴隶贸易抽空了非洲 / 151
中央航路:地狱之路 / 157
奴隶的国度 / 161

第五章 世界货币的循环 / 167
寻找金银 / 167
全球白银流入中国 / 174
日本的银与铜 / 177
人参与白银 / 183
贝壳货币 / 188
消失在鸦片烟雾中的白银 / 192
第六章 物质与感觉的交流 / 199
文明与味觉 / 199
茶与陶瓷 / 205
色彩的旅程 / 209
作物的旅程:技术与文化的融合 / 216
“种子岛”:亚洲人开始使用火枪 / 225
从枪到刀的回归 / 230

第七章 精神文化的冲突 / 237
语言的扩散与灭绝 / 237
拯救母语 / 239
传教:压迫与受虐 / 244
日本的基督教传教 / 253

第八章 生态环境的激变 / 261
复制欧洲 / 261
大海雀、海狸与灭绝 / 264
文明膨胀与森林缩减 / 272
阿育吠陀:印度传统医学与西方植物学的融合 / 276
病菌的交流 / 280

结语 重写世界史:以希望之名 / 287

参考文献 / 291

序言
中文版序

《深蓝帝国——以海洋为中心的全球近代史》能被介绍给中国读者,我作为本书的作者感到无比荣幸。
这本书从历史的角度探究了世界各文明通过海路互相碰撞、融合,并最终形成新的近代世界的过程。世界各地长久以来发展而成的各大文明圈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是通过陆路进行交流,但由于陆路交通的条件并不乐观,这种陆上交流必然是一个缓慢且坎坷的过程。换句话说,文明的成果如同渗透压现象一样缓慢地向周边扩散。中国的丝绸、印度的胡椒传往欧洲,马可•波罗等旅行家寻访中国和印度,印度的佛教传往亚洲各地,都经历了这一艰难的过程。
直到15世纪之后人类世界才真正开始尝试相互碰撞、物资交换,开始了相互支配和冲突以及文化的交流。大洋航海之路一旦被打开,世界各大陆迅速实现了相互连结。海洋不再是交流的障碍,开始扮演起高速公路的角色。各文明圈和生态界的各要素向全世界扩散,我们生活的近代世界也随之经历了激变。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两个现象。
首先是欧洲走在了这一激变的前列。最初世界海路的开拓毫无疑问是欧洲航海人的功绩,比如哥伦布到达了美洲,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之后欧洲人通过产业革命获得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并在这一力量的助推下成功实现了帝国主义的膨胀扩张。欧洲和它的后继者美国在这一过程中掌握了现代世界的霸权。欧洲掌握了世界霸权就意味着亚洲交出了主导权。现在历史学界普遍认为,19世纪之前以中国、印度为首的亚洲的经济水平并不逊色于欧洲,在更早的过去,亚洲的经济实力反而远领先于欧洲。这就意味着15-18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所指的并不仅仅是世界开启了海上交流之路,也是指一个历史潮流的引导者变更的时代。

另外近代世界的形成并非欧洲的一己之力。毋庸置疑欧洲掌握了霸权,崛起为世界的绝对强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的世界文明完全由他们独自创造。世界各文明圈长久以来累积的成果相互传播、融合并创造出了新的结果,也就是近代世界。综合上述两种现象可知,海洋航路的开拓致使世界各文明相互融合,并形成了新的世界秩序,而主导这一新秩序的欧洲最终掌握了世界的霸权。可以说世界历史的潮流具有两面性,本书中展现的那个时代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一方面极具暴力性和破坏性,另一方面又不乏建设性和创造性。
细致冷静地探究这一重要时代的历史发展过程具有深远的意义。以史为镜,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应对现代与未来。时代在变化,21世纪的今天世界文明的结构和秩序都在重组之中,特别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惊人增长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亚洲的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欧洲和它的继任者美国主导世界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亚洲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这一变化会产生哪些结果呢?

