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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北大00后学霸都来自哪些家庭

时间:2022-05-13 14:30:02 来源:网友整理 作者:网友

正文标题

今天的北大00后学霸,都来自哪些家庭?

老师王洪喆与00后学生在北大校园

30年前,

五线小城汉中的第一间游戏厅人气火爆,

装下一批又一批年轻人的迷惘;

20年前,

从小村庄去深圳的流水线女工,

为结交到四海好友而感到快乐……

这是一群北大00后学生记录的父辈故事。

去年开始,

300多位北京大学的00后学生,

将视角对准自己的家庭,

用口述史、媒介考古的方式,

记录下这些具体而微的父辈往事。

2021年10月,

展览《噢!孩子们,千禧一代的家庭史》

在北京举办。

00后学生丁芷宁父母的大学毕业照 1994

展览现场,具有年代感的烟标收藏品

承载着时代记忆的旧刊物

这是现实版《我和我的父辈》,

没有电影诗篇的恢弘巨制,

却有普通生命的酸甜苦辣。

父辈们在生命中经历的

勇气与无奈,取舍与决绝,

超乎了年轻一代的预料,

继而成为他们在未来路途中的供养。

编辑 钱雨朦 责编 陈子文

初秋的北大校园

“你们知道,人类是什么时候登上月球的吗?”

“老师,人类登上过月球吗?”

“老师,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60年代吗?”

这是发生在今年上半年北京大学课堂里的对话,提问者是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老师王洪喆,回答者是一群00后的北大学生。

王洪喆对一条,讲述了这样一个“荒诞”却真实发生在中国一流高等学府的故事。

王洪喆接受一条采访

为什么如今的00后,对距离人类最近的20世纪如此陌生?

作为一个80后东北人,王洪喆亲身经历改革开放、东北下岗潮、教育改变命运……他觉得自己这一代的成长自带历史感。同时作为一个学者、老师,他一直都关心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

王洪喆认为,比较之下,千禧一代年轻人,仿佛处于一个被“熨平了”的世界里,经济高速发展,所有人的生活都在变好,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最平稳的阶段。

但事实上,线性繁荣的社会并不常见。比如,眼前这两年,疫情笼罩世界,隔离成为关键词。暗流涌动之下,如何让这一代年轻人,在获得个人成长的同时,培养起历史感,更好地面对未来世界的不稳定?

接受一条采访的5位北大00后

一个可能的做法是,回到社会的最小单元——家庭,去发掘日常之下被忽略的过去。

在这项家庭史写作课程作业里,有人回顾自己所处的移民家庭的往事,有人回到母亲的前半生,去记录平凡女性的独立之路……这群00后不仅仅是客观的记录者,更是参与者与反思者。

以下是5位北大学生的讲述。

我来自普通工薪家庭,几代人按部就班地生活在陕西汉中这个五线城市里,总感觉没什么家庭史可写。

直到听闻我的任务后,一向不太擅长表达的父亲,从地下室找出超级任天堂、索尼PS1游戏机和游戏光盘,我才知道,我的父亲,一名体制内公务员,曾是小城第一家游戏厅的老板。

时间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初,父亲从陕西省商业学校毕业,到市物资贸易中心工作。那时的物资局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物资买卖都需经过这里,有体制内外的差价,稳赚不赔。1992年国企改革后,一切都变了,父亲响应号召,“身先士卒”下了岗。

迫于生计,父亲寻找新经济体制下的可能。从小就玩街机游戏的经历,给了他启发。他去省城西安考察,看到了日本引进的超级任天堂和索尼PS光碟游戏机。

超级任天堂、索尼PS1游戏机和光盘

当年,这类磁卡或光盘导入的游戏机价格高,家庭购买的人极少,但足够新鲜,比如超级任天堂就有一千多种游戏,可玩性高的也有一百多种。

何不开一家新型游戏厅呢?父亲花四万多元,置办了8台全新游戏机,还改装连接数据线,把操作应用到了大屏幕的街机上。

这些尝试太新了,以至于父亲找公安备案之时,对方也是第一次接触。父亲还需反复解释,即将开业的游戏厅没有赌博性质,选址会距离学校500米以上。

1995年7月,紧邻汉中最大夜市的“超人游戏厅”开业。人均月薪200元左右的当年,游戏厅每小时收费4元,并不便宜,但生意兴旺。最好的时候,从中午到晚上十点多都是满机状态,每个位置旁都有等待的人围观。

游戏厅里,从不缺年轻面孔,但熟客是“奢侈”。经济改革的大浪下,年轻人不得不面对本地急剧减少的工作机会,陷入迷茫。父亲见过不少待业青年来打游戏,情绪发泄到按键和虚拟角色中,关系好的还能帮忙看店。但他们往往今天开着玩笑,明天就此消失。