没有人能预测未来,但我们可以抱着美好的希望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亚洲文明拥有悠久的历史,对人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就是我们的希望。相比于帝国主义统治近代世界的暴力手段,我们更期望人类文明汇聚的优秀文化因素能够向其他地区传播,最终达到世界的共同繁荣。我不知道人类是否拥有足够的智慧能够实现这一愿景,但我希望对历史的研究可以对此产生或多或少的帮助。如果本书能够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思考上述问题的契机,我将感到无上的光荣。

最后我要向本书的译者刘畅老师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表达衷心的感谢。

朱京哲
2015年2月

后记
结语 重写世界史:以希望之名


在世界各地区通过海洋进行交流的大航海时代,世界发生了哪些变化?

如上文所述,近代世界是一个充斥着冷酷暴力的世界。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之后,这里的土著人中很多民族灭绝,他们的文明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现在只残留下一些蛛丝马迹。1千万非洲居民被强制迁往美洲,过着地狱般的奴隶生活。许多热带地区的人们为了生产世界市场上贩卖的白糖、大米、烟草、香蕉、橡胶等物品不得不在大农场中饱受强制劳动的摧残。多样化的地域文化逐渐消失了,无数的语言消亡了,外来宗教在枪炮的掩护下横冲直撞,破坏原有的圣地,将当地人强行改宗。随着人们的接触日益频繁,陌生的病菌扩散成为可怕的传染病,大规模的疫情频发。灾难不仅席卷了人类世界,动植物也面临着灭绝危机,某些地区甚至整个生态界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这种暴力性激变的源头往往是欧洲文明。近代初期,虽然各种文明圈都在试图通过海路或陆路进行扩张,但最终欧洲人掌握了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风向和洋流体系,成功地实现了远洋航海,真正将世界联系了起来。欧洲人在军事革命获得的强大武力的支持下,在世界各地横冲直撞。大炮武装下的欧洲战船可以说是游弋在海上的暴力体,湛蓝的海洋常常被染成一片血色。欧洲人的战略是先以几个港口城市为据点,形成网络,再以经济手段压制内陆地区,逐步从经济、军事方面扩大支配体系。最终,工业革命创造出的前所未有的强大产业生产力使欧洲和它的后继者美国成为了地球村的霸主。

今天,难道我们只能在这个世界中沿着既定的轨道前行吗?难道没有其他可能性吗?
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是坚决抵制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化秩序的一个例子,

我听说很多人试图用不同的方式来获取堪比美国的财富,我敢说,这种尝试注定是失败的,我们无法既“贤明、节制又激愤”。这片土地被工厂烟囱的灰尘和噪音变得十分恐怖,毫无目的的人们驾车在街上四处奔驰,思想空虚的人们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在一起,发泄着自己的不快,互相推挤。神不可能在这种地方停留。 ——甘地著,金泰仁 译,《村庄拯救世界》,绿色评论社,2006

甘地主张印度文明不要走西方走过的血路,而是要沿着一条源于单纯、健康生活的和平之路前行。甘地所说的自治(斯瓦拉吉)并不仅仅是从英国那里获得政治上的独立,真正的独立是指“从不知满足的物质欲望以及伴随着战争的西方文明中解脱出来”。斯瓦拉吉意味着自我禁欲,即在单纯、健康、自发的贫困中有尊严地活着。国家这个“没有灵魂的机器”和“在外国的支配下产生的城市”压榨着印度70万个村庄,将数百万人推入了悲惨的深渊。我们只有摆脱这些国家和城市的支配,所有人能够在村庄里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时,才能真正从西方产业主义的病痛中解脱出来,与在我们心中的神共存。

但是可以肯定的说,想走上这条古代的圣贤之路绝非易事。今天的我们无法回到过去过男耕女织的生活,我们已经走在延续了500年的道路上,与其采取极端的方式全盘否定今天的这个世界,我们不如在自己所在的位置上竭尽所能。第一步就是要重新认识我们生存的近代世界。

“支配过去者支配未来”,这句话在今天也同样适用。换句话说,我们要开创新的未来就必须对世界史有新的认识。我们必须充分考虑过去无法掌握的历史的各种可能性,重写近代世界史。如果只是一味强调过去的西方文明如何支配世界、残酷地榨取世界财富,那无异于在意识形态领域起到了推动作用,促使人们相信世界其他地区屈服于西方强大的支配力之下,并且今后西方文明也将继续统治世界。

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并不能只满足于批判西方文明,我们的义务也不仅仅是向饱受压迫的人表达同情,我们急需更加积极地对历史进行再评价。回过头看,近代世界绝不是在某个国家或某个文明圈的主导下建立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所有文明圈都对近代世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和印度文明的深远智慧为世界知性带来了灵感,美洲多样的植物资源丰富了世界人的餐桌,非洲的音乐诉说了世界人的心声,西方文明起到了促进世界化、全球化进程的引爆作用,虽然在帝国主义时代西方文明确实掌握了地球的霸权,但不能因此说是他们独自创造了这个世界。
虽然这个世界是充斥着暴力的世界,但那力量并没有均匀的分布在世界各地区。全世界被卷入了一个市场经济之中,帝国主义支配体系表面看来在无止境地扩张,但这种暴力扩张在各地区文化的作用下也会受到抵制、变形,或是被选择性地接受。我们要认识到大航海时代既是一个暴力的时代,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同时也诞生了创造性的对策。未来没有定数,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地球村的未来不是追逐一条机械的固步自封之路,而是由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共同开创的未来之路。

文摘
郑和的远征:昙花一现的海洋帝国?

最近针对中国、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等亚洲诸国的研究,均在强调这些国家都没有被禁锢在自己的领土内,而是具有强大的海上扩张能力。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明朝初年郑和的远征。郑和 是出身于穆斯林家庭的宦官,他奉皇命在1405年到1433年间七次横渡印度洋。8千吨级的大型船舶行驶于整个船队的中央,2-3万人分乘60余艘大型舰船和100余艘小船,共航行18万5千公里,这是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海上行动。如果某一天这种大型船队突然出现,人们将会切实感受到大明帝国的威严。
特别是行驶于船队中央的旗舰,又被称为宝船、西洋宝船,或西洋取宝船,因运载着赐给各地统治者的物品和各地统治者献给皇帝的贡品,而有“宝物运送船”之意。最大的宝船长150米,宽60米,按照现在的标准衡量不知是否令人惊叹,但在15世纪的当时这不仅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船舶,而且比19世纪以前英国海军中最大的船只还要大3倍以上。

郑和船队曾到达印度洋沿岸的30个国家,最远至非洲东海岸。马欢是与郑和同行的阿拉伯语翻译,航行中他看到了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不禁感叹“这个世界为何如此不同”。郑和记录下他曾到过“木骨都束”,虽然无法确定现在这里为何处(也许是马达加斯加?),但确信无疑的是该地位于非洲东海岸。在东部非洲基尔瓦阿布扎比清真寺的穹顶内出土了大量中国明代的古瓷器,说明这里与中国的贸易曾相当活跃。郑和远征中规模最大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远征,在44天中不间断地航行了5000公里,这种高速航行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目前我们所了解的郑和远征就不得不说是一项伟大的航海壮举,最近一位叫做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的前任英国潜水艇舰长,也是一位业余历史学家,他出版了一部惊世之作。他在书中指出郑和在1421年到达过包括美洲大陆在内的世界各个地区,并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利福尼亚等地建立了殖民地,甚至探访过玛雅文明,还在亚马逊流域进行过钻石交易。在历时两年半的时间里航行了数万公里,并且到过北极圈和太平洋,这即是孟席斯所谓的完成了伟大壮举的“1421年假说”。部分中国学者接受了这种假说,因为这可以为中国的历史增添光彩,但这却很难得到他国学者的承认。我个人持保留意见,因为他的主张仅建立在非常间接的推论基础上,缺少直接证据。当然支撑这一学说的绝定性证据说不定在某一天会突然出现。