离开安逸小城,去发达的沿海地带寻求生计,这是那个年代很多人的最终选择。

而游戏厅里,新的年轻人又涌入……

甘鹏褀父亲最喜欢《街头霸王》游戏中 精通中国功夫的春丽角色 截图来自Capcom《街头霸王5》

当然,超人游戏厅的命运是可以预见的。后来,网吧普及,电脑进入千家万户,游戏机变得老旧。父亲转了行,并在2004年关闭了游戏厅。

如今想来,可能是“基因”作祟,我5岁的时候,就学会了电脑游戏,也在小学经历过因为游戏,小小耽误学习的时光。那时的父亲,早已褪去了游戏厅老板的身份,成为了一个下班回家检查电脑是否发烫的严厉中年人。

前不久,父亲翻出老游戏机时,想试着连接电源,看能不能再玩一盘《街头霸王》。屏幕亮起的那一瞬间,他迟滞的手指,一下子灵活起来。

我的老家在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灵固村。我的父辈们有着鲜明的共同点:务农与做工。对于前者,我并不陌生,但对于辗转各地的打工故事,一直了解不深。

我想讲述的是母亲人生中两段做工的经历。

1997年到2001年,母亲在熟人介绍下,到深圳一家中外合资的快餐供应链企业,做鸡肉分割工人。硕大的工作车间里,有7条流水线,母亲所在的流水线上,近30名工人整齐排列。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靴子,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负责分割鸡的不同身体部位。

我下意识会觉得这是一种高度被管理的生活,但母亲却告诉我:“二十年了,最合理的待遇居然是在深圳那个时候。”

相比较落后的皖北村庄,她去到的是改革开放下蒸蒸日上的深圳。虽然工作重复枯燥,但下了生产线,她有许多和她一样从中部地区出来的工友,母亲和她们一起参加厂庆团建,逛世界之窗。即使工资不高,还需省吃俭用寄钱回家,母亲消费不起自己参与加工的洋快餐,但公司常有鸡肉福利,让大家解馋。

上:在深圳,张懿母亲(前排中间)和女工们一起团建 下:在员工宿舍

见世面是一方面,深圳打工,更让只有高中学历的母亲,意识到提升自我的重要性。进厂培训的考试中,她得了满分。母亲还读了半年夜校,虽然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考成人大专,但学习的过程,已让她收获许多。

在我的认知中,如果没有后来的返乡结婚与生育,母亲可能会一直在深圳待下去,活得更好。但她从未在我面前表露过遗憾。

回到家乡后,母亲一边照顾年幼的我与弟弟,一边寻找更多的做工机会。2010年开始,在表哥的帮助下,她尝试做起小饰品代加工。发箍、发卡、珠串等小饰品,通常需要手工来制成成品,农闲时节,母亲去义乌找单子,发动起村里的妇女老人打零工。

从义乌运来的手链半成品和村里妇女制作的发箍成品 制作过程并不复杂,但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从一开始的两三百串,到后来的十几二十万份,母亲凭借在外打工的经验和在村里的好人脉,逐渐将小事业做起来。

也许是东南亚或者更远的非洲,这些小饰品的去向,母亲没有特意去询问过。我在电商平台看到过类似的饰品,它们被标上“韩式”的字眼,价格也比村里的劳动者们所获收益高出许多。

这些仅仅是母亲前半生中的做工片段,父母漂零生活的真切感受我无法准确捕捉,但无论是一只鸡翅还是一串饰品,无论是远走他乡还是回归故土,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和才智,与这个巨大的充满变化的世界,在发生着关联。

今年,在我进入大学的第二年,母亲也在寻觅着再考成人大专的机会,她可能会为学习英语而头疼,但我相信,这一次,她一定可以完成她的目标。

北京去新疆阿克苏的飞机,需要经停乌鲁木齐,前后差不多要7个小时。

今年五月,借着放假间隙,我回了趟阿克苏。

和2021年的飞行不同,1981年的7月,来自四川省安岳县的一群人,要用脚步丈量这趟未知的长途旅程。

徒步从安岳走向成都,再买上人生的第一张火车票,去往4000公里外的南疆。他们是教科书上书写的踌躇满志、自觉投入边疆建设的有为青年,但更加是为了不挨饿与活下去的普通人。这群人中,便有着我的外公、二外公、小姨婆和二舅公。

一直以来,我都知道他们到新疆的不易,却不清楚这条路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那趟火车因为四川盆地一场极为罕见的持续暴雨,而停在了陕南的荒野中。外公一行人,沿路靠着救济,睡桥下涵洞,暴走四五天,去向最近的甘肃天水站。