关于郑和远征一直存在一个疑问,那就是明王朝到底为什么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海上探险活动,其目的是什么?
远征并不是漫无目的的,这与明朝初年皇族间争夺皇权的斗争有一定的联系。明朝第三位皇帝永乐帝发动历时三年的内战,最终从侄子建文手中成功夺取了皇位。在南京变乱中曾发生激战,致使宫殿全部毁于战火。据传建文帝自杀,但他的尸身却未被发现。因此当时传言他已逃亡海外的各种流言蜚语盛极一时。郑和远征时声称的理由之一正是要寻找建文帝的下落。

中国史研究的大家李约瑟认为除要寻找先皇的行踪外,郑和的远征还有如下六点原因。第一,向印度洋各地区的统治者彰显中国的威严。第二,让各国承认中国的统治权,并向中国朝贡。第三,鼓励中国的海上贸易。第四,搜寻奇珍异宝。第五,勘察海路及沿海防御等。第六,调查这些地区国家的实力。

可事实上中国与印度洋国家间的商品交换早已存在,再重新主张鼓励贸易是远征的目的有些牵强。远征往往被强调是出于博物学的目的,果然只是为了将斑马、鸵鸟、长颈鹿等异国动物带回皇家动物园吗?这种下西洋的目的说也是值得怀疑的。因此,郑和远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仍旧是一个未解之谜。出现众多谜团的原因在于后来明王朝实施海禁政策以后,有意将郑和远征的记录销毁了。

然而我们需要考虑郑和远征的性质问题。正如李约瑟所讲,一般情况下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主张中国的海外扩张采取的是和平手段。他们强调后期欧洲人在向海外扩张时常暴露出极度的残忍性、暴力性和基督教传教的排他性,与此相比较,中国的扩张并不存在武力征服和剥削,而是包容对方的文化。郑和一行的目的仅在向异国展示中国皇帝的威仪。最近中国常强调郑和远征等海外扩张的历史事件(试想一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之一正是郑和的帆船和中国文明向世界的传播),并着重指出采用的是和平手段,这与当今中国走向世界之意图是紧密相连的。
当然事实上在郑和的远征中可以找到和平与宽容,典型证据是1409年郑和在斯里兰卡的加勒(Galle)立下的石碑。郑和为了对此次一帆风顺的航行表示感谢,开展佛事,并树立了纪念碑。碑文刻有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中文记录了郑和在航海人曾经许过愿的寺院中礼佛,泰米尔文记录了中国皇帝对印度教毗湿奴神的化身特那伐雷那延那的崇敬,波斯文则颂扬了真主安拉和伊斯兰诸圣。并且记录了向佛祖、毗湿奴和安拉各进献了黄金一千两、白银五千两和丝绸一百匹等大量的供品。在一块石碑上用三种文字颂扬了三种宗教的神,这应该如何解释呢?是因为不知道应该相信哪一位神灵而上的保险吗?不管原因如何,但可以看出中国没有要将自己国家的宗教信仰强加给其他亚洲国家的意图,更显现出宗教的宽容和实用主义的精神。

但从整体上看,郑和船队不能仅仅说是非暴力与和平的。在第二次远征时击沉了十艘海盗船,在三佛齐国抓住了海盗头目陈祖义,将其押送回中国斩首,并在当地斩杀了数千名海盗。特别是第三次远征时,斯里兰卡爆发的武装冲突事件值得注意。斯里兰卡国王亚烈苦奈儿(Alagakkonara)率兵前来讨伐郑和,郑和成功反击,抓住了国王和朝臣,并押解回国。不过明廷对他们非常热情,改立邪巴来那为王之后将他们释放回国。针对这一事件李约瑟认为中国强调的是和平手段,但这一事件应视为出于下次航海安全的考虑。明朝是为了在此地区强化中国的影响力,而实施了高超的外交手段。因而很难将这一事件看成是单纯的和平主义。反而从两千名士兵闯入王宫,逮捕国王和朝臣一事来看,郑和船队是一支非常有实力的武装力量。

那么基于此,就不应将郑和远征的意图单纯地视为和平外交或彰显中国皇帝的威仪,而应该看成是为了达到某种实际的目标而采取的行动。远征的结果是东南亚诸国成为了中国的朝贡国,而曾一度是海上强国的、位于爪哇东部的满者伯夷,在郑和船队到来后,其区域盟主的地位被中国取代了。中国将马六甲当成了新的盟友,马六甲与巨港和文莱一样,过去一直是向爪哇朝贡的国家。此时却依仗中国,很快成为了该地区的霸主。泰国曾设想通过控制马六甲来抑制中国的海上扩张,但在郑和的手下却大伤元气,不敢再图谋攻打马六甲。这些不就是大国在对特定国家进行保护的同时,通过改变势力的均衡来控制区域秩序的方法吗?因此,部分学者主张在这个时代中国业已成为了“海洋帝国主义”国家。

可是中国却最终放弃了海洋而回归到了内陆。最重要的是因北方内陆地区一直饱受来自异族的威胁,国家内部也爆发了农民起义,再也没有能力耗巨资进行南洋远征了。迁都北京表明国家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北方。昔日曾主导海洋扩张的宦官势力在信奉儒家思想的官员面前没落了。
结果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海禁政策的实施。宝船被拆作燃料,船员充当了建筑工人或普通士兵。甚至郑和远征的记录都被销毁。可见这是要将郑和完全从中国历史中抹除。中国标榜彻底的孤立主义,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将目光投向海外,只要在国内大力发展农业,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支柱构建国家体系就可以了。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因而不需要从外界购买任何东西。这种态度致使中国被淹没在世界史的大潮中。


华侨的命运:死亡与财富

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常听说购买了中国华侨曾住过的房子,在修葺时从砸碎的墙壁里散落出金子。这是因为原来房屋的中国主人用攒下来的钱购买了金子,在家人不知晓的情况下藏到了墙里,晚年突发疾病,连家人都没来得及告诉就去世了。似乎生活十分困窘的华侨们只相信金子。据说韩国华侨也受到了非常残酷的压迫,生活艰辛。时至今日东南亚各地的华侨也常遭到剥削,甚至是屠杀。那么亚洲各地华侨群体在发展进步的同时,遭受残酷压迫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呢?

明代以前中国的海上交流非常活跃,特别是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居民常迁徙到亚洲各地,有时同乡相聚,从而形成了华侨社会。可是15世纪初期郑和远征以后,中国朝廷完全禁止出海,实施了将整个国家与海洋完全隔绝的海禁政策。这样华侨群体被割断了与祖国的联系,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处境凄苦。
海禁政策是极其残酷的,未经允许而擅自出海被发现的话,必会被处以极刑。但中国人是绝对不会完全停止海上活动的。沿海地区居民一有机会就会将目光投向海外,并且一直与海外的华侨进行着秘密交易。这样纵使朝廷实施了海禁,在海外还是形成了小规模的华侨群体。但在海外贸易遭到遏制的情况下,秘密交易活动很难留下详实的文字资料,这对历史学家们来说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16—17世纪在马尼拉例外地形成了大规模的华侨群体。这个地区的历史可以告诉我们在亚洲的海洋上,中国与欧洲间发生了什么?
菲律宾这一国名是根据西班牙王储菲利普(Felipe)(后来的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名字命名的,由此可知西班牙人欲将菲律宾作为殖民亚洲的跳板。西班牙人正在找寻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安全而便捷的据点,当他们得知在菲律宾的吕宋岛上有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存在时,便于1570年引兵来袭。第二年占领了该地区,并建立居留地,希望以此为据点与中国进行贸易。与中国开展贸易,需要中国商人和船只,因此他们积极吸引中国人迁居马尼拉。中国沿海地区的居民也希望避开朝廷的监管来进行海外贸易,西班牙的政策完全符合中国人的需求。在短短的30年间,马尼拉就聚集了无数的中国人,形成了当时规模最大的华侨群体。但是中国朝廷对百姓的海外迁徙却漠不关心。
考察对倭政策便可知晓中国朝廷所持的态度。