上:童玥外公外婆的结婚照 下:外公(前排右1)等人在四川老家时的合影

一个月后,他们抵达目的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一师十四团。

兵团,是我生长的地方,却较少被外界了解。它承担着军农合一的历史使命,有着师、团场、连队的层级划分,和省市县乡的地方体制类似。

之后的几年间,我的外婆、母亲等人陆续来到新疆。这种相聚并非是圆满的完成时,而是团结在一起,去开垦拓荒,维持生计的进行时。

在四川老家,外公外婆已育有我母亲和二姨两个女儿,计划生育的年代,他们靠着人情关系免受巨额罚款。而80年代初的新疆,因为人口不足,甚至允许生育三胎,后来,外公外婆在新疆生下了我的舅舅。

现实比我想象的更复杂。其实,哪怕新疆当年政策允许,考虑到生活的负担,外公外婆也不打算留下孩子,最后被团部医生拦住了。对方站在团场建设缺人和未来按人头分发物资的角度,劝服了外公。

回忆起当年,外公笑了。他们并不像我预设的那样,以自我怜悯的视角看待一切,抱怨运气不好或埋怨他人。取而代之,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踏实劳作,去解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让孩子吃饱饭,住进还算可以的土房子之中。

童玥外公(右1)与舅公们在新疆的合影

后来,外公取得正式职工的位置,生活也随之变得优渥。我的母亲在读高中前,已经换过三辆自行车,后来他们姐弟三人,都到内地读大学,受到好的教育。

通过这次家庭史的书写,我似乎第一次坐下来,放下年轻人自恃掌握话语权的傲气,以平视的角度来与祖辈对话。

他们用自己的踏实努力,为后代去争取了更多远行的机会,但这种主动选择的跃升与他们当年的被迫离乡,已然不同。

我出生在巴西圣保罗的一个华侨家庭,8岁那年,父母回国发展,我跟着他们的脚步,第一次回到故乡: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

那时的我,中文讲不利索,更何谈难懂的青田方言。阿太(外曾祖母,方言读作e tá,也可以用来称呼男性)就是这样一个讲着方言忽然出现在我生活中的老人。

季俊豪阿太(右)和她母亲的合影

阿太一个人住,非常节俭,她跟着天光作息,不愿意开灯,总是坐在窗户边的木椅上念着“阿弥陀佛”,给菩萨纳小小的绣花鞋。

我下意识不喜欢去阿太家,听不懂她说话,也听不懂电视上放着的越剧和收音机里播的佛经。她的房间里总有着很重的味道,也许是老式木头柜的味道,也许就是“老人味”。

上:季俊豪阿太纳的绣花鞋 下:手织的麻布

当我接到家庭史的作业之时,自觉素材颇丰。我的祖辈是中国第一代移民,家族成员遍布欧洲、南美洲各国。母亲也会在日常生活中和我聊祖辈,包括这位她成长中最亲密的阿太的故事。

“苦,她这一生太苦了。”母亲这样概况阿太的一生,这也是我想要书写她的原因。

阿太1928年生于青田县方山乡,是家中的独女,她一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阿太就与她的外婆清苦过活,抗日战争时,日军闯入家门,阿太就躲在她外婆的围裙下面,她说:“看日本军一眼就能被吓死。”

我查阅家族志,能够清晰地看到家中祖辈男性,经过长距离的跋涉抵达海外,并通过“提包挈卖”(该词也来自方言,指初代青田华侨在海外的营生:扛着中国特色的装有日用物品的大编织袋,一家一户敲门兜售)生存置业,再对故乡做出贡献的历程。

比如阿太的继父是三下南洋从事贩卖石刻生意的商人,还在菲律宾创办上海书局,编印抗日救国材料,获得政府的嘉奖。但历史文献,却对于男性出走后、留在家中的女性少有描述。

季俊豪阿太生活过的老屋

阿太在23岁那年,被迫嫁给了并不喜欢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外曾祖父。结婚生子后,受到历史风波的影响,外曾祖父成了跑路海外的一员,辗转到巴西讨生活。阿太就留在了村里,照顾老人孩子,成了顶梁柱。

后来,外曾祖父在巴西定居,并娶了新的太太,有了另一个家庭。经济上,他照应着国内的家庭,我的外公外婆也相继去到巴西发展,除了母亲在国内跟着阿太长大,我的舅舅们直接出生在海外。

阿太也曾在1994年到1998年间去巴西生活过一段时间,但对于这个守着老宅过了一辈子的老人而言,那里始终过于陌生。

季俊豪外曾祖父和阿太在巴西的合影

2011年,阿太走到了她生命的终点,弥留之际,她对我母亲说:“你们能不出去就不出去了吧,你阿公的老房子不能丢下不管。”