一般情况下,倭寇按活动时期可分为14—15世纪的前期倭寇和16世纪的后期倭寇。14—15世纪日本由于战乱频发和自然灾害导致粮食供给严重不足,沿海地区的人们沦为了盗贼。倭患波及了北起朝鲜半岛和山东半岛,南至扬州的广大地区。最终倭患在明王朝和朝鲜朝的顽强攻击下得以平息,可在明王朝实施海禁政策以后,倭寇再次卷土重来。但后期倭寇与上个时代的倭寇有着不同的性质。此时资本主义商业网络已遍布整个东亚,中国国内的各行业也都有很大的发展,并融入了这一商业网以谋取利益,周边国家的商人也同样希望与中国进行贸易。可中国仍在固执地坚守着海禁政策和朝贡贸易体系,中国、日本及周边各地区的商人都想摆脱本国的禁令进行接触。中方却将这些人都贴上了“倭寇”的标签,实际上从后期倭寇的情况来看,已不全是日本人,也不百分百是侵略了。事实上韩国也有关于所抓获的倭寇会讲韩国语的记录。特别是臭名昭著的海盗头目李麻鸿,又称林风,他就非常有可能是中国人,他纠结海盗团伙曾图谋征服马尼拉。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官吏访问马尼拉,与西班牙官员商讨过应对海盗之策。此时中方只讨论了镇压海盗的协作事宜,对华侨问题则毫不在意。由于定居海外的中国人数激增,西班牙望中方对该地区的中国人进行妥善管理。可中方却声明西班牙通过中国商人在进行中国与菲律宾,或菲律宾与其他东南亚地区间的贸易时,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即使利润增加,中方也绝不会干预。在这种完全丧失本国政府保护的情况下,国外的侨民有时会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16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与中国间丝绸贸易的增长,定居菲律宾的中国人也大幅增加。1600年前后往返于中国和马尼拉的船只达30多艘,居住在马尼拉吕宋岛的中国人也突破了25000名。中国人势力的过度增长引发了与西班牙人间的矛盾,结果导致在1603年该地区几乎全部的中国人被屠杀。25000名华侨中仅有500人生还,另有500人逃回了中国,其余均遭到了杀害!

最让人吃惊的是,此事发生以后福建的居民再次前往菲律宾。人们会再次前往血腥杀戮之地真是令人费解。中国商船在此停靠,居住在当地的中国人也开始增加,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华侨数量再次达到了3万。然后悲剧又再次发生了。和以前一样,中国朝廷毫不关心,华侨不得不接受西班牙的管理和统治。双方矛盾再次激化,结果导致1639年居住在菲律宾的中国人约有2万名惨遭杀害。

中国朝廷对海外华侨漠不关心,就连菲律宾境内中国人连续两次惨遭杀戮也置之不理。中国朝廷的立场是没有必要保护违反国法,逃往海外的人。在这种形势下,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是无法与出身于欧洲的商人、主教和军人竞争的。在拥有强大王权保护的西班牙人,通过国家与资本的紧密结合开展有组织商业活动的荷兰人,抑或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面前,中国商人只能通过个人的谨小慎微和商业技巧来支撑。可是宗族间的互助或华侨自治团体的保护网也无法避免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而且也很难构建起贯通辽阔海域的商业网络。虽然有一部分中国商人富甲一方,可重要的是他们不能自主建立和运用近代体制,而只能去参与他人建立的体制。

近代海外扩张的关键取决于国家采取的方式和介入程度的深浅。成为世界海洋主宰的是国家主权与私人资本紧密结合的欧洲各国,而不是对海外侨民漠不关心的中国。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今中国政府重新认识到了全球巨额华侨资本的重要性,并欲将其作为全球扩张的重要一环。近来大力支持华侨史研究的初衷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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