如今,我和父母还有姐姐弟弟都长久在国内生活,每次踏入家门,我脱口而出的,是一句句和阿太一样的青田话。母亲叮嘱我们,回家了,就要说家乡话。

我的母亲很普通。在家里,父亲喜欢讲自己的过去,对时事侃侃而谈,她却很少谈论自己,发表观点。工作上,她是勤恳认真但有些无聊的办公室文员。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女性,成了我家庭史写作中的主角,透过泛黄的家书、老照片、日记、同学录,我第一次跳出了“女儿-母亲”的单一视角,看到了一个从家族独立出来、自由追求爱情的不平凡的女性。

母亲1973年出生于天津蓟县(如今的蓟州区)的一个干部家庭,作为家里最受疼爱的小女儿,她本可以一直在舒适圈中长大。

但母亲不想这样,她希望努力考学,离开蓟县这样一个闭塞的小县城,去到她心中真正的大城市工作生活。

这在如今看来不奇怪,但在那个子承父业,关系胜于能力的年代,多了一些叛逆与自由的色彩。

母亲是文艺青年,她爱看书写作,考到天津城市建设学院上学后,进入到一个叫“蓝宇文学社”的校园社团,还做了学院院报的编辑。

上世纪末天津村庄里,丁芷宁父母的婚礼

通过细腻的文字和表达,母亲留下了许多那个年代女性对自己人生境遇的深刻思考。

在一封母亲写给父亲(他们是大学同学)的信件中,已是父亲女友的母亲,毫不避讳地聊起自己无疾而终的高中初恋。她认为被帅气外表吸引是短暂的,真正意义上相互理解的爱情才是她想要的。而当她规划起和父亲的未来,字里行间有青涩的悸动,也有现实与理想交织矛盾的复杂情绪。

有意思的是,母亲还写下了当年风靡全国的电视剧《渴望》的观后感,她被其中人物的做法震撼,也反省自我,需要多读书,提升思想境界。

上:丁芷宁母亲中学同学录 下:详实的育儿摘抄、日记和剪报

其实一开始,姥姥姥爷并不赞成父母的婚姻,父亲来自农村,但同样独立的他也是早早离开原生家庭,跑各地闯天下,在私企拿着丰厚的待遇,见多识广。母亲努力说服老人克服门第观念,认下了这只“潜力股”。

在她看来,两个独立个体的结合,有利于实现她在城市建立自己小家庭的目标。

说白了,她不希望自己的日常生活被公婆指手画脚,或与大家族有太多牵连,她要在自己的小家说了算。2001年,父母依靠自己的积蓄加上东拼西凑的5万元付完首付,成为天津第7个贷款买房的家庭。

年轻时的丁芷宁父母

我问过母亲:“如果没有结婚,你的人生会不会有更多的可能?”母亲答:“我们当初就是很自然地想要结婚生子,觉得这是人生必经之路。”

这句话放在如今,可能一点也不“酷”。但在我看来,母亲勇敢地从县城出走,靠努力在城市扎根、建立家庭,并过上了自己想要的自由独立的生活。

这就是我心中最酷的人。

编辑后记: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始终在思考,如何建立“历史感”?

在这里,它可能是打开宏大历史的另一面,去最日常的家庭生活里,寻找更多细腻的叙事。正如王洪喆所说,“大部分人是生活在’中间’的,他们既关注时代发生了什么,也关心个体的生计,而个体与时代的牵连是复杂的。”

不善表达的甘鹏褀父亲,在儿子关于游戏厅的问题抛出后,洋洋洒洒写下了3000字的前半生总结,字里行间,道不完青年下海的豪迈,也有往事翻篇的唏嘘。

张懿记得,母亲百分之七十的照片,都摄于世纪之交的深圳。她依然惦念着合影里的那些工友,期待可以从社交媒体上找到联系方式。

回想展览一开始的介绍视频里,这群00后大学生,用五湖四海的方言说出一句:噢,孩子们。无数家庭、地域、文化交织在一起,汇成时代的声音。

这一句词“噢,孩子们”,来自NickCave的《O Children》。它曾作为配乐,出现在《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中:主人公长大成人,开始直面且改变世界,他们在摸索中奔向未知,在迷途中回望时,收音机里传来了这首歌曲。

北京大学秋景

也许能够让千禧一代真正记住的,就是父辈祖辈们在各种考验面前,所展现的勇气与无奈,取舍与决绝。

而当他们在未来的路途中,面对疑惑迷茫时,更需要回头看看,过去的人是怎样活过来的。

感谢王雅婷、申彤、薇薇安及北京大学“中国当代艺术档案”专馆对采访提供的帮助。

摄影:曹雪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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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更:

有不少抱怨我没有介绍韦东奕具体工作的,我刷这个问题下面的回答已经刷到了好多个了,抱怨的人自己都不看的吗?那我再复制粘贴一下官方的介绍吧。

韦东奕合作文章上布尔巴基报告的新闻,发在上CPAM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